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游牧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兴趣源于大学本科。在学考古学的过程中，当时西北大学为我们开设了很多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课程。硕士论文又回到内蒙古主要研究土默特蒙古族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变过程。来北京大学读博士期间，最先的研究就是“草原生态与人文因素”。尽管后来由于出国，博士论文换了题目，但对于游牧社会的研究兴趣一直没减。我指导的博士和硕士论文，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着游牧和生态等，展开田野调查和研究的。区域涉及内蒙古从东部到西部、四川和西藏以及新疆。陈祥军的博士论文就是游牧社会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代表之作。游牧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是研究中华文明历史进程和现实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的认识中，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多民族文明的总和，其中有两条文明主线一直贯穿着中华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其一是在农业生态背景下建构发展起来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明，其二则是北方各游牧民族基于草原生态所形成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意义毋庸多议，但有关游牧文明的探讨则多限于将其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甚至将其与农耕文明所对立。这种观点有悖于多元一体理论所展现的中华文明多样性的实质。
游牧文化作为一种依托于草原生态系统，所形成的独特的、适应这一自然生态系统的文化模式，它与中原农耕文化的结构性差异，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农耕文化的视角和观念去评判其文化优劣和价值。游牧文化的所依托“生态”和所建构“人文”，两者间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需要综合二者进行系统考量才能真正理解游牧文化。出于对当前草原生态问题的理解和应对，草原生态保护的热议也就自然而然了。但由于对草原人文生态及其价值的忽视和不理解，在具体的保护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借生态保护之名进行的集中化安置、围封转移、大规模禁牧等措施对牧业民族的影响，不仅仅是单纯的迫于压力的生计转型。与传统牧业生计的脱离和集中化居住（进城）使得他们离开了“有根的”草原，进入到一种新的“无根的”社会生态之中。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文化社会失衡案例，其背后包含着传统草原人文价值的缺失。失去草原的牧民不仅失去了他们的生计家园，其对草原的认知变迁和人文精神变迁，也昭示着他们对自身精神家园的远离。
建国后至上世纪末，是草原生态失衡出现并不断恶化的四十年。我在二十多年前调查锡林郭勒盟的草原生态时就发现，很多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关注畜—草矛盾，草原载畜量过大成为草原生态被破坏的主要原因。我经过调查发现，草畜矛盾仅仅是一部分因素，很重要的因素来自政策和人的行为。我在当时的“草原生态与人文因素”论文的结尾，提出草原生态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要关注“人—畜—草”三者之间的平衡。并结合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又提出草原生态的平衡，是建立在自然生态、人文生态、人类心态三态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在今天快速集约化的过程中，牧区在社会各个层面都显现出很多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因此，重新思考草原人文—生态平衡性原理，重新认知人—畜—草这一传统生态格局的价值，应当成为我们当前牧区和游牧文化研究的重点。
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保持同步。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便是草原人文精神的重建，而对游牧文化价值的认识和肯定则是这一重建的基础。但在今天草原人文精神的重建却面临着很大挑战。
一
我在我的硕士论文中就讨论到游牧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精巧利用与适应，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各种不同纬度、地形与植被环境的游牧各有其特点。也因此，这种游牧文化的多样性是民族学人类学游牧研究的重点之一。在广阔的欧亚大草原上，历史上游牧一直主导着这一区域在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发展进程。因此，游牧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法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莫斯对生活在北极地区因纽特人的研究。根据民族志的调查资料，莫斯认为，因纽特人受环境因素的制约，他们的社会生活可以分为冬季社会集中期和夏季社会分散期。 莫斯指出，因纽特人的宗教、道德的表现形式及其需求的不同层次等，与这种分散和集中的社会集团原理相对应。普里查德在尼罗河流域对努尔人进行研究。他在调查中发现尼罗河流域农牧兼营的努尔人，在雨季时他们分散在一定的区域里，而到旱季就集中到河流附近，而这样的活动方式与他们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族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马歇尔·莫斯对因纽特人的研究和普理查德对努尔人的研究被视为人类学早期对生态和人类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人类学呈现两种理论倾向：一是反对极端的文化相对论；一是批判现代主义割裂自然与文化的二分法。生态人类学的发展态势是由环境向文化发展；由主要以生计方式为研究对象向综合研究发展。
詹姆斯﹒斯科特从政治人类学的角度，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提出，游牧民和放牧人（如柏柏尔人和贝都因人）、狩猎者和采集者、吉普赛人、流浪汉、无家可归者逃跑的奴隶、农奴往往被国家看作是眼中钉。将这些流动的人口定居下来（定居化）往往成为长期的国家项目-之所以是长期的，部分原因也在于这些项目很少成功。
在生态人类学看来，生态环境的问题，并非某个民族自身的社会文化变迁使然，而是现代全球体系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表现。在此背景下，如何讨论中国的游牧社会的人类学问题呢？祥军博士的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结合新疆的整体的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来进入自己的学术之路的。
二
在对新疆的研究方面，游牧社会是很重要的内容，但长期以来较为忽视。新疆游牧社会的研究具有历史复杂、地理多样与文化多元的特点。历史上，新疆草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我国很多北方游牧民族你来我往，我来你去的地方。也是民族交融、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地。从地理上，新疆的游牧区域呈典型的垂直地貌特征：雪山、森林、河谷、草原、荒漠、戈壁、沙漠。游牧民以阿尔泰山为基点，向东可以进入蒙古高原，向西进入哈萨克大草原可直达里海，向南穿越准噶尔盆地可到达天山山脉，向北经过南西伯利亚便是南俄草原。文化上更是多元，历史上草原上的游牧民信仰过不同的宗教，至今还留有很多文化遗存。
国内有关游牧的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如解放初期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积累的材料，为后来研究者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基础。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有谷苞、杨廷瑞等一批随军进疆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新疆牧区社会。谷苞先生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新疆民族研究所所长，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足迹走遍天山南北、塔里木河两岸，主持编写了“新疆牧区社会”。杨廷瑞先生（陈祥军博士编《杨廷瑞“游牧论”文集》）常年扎根于牧区，每年几乎都在草原上呆半年之久。在今天看来，那一代牧区研究者的调查开创了新疆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的先河。这些研究是建立在数十年基层深入调查的基础之上，并为后来研究者留下了一批珍贵的资料和丰富的新疆牧区社会研究经验。尤其是完成于1991年的杨廷瑞《游牧论》一书更是预见性地回答了：“游牧经济为什么能够一直延续、保存到现代社会呢？这主要决定于游牧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当然传统的游牧生活习俗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较早意识到牧民定居、草畜承包将会给牧区社会及草原生态带来不利后果，呼吁善待游牧，善待游牧民。
20世纪80年代自中国人类学学科恢复后，有关游牧社会的研究才又逐渐开展起来。有关新疆游牧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一带，尤以阿尔泰山游牧社会的研究较多，研究对象主要是哈萨克族。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新疆师范大学崔延虎教授持续多年在新疆阿勒泰汗德尕特乡的研究个案。1992年至1994年间，崔延虎还参与了由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凯若琳·汉弗瑞（Caroline Humphery）和戴维·斯尼斯（David Sneath）组织的“内亚环境与文化保护”的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他长期关注哈萨克牧区社会的草原生态、本土知识、生计方式、牧区政策及文化变迁等，近年来，他又从政治生态学视角探讨在干旱草原区的外来生计系统（近代工业生计系统和农耕生计系统）对传统游牧生计系统的冲击，试图用生态扩张主义的概念来解释游牧生计与草原生态变化的原因。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作为曾经草原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阿尔泰山日益受到国内外人类学学界的关注。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曾起到了很特殊的作用。由于，阿尔泰山自然生态和游牧生产方式之间天然的相适性，使它成为古代欧亚草原大通道的重要一环，也是沟通漠南漠北草原与西域绿洲、中亚草原之间的枢纽。然而，近代以来，牧区社会不断受到工业化、现代化及城市化的冲击，游牧文化与草原生态都在不断发生巨变。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率先提出“边区开发”思路，同时指出边区开发一定要保持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平衡。不能只盯着自然资源，还有兼顾开发智力资源、地方族群的参与及利润的回馈。近年来，崔延虎在对阿尔泰草原地区长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无序的自然资源开发对当地牧民、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牧区也经历了“高铁”般的发展速度，但在这高速发展的背后，牧区社会积累了很多亟待解决或不得不面对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草原生态环境的变化最为明显。但关于这一区域的近年生态人类学方面的民族志作品，并不多见。
祥军的博士论文《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正是在新疆阿尔泰山牧区近十年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一部游牧民族志。祥军博士从小在新疆一个多民族社区长大，有着丰富的地方经验知识。曾在新疆师范大学跟随崔延虎教授攻读民族学专业，硕士期间（2004至2007年），就在该区域做了长时间有关野马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从跨学科视角探讨了濒危物种恢复和保护的问题。这项研究为中国其他濒危物种的恢复和保护提供了个案基础，揭示了其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胶着的事实。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我读博士期间，又认真接受了人类学的学科训练，并就这一方面的国际国内的人类学文献，做了很好的梳理。当时，我就希望能从游牧的知识体系出发来讨论问题。我对游牧文化的传统生态观的关注，理由有三。首先，一个民族的生态观直接反映了这一民族对于其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识和理解，并体现其建构和管理人与自然关系格局的方式和内容。其次，它是草原生态变迁的一个重要观察点。游牧民族生态观受到了外在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一旦生态观发生变化，也会对外在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研究和观察游牧民族生态观的发展与变化，不但可以了解当代的草原生态变迁，也会对现实存在的生态环境变迁产生影响。第三，生态观的变迁背后除了自然生态变迁的因素，还包括了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和民族间互动关系的影响。
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其生存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生存的环境需要造就了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与此同时，因为草原公有的特性，使得“约法”成为必要的举措，这不仅对于牧民生活有利，也对整个游牧集团的生存有着基础性的作用。
游牧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体现于在前文讨论的游牧民族生态观之中。游牧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符合游牧文明的生态环保思想意识，如人与自然协调平衡的发展观、对动植物有恻隐之心的生态伦理观、认为自然资源或自然要素是无比珍贵的价值观。而这些观念则在其宗教信仰、法律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等多方面体现出来的，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是游牧文明的重要内容。这些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了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和实践， 尽管这些还不够系统规范， 但足以能说明他们并不是北方草原环境恶化的责任者，而是自己祖祖辈辈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如何充分借鉴和利用这些环境保护意识，服务于当前的草原生态保护实践之中，乃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课题。
对于草原游牧文化和生态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每一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因此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都应依托于对游牧文化本质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才不至于不断产生本末倒置或是适得其反的改革效果。
祥军的博士论文，也是在呼应游牧知识体系的特质和知识的生产过程。现在给读者呈现的著作，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经过后续的调查和文献的梳理得以完成的。本书立足于新疆阿尔山哈萨克牧区社会，以草原生态和牧区发展为背景，围绕着“游牧民、草原、牲畜”系统性地研究了游牧知识，主要探讨了这套游牧知识体系在生成、变化过程中与草原生态的互动关系。
三
当前国内有关哈萨克的研究，以人类学长期田野为基础的个案还比较少，尤其对其游牧知识进行系统研究的个案就更为鲜见。从“本土知识”的视角研究一个游牧族群的社会、生态、发展及他们的观念世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尚不多见，特别是在汉语言文献中，这样系统而专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人类学方法外，祥军博士还采取了以“本地人访谈本地人”的方法获取访谈资料。通过这种方法，即能更为准确了解把握本地人的真实想法，又可增强论文中材料的可信度。理论上，以哈萨克游牧社会为例，把“知识、生态、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为知识的人类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民族志个案。
全书以整个草原生态环境及其变化为背景展开论述，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哈萨克游牧知识，探讨了游牧知识与草原生态的关系。祥军博士认为，哈萨克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在与草原和牲畜的互动中，形成了一套调节三者关系的平衡机制，产生了一套放牧牲畜、利用草原、规约和管理游牧社会的知识，以及对待草原的态度与规范。正是以这种大范围有规律的移动，牧民才得以适应“脆弱的”、“多变的”和“不确定的”干旱区环境。这种适应机制是牧民基于数千年对草原环境的经验观察和积累。由此，哈萨克游牧社会以草原环境为基础形成了一整套文化知识体系，游牧民对草原生态环境有着高度的依赖性。所以，这套本土知识体系对于维持草原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祥军博士还告诉我们，游牧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游荡，它有自己的一套缜密的组织管理知识。游牧的组织管理知识是以游牧民对草原和牲畜的认识为基础，并运用一套规则来进行水草资源的分配、个体劳动的分工以及组织游牧生产的全过程。整个游牧过程包括很多复杂繁琐的工作。游牧的时空变化特点又要求游牧的管理者具有灵活性处理各种事件的权力和能力。基于当地干旱区草原环境的多变性特点，为了减少来自外部各种不确定性事件的威胁，能否组织管理好游牧生产尤为重要。游牧社会组织担负了此重任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游牧知识正是通过游牧社会组织进行传承与创造，维系游牧社会发展至今。但传统游牧知识在强大外力作用下，传承机制出现了断裂，而新建立的生产组织及其背后的知识体系或文化与原有的游牧生态环境是背离的。所以这种脱离了当地草原环境、游牧生产及游牧知识等实践基础的管理理念成为如今引起草原生态和人文生态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本书还初步讨论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这种追求“开发牧草资源”的经济发展理念，引起了原有牧区社会生态系统中“人—草—畜”关系的分离，同时其在开发过程中忽视了当地自然环境特点及其与本土知识的互动关系，而且牧区社会的自然生态和本土知识体系非但没有接受这种“发展”理念的能力，更失去了制衡或约束破坏草原生态行为的力量。
本书在游牧知识研究方面已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在哈萨克游牧民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祥军博士的研究最为重要的创新之处在于能够从一种极为地方性的游牧知识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之中寻找到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为游牧社会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有待于挖掘的知识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不仅是“物”的遗存还是各种知识，人们通过掌握和实践这些知识才得以把文化代代传递下去。所以，草原生态的本底特征决定了区域文化发展的基点，游牧生计作为草原环境的最佳适应方式，需要重新挖掘其生态适应价值。在现代条件下辅以必须的技术和制度改良，建构新的草原文化—生态协调发展格局。这实际上回应了一个人类学上的基本概念，就是在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人、社会、经济、文化、自然这样一个复合体的系统里，如何来重新思考生态人类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人与环境的关系。今天的牧区社会中的人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不管用何种方式来重新协调这种关系，都要建立在本民族文化根基的基础上。
然而很多学者在描述环境变化时，常常忽略文化传统的因素。特别是对于在公有资源的利用中所出现的生态问题，如草原退化的问题，常常用“公有地悲剧”理论进行解释。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G·哈丁（Hardin, G.）提出“公有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即“公用权悲剧”概念，地球资源被看作是公共财产。这里的公共拥有，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所有权，而只表现为公用权，所有社会公民都可以随意利用它。哈丁把这种公共财产比作公有草地，谁都可以在草地上放牧，每一位牧民为了从放牧中取得更多的好处，按照费用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总是力图增加畜群的数量，但是谁也不进行草地建设的投资。这样，随着畜群增加，草原的质量急剧下降，最后草场完全退化，不能再放牧牛羊。这就是草地公用权的悲剧。在此，每个人追求自己最大的个人利益，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人的利益的毁灭。这一解释事实上是纯粹的经济学中的利益最大化的观点，而忽略了不同的民族、社会、文化对公有资源的利用之不同。不过，G·哈丁提出“公有地悲剧”理论，不用说在一定的范围和时间中，是非常有效的。如即使在完全是少数民族生存的地方，由于货币经济的刺激，也带来了对资源的破坏和掠夺。特别是一些从不同生态文化区迁入的移民等，对于资源的利用与当地的社会文化传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加之一些移民对当地资源缺乏“家园”的概念，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了“公有地的悲剧”。
本书的很多研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学术意义。目前学者们从人类学视角，对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分析的还不是很多。祥军博士以中国整体发展的时空为背景，结合发展的人类学理论对游牧社会的生态环境和游牧知识体系的变化过程及原因进行个案研究。祥军博士认为，一直以来涉及生态环境和本土知识的人类学理论，主要建构在西方学者对非西方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研究的个案基础之上，而本书以一个人类学者的眼光反思“发展”，为发展的人类学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书从跨学科视角，以人类学田野实践为基础，沿着草原生态、游牧知识体系到发展的思路，对于草原生态退化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并厘清了草原生态、游牧知识体系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政策制定者分析草原生态退化原因及治理草原退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一直告诉同学们，田野调查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必须要经历的成年仪式。祥军博士的研究成果就是建立在长时间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祥军背着睡袋帐篷，骑着马与哈萨克牧民在各牧场之间迁徙。其经历一直在我头脑里萦绕。以这种科学扎实的田野精神，来从事今后的新的研究领域，一定会取得更优秀的成果。
2017年8月26日于中央民族大学金
该文系麻国庆教授为陈祥军博士的专著《阿尔泰山游牧者：生态环境与本土知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9月）所撰写的序言，转载时删去了注释和参考文献部分。
来源：人类学之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