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百年”是我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制定的宏伟目标。从目前来看，2020年的小康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2049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也是可期的。
为激发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激情，需要把第二个百年目标更加具体化；同时，由于从现在到2049年还有33年的时间，制定一个中期目标也是必要的。
本文着重研究第二个百年目标及其中期目标中我国人均收入和经济占世界的比例问题，并简略讨论一下实现这两个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二个百年目标
我国自2003年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之后，人均GDP稳步提高。到2015年，按即期汇率计算，我国的人均GDP达到8028美元，世界排名第75位；按2011年PPP计算，我国的人均GDP达到13572美元，世界排名第80位。
二战之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区间（即从中低收入行列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地区）用时在50年左右。以此作为参照，我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应该确定为：完成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转型，成为高收入强国。
国际上关于高收入的定义存在争议，但一般以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45%为界限。到2015年，按即期汇率计算，只有30个国家（地区）能够达到这个指标；按可比价格计算，也只有50个国家（地区）能够达到这个指标。这些国家（地区）主要是OECD国家和少数中东产油国。
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2015年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5.7%，要保证到2049年达到美国的45%，2016-2049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必须超过美国的1.64个百分点。
美国的长期实际增长速度为2%左右，这意味着，只要我国的实际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64%，就可以实现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这个增长速度是可期的。
假设从2016年到2049年我国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匀速收敛到美国的水平，即2%，则2016-2049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4.28%，远高于赶超所需的3.64%。
按汇率计算，我国2015年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4.3%，要保证到2049年达到美国的45%，2016-2049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必须超过美国的3.4个百分点。
美国的长期实际增长速度为2%左右，通胀率不超过2%，这意味着，只要我国的人均名义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4%，就可以实现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
这样，只要2016-2049年之间我国的国内通胀率 + 对美元升值速度超过3.12%（3.12% + 实际增长率4.28% = 7.4%），到2049年我国的名义人均GDP就可以超过美国的45%。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告诉我们，随着我国的人均收入缩小和美国的差距，人民币就必然要实现对美元的实际升值（即要么发生名义汇率升值，要么发生国内物价上涨），而人民币自1994年以来的年均实际升值速度超过4%，远大于赶超所需的3.12%。
到2049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世界的三分之一，即恢复到我国的历史最高水平（1830年左右），人均收入接近世界平均收入的两倍。此外，我国还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强国，科技力量和科技产出将仅次于美国；我国将不断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日本今天一样。
上述目标是可期的，原因在于，到目前为止，我国做得比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区间的国家（地区）做得更好。
比如，我国拥有巨大的储蓄总量；我国的科技人员数世界第一；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超过2%，到2020年将达到2.5%，把大多数发达国家甩在后面；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互联网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制造业水平不断提高，在中等技术领域已经占据优势，智能制造基本实现和美国、日本齐头并进。尽管我国的人口将不断老化，但它的负面影响完全可以被智能制造所弥补。
中期目标
中期目标的时间节点可以定为2035年，目标是成为中等收入强国。考虑到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为后半段腾出从容发展的空间，收入目标可以确定为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37.5%，即达到目前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如东欧国家的水平）。
如果2016-2035年间我国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美国的1.88个百分点，或人均名义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美国的4.82个百分点，这个目标就可以实现。根据上面的分析，这两个增长速度都是可期的。
如果能够实现中期目标，则2036-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就变得较为容易。就收入增长而言，只要我国人均实际或名义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美国的1.30个百分点，则第二个百年的收入目标就可以实现。
在收入之外，中等收入强国目标还应包括（但不限于）：研发投入总量赶上美国；普及12年义务教育；成为制造业强国，在智能制造和互联网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实现全民社保及其全国统筹；城市化水平达到75%，基本消除城乡差距；缩小地区差距，中西部的人均收入达到东部的三分之二以上；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GDP的60-70%（目前多数地区只有40%左右）。
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和中期目标面临的挑战
学术界和政策界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讨论，在此不再重复。本文只着重谈两个挑战。
其一是人口老龄化。许多人认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导致劳动力紧缺。但是，在智能化生产的大潮之下，劳动力将不断被替代；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临的将不是劳动力不足，而是劳动力过剩，特别是低教育水平人群的劳动力供给过剩。
老龄化带来的冲击将主要在国内需求和养老及医疗保障方面。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老龄人口的消费比较低，这就是为什么安倍经济学不起作用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日本的政府负债已经超过GDP的250%，且仍然在增长，主要原因是人口的老化。
应对老龄化大潮，我国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以“小步快跑”的形式延迟退休年龄；坐实并逐步提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比例，建立退休金共同基金，接纳个人账户的投资；加大对教育、特别是不发达地区教育的投入；消除不必要的管制，鼓励竞争，从而降低国内价格水平；降低关税、取消进口环节的增值税、降低或取消进口环节消费税，以此降低国内价格，促进国内消费。
最后一点是许多人所忽视的。我国正在经历从生产大国到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并重的转型期，但是，由于进口消费品的税收太高并推高国内物价，民众的国内消费无法得到满足，只能到国外去实现。要实现消费转型，开放市场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如果我国想成为世界的领袖，就必须向美国学习，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在国际上，我国的崛起以出口为先导，事实上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福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被我国的产品所摧毁。
目前，我国支持发展中国家主要靠援助，但这种做法是事倍功半的；更好的做法是向发展中国家敞开市场，让他们把产品销到中国来。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美国的精英们普遍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因为美国的市场是开放的，而中国的市场是封闭的。
我国目前的关税政策基本上是损人不利己的——对外限制了其它国家对华的消费品出口，对内降低了民众的获得感。在奔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路上，我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其二是地区间的平衡发展。我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增长基本上发生在沿海地区，广大的内陆地区的发展比较缓。但是，巨大的地区差距也是我国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潜力所在。
从许多方面来看，特别是在城市化率和产业结构方面，内陆地区的发展水平基本上停留在沿海地区二十一世纪初期的水平，因而它们将有比沿海地区多15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时间。
沿海地区的增长必然减速，要保持我国经济整体的较高速度的增长，大力开发内陆地区是必要的。
在未来的二十年里，我国应该把重点转移到内陆地区的发展上来，主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提出一个“内陆腾飞”计划，出台鼓励产业內移的政策措施；打造内陆地区的中心城市群，如武汉-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西安-咸阳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辽东半岛城市群等；加快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城市化进程；等等。
另一方面，内陆地区不应过多强调发展高科技产业，而是要虚心接受沿海产业的转移，这对于三、四线城市尤为重要。
再者，国家层面不应过多强调“走出去”；“一带一路”应限于一个地缘政治战略，而不应作为一个经济战略来实施。事实上，就金额而言，民间对外投资主要流向了发达国家，目的是获取技术和市场。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也为中国的经济赶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