[内容提要]：本文从湖湘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对湖南区域性政治传统的看法。从湖南的地理位置，湖湘文化的显著特点以及湖湘文化的传承三个方面分析了湖南区域政治传统的形成，各个时期湘籍政治家群体的规模、特点等，最后通过对湖湘人物毛泽东的个案分析进一步说明湖湘文化对湖南区域政治传统的影响。
[关键词]：湖湘文化 经世致用 区域政治传统 政治家群体
社会学认为，任何人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性格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湖南作为中国的内陆省份，在古代史上，开发较晚，“碌碌无所轻重天下”，不能不令人产生“湖南人物，罕见史传”的浩叹。但是近代以来“人文荟萃，人才辈出”“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湖湘文化的社会功能，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近现代的政治，思想及其它领域的变化。”[1]湖南一跃而成“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省份，湖湘文化的代代传播与影响功不可没。在这里，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在湖湘文化背景的薰陶下，湖南政治群体的发展变化，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具有湖湘文化特点的湖南区域政治传统。
一、湖南区域政治传统：湖湘文化个性化的历史沉淀
文化是包括人们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以及各种意识形态在内的复合体，作为绚丽多彩的区域文化——湖湘文化独树一帜，不仅有文化的共性，更有自己的内涵与特点，对湖湘士人的成长甚至整个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都有着深远影响。
湖湘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王兴国先生在《湖湘文化纵横谈》一书中阐述说：“从文化的层次上加以划分，所谓狭义的湖湘文化是指‘雅文化’，即经过知识分子再加工的精英文化；所谓‘广义’的湖湘文化则包含湖湘的雅文化与俗文化，即广泛存在于湖南各族人民中的具有特色的民风、民俗，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等的总和。”[2]我们这里所研究的是狭义的湖湘文化，田中阳先生给湖湘文化的范畴作了一定限定性表述：“我探究的课题中的‘湖湘文化’不是广义的湖湘文化，既不包括先秦时期的楚文化，也不包括民情风俗层次的湖湘文化，它特指近世湖湘文化，即滥觞于南宋时期，由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集其大成，影响湖南乃至中国数百年历史进程的区域性文化思想流派。”[3]作为独立的湖湘文化及其实体湖湘学派起源于北宋，形成于南宋。主要创始人有胡安国、胡宏、张栻。胡安国与其子胡宏虽为福建崇安人，但久居湖南衡山一带，著书立说，并创建了碧泉书院，聚徒讲学，从而开创湖湘学派；张栻主教岳麓书院，造诣极高，在湖南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形成了宋代理学中一个独立的学派，人们便将其称之湖湘学派。湖湘文化也经几代人的传承和实践不断丰富、发展与创新，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沃土，不断孕育着新的生命；它已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不断陶冶湖湘学子的性格与情操；它已成为一种文化氛围，不断激励湖南学子谱写担戴天下的人生壮曲。
湖湘文化不同于巴蜀文化、岭南文化、齐鲁文化等，它是深深扎根于湖南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深深地印上了湖南的区域性特点。文化要受特定的地理环境限制，那么毫无疑问一种区域性文化的形成总和地理环境有着密切联系。所以说，湖湘文化“生于斯，长于斯”必定要打上湖南地理环境的烙印。
钱基博这样分析湖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围。其他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淡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学风，盖地理使之然也。”[4]那么，湖南的地理位置对于湖湘文化形成的影响表现在哪里呢？我认为它是湖湘文化“热于政治而冷于经济”特征的重要客观原因。
湖南近代人才辈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从集大成者王夫之到“开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从威振四海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到“晚清思想界一慧星”（梁启超语）谭嗣同，从辛亥革命中“第一流政治家”宋教仁到领导人民得解放的毛泽东等等无数湖湘学子在史册上大放溢彩。他们或是才思敏捷的思想家，或是运筹惟幄的军事家，或是“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政治家，却未见经济实业方面的巨子。这与湖南处于内陆省份，三面环山、一面环水的地理位置有直接联系。湖南东部是罗霄山脉，西部是武陵山脉与雪峰山脉，南面是南岭山脉，只有北面是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境内多为高山、丘陵地区，交通不发达，有“七分山水二分田”的说法，交通极为不便，加上一直以来未曾得到开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工商业基础薄弱，没有沿海城市广阔的舞台，经济实业巨子当然难以造就。所以从湖南的地理位置分析上看，湖南形成区域政治传统远比形成经济强省要容易得多。
我们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这只是湖南区域政治传统形成的客观原因。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变化发展是内因与外因两者相作用的。而内因才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根据所以我们要从湖湘文化的本质特征来看湖南区域政治传统的形成。
罗福惠与饶怀民各将湖湘文化概括为四个方面的特征。罗说：第一，文化中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各个层次上的代表人物，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守旧的，大都是相应阶段上的政治家；第二，文化具有一种明显的连续性，集中表现为珍视和总结前代乡贤的思想文化遗产，更尤为重视哲学；第三，学风盛炽，士人刻苦自勉；第四，民风强悍。士人性格强韧，单厉敢死。[5]饶说：第一，士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责任感，大都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第二，民心刚正质直，士人讲求和注重气节；第三，民性朴实勤勉，刻苦耐劳，勇于任事，具有一种实干精神，第四，民风强悍，士大夫都具有一种大胆开拓的创造气魄和投身于政治洪流的献身精神。[6]我们将两者相比较不难发现，他们都提到了湖湘文化中的参政意识，正是这种积极投身于政治的意识，使湖南涌现出叱咤风云的大批政治家，促进了湖南区域政治传统的形成。
湖湘学派创立时便已形成经世致用的学风，这是湖湘文化中的重要特色，它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相结合，尤其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正是这种学术心理与积极面世的人生价值取向为湖南政治家群体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
从湖湘文化的创始人胡氏父子开始，经世致用的学风便代代相传，从未枯竭。南宋时期，胡安国将《春秋》作为经世大典，认为孔子的《春秋》阐明的就是格物经世之志；其儿子胡宏强调经世致用，以为“致知”须与“力行”相结合，致知的目的是为了力行；张栻强调“知行并发”，“贵实用而耻空言”，“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7］⑧。他抨击当时一些学者好空言而不求实践的弊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到了明清之际，出现了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伟大思想家王夫之。当清兵南下之际，他力主抗清，并亲自带兵狙击清兵于衡山，失败后隐居湘西山区，伏居瑶洞，著书于四十年之久，将经世致用学风推向新的高潮，其作品深刻地影响了湖湘士人。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深受王夫之“超时更新”、“因时变法”等进步思想影响，写出了《海国图志》这样跨时代的经世之作。其编撰目的就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8]左宗棠认为，《海国图志》乃是魏源“发愤而作也”。第一个将“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付诸行动的便是曾国藩与左宗棠等人，他们大力提倡经世之学，购买外国船炮、设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开船局、改革弊政等，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失败后，使中国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政治维新对民族前途的重要性，中国又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维新变法运动，湖南再一次走在了这场政治变革的最前列。毛泽东早年也指出，“中国维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设，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9]这场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便是湖南浏阳人谭嗣同。他深受王夫之学说影响，钻研经世之学，以期实现“为驰骋不羁之文，讲霸王经世之略”[10]的宏大志向。他认为只有维新运动才能解除民族危机，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他说：“中国不变法以期振作，使外洋人入而代为变之，则养生送死之利权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黄种人民，胥为白种之奴役。”[11]谭嗣同对封建的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正是历来的封建礼教束缚人的思想，使人不敢言，禁锢人的心灵，使人不敢思考，不敢有半点变革的新思潮萌发，这样，害人的专制统治得以维持。经世致用学风再次在谭嗣同这里得到了提炼与升华。
可是维新变法在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下仅仅持续百日左右便夭折了。谭嗣同也因投身于维新变法的救亡图存运动而招致杀身之祸。戊戌政变发生后，不少人劝他至日本避难，他坚决拒绝，毅然表示要以自己的鲜血铺通变法之路：“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2]谭嗣同这种为国家命运而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生命的献身精神永载史册，为历代湖湘学子所歌颂！
维新运动的失败再次使忧国忧民的志士意识到改革不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发动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熏陶成长起来的近代湖南人又一次献身革命。黄兴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03年，黄兴组织华兴会，1905年在东京与孙中山携手共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领导萍浏醴起义时，以都督龚春台名义发布的起义檄文中明确宣布：“本督师为同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期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已之私产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利权，且以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社会。”[13]黄兴在民主革命时期，从组建革命团体到策划革命起义他都躬行实践处处体现了他求实务实的思想特征。毛泽东说：“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蔡锷说他“以勇健开国，继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身者。”这些均是对黄兴革命实行家的生动写照。
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失败，但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许多湖南志士深受震撼。然而，大家不得不再次思考中华民族的出路，再次探求中华民族的前途。在湖南这片人杰地灵的沃土上，受湖湘文化传承的湖湘学子又开始了漫漫求索之路。伟大领袖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崇尚实践的学风，积极投身于政治生活，经历过数次改造湖南的实践，都未成功，他逐渐认识到：“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社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社会的方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贤本家，亦是永远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提倡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4]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读书活动与早期革命活动都是在湖南进行的。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浸润着湖湘学子的坚韧不拔、践履笃实的个性特征。在“五四”期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领导反帝爱国运动，开展新文化运动，组织留学勤工俭学等，湖湘文化再次得以发展，并不断输入新思想，湖南思想界大放溢彩，湖南也成为中国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重要基地。
纵观上述所论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学风在各个不同代表人物上的丰富与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共同点。以人生价值取向来看，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追求“治国平天下”；从学术风气来说，都注重实际，提倡理论联系实践的作风；从个人行为来看，都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从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到魏源的《皇船经世文编》、《海国图志》的史论著作，都是研究历代治乱兴亡之道，探索经邦治国的经世杰作，书中都蕴含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加上湖湘文化的历代相传，湖南的文人志士由此形成了一种薪尽火传的群体参政意识。正如杨昌济所说：“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国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15]这种意识通过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创办的“南学会”、“时务学堂”，黄兴、宋教仁、刘揆一、刘道一等人组成的“华兴会”以及由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新民学会”等政治团体的宣传，把湖南大批优秀青年都吸引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从政之路，因而使湖南少有如张骞等实业巨子的出现，而产生了在政治领域各领风骚的人物。湖湘文化与政治家的相辅相成才形成了湖南区域近代各个时期的政治传统。
湖湘文化根植于湖南，但我们并不能孤立地看待它，片面地认为它仅仅属于湖南，湖湘文化同样也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养料而逐渐演变过来的。湖湘文化隶属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以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将孔子著《春秋》看成经世典作便可看出。儒家政治文化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如田中阳所说：“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位居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学坐椅，它产生自然经济和宗法血缘环境，它的基本特点是由伦理权力化达到权力伦理化，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皆融于现实之中，并为政治服务。”[16]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对于从政也是津津乐道，都潜心研究政治方面的学问。王国维说：“披我中国之哲学，凡哲学无不欲谦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己。孔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汉之贾董，宋云张程朱陆，明之罗王无不然。[17]在中国儒家政治文化沃土上孕育出的湖湘文化必然受其影响，以政治作为人生价值取向，成为湖南区域政治传统的重要特点。近世，湖湘大地上生长的湖湘学士王夫之、魏源、曾国藩、黄兴、毛泽东等等，深受湖湘文化浸润，将经世致用作为治学与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尽其所能来治理国家、治理天下，许多忧国忧民者有的提出改革治世的主张，有的身亲力行，都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将其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甚如此，莫言事急实流涕。若道汉唐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在戊戌辛亥时期，更流行“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18]一说，成为湖南人不容置疑的信念。
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冲天豪气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也正是在其影响下，大批湖湘学子投身政治革命，为谋求中华民族的命运洒下了热血，也使湖南作为内陆省份成为政治人才风云际会的地方。所以说，湖南区域政治传统的形成与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湘籍政治家群体：湖湘文化映照的群体结构
湖南区域政治传统从南宋时期的初步萌芽到近现代史上的辉煌，经历了几代湖湘学子的共同努力。湘籍政治家群体也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演变，从最开始的寥寥无几到“于斯为盛”。据张伟然博士《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一书统计，《汉书》所载士人凡510，湖南为0；《后汉书》载士人990，湖南为4；《三国志》载士人625，湖南有9；《晋书》载湖南士人16人；《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各载湖南士人1人；《隋书》中湖南士人又成空白；唐大中年间（公元847－859）长沙刘蜕考中进士，号称“破天荒”。正史中所载的列传人物，湖南籍人士在《唐史》中有6人，《宋史》中有26人，《元史》中有12人，《明史》中有41人。随着胡氏父子创立湖湘学派，为湖湘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更培养了一大批引领风骚的湘籍人士。日本学者因田一龟的《新中国分省人物志》收录自汉至明的历史名人凡5690人，按籍贯列表比较，湖南仅55人，占总数的0.96%；现代人物凡677人；湖南籍者42人，占同期总数的6.4%。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鸦片战争以前历史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仅23人，占同期名人总数的0.77%；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名人750人，其中属湘籍者85人，占同期总人数的11.33%。从0.77%到11.33%的数字变化，由此可见，湖南近代以来人才勃起的变化。纽约出版的《北美时报》1986年9月1日的社论也写道：“湘籍历史名人，学者，政治家人数之多，近百年一直居各省之冠。”
每一次中国历史的巨变都会产生与这个时代相关的精英，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湖南近百年来历经风云变幻，人才辈出，我们探究不同时期的湘籍政治家群体更能充分说明湖南区域政治传统的形成。
第一个湘籍政治家群体首推咸同年间的曾国藩及其领导的湘军。曾国藩（1812-1872），字向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兵部、吏部待郎，后又提升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体仁阔、武英殿大学士。正当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轰轰烈烈之势席卷大江南北时，以曾国藩、胡林翼（湖南益阳人）、左宗棠（湖南湘阴人）为代表的湘军崛起于湖湘大地上，与太平天国农民进行了顽强对抗，为当时已呈腐朽衰败之势的满清王朝注入一股生命的活力，从而使清王朝的统治在中国又延长了半个世纪之多。湘军的创建为湖湘学子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据罗尔纲的《湘军新志》统计，湘军将领 182人，除3人出身不明外，书生104人，占57.7%，书生领兵为湘军一大特色，高级将领中八成以上都是书生。曾国藩知人善任，重视人才，凡立有军功者，均向朝廷大力保荐，使之得以迅速升迁。10多年间，湘军将领升至总督的就有湘阴人左宗棠，湘乡人曾国荃、杨昌浚、刘岳昭，衡阳人彭玉麟，长沙人杨岳斌，新宁人刘长佑、刘坤一，浏阳人李兴锐，邵阳人魏光焘，包括曾国藩自己有11人。升任巡抚的有益阳人胡林翼，湘阴人郭嵩焘，新宁人江忠源、江忠义，湘乡人刘蓉、刘锦棠、蒋益澧，李续宾、李续宜，宁乡人刘典，凤凰人田忠恕，桂阳人陈士杰等13人。升至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的多达100余人。因此，举国上下形成了“湖湘弟子满天下”，“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的局面。湘军集团的不断壮大发展，成为统治阶级内部最具权势的力量。
湘军的崛起与湖湘文化这片沃土的哺育有关。湘军领袖曾国藩及其随从都是王夫之的崇拜者，都极力推崇其经世致用之学风，特别是曾国藩在军务、政务最为烦累时的鼎力支持资助《船山遗书》的刊刻出版，其余湘军名将都书生出身，多有宣传经世致用的诗文问世，并且自己亲身实践更是产生感召天下的效应。有了湘军这样一个政治优势，湖湘文化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传播。许多湖湘学子投奔湘军，通过残酷的战争创造和积累了大量运筹决胜的军政经验，涌现出了一大批军政人才，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无疑是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最好的印证。随着湘籍第一个政治家群体的形成，湖南区域政治传统也诞生了。这个时期由于受湘军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为统治者服务的思想，竭力维护封建的礼教、伦理纲常和等级制度，挽救满清王朝。所以，此时的湖南区域政治传统的特点是相对保守的。
第二个觉醒奋起的湘籍政治家群体——以谭嗣同、唐才常（均为湖南浏阳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于19世纪末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曾经说过“湖南以守旧闻天下”的梁启超，这时也赞扬湖南“全省风气大开”。第二个湘籍政治家群体有自己的显著特点。首先，维新士人群体大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如上述的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湖南凤凰人），长沙人皮锡瑞、杨敏毓、毕永年、沈荩，邵阳人樊维，湘潭人易鼐等都是19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人，参加维新运动时只有三四十岁，正值人生嘉年华，谭嗣同为变法牺牲时年仅33岁。诚如梁启超所说：“各县州府和各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已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者，而其数不可计。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18]其次，维新派政治家群体能够迅速得以形成，离不开湖南地方大员及士绅的积极支持与参与。早在1894年，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便以“变风气开辟新政”为己任。随后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都给湖南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维新思想。曾有学者把湖南与北京维新变法作过比较分析，称“戊戌维新运动，在湖南成功，在北京失败，在湖南所以成功，因陈宝箴、黄公度等都是政治家，治望才学，为旧派所钦重，凡所措施，有条不紊，成绩卓著者。反对者虽叫嚣咒骂，而事实俱在，不容抹杀。在北京所以失败，因康有为、梁任公等都是言论家，资望不足，出口大言，而无实际，轻举妄动，弱点毕呈”。[19]因此这一群体所造声势与所创实绩几乎都离不开官与绅的鼎力合作。所谓“湘省风笔之开，较他省尤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抑非长官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之有以致此乎。”[20]最后，维新派政治家群体成立各种学会作为维新思想的宣传阵地。当时湖南共创立学会达12个，如“戒除恶习，讲求实效，崇尚质简”的长沙延年会，“以辅仁益智为主义，俗萌群学”的浏阳群萌学会，“讲求中外公法，尚年等之义，严内讼之权”的法律学会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898年2月1日在长沙正式成立的南学会，其宗旨是“开浚知识，恢张能力，开拓公益”。维新变法思想得以广泛宣传，令群众耳目一新。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些政治组织维新团体，湖南维新运动才得以走在全国最前端。
受各种社会维新思潮的影响，湖南区域政治传统也由保守走向开放了，开始由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已逐步转变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了，谭嗣同在《报贝元征》中曾指出，贝氏所谓洋务“第就所见之轮船已耳，电线已耳，火车已耳，枪炮，水雷及织布，炼铁诸机器已耳。于其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因宜足下之云尔。凡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21] 芷江杨子玉在《湘报》刊登的文章中写道：“官制仍旧，律例仍旧，兵政仍旧，财政仍旧，……如此求富，曷富之有？如此求强，曷强之有？”[22]我们在此不讨论其激进的思想主张，但这一批政治群体能开思想之先河在当时已是一种进步了。
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社会思潮由改良转向了革命。20世纪初的湖南也成为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革命基地之一。受维新思想影响的大多数湖湘学子随时代激流奋勇前进，成为辛亥革命中叱咤风云的人物，第三个湘籍政治家群体由此形成。
辛亥革命时期的湘籍政治家群体将反帝爱国思想与建立民主共和国主张相结合，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后来捍卫辛亥革命果实的护国护法运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政治家群体的显著特点首先表现在其首创性。孙中山创立兴中会，继起响应者首推黄兴和他在国内建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第一份宣传革命的刊物《国民报》，第一本宣传革命思潮的文集《黄帝魂》，第一本介绍孙中山的译作《孙逸仙》，以及同盟会成立后最大规模的萍浏醴起义均是发生在湖南这块风生水起的地方。据统计，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共有99人，其中湖南籍20人，占第一位。同盟会最初两年入盟者共963人，其中湖南志士157人，居各省之冠。华兴会的领导人也成为同盟会的骨干力量。其次，这批湖南人才开始走向世界，到日本和欧美各国接受更为先进的思想。据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统计，当时中国留国学生3395人，湘籍学生即达373人。据查证，长沙黄兴、桃源宋教仁、邵阳蔡锷、新化陈天华、谭人凤、湘乡（今双峰）禹之漠、长沙章士钊、湘潭杨度等等都先后到日本或留学或做工或避难。他们亲眼所见日本经“明治维新”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不断地吸收新的思想养料，回国后将所见所闻大力宣扬，引起很大反响，这也促进了这批湘籍政治家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湖湘文化这片土壤也更加肥沃。
与此同时，湖南区域政治传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思想领域的变革更为深刻，从最初的维新派对满清王朝还带有一丝幻想到如今的轰轰烈烈地结束封建王朝的统治，湖湘学子再一次登上政治舞台，书写了动人的篇章。
湖南人才辈出的盛观一直在延续，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更是灿若群星，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第四批湘籍政治家群体——共产主义者孕育而生。政治团体新民学会是他们重要活动阵地，学会有明确的宗旨，起初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造人心风俗”，后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将学会逐步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组织。当时的新民学会汇集了湖南优秀青年，在毛泽东和蔡和森等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活动，如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改造湖南的实践、赴法勤工俭学等，一大批优秀青年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成长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据统计，1921年中共成立时的57名党员中，湘籍党员有20余名，占总人数的35%以上；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6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10人，占16.1%；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在授予254名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中，湘籍的将领有75人，占人数的29%；10大元帅中，湘籍的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恒3人；10员大将中，湘籍有陈庚、粟裕、谭政、黄克诚、肖劲光、许光达6人；57名上将中，湘籍的有王震、邓华、肖克、杨勇、杨得志等19人，占人数的三分之一；中央军委确定的33名军事家中，湖南籍的有14人，占军事家人数的42.4%；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官中，还有湘籍少将129名。[23]由此可见，该政治家群体对湖南、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影响最为深远的。
宣传和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马克思主义成为这一群体的最显著特点。他们通过赴法求学，向国内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请教以及新民学会的内部学习讨论等途径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3月到1920年底，湖南先后有十几批共364人赴法，占当时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的五分之一，如蔡和森、罗学瓚、徐特立、向警予等。赴法留学的蔡和森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后，及时地通过书信与留在内地的毛泽东等介绍、交流思想，使更多的人思想受到启发、鼓舞。整个群体都抱有极大热情研究马克思主义，追求革命真理，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突出的。此外，这一群体特别注重实践，多干实事、多参加实际斗争。这也是受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深刻影响。他们经常利用节假日去农村、工厂作社会调查，了解工农疾苦，使自己“踏着人生的社会实际说话”。毛泽东等发动长沙各校罢课领导湖南的五四运动，支持北京爱国学生。张敬尧督湖给湖南人民带来了痛苦与灾难，新民学会骨干联合社会力量发动“驱张运动”。以及青年毛泽东试图用新民主义改造湖南社会的湖南自治运动，它有相当雄厚的群众基础，尽管改良最终失败，但对于此后湖南民主运动的迅速发展无疑起了铺垫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表示赞成“应用俄国式的方法”，“马克思的方法”[24]改造湖南。这一群体开始学会运用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决问题，并指导实践，毛泽东后来回忆时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道望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5]所以，注重实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直是湖湘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从小受湖湘文化熏陶的湘籍学子再次将它代代相传，成为这一共产主义者群体的优点。
那么，这一时期便是湖南区域政治传统成熟的时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愈演愈烈，湖南再次成为革命舞台上的主角，这段湖湘人才蔚起的盛况与前几次相比有过而无之不及也。湘籍政治家、军事家的成长成熟也使湖南区域政治传统更趋向理性，先进的指导思想的传播使湖南区域政治更加符合时代潮流，应时代脉膊激情跳跃！
三、青年毛泽东与近代湖湘文化：湖南区域政治传统的个案分析
“大凡一个思想家，他思想体系的建立，总逃不出他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他智慧成长期中的时代环境，这是他的根。其后枝叶茂盛，开花结果，都是从这个根里长出来的。”[26]毛泽东是近代湖湘文化中的杰出代表，他25岁前未出过省，而且是在湖湘文化氛围最浓郁、底蕴最丰厚的湘乡、湘潭、长沙成长，必然受到湖湘文化的熏陶。湖湘文化对他的影响极为深刻，他的思想和活动也打上了湖湘文化深深的烙印。因此，我们以毛泽东为例来说明湖湘文化对湖南区域政治传统的影响。
要真正吸收湖湘文化的精髓，离不开对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的揣摩研习。青年毛泽东在杨昌济等名师的导引下，对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学说做了仔细研究，从而使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融铸在他博大的精神世界之中。
首先，我们来看毛泽东毕生景仰的清代思想家王船山对毛泽东的影响。王船山曾提出民族至上的“三义说”，即君主一姓之兴亡是“一人之上义”，人民之生死是“一时之大义”，民族之兴亡是“古今之通义”，三者关系是“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27]毛泽东对此极为推崇，其《讲堂录》中也多次记下王船山的话。王船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深深影响着毛泽东，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激情。在中国近现代所面临的诸多矛盾中，毛泽东始终把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看作是最主要的矛盾。他领导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最为坚决的浴血奋战，他一直都有顽强的信念，“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种信念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增强了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当之无愧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其次，我们来看湘军领袖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军事上。蔡锷1911年曾编过一本《曾胡治兵语录》，毛泽东认真阅读并将其运用于他后来的军事生涯，在该本书第八章“仁爱”中有曾国藩一段训戒之言：“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生命根本之事。”曾国藩所作长达五百余字的《爱民歌》，表现了他对军民关系的重视。例如，其中“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毛泽东为红军同样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两者的关联，毛泽东对军民关系极端重视的思想与曾国藩的军事思想都有一定渊源。毛泽东在《讲堂录》中也记录了许多对曾国藩的学习心得，如“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28］所以毛泽东会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谭嗣同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谭嗣同的《仁学》流传广泛，他在里面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反对清王朝对毛泽东有很大触动，一直以来毛泽东都反对封建主义，同封建腐朽势力抗争。谭嗣同在《仁学》中强调“冲决网罗”的思想：“网罗重重，与虚空无极，人初须冲决利禄之罗网，次须冲决伦常之罗网，次须冲决天之罗网，终须冲决佛教之罗网”。这给毛泽东巨大的震撼和深刻的启迪，他将“冲决网罗”的思想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伟大事业相结合，真正实现了“冲决网罗”。因此，毛泽东对谭嗣同异常敬仰，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29］
其实，从湖湘文化代表人物出发来探讨湖湘文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也就是一种文化精神在湖湘士子身上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在很多方面都吸收了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精神、民主革命意识、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并且毛泽东将其融合演绎得更为充分与精彩，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在其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毛泽东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把知名人士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在校内外广为散发，产生很大影响。1918年4月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成为其政治活动的重要基地，对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起了推波助澜作用。此外，毛泽东积极利用新闻媒体来宣传革命思潮，把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自己的伟大政治抱负有机结合通过文章表现出来。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的湖湘文化培养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基本素质，使其成为湖湘文化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
但是，湖湘文化中“热于政治而冷于经济”的局限性也在毛泽东的言行中有体现，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由过去的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变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不再是中央的首要与中心任务了，可是毛泽东却以“阶级斗争为纲”，将生产力发展、科技教育的发展放在了次要位置，以至最后酿成十年“文革”的悲剧。
湖湘文化这片沃土塑造了青年毛泽东的政治修养、爱国情怀、经世致用的处世原则。湖南是毛泽东思想最初的发源地，尽管毛泽东后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但湖湘文化精神、文化性格在他身上一直都闪耀着光辉。
在今天看来，以湖湘文化为丰富养料所孕育出的湖南区域政治传统仍有其现实意义。它是湖湘人在生存、享有、创新、发展的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积累，积淀并沿袭传承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其中大力提倡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民族主义意识、舍我其谁的自信心、卓厉敢死的牺牲精神、注重实践的实干作风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价值。而新时期的种种实践、种种思想不会给湖湘文化以更丰富多彩的内容，以湖湘文化为底蕴的湖南区域政治传统也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超越与创新，炼就出引领风骚的精英！
参考文献：
[1][5]《岳麓书院1010周年纪念文集》第1辑；
[2]《湖湘文化纵横谈》，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4页；
[3][16]田中阳：《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一世纪湖南文学》，岳麓书社 2000年版，第9页；
[4]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 1985年版，第1页；
[6]《麓山论史萃编》；
[7]参见《宋元学集•岳麓诸儒学集》，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
[8]魏源：《海国图志》原序；
[9][28][29]《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14页、第581页、第639页；
[10][11] 蔡尚思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6页、第299页；
[12]参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卷1《谭嗣同》；
[13]《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4]《新民学会资料》第23页；
[15]《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
[17]《静庵文集•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18]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全集》；
[19]正先：《黄公度》见《逸经》第10期；
[20]《芷江时务学局公启》，见《湘报》第105号；
[21]《谭嗣同全集》修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2页；
[22]杨子玉：《湖南宜讲求虚心考校之学》，见《湘报》八十一号；
[23]范忠程：《摇篮•故乡•发源地——论湖南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见《湖湘文化论集》（上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24]《新民学会资料》第147页；
[2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26]《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华文出版社1989年北京版，第91页；
[27]《读通鉴论》卷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