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的首度亚洲之行，再度把朝核问题放大为全球安全与外交议题的大热点。11月5日特朗普踏足日本，就前往日本横田基地的美国军营发表演讲。除了向在场的美国官兵承诺增加军费和福利之外，特朗普特意强调美国将和日本一起随时准备“捍卫自由”。
与此同时，美国“罗斯福号”、“里根号”和“尼米兹号”三支航母战斗群正在向日本海海域集结。三艘航母一同出现在同一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已是今年第二次出现。特朗普在美国强大海空力量的陪同下开始了首次亚洲之行。
集中应对朝核危机：
2017年美国亚洲政策最大变化
朝核问题列入特朗普此次亚洲之行的重点议题，本身是1月20日上任以来美国新政府开始大幅度调整对朝政策的延续。从2017年3月中旬国务卿蒂勒森首次访问日、韩、中三国开始，美国就高调地表示奥巴马政府奉行的对朝“战略耐心”政策已经终结、美国将转向“最大限度施压”平壤，以及不排除对朝军事打击的对朝新政策。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对朝“战略不耐心”政策其实仍然保持和延续了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的基本要素，最为突出的调整则是要将应对朝核问题列为美国亚太政策的“优先选择”。
朝鲜对特朗普政府的反应是“以强硬对强硬”。
自2017年4月-6月朝鲜进行两次洲际导弹试射之后，9月3日朝鲜在其东北部的丰溪里核试验基地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这次核试验的爆炸当量达到了16万吨TNT，爆炸威力超过了朝鲜前四次进行的核试验的总和。朝鲜还在7月-8月两次发射中远程弹道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平壤还扬言要将弹着点落到美国关岛基地附近海域的导弹试验，并威胁必要时要对关岛、夏威夷和美国本土进行核攻击。
特朗普的回应当然是非常“特朗普式”的：针对朝鲜威胁用导弹攻击关岛，特朗普在8月初表示美国将用“火与怒”来回击，并表示美军“枪已上膛、目标已经锁定”，美国对朝鲜的核导开发是“零容忍”。朝鲜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之后，特朗普9月19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称之为“火箭人”，表示如果有必要，美国将“彻底摧毁朝鲜”。这番言论，引发了金正恩9月21日首度针对美国发表电视讲话，扬言要让特朗普这个“糟老头”付出代价。朝鲜外交部长李勇浩在联大发言中，更是声称朝鲜准备在太平洋上空引爆氢弹。
2017年美朝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美国是否将用军事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的广泛争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多次表示，外交解决朝核问题仍然是美国的首要选择，但特朗普政府是否有耐心外交解决朝核问题，以及是否有诚意愿意与朝鲜坐下来谈，形势并不明朗。至少，特朗普本人曾在推文中公开表示，和朝鲜谈判是“浪费时间”。
2017年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程度，是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最严重的。美韩、美日持续在朝鲜半岛和周围水域的大规模演习，军事演习的科目除了保持模拟“斩首行动”之外，还包括了强制登陆演习和联合反导演习。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鼓励韩国在未来针对朝鲜的地面军事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韩美战时指挥权提前交接的协议已经达成，美韩战时指挥权有望在18个月内完成向韩方的转移。
2017年9月24日，美国的B-1B远程战略轰炸机携带实弹擦着朝鲜东海岸进行军事威胁性飞行。2017年6月-11月的半年时间内，B-1B战略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上空已经达到9次。特朗普政府与日、韩等盟国针对朝鲜的军事打击准备创下了历史新高。一贯在朝核问题上“唱红脸”的蒂勒森在10月末的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外交行动将持续到第一枚轰炸朝鲜的炸弹落下为止。”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对朝鲜摆出明确军事高压态势，一是因为朝鲜在2017年频繁进行的远程导弹试验和第六次核试验，迫使美国意识到朝鲜距离装备可以袭击美国的洲际核导弹的能力恐怕只有“数月之遥”——这是现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公开做出的预测。一旦朝鲜拥有可实战的打击美国的远程战略核能力，美国原来以中、俄为假想敌的全球战略核态势以及在朝鲜半岛的原有军事行动计划可能不得不面临重大调整。一个有核攻击能力的朝鲜，不仅将测试美国是否愿意接受面对朝鲜的“战略性脆弱”，更将使得原有的同盟军事责任不得不重新评估和改写。
例如，一旦朝鲜拥有核报复能力，韩朝间的军事冲突、或者朝鲜对韩国的军事挑衅，美国是否立即履行同盟义务给与韩国军事帮助的前景，就将被改写。否则，美国将遭受朝鲜的报复性核打击。无论是从维持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保证美国的前沿军事部署和军事干预义务，以及不给朝鲜留下美国“战略脆弱的窗口”等几乎各个角度来看，朝鲜实质性地拥核——不仅拥有原子弹，还拥有可以攻击美国亚太军事基地和本土的战略核力量的现实，都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所不能接受的。
朝鲜拥有洲际核打击能力，确实离美国的“红线”不远了。
面对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压力朝鲜会妥协吗？
2017年，既是美朝空前较劲和对立的一年，又是国际社会维护核不扩散原则、坚定地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采取实质性行动制裁朝鲜核导开发计划的一年。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施压和限制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17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制裁朝鲜的2270号、2331号和2375号决议，禁止朝鲜出口从矿产品、煤炭、海鲜到服装和纺织品在内的几乎所有朝鲜可以合法出口创汇的项目。与此同时，对朝鲜的禁运，已经从禁止朝鲜39艘商船在他国的进港停靠、禁止与朝鲜的任何金融往来、大规模限制朝鲜的人员和机构出境，提升到了禁止对朝鲜出口凝析油、禁止朝鲜的劳务输出以及禁止朝鲜在境外的合资与独资企业。2017年，朝鲜的对外贸易将萎缩近90%。
与此同时，2017年至今，已经有23个国家宣布驱逐朝鲜大使、或者宣布严格限制朝外交人员的数量与活动范围、或者大规模收紧对朝鲜人的签证发放。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宣布终止、或者大规模限制与朝鲜的贸易往来。瑞士等国加紧了要求朝鲜偿债的进程。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朝鲜核导开发所造成的威胁，清晰地定位为是对全球和平的威胁。
从2011年12月30日金正恩正式就任朝鲜领导人以来，朝鲜的核导开发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拥核入宪”，2012年6月30日朝鲜修改宪法，明确将拥有核打击能力列为朝鲜党和国家“不可动摇的目标”；二是全力加速核导开发，从2012年3月金正恩政权进行首次长程导弹试验以来，短短的五年半时间内，朝鲜已经进行了86次导弹试验、6次核试验。这样的频率和力度，远远超过了金正日时代；三是明确表示“弃核不再是谈判事项”，转而要求和美国及周边的其他大国进行“核裁军”谈判。金正恩政权在朝鲜核导开发态度上的疯狂举动，客观上已经将朝核问题的主要责任方由美、朝双方，或者曾经的“美主朝次”，转换成了“朝鲜在前、美国在后”。
朝鲜之所以孤注一掷地想要尽快拥有实用性、远程性的核打击能力，说到底是为了迫使美国和国际社会接受朝鲜拥核的事实，用近乎疯狂的对抗性方式来获得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地位，并以此作为筹码和杠杆，来逼迫国际社会接受金正恩政权的合法存在，接受朝鲜拥核条件下的关系正常化。朝鲜这种将东北亚安全与稳定作为代价所进行的“豪赌式”核导开发计划，不仅急剧恶化了朝鲜民众的生活与人权状况，而且使得东亚区域的地缘政治环境空前复杂。
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引发的中韩之间的争议，日本安倍政府急于利用朝核威胁所执行的强硬对朝路线，是安倍在2017年10月22日国会众议院突然解散和重新选举中再度大胜的关键。安倍政府公开主张对朝军事打击行动，强调所谓与朝鲜对话的时间已经“用尽”。朝核僵局拖延的时间越长，日、韩对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的依赖就越深，日、韩两国本身增加军费、大力扩展攻击性武器系统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第四届安倍内阁启动之后，到2021年之前日本修宪已成定局。
在美、朝难以单方面做出实质性让步的背景下，朝鲜越是继续采取核导试验的对抗政策，国际社会的压朝、制朝的反朝行动就会越坚决，朝核问题“软着陆”的可能性就越小。打破朝核僵局确实到了中国需要做出最坏准备的时候。
平壤疯狂的核导开发背后的一大幻想，就是中国和俄罗斯说到底不会“放弃”朝鲜，美国也不会对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真正在军事上“动手”。美国的军事高压是否会最终让朝鲜“收手”，目前还很难判断。至少，金正恩政权目前并没有显示出要在美国军事高压下屈服的迹象。特朗普2017年11月的亚洲之行，不仅要和日韩等军事盟国讨论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各种朝核解决方案，最重要的，也是想要继续拧紧多管施压朝鲜的“螺丝”，迫使平壤出现包括内在局势不稳等在内的美国所希望看到的变化。
朝核问题的“临界点”正在来临
2017年，朝核问题已经在走向“临界点”。这是朝鲜核导弹能力是否具有实质性威胁能力的临界点，是朝鲜核武器与导弹开发引发的朝核危机是战、是和、是乱的临界点，也是未来半岛局势是继续保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的临界点。
面对这一严峻态势，国际社会需要在朝核问题上加强团结，彻底抛弃解决朝核问题是某个国家的“责任”的想法，能否让国际社会、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主要成员国“共担责任”，已成为朝核问题能否以和平的方式跨越这一“临界点”、防止半岛局势出现灾难性后果的关键。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一直主张解决朝核问题是“中国责任”，原因一是因为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朝鲜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朝鲜所需原油最大的供应国；二是中国虽然主张朝核问题的解决“不核、不战、不乱”，但似乎对朝态度不如美国和韩国那么强硬和坚决。然而，朝核问题上的“中国责任论”既不是事实、更是美国等国长期存在的政治偏见的产物。中朝关系长期以来是历史、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国家“安全门户”以及中美关系这“五重”因素的产物。中国决定在1992年8月与韩国建交、冷战后不再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坚定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历次涉及朝核问题的决议，都表明了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坚定地承担了推动朝鲜无核化的“中国责任”。
朝鲜核导开发项目对地区安全与稳定产生了重大威胁。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保持和坚持合作，不仅是中美共同管控亚太地区安全争议与热点问题亟待承担的大国责任，也是检验两国能否以实际行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
朝核危机的恶化，说到底是朝鲜半岛存在着的冷战状态没有结束，美国对朝鲜政权的长期敌意以及美韩同盟对朝鲜的绝对实力优势，让朝鲜深感孤立和不安。然而，朝鲜追求核武器和发展攻击性洲际导弹的举动既不合法，也违背朝鲜签署2005年六方会谈共同声明所承诺的义务。中国一直期待美朝直接会谈、直接和解，坚持半岛局势“不核、不战、不乱”的原则，最大限度符合各方的利益。
未来朝鲜究竟将做什么样的选择？朝鲜将继续挑衅性地进行核试验和洲际导弹试验，还是放弃蛮横的对抗政策、回归促使朝鲜弃核的六方会谈？在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孤立政策面前，金正恩政权是否会真正改弦更张、迷途知返？还是朝鲜“不到黄河心不死”、孤注一掷地继续保持对抗政策，以至于朝鲜半岛生战生乱的结局终将难以避免？如果朝鲜半岛重燃战火，如何保证不出现核武器攻击以及大规模的人员和财产伤亡？新的半岛战乱将在多大程度上拖累、甚至挫折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解决朝核问题，究竟是能够继续维持外交方案，还是难以避免地需要追求“领导层更替”？这些问题已经前所未有地摆到了东亚与国际社会的面前。
金正恩政权事实上并非只会一味地对抗。刚刚过去的2017年10月，朝鲜有一系列需要庆祝的重大节日，例如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前领导人金正日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20周年。此外，美韩的例行军演不顾平壤的反对照常进行。按照平壤惯例来说，无论是逢重大节日必要庆祝，还是强硬抗议美韩的联合军演，导弹试验是经常要采取的行动。然而，平壤选择了一个沉默的10月。除了朝鲜媒体的“文攻”之外，并没有像国际预测的那样出现导弹试验这样的“武吓”。朝鲜究竟是在酝酿新的惊人的核导试验，还是真的因为目前的制裁和压力而“深感其痛”？我们还需继续观察，但朝核问题何去何从的“球”显然更多地在平壤这一边。
做出明确的弃核宣示、或者至少选择“停核”、或者“冻核”作为“阶段性方案”，是朝鲜面对当前国际压力的唯一出路。即便平壤主张美朝双边对话，平壤只有改弦更张，才有减少受压和重启政治与外交解决进程的可能性。倘若朝鲜仍然选择继续核试验、洲际导弹试验来竭力谋求可实战的攻击性核武器成功的既成事实，未来的朝核危机将最终难以摆脱生战、生乱的风险。
解决朝核危机：
国际社会需要“共担责任”
特朗普在踏足亚洲之前，美国政府人士已经表示，美国会继续保持与朝鲜的外交接触，对话的大门不会关闭。然而，美国究竟愿意以什么条件来恢复与朝鲜的对话、朝鲜是否愿意真正考虑经由停核、冻核以及弃核在内的目标实现可核查、不可逆以及全面的无核化进程？目前，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已经彻底瘫痪了朝鲜的贸易进出口，切断了视线之内朝鲜与外部的资金往来。在这样空前的制裁压力面前，朝鲜能撑多久？国际社会是坐等严厉的制裁靠时间“拖垮”、或“耗尽”朝鲜，还是要给与平壤最后的机会重开双边、或者多边对话？朝鲜局势的不确定性正在愈发深化。
然而，不管朝核局势如何变化，东亚的稳定与繁荣不应该继续成为朝核问题的人质，朝鲜境内诸多核试验能否保障核安全、避免任何军事冲突引发核灾难，这是摆在美国政府与东亚各主要国家面前的共同问题。加强国际合作、避免误判和误会、协调各国政策和应对方案，最大限度地让金正恩政权丢弃幻想、早日接受弃核谈判，以及签署和平条约是符合各方利益的理想解决方式。特朗普政府降低对朝鲜的军事恫吓、防止美朝与韩朝之间出现事故性的军事冲突、争取东亚各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来打破朝核僵局、重启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机制，仍然是今后解决朝核问题的理想方案。
中、美、韩、日、俄等国必须停止争论谁应该“做得更多”，通过沟通、协商与合作，真正承担起解决朝核危机的“共同责任”。这一“共担责任”需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各方需要重建解决朝核问题的“国际共识”。这一共识需要坚持外交与政治解决的优先顺序，除非朝鲜主动挑起军事冲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首先采取对朝军事打击行动；当然，与朝鲜对话和接触，不应简单地减低对话的门槛、或者弱化实现无核化目标这一先决条件，但对话和接触应该随时进行。在诸多国际案例中，尤其是伊朗核问题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话和接触可以增强制裁的效力，并能尽可能大地影响国际制裁的对象国。在当前的朝核问题上，对话和接触同样能够发挥这样的积极效应。
其次，“共担责任”需要各国在坚定“去核”决心的同时，讨论和规划解决朝核问题共同的“路线图”。中国主张的“停和机制转换”是值得考虑的方案；各方不应该简单地降低对话的“门槛”、或者“条件”，部分解除对朝鲜的制裁必须同实质性的平壤弃核进程联系在一起。这一“路线图”更需要规划一旦朝鲜半岛出现危机，东亚各主要国家究竟应该如何合作，保证朝核问题不应该再度演变成为东亚地缘政治分裂的陷阱。朝核危机在各种状态下保证各国“合作应对”，是降低朝核危机不确定性未来的关键。
第三，“共担责任”需要各国共同重建朝鲜半岛的地缘战略格局。和朝鲜接触与对话需要恢复，但不应该成为朝核问题久拖不决、甚至久拖生变的借口。随着朝核问题外交与政治解决进程的启动和深入，韩国应该取消“萨德”部署决定，驻韩美军的军事规模和演习节奏都应该相应减少和降低。保证对弃核后朝鲜的安全与朝美关系正常化，更应该实质性地予以实现。
第四，“共担责任”必须避免美日韩在同盟框架内实施朝核应对方案的局限。客观上来说，没有中国与俄罗斯的积极参与和帮助，美国主导的美日韩同盟框架，并不能真正有效和低成本地解决朝核挑战，更无法通过解决朝核危机来促成东亚区域安全秩序的建设性重建。朝核问题的解决进程，不仅需要彻底终结朝鲜半岛的冷战残余，更需要通过中美两国的建设性合作，为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善、建立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铺平道路。
朝核问题究竟有没有出路，首先取决于东亚区域内的大国共识与大国合作是否能真正找到出路。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本文刊发于2017年11月1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