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就西方思想而言，始于19世纪下半叶，介于中世纪晚期的“人文主义”传统与启蒙时期形成的“自然哲学”传统之间，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今天称为“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又依惯例，西方思想传统可分为“英美的”与“欧洲大陆的”两支。就最初半个世纪的社会科学发展而言，英美思想传统一如既往贡献的是“经验主义”思路——包括“社会科学”这一名称的英语涵义，而欧陆思想传统一如既往贡献的是“理想主义”思路——包括“社会哲学”这一名称的德语涵义。前者更容易在“物质生活”世界取得进展——典型如“政治经济学”，而后者始终关注“精神生活”世界——典型如“道德哲学”。于是，边沁成为英国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最重要的立法家，他的弟子小密尔成为英国19世纪中期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和自由权利运动的核心人物。作为对照，在欧陆传统里，康德后半生努力求解的，是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里宣称的人类必须面对的三大永恒问题——上帝存在否？意志自由否？灵魂不灭否？黑格尔被认为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从他的观念体系中涌现的社会哲学的永恒命题是“逻辑与历史的同一性”。在黑格尔之后，西美尔——以提出“社会是何以可能的”这一康德式问题著称于英语世界、韦伯——他确立的“政治社会学”基本框架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延续至今、舍勒——从他的超常敏锐心灵的感悟中流淌出来的精神哲学被当代学者认为属于未来时代，这三位德语思想家的思路主导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乃至晚期的社会哲学的发展。

我希望强调的是，西方思想的上述演化，几乎每一重要阶段的核心议题，都被同时表达在许多思想家的著作当中而不是敏感依赖于任何思想家个人的思路。为解释这一现象，我认为首要因素是欧洲各语言之间有足够接近的“发生学距离”。其次，以“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为标志的政治格局，自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经过两百年动荡，基本定型并延续至今，从而社会交往足够频繁。再次，与社会科学承担的基本职能密切相关，西方社会秩序的核心议题，越是具有根本重要性就越可能被更多学者反复提出来探究。

例如，齐美尔的社会理论大约在1900年前后的二十年内（1890年至1910年），以系列文章的方式翻译为英文，发表于诸如《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和《国际伦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这类英语世界第一流的学术期刊。虽然，迟至2008年，还可见到英语期刊发表齐美尔的“新作”。齐美尔的名篇《社会何以可能》，发表于1910年。他提出的这一核心议题，被认为是每一位社会科学家有意无意必须解答的基本问题，故可称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例如，经济学家熟悉的“囚徒困境”博弈，它的规范形式的纳什均衡解并不包含“合作策略”，于是导致来自“行为经济学”的批评——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社会”为何存在。极大强化了这一批评的，是桑塔菲研究所1990年至2000年在全球抽样选取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十五个小型人类社会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报告，这些报告系统地否证了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对最后通牒博弈结果的预测。这一批评声势浩大，以致这些实验的核心主持者晚近发表的更全面的分析文章和博弈理论家宾默尔（Ken Binmore）晚近对这一批评的批评，几乎无人知晓。

又例如，也是在1900年前后的二十年里，以极富冲击力的文字，尼采呼吁“重估一切价值”。根据小密尔的界定，“价值”，就是“被感受到的重要性”（importance felt）。佛雷格（Gottlob Frege）在为数学奠定逻辑基础的探索中意识到必须首先澄清“意义”一词的意义。与意义问题密切相关，布伦塔诺（Franz Clemens Brentano）将心理学“意向性”观念引入哲学。他的弟子胡塞尔以意向性研究为契机，开创了延续至今的“现象学运动”。随后，舒茨（Alfred Schutz）将现象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结合，称为“社会理论”（又称“理论社会学”）。在社会理论视角下，任一社会现象的行为主体总是为着追寻或实现某种意义而行动的。虽然，行为往往可观测而意义往往不可观测。社会科学为任一社会现象提供的科学解释，就逻辑彻底性而言，应当是从行为主体的“意向”到行为主体的“行动”的因果分析。

第三例来自英美思想传统当时的核心人物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于1903年发表的《伦理学原理》，开篇论证“善”（goodness）是不可再分的“原初观念”。摩尔的这篇序言具有超常说服力，以致据说绝大多数读者只读过这本书的序言。摩尔与罗素是所谓“剑桥小圈子”在1900年前后二十年里的领袖，他们的杰出弟子，包括维特根斯坦和凯恩斯，对20世纪西方思想产生了重塑性的影响。维特根斯坦对语言意义的逻辑分析以及追随他的《逻辑哲学论》思路而展开的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今天被称为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顶峰。凯恩斯的“主观概率”学说，不仅成为风险与不确定性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为他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提供了直接洞察市场过程本质的认识论框架，余绪不绝于当代（例如金融学尚未解决的“高阶预期”问题）。

从康德的认识论到维特根斯坦分析哲学和凯恩斯主观概率学说，大约在1930年代后期，社会科学完成了方法论重塑，随后发生的是西方社会学术资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激烈地重新配置。尤其是数千名为躲避纳粹迫害而移居美国的欧洲科学家，他们在人文、工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几乎每一领域，让美国学术界在后来的三十年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美国本土思想对社会科学传统的最重要贡献来自詹姆士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继承欧陆思想传统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并对20世纪后期社会科学产生奠基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家是：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社会行为学及符号互动学说、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社会过程”学说、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批判社会理论及社会交往行动理论。

深受欧陆认识论哲学的影响，生理学家冯特（Wilhelm Maximilian Wundt）在莱比锡大学继承韦伯（Ernst Heinrich Weber）和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的“感觉”实验方法创建了实验心理学派。冯特的学说，由他的朋友詹姆士融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詹姆士去世后，杜威在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弟子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于1910年代中期确立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宣称只有“公共的”从而是可观测的事件才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于是被认为是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主要以“私人的”从而是不可观测事件为研究对象的“深层心理分析”的实证主义反抗。华生的思路在1930年代以后由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拓展为适用范围广泛的“应用行为主义”，并于1940年代末叶确立了哈佛大学行为心理学派——社会学家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创建“行为社会学”和“社会交换理论”的时期（1945—1965）被认为是哈佛学派的顶峰。

在更广阔的思想史视角下，自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生物及社会的演化学说持续拓展影响范围。哈佛生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1975年发表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对社会科学产生的重大冲击和深远影响，首先以这本书在2000年的“四分之一世纪纪念版”为标志，其次以威尔逊和诺瓦克（Martin A. Nowak）2010年联名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篇引发科学界广泛争议的文章为标志。大约同期，主要由于各种先进技术在战后由军事部门向民用部门，1950年代后期开始的“微电子技术革命”（例如电脑的普及）和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认知科学革命”（例如脑成像技术的普及）——这两大技术潮流的交汇则引发了晚近十几年的“人工智能革命”（诸如“遗传算法”和“神经元网络算法”这类现在被称为“深度学习”的计算方法）和“生物技术革命”（“基因组计划”“蛋白组计划”以及诸如“纳米机器人”这样的合成生命和医疗技术）。就社会科学而言，新的研究方法以空前规模和速度积累着新的数据并迅速提供与以往解释相冲突的大量反例。由此，方法的革命导致了社会科学的或许刚刚开始的范式变迁。根据我的判断，导致未来可能的社会科学范式变迁的三类研究方法是：脑成像、仿真计算、网络技术。与诸如统计、调查、量表、实验、基因技术这类既有方法相结合，这三类方法的交替或联合运用，是晚近文献的特征。

近代以来个人主义精神彰显，一方面引发了中西思想界如涂尔干和梁启超这样的核心人物的担忧；另一方面，由这一精神主导，当代社会科学的叙事主要围绕三项核心观念展开：（1）幸福感，这一语词对应的英文是“happiness”（被幸运击中），它几乎完全不能表达古希腊“幸福”这一语词“eudaemonia”（真正的灵魂持久良善状态）的涵义。汉语“幸福”的字源学考察表明，“幸”与“福”各自表达的不同涵义在两字联用之后的意思介于上述英文和古希腊文的意思之间。因此，不论中西，幸福首先是个人的良善感受，其次还涉及康德所说三大永恒问题的灵魂问题，第三，个人幸福依赖于命运并且表现为一系列偶然事件。（2）创造性，由于脑成像技术的局限性，神经科学研究报告主要关注个体创造性，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则主要关注群体创造性。自19世纪中期以来，人类学家始终关注各文明的创造性。当然，富于争议的首要议题是如何界定“创造性”——创造（creativity）、发现（discovery）、创新（innovation）、深思（deep thought），以及与创造性密切相关的其他观念。（3）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每一个人内心的和谐。现代社会的个人发展大致沿着“身”“心”“灵”这一路径完成自我潜质的实现。群体演化的路径则表现为更复杂的类型，尽管仍有标准。如柏拉图所言，我们判断任一社会，首要的标准是“正义”。故而，两千多年来，在西方思想传统里，围绕这一核心观念，展开了政治哲学叙事。在中国思想传统里，当然有相应的核心观念，例如孔子所说的“直”，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义”。虽然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本位，至少儒家叙事的核心观念是“仁”或“德”。

上列三大观念也被用来想象和预测任一社会可能达到的文明水平。这里，任一社会可能获得的制度框架至关重要。例如，关于个体的创造性研究，我在关于晚近发表的文献综述中概括为下列五项条件：（1）基于尽可能广泛的联想的“发散性思维”；（2）在发散性思维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种观念之间权衡取舍的良好判断力；（3）在探索未知时不可避免面对的极端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紧张感与良好判断力所要求的心智稳定性之间保持微妙平衡的情感模式；（4）有利于激发原创观念的社会交往或局部社会网络；（5）鼓励尽可能多元化的局部性及其价值，尤其是可接受的自由与正义，同时防止社会瓦解于无限制的价值多元化。

关于文献综述，我倾向于相信，如上述各例表明的那样，对人类社会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议题及相关的问题意识，或多或少包含在特定时期发表的许多著述当中而不是敏感依赖于任何个人的学术思路。这一原则，我称之为学术研究的“稳健性”（又译为“鲁棒性”）。与此相比，敏感依赖于假设或参量的学术研究结论显得过于“脆弱”，于是很可能，就“根本重要性”而言，是不相关的议题。长期而言，这一原则适用于任何社会的思想传统，只要这一传统是足够长期的。因为，与真实世界相关的议题，如果具有根本重要性，应可被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许多学者感受到，因而很难不反映在这些学者的著述当中。也因此，我对西方以及中国（迅速沦为西方学术殖民地）日益僵化的学术研究体制保持批判态度。我相信，这样的体制长期而言将因为与真实世界“不相关”而趋于瓦解。

有鉴于此，我在这里选择的三组“特征事实”（stylized facts）——由晚近文献凸显出来，我认为，它们反映了与真实世界密切相关而且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议题，即上述三项核心观念：幸福、创造、和谐。

最初将“特征事实”这一术语引入经济学的，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在他的“耶鲁讲义”开篇，正式收入文集是1961年。我的理解是，卡尔多为这一术语提供的方法论解释可追溯至韦伯的术语——“理想类型”（ideal types）。由于凯恩斯和卡尔多对“宏观经济学”的塑型性影响，就方法论而言，为避免“模型”的局限性，卡尔多之后，宏观经济学讨论通常从一组特征事实开始。

二、特征事实：

幸福及其决定因素

第一组研究报告是关于“幸福”这一核心观念的。晚近二十年发表的诸如“幸福经济学”这样的文集和专著，表明这是一个丰厚的思想传统，可追溯至人类的“轴心时代”。学说纷纭，源远流长。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迟至1990年代，关于幸福的西方叙事仍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为基础，延续至边沁功利主义纲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各种分析，再延续至罗尔斯和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正义学说。现代关于幸福、正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性质）和创造性的讨论，简约而言，只能概括为“学说纷纭，源远流长”。自1990年代开始，或许因为“积极心理学”风靡天下——积极心理学家 Martin Seligman 1998年被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学术刊物开始发布关于幸福的大规模问卷调查。积极心理学被大众媒体称为“关于幸福的科学”，简称“幸福科学”。

关于幸福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至少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中期 Richard Easterlin 发表的文章，即广为人知的“伊斯特林悖论”——长期而言，各国幸福水平不再随人均收入增长而上升。不过，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南加州大学的“大学教授”——通常意味着有资格在大学内任一院系开设课程）于2010年发表了一篇回顾性综述文章，承认这一统计关系其实远比“伊斯特林悖论”的表述复杂得多。例如，短期而言，在东欧，收入增加与幸福指数呈现统计显著的正相关。在2012年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研究报告中，他与他的合作者发现，与上述东欧的情形类似，中国数据呈现的是“幸福-收入”关系的“U”型曲线——幸福指数在1990年至2000年是逐渐下降的，随后，在2000年至2010年有上升趋势。在更早发表的两篇单独署名的文章里，他指出，影响人生幸福的长期因素并不来自金钱（财务状况）而是来自家庭生活、健康和工作。据此，他以重要的生活事件及事件情境为核心设计关于“主观幸福”的调查问卷。他的研究表明，平均而言，综合考察“财务状况”“家庭生活”“健康状况”和“工作状况”，美国人的幸福水平，在18岁至50岁期间是逐渐上升的，而在50岁至85岁期间是逐渐下降的。并且他指出，这一平均而言的“彩虹”型曲线既是主观感受的又是客观可比的。为避免任何理论偏见，伊斯特林的努力在于确立“特征事实”。显然，“U”型曲线与“彩虹”（“倒U”）型曲线，等待理论解释。

大约与伊斯特林的上述研究同时期，贝克尔在芝加哥大学2010年最后一次讲授“人力资本”课程时指出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第二项核心特征是，它与任何其他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更多地是互补的而不是互替的（国内读者或许可以检索“youtube”发布的贝克尔人力资本课程）。例如，他举例，就单位收入用于家庭消费而产生的效用水平（幸福感）而言，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往往比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有更高的消费效率——不仅包括家务劳动，而且包括旅游、餐饮、社会交往等等活动。换句话说，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家庭生产过程，从同等收入中，可以获得高于人力资本较低的家庭生产过程的幸福水平。类似地，如果我们考察医疗开支的效率，那些受过更好教育的家庭成员往往比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成员，在防治同类疾病时，有更少的医疗开支。最后，贝克尔指出，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人往往比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人有更长的寿命。不过，贝克尔在回答一位有亚洲口音的女生现场提问时表现得犹豫不决。那位女生的问题是：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很容易晚婚并且不生孩子，而且自杀率更高，这是否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体生命繁衍之间存在着互替关系？这里，贝克尔试图确立的，是另一特征事实：幸福与人力资本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且他试图提供理论解释：人力资本投资与任何其他投资之间主要是互补的而不是互替的。贝克尔晚年发表文章论证，每一生命个体在认知能力和资源约束下追求“最大幸福”的行为，可从演化学说得到解释。这一论证意味着，生命个体的一切投资活动都是为着幸福而发生的，从而，在“有限理性”假设下，任何生命活动的回报都应表达为幸福增量。互补性意味着，如果幸福感是生命活动的连续函数并且二阶可微，那么，幸福感对人力资本投资和任一其他类型的生命活动的交叉偏导数大于零。

那位女生的提问之所以使贝克尔犹豫，首先因为，幸福确实是更复杂的观念。哈佛心理学家 Daniel Gilbert 在2007年《科学》杂志撰文指出，以往美国孩子喜欢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样的幸福，其实难以持久故而并非真正幸福，只可称为“简单幸福”或“及时行乐的快感”。作为对立的观念，他在2004年2月的 TED 演讲中建议使用“综合幸福”（synthetic happiness）这一短语来表达真正的幸福。注意，“synthetic”的另一涵义是“合题”，在黑格尔辩证法体系里，是超越“正题”与“反题”的“合题”。简单幸福之所以难以延续，他的实验表明，是因为预期的“快感”一旦满足便迅速转化为“无聊”。其次，贝克尔犹豫，还因为人力资本的测度，所谓“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的分离问题，在经验研究中始终不易落实——虽然有逐渐丰富的“同卵双胞胎”数据以及逐渐积累的“家族智商”数据。贝克尔晚年发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旨在解释著名的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帕累托分布。自帕累托以来，这一分布曲线普遍见于各种形态的人类社会，基本上不依赖于社会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制度。在这篇文章开篇，贝克尔列出收入差异的四类决定因素：（1）随机冲击的效应；（2）可继承的社会关系网络；（3）先天能力的不平等；（4）可获得人力资本与资产的机会不平等。然后，他为帕累托不平等分布提供了一种因果解释：假设“社会地位”稀缺，并且任何社会成员可通过“地位投资”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假设社会地位的改善与任何消费品之间构成互补关系，那么，任何人类社会都可呈现收入与财富的帕累托不平等分布。

毕竟我不能在这里对幸福经济学提供更多介绍，限于篇幅。上引贝克尔和吉尔伯特的论述已足够铺叙第一组特征事实：智商与幸福，各国均值，统计显著正相关。关于“智商”（IQ），由于国内宣传的长期误导，我要澄清的是，它从一开始就是法国社会进步的重要环节——19世纪中期，农民进城打工，因为不熟悉都市文化，他们的智力程度广泛被低估，于是很难获得普通工人的薪资。有鉴于此，法国教育部正式委托心理学泰斗毕奈（Alfred Binet）研制智力测试方法。毕奈早年深受小密尔自由主义学说影响，当然要为“生而平等”的农民工研制智商问卷，帮助他们摆脱“无往而不在的枷锁”。经过大约1904年至1915年期间的不断改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智商问卷已在很大程度上分离了“智力”因素与“文化”因素，这一分离导致了智商测验的“一般智力”与“语言能力”两部分。第一组特征事实的再表述：群体的平均智商与群体的平均幸福之间统计显著正相关。

根据老埃森克（Hans J ü rgen Eysenck）关于“智力”的定义，每一个人首先有“生物学智力”（遗传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化学因素），其次有“心理计量学智力”（文化因素、家庭教养因素、教育因素、社会经济地位），再次有“社会智力”（人格气质、心智健康、发展策略、生活习惯、营养结构、动机与经验）。智商测验呈现的是心理计量学智力。关于智力的各种定义，在晚近的综合中被表述为三项要素：（1）学习的能力；（2）适应的能力；（3）理解自我的能力和自我控制的能力。现代的智商测验同时考察被试上列三方面的能力，尽管这些测验通常只隐含考察适应能力与自我理解与自我控制能力。大脑各区皮质厚度的可遗传性，根据2010年发表的关于越战老兵双胞胎数据的研究结论，可遗传的概率从0.0（扣带前回）到0.68（额叶）。智力是这些脑区联合作用的产物，关于智力的可遗传性的研究，Robert Sternberg and James Kaufman在Reference Module in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Psychology提供了晚近发表的研究综述。根据这篇综述，通常所说“智商遗传概率在40%至70%之间”，被称为“天真的见解”。更复杂的见解被概括为“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例如，母代的智商能否遗传给子代，更多取决于子代的生活环境。群体智商的长期差异，更多反映了各群体的文化与制度差异而不是生物学的和个体的差异。

各国主观幸福水平与智商均值之间统计相关性的“智商”，主要指称“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例如“流体型智力”，而不是专有型的智力（例如“晶体型智力”）。长期在各国指导智商研究的北爱尔兰心理学家林恩（Richard Lynn），于2012年发表了主要基于他和合作者们长期以来研究成果的综述文章。他指出，最强烈的统计相关性是教育与智商均值的正相关性，在贝克尔的思路而言，就是人力资本与智商的强烈正相关性。根据林恩在这篇文章表1列出的20项研究，这一相关系数最高的是0.92，最低的是0.79。林恩的努力，与伊斯特林的努力相类，主旨是澄清事实而不是建构理论。分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信息不对称理论”经济学家在1970年代各自的模型里都假设教育与能力之间有统计显著的正相关性。于是，先天能力较高的人可以较低成本获得教育文凭从而有较低的“发信号”（向潜在雇主发出关于自己能力的信号）成本。林恩发现的事实，为这三位经济学家的核心假设提供了依据。

注意，林恩特别强调他关注的不是智商的个体差异而是族群平均的智商水平。理由在于，他指出，人类族群在远古处于十分不同的生存环境中，与生活于热带雨林的族群相比，生活于寒冷地区的族群被激发出更高的一般智力水平。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林恩的研究同时涉及“群体创造性”和“人力资本的先天因素”。林恩自己认为，越是在长期视角下，智商的解释力越强。与这一立场非常接近的，是另一位重要的经济史学家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基于长期技术史的资料收集，他与合作者在2010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各民族在2000年的人均收入差异可由公元前1000年各民族的技术差异得到解释。伊斯特利认为，长期经济史之所以呈现上述的相关性，主要因为技术进步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于是，一个民族在古代使用的核心技术降低了未来与这些核心技术互补的新技术成本故而新技术的发现与普及就更迅速。他的数据显示，各国在1500年的核心技术差异，一方面与公元前1000年的技术差异显著相关，另一方面与公元2000年的人均收入差异显著相关。作为对照，林恩2012年文章表3列出38项关于人均收入与智商均值的研究，相关系数最高的是0.89，最低的是0.51，其中长期相关性，1975—2003年，相关系数是0.82，令人印象深刻。更长期的视角，在表4列出的16项研究的第10项，跨度五百年，1500—2000年，109国，人均 GDP 与平均智商的相关系数是0.71。表12列出关于健康与智商关系的25项研究，其中婴儿死亡率与平均智商的相关系数是-0.84，男性期望寿命与平均智商的相关系数是0.78，女性则高达0.82。此外，自由与智商的关系，表5列出5项研究，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第3项，165国，1960年至2000年“经济自由”与平均智商的相关系数是0.52。与自由密切相关的是平等，表6列出6项研究，相关系数在-0.51至-0.60之间，国民智商越高，基尼系数越低。与自由和平等密切相关的是政治清廉，表10列出8项研究，其中第5项跨期最长，1980—2003年，132国，腐败指数与平均智商的相关系数是-0.60。最后，表13列出自杀率与平均智商关系的9项研究，都呈现了正相关系数，在0.06至0.70之间。表17列出社会学变量与智商关系的17项研究，其中第4项，幸福水平与平均智商，62国，相关系数是0.03。读至此处，读者不难想到贝克尔的那一番犹豫。引发最多且最强烈批评的，是表18，肤色与智商关系的14项研究，统计显著，肤色越黑，智商越低。不论如何引发批评，2016年8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支持林恩的思路：族群之间的基因距离与族群的智商均值之间存在统计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两位作者指出，这一结论支持智商的演化论解释。另外两位作者于2014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强烈支持林恩关于智商均值与社会制度优越性之间的正相关性的结论。

尽管有一番犹豫，老贝克尔关于人力资本投资与其他投资之间互补性的洞见在大多数领域都是正确的。例如，根据2016年4月发表的一份跨国研究报告，智力水平较高的人群倾向于有更高的储蓄率和金融活动水平，因为这些人群从金融活动中得到的回报更高。这位作者提供了三幅散点图：（1）智商与流动性债务；（2）智商与私人信用；（3）智商与银行资产。正相关最显著的是（2）。又例如，根据201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仍以各国平均智商为解释变量，高智商与健康开支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并且与私人健康保险开支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因为高智商的人更愿意自己负责自己的健康。也因为智商与健康水平之间呈现统计显著的正相关性，研究者们正在收集代群跟踪数据，为了验证下面这一假设：人们在儿童时期的智商及其差异决定了他们中年时期及老年的健康水平及其差异。这一思路其实相当于上述伊斯特林的技术史研究思路平移到个体健康的技术路径：儿童时期的较高智商意味着，由于智商与人力资本投资的互补性，卫生医疗知识及技术将以较低成本被融入个体生活中，于是，只要“路径依赖性”足够强烈，儿童时期的较高智商就可准确预测中年和老年的健康水平。这篇综述文章的三位作者报告，平均而言，从儿童智商的均值向右侧偏离1个标准差，中年和老年时期患心血管疾病的概率下降10%。从儿童智商均值向左偏离1个标准差，肺癌发病率上升32%。

以上文献引出一个重要议题：群体平均智商与群体内部的个体智商之间完全无关吗？其实，这是我归入第二组特征事实的一个议题。来自例如“集群算法”这样的仿真计算研究表明，由许多零智商个体组成的群体（蚁群、鱼群、蜂群），可能表现出很高智商，被称为“swarm intelligence”（集群智能）。关于人类的群体智力研究，MIT 彭特兰（Alex Pentland）领导的团队2010年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群体智力敏感依赖于下列三项因素：（1）群体成员平均的“社会敏感性”（有时以“情商”代替）；（2）群体内部交流的机会平等程度；（3）女性在群体内的比例。彭特兰特别指出，群体智力对群体内的个体智力的平均值或最高值都没有表现出很强的敏感依赖性。不过，根据2017年2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个体智商能够解释群体智商差异的80%或更高（潜在的群体智商），并且，女性在群体内的比例以及发言机会的平等程度在这一研究中都被否证了。

三、特征事实：群体创造性的决定因素

我在“导论”中概括了从晚近文献的阅读中呈现出来的个体创造性的五项决定因素，其中最后两项（网络局部性、社会的多元化与稳定性）与社会或群体的性质有关。在这一节里，我继续阐发关于群体创造性的晚近研究。

其实，长期以来，文献作者们公认，都市的创新能力就是群体创造性的典型表现。故而，以往关于群体创造性的许多报告，来自“都市化”或“集聚过程”研究领域。群体创造性的另一典型表现，是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组织化创新活动。哈佛大学都市经济学家 Edward Glaeser 多年来发表的论文，一项核心议题或问题意识是：以人口密度表示的聚集度越高，是否意味着人口平均的企业家能力越强？对这一议题，他的基本结论是肯定的。与此类似，以社会网络的“结构洞”研究著称于世的社会学家 Ronald Burt，多年来发表的论文，核心的问题意识是：有能力填补“结构洞”的企业家密度越高，是否意味着带给企业家创新机会的结构洞的密度就越低？他的基本结论是否定的。有兴趣的读者可在诸如“Elsevier”和“JSTOR”这样的学术服务器检索这两位作者发表的文章，此处不再介绍。

关于社会网络结构洞的上述介绍，引导我的叙述进入被称为“网络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最广泛承认的特征事实，被称为“幂律”（power law）。晚近发表的文献，我推荐一篇给经济学家，作者是幂律研究的权威人物，发表在经济学科普刊物上。这位作者相信，幂律，是相当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经济学定律。幂律的直观涵义是，如果我们对事件重要性的感受可以排序，那么，在这一排序中最重要的事件的数目最少而最不重要的事件的数目最多，并且如果重要性感受可量化并取对数的话，那么，从最不重要到最重要，事件数目的对数与重要性的对数之间呈现一条斜率为负的直线关系。考察了现实世界各种幂律现象之后，学者们发现，最常见的斜率是-1.5，或者，大多数幂律的斜率在-1与-3之间。以网络现象为例，每1个被认为重要的节点，通常需要1000个被认为仅次于重要节点的节点的联结或支撑，依此类推，如果全部网络节点依照重要性被排序为三个层次，那么幂律意味着，每1个最重要的节点通过1000个中层节点联结到100万个底层节点。这也意味着，在有100万人的城市里，大约有1000个人被认为具有中级层次的重要性，并且只有1个人被认为最重要。但是在北京和上海这样有数千万人的都市里，获得中级层次重要性的人就会有数万人，从他们当中涌现出来被认为最重要的人可以有数十人。当然，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展，由于人类社会治理的科层化趋势，重要性的层级数也随之增加。于是，数千万乃至十几亿人的社会网络，或许只有数人是最重要的。在自然现象领域，幂律意味着，例如，每1000次可感级别以上的地震可能包含1次里克特四级地震，每1000次四级以上的地震可能包含1次五级地震，依此类推，每1000次七级以上地震包含1次八级地震。洪水的重要性通常表达为“百年一遇”或“十年一遇”这样的概率描述，那么，每1000次十年一遇的洪水可能包含1次百年一遇的洪水，每1000次百年一遇的洪水可能包含1次千年一遇的洪水。当然，“天才”也是一类自然现象，并且天才也可被排序在不同的重要性层级上。例如，假设其他因素不变，每1个爱因斯坦级别的头脑需要1000个仅次于爱因斯坦头脑的头脑的支撑或铺垫。这里需要想象，从爱因斯坦级别的头脑向下多少层级就是普通大学生的头脑，例如，三个层级，那么，为了有1个爱因斯坦级别的头脑，中国首先要有100万个普通大学生的头脑。这是先天因素，中国人口规模很大，想必产生过许多爱因斯坦级别的头脑，可是后天因素不足，例如，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等等因素，不难想象，绝大多数天才在被社会承认之前就消失了。显然，这是如中国这样的大规模人口的群体创造性的极大浪费。可见，幂律并不仅仅是重要性排序问题，它的普适性提醒我们关注那些使潜在或先天重要性最终涌现成为真实重要性的文化政治经济制度因素。例如，目前北京市政府目前的政策是尽量减少构成低端服务业的外来人口，但幂律意味着，假如这一政策有效实施，将诱致本地劳动力分流至低端服务业——只要低端服务业有足够大的需求。虽然80%的低端头脑与20%的高端头脑并存，如果政府删除80%的低端头脑，则高端头脑的相当部分必定降格为低端头脑，依旧要满足“二八”定律（这一定律是幂律的一个特例）。

在群体创造的过程中，上述关于幂律的讨论意味着：（1）群体规模很重要，因为先天具有重要性的头脑，与规模正相关；（2）原创思想或观念，与头脑的重要性感受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认为，具有重要性的头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产生具有重要性的观念；（3）假设群体内全部个体头脑的先天重要性服从正态分布，由于无法预先知道哪些头脑是先天重要的，尽可能减少头脑浪费的方式是配置资源从而让全体成员尤其是对应于正态分布峰值的成员有表达自己的重要性感受的机会；（4）但是当群体规模足够大时，让全体成员分享表达机会几乎是不可能的。较好的替代方式是“代议制”——逐层级涌现具有更重要头脑的成员，每一层级的成员享有均等的表达机会；（5）或许这是最致命的社会条件：群体必须寻求可及时将新的重要头脑吸纳到与其重要性匹配的层级的纵向流动性机制。尤其是互联网社会，幂律作用非常强烈，如何防止因一系列偶然事件而成为最重要节点的个人或组织垄断资源？以我阅读所见，尚未出现有效的机制。也因此，维持社会纵向流动性的各种机制变得十分脆弱。幸而我的仿真实验结果意味着，只要节点数目足够大并且价值足够多元，涌现到最顶层的节点通常不是唯一的。两权相争，最好是三权相争，形成垄断的概率就降低许多。

在上列五项原则当中，我在另一作品中论证，第（3）项原则或许是行为社会科学的核心命题。先天正态分布的峰值对应的社会成员，简称“峰值群体”。由于头脑的后天重要性不可能预先显现，并且由于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社会制度为峰值群体提供足够资源使这一群体的先天重要性（潜质）得到开发，成为提升群体智商的长期决定因素。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为开发峰值群体的潜质（一般智力）提供足够资源，则不难论证，这一社会的平均智商将越来越低——意味着头脑的先天重要性分布峰值逐渐左移。也因此，旨在开发峰值人群潜质的教育，成为提升社会平均智商的最重要途径。

四、特征事实：人格与个体差异

心理学的人格研究，通常追溯至两千年前，例如盖伦（Galen）的“四气质”模型（由血之“冷热”与气候之“干湿”这两维度组合而有的四象气质）和更早时代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Kos）。基于深层分析，荣格发表过一篇论文，确立了“外倾-内倾”人格维度。老埃森克是最重要的人格心理学家，也是这一小节标题“人格与个体差异”的同名学术刊物的创始主编。基于长期且大量的临床数据，他倾向于相信基因差异决定了智商差异和人格差异，并因此而成为（在德国和英国）“最引发争议”的心理学家。大约于1960年代后期，他确立了“外倾-内倾”和“神经质”-“情绪稳定性”两维度人格模型。又经过多年对犯罪、疯狂和创造性人格的临床观察，大约在1970年代后期，他确立了三维度人格模型——增加的维度是“精神质”。在当代中外心理学界获得最广泛承认的问卷量表，被称为“大五模型”——它的五个人格维度分别是“对新鲜经验的开放性”“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神经质”。五年前辞世的人格心理学理论家卢世顿（John Philippe Rushton）指出，在生物演化的视角下，人格五维度可整合为单一维度，他命名为“the general factor of personality”（普适人格要素）或记为“factor-g”，涵义是一般智力。他的这一学说与前述智商研究构成当代行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两大冲击，而且这两大冲击其实是合流的。

生物演化最原始阶段生命个体的神经系统可视为由“BIS”（behavior inhibition system）和“BAS”（behavior activation system）组成。后者是“行为激发系统”，前者是“行为抑制系统”。例如海星的触角向外伸出，是由 BAS 主导的，但触角遇到障碍时收缩，是由 BIS 主导的。更高级的生命可以在脑内预演行为的各种可能后果，于是BIS 可能预先产生抑制行为的指令。就人类而言，与BIS对应的脑区是“内侧前额叶”（vmPFC），这一脑区的功能包括抑制来自例如杏仁核系统以及其他哺乳动物脑结构的本能冲动，产生这些冲动的脑区对应于BAS。卢世顿的研究表明，普适人格要素，这一维度的正向，与 BAS 各要素之间有统计显著的正相关性，而这一维度的负向，与 BIS 各要素之间有统计显著的正相关性。普适人格维度的正向与负向能够解释的各相关要素的变化，都超过了56%。

晚近发表的心理学和脑科学文献强烈支持中国传统教育的常识，“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虽然，人格类型在25岁前后获得长期稳定性。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米歇尔（Walter Mischel）2013年发表于《儿科杂志》的一份研究报告，于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初期接受测试的斯坦福大学附属幼儿园164名年龄3岁至5岁的儿童在诸如“棉花糖实验”这类测试中的得分——即儿童愿意将即刻可吃的棉花糖推迟多久（以分钟为计算单位）以便获得更多棉花糖，对这些儿童在三十年之后的体重指标（以超过可比人群体重均值的百分比为计算单位），是很好的预测指标，置信度99%以上，在超重范围内，这些儿童每1分钟推迟享受的时间意味着三十年之后体重指标降低0.2。

大半世纪以来，棉花糖实验在世界各地被广泛采用。斯坦福大学幼儿园的这批儿童的棉花糖实验记录显示最长的推迟时间在15分钟至20分钟之间。也根据米歇尔这份报告，其中一些儿童推迟享受的能力统计显著地与更高的 SAT 分数相关（SAT 是美国高中生报考大学时常常必须提交的“学术能力测试”），并且与他们成年之后更低的非法吸毒行为相关。在米歇尔做过的棉花糖实验中，有能力等待15分钟的儿童，与只等待了30秒钟的儿童相比，在高中时期的 SAT分数平均高约210分。

在时间维度上，最短期的模式称为“情绪”（emotion），最长期的模式称为“人格”（personality），介于短期和长期之间的模式包括，例如“性情”（temporament）。跟踪调查表明，人格模式在大约25岁时成型，维持至大约85岁，之后有所改变。有鉴于此，晚近文献作者，尤其是诸如费尔（Ernst Fehr）和鲁斯蒂奇尼（Aldo Rustichini）这样的行为经济学领袖人物，开始建构“人格+理性选择”的预测模型。

结合上述关于人格差异演化生物学的“BIS-BAS”神经系统的解释，米歇尔在五十多年关于“棉花糖实验”的学术研究中，确立了这样的特征事实：3岁至5岁儿童“人格差异”或自我控制（BIS-BAS）神经系统是否有充分平衡的发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成年时期的人格差异。根据米歇尔参与的以 UCLA 心理学家 Jennifer Silvers 为第一通讯作者的研究团队2016年7月发表的研究报告，借助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从学龄前儿童到青春期少年的脑发育，基本特征是（哺乳动物脑）杏仁核系统（“BAS”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激活信号的敏感程度逐渐降低，与此同时，内侧前额叶（抑制本能冲动的“BIS”系统）对激活信号的敏感程度逐渐增加，并且在内侧前额叶脑区之内经历了从腹侧到背侧情感专有型神经中枢的转移过程。根据这份研究报告披露的数据散点图，上述从杏仁核系统到内侧前额叶系统的敏感转移过程，大约从5岁持续至25岁。

米歇尔的研究思路和他的已得到广泛承认的研究成果表明，解释个体毕生成就的差异，我们不仅需要考察这些个体的一般智力差异，而且还要考察这些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差异。在生物演化视角下，或许这两方面的差异，在更高层级上可由“普适人格要素”得到解释。

沿着上述思路，帕哲思（Stephen Porges）二十多年来发表的关于婴儿迷走神经系统发育的健康状况与成年之后取得的各种业绩之间统计相关性的研究，确立了关于人格和个体差异的另一项特征事实。他的系列报告，具有代表性的一篇，1995年发表于《神经科学与生物行为学评论》。那时，脑成像技术尚未普及，帕哲思的数据主要来自婴儿的心电图（以及脑电图）。正常的心电图曲线，每一段包含一组“QRS”波群（心室除极过程），其中R标识着峰值电压及时刻。两段相邻心电图的QRS波群的峰值之间的时段，即“R-R”时段，帕哲思指出，表征了婴儿的生理心理紧张程度以及有机体应对紧张情形的能力。在临床测试中，以往的方法是在24小时内，每5分钟测试一次心电图，然后计算全部RR数据的方差，通常称为“心律变化性”（HRV）。帕哲思发现，健康婴儿的HRV统计显著高于早产婴儿的HRV。心率变动范围小，意味着心律调节能力弱。人体的内平衡状态（homeostasis）——呼吸循环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和吸收消化系统等等，由自主神经系统（又称植物神经系统）维持。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即源自脑干深层（延髓）的十二对“粗大神经”（cranial nurves）的第十对，又称“迷走神经系统”（the vagus nurve），它源自脑干的深层，沿脊髓向下至骶骨。在生物演化分类中，人类的迷走神经系统形成于脊索动物（包括“有骨鱼”等脊椎动物）演化阶段。在人类的哺乳动物演化阶段，胎儿的迷走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与母腹及母亲的生理心理状态关系密切。帕哲思大约于1990年代中期确认，迷走神经是HRV的唯一决定因素，故而在帕哲思1995年文章里，HRV也称为“Vagal Tone”（我直译为“迷走基调”）。帕哲思在其他研究中发现，心律可调节范围大的儿童，在听到对自己行为的批评导致心律增加之后可以迅速回到正常心律，这样的儿童在成年时期取得的学术成就统计显著高于心律可调节范围小的儿童。

根据帕哲思参与的一个联合团队2016年4月在《荷尔蒙与行为》杂志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垂体后叶激素（oxytocin）对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内的心律调节机制的健康发育至关重要。关于脑垂体后叶分泌的这种激素，与经济学关系最密切的研究者，行为经济学家扎克（Paul Zak）2011年发表的综述自己多年研究工作的一篇文章是阅读帕哲思等人2016年4月这篇文章的最佳或必要铺叙。扎克多年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催产素（即垂体后叶激素）在“荷尔蒙铁三角”里占据主导地位。哺乳动物的情感方式，经过从两栖动物开始的三亿年演化之后，形成了由“五烃色胺”（又称为“血清素”）“多巴胺”“催产素”主导情感模式的“荷尔蒙铁三角”。

五烃色胺（serotonin）主导紧张感的缓解过程，长期偏低的五烃色胺水平统计显著地与抑郁症发病率正相关。在生物演化的爬行动物阶段甚至更早的腔肠动物阶段，生命个体的“紧张感”主要由饥饿引发，因此血清素水平偏低可有效激发爬行动物的觅食冲动。多巴胺（dopamine）在科普作品里被称为“快感激素”，因为多巴胺分子密集出现于被称为“鸦片回报系统”的新纹状体（striatum）与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之间的狭小空间。在行为学家斯金纳的著名“斯金纳盒子”里的小鼠，当电极持续刺激伏隔核时，快感强烈，不思饮食，以致营养不良而死。也因此，沉溺于快感的生命个体缺乏任何诸如觅食或竞争这类行为激励。扎克的科学研究表明，催产素是协调紧张感与快乐感的荷尔蒙，保持适当的催产素水平，生命个体不致因过度紧张而偏激（BAS）或抑郁，也不致因过度享乐而使自我控制（BIS）能力迅速消失。尤其是，他发现，催产素其实可称为“爱的激素”，根据他与合作者的三篇研究报告，催产素水平较高的被试，不论财务状况如何，倾向于有更多的慈善捐款，并对他人有更高的信任水平，哪怕是完全陌生的人。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扎克研究小组发现，心律变化率能够准确预测被试对故事主角的同情水平和捐款水平。

现在回去讨论帕哲思团队2016年4月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基本假设是：催产素或许帮助哺乳动物个体在压力环境中寻求社会资源，故而在自然选择中优于其他类型的荷尔蒙。当然，这一假设仅适用于社会性哺乳动物。他的主要发现是，催产素受体激活并不阻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素”这一重要的警觉系统的正常功能，同时增强了大脑对自主神经系统（尤其是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系统）的控制能力。催产素的这一特征于是在保持对外在威胁信号的敏感性的同时强化了动物个体的社会敏感性。

五、结语

我概括叙述了行为社会科学的三组特征事实，关于群体智商、群体创造性以及人格（气质）的个体差异。正在涌现的“行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我认为，应当由这三组特征事实，并与其他更早确立的特征事实（关于个体智商和个体创造性）一起，构成行为社会科学的开端。

以往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或核心问题意识是“社会何以可能”，在经过百年流变之后，基于静态因果关系的社会科学逻辑为这一核心议题提供的解答方案，不能令人满意。另一方面，脑成像技术、社会网络技术和计算机仿真技术的普及，提供了大量动态数据。动态数据要求社会科学引入新的研究思路，尤其是演化视角下的逻辑与历史辩证统一的理解框架。在概括群体创造性的晚近文献时，我建议将其中一项命题视为“行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假设群体内全部个体头脑的先天重要性服从正态分布，那么，由于无法预先知道哪些头脑是先天重要的并且由于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尽可能减少头脑浪费的唯一方式就是合理配置资源从而让全体成员都有表达自己的重要性感受的机会。

基本问题是挥之而不去的，它以各种形态表现在行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并因为重复出现且难以化解于是成为研究者问题意识的核心。基本问题不可挥之而去，不仅因为它是社会科学解释逻辑的基本矛盾的产物，而且因为它是社会必须求解的核心议题。如前述，假如社会不能配置足够资源于峰值群体的潜质开发过程，则社会的平均智商长期而言必定趋于零。

任一社会求解上述核心议题的过程，都可理解为奈特定义的“社会过程”，并且仅当社会过程逐渐解决核心议题时，这一过程才外化为有效（实施成本足够低）的法律和政治结构。奈特建议的能够解决核心议题的社会过程基于“自由对话”——governance by discussion（基于对话的社会治理）。他认为，判断政府是否为民主的或是否为独裁的，完全不应阅读政府标榜的宪法，而是应当观察社会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不受权力操纵的自由对话。这一思路由奈特的弟子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Jr.）直接继承，确立为“公共选择”学派，同时与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行动”学说先后呼应，构成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思想传统。

最后，如我在“引论”中指出的，现代社会科学叙事的三项核心观念是：幸福、创造、和谐。由于西方思想传统的历史局限性，尤其由于西方学术期刊竞争激烈以致学科细化到今天这样支离破碎缺乏整体理解框架的处境，虽然有晚近几十年的努力，但毕竟，学术期刊很少发表以“和谐”为主题的研究报告（清洁生产及生态环境类的期刊是例外）。我在《行为经济学要义》里介绍过脑科学家Tania Singer 晚近发表的研究报告，特别是，她目前主持的旨在开发儿童慈悲情怀（compassion）的实验项目，似乎是卓有成效的。另一位脑科学家，Richard Davidson，比她更资深，与藏传佛教群体合作研究“正念修行”这样的训练对“身-心-灵”整体健康水平的统计显著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东南亚的学者们开始发表“灵商”（spiritual intelligence quotient，简称“SQ”）测试报告。不过，我认为这些报告尚待改善学术规范性，尤其是量表设计，过于敏感依赖于特定文化传统或宗教传统。国内文献，大约在2003年至2013年期间，开始讨论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灵商”或“精神智力”或“心灵智力”的缺失及其不良后果等议题。

真正重要的人格心理学思想资源，我相信，仍来自荣格学派，而且远未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也因此，我很高兴浏览晚近发表的关于灵商的研究进展，包括国内学者的研究进展。至少沿着这一思路，清晰展现出“IQ-EQ-SQ”（智商-情商-灵商）的我称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