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锋：提起企业家精神，很多人会想到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中国儒家伦理无法催生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对此您怎么看？
王曙光：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和东方影响都很大，他认为在中国和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东亚国家，无法产生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这被称为“韦伯命题”，其观点被很多人接受。很多学者对此深信不疑。但其实，从“韦伯命题”提出之后，反对的声音也同样有很多。这个命题，我在二十多年前读本科的时候曾经研究过，当时我和我的导师陈为民先生还合作写了一本书《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精神的承接》，对韦伯命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且以东亚经济的崛起作为有力的例子，通过分析以日本为主的亚洲四小龙，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崛起，反驳了“韦伯命题”。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东亚的现代化，或者说东亚企业的现代化，并没有受到儒家伦理的制约和束缚，相反，儒家伦理在东亚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催生和助推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完全的颠覆，宣告了“韦伯命题”的终结。
我认为，企业家精神并不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它只是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产物，伴随着经济活动而存在。韦伯认为是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企业家精神，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崛起和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催生了新教伦理，改变了传统的基督教伦理。伦理是经济活动与社会交往的产物，而不是相反。
其实，人类的经济活动一直存在和演变着，企业家精神（广义上的）也早已存在着，而绝不因为有了资本主义之后企业家精神才一下子蹦出来的。拿中国来说，我们有着自己历史悠久的商业传统，我们的商业精神，其实跟现代企业精神是很类似的。我所崇敬的赵靖先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开创者之一，他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中国经济思想通史》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奠基之作。赵靖先生对于韦伯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韦伯的学说，在理论上是“头脚倒置”，韦伯把文化，尤其是宗教，看做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其实，新教中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恰恰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欧洲的经济发展，是经济力量的推动，催生了宗教改革，从而产生了包含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而新教伦理反过来又促进、加速了经济发展，是这样一个关系。韦伯却颠倒过来说了。所以说新教伦理不是空穴来风，它不可能脱离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实践而独立存在。同样，中国也有自己的企业家精神，因为中国的商业活动数千年来一直没有中断。中国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也不是凭空形成的，而是受中国数千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反过来，儒家伦理道德也在影响着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林锋：既然中国很早就存在有和现代企业精神相类似的商业精神，那么它是什么样子的？又是怎样演变和发展的，可有自己的脉络？
王曙光：我把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分为四个历史阶段：一是传统的企业家精神。二是近代工业化初期的企业家精神。三是工业化迅猛兴起时期的新中国企业家精神。四是工业化高潮时期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
第一阶段是传统企业家精神。这个时间起点是先秦时代，也就是中国的古典主义时代。大概从孔子开始，当时社会上的经济活动比较频繁，伴随着经济繁荣，出现了很多的大商人，也随之出现了大量关于商人精神的讨论。关于商、商人，讨论最多的就是一个人应该如何处理“义”和“利”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义利之辨”。在中国历史上有三大主题：“义利之辨”、“华夷之辨”、“君子与小人之辨”，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历史。其中，“义利之辨”是核心，被认为是“儒者第一义”，王夫之更是认为，“义利之辨”是制约“华夷之辨”和“君子小人之辨”的根本，“天下之大防二，而其归一也，一者何也？义利之分也。”我们今天再来看“义利之辨”，会发现在孔子和孟子那里，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东西。他们二人都强调义利合一，可是又有不同。在孔子的时候，有两种说法，一种叫做以义制利。这是从底线角度讲的，以义来约束人们的本能逐利行为，我认为这可以称为儒家的消极伦理，是一个底线意义上的伦理，每个商业行为和逐利行为都要受到义的制约。第二个层次是儒家的积极伦理，我们可以概括为“义以生利"。只要一个人的经济行为符合义和礼的要求，利就来了。做好事能得到更多利益，这一点和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是完全一致的。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什么要强调爱国，要反哺社会，要关注社区利益，促进共同发展，就是因为“义以生利”，利他才能利己。要想最大程度地利己，必须先利他，这就是义和利的更高层面的关系。
后来到了孟子那里，就不像孔子那么中和，他见梁惠王，说“何必曰利”，不谈利，“有仁义而已矣”。后来一直到了宋代，在南方经济发达的地区，产生了功利主义儒家，代表有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都在温州、台州这一带。永嘉学派又被称为功利学派，提倡“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永康学派的陈亮，将道义和功利并列，认为二者不能分开。这都是在肯定人的逐利欲望的正当性。人生来有追逐利益的欲望，无可厚非，但是必须受到义的约束。在当时士农工商，商人处于四民之末，应该说功利主义儒家思潮的兴起，对于商人地位提高，和商人逐利精神的肯定，产生了很大影响。而这又和南宋时期的开放的、蓬勃的经济活动的兴起是分不开的。
其实，早在司马迁那里，就肯定了人们的逐利欲望，提出利是人们的生活要求，追逐物质利益是人们的本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的《货殖列传》，就是最早为中国商人树碑立传的。在肯定人的逐利欲望正当性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富而好德”，就是我们说的儒商。陶朱公范蠡，孔子的高足子贡，这两个人都是儒商的杰出代表。知识分子参与商业经营，精英人物参与商业活动，提高了商人的道德操守和社会责任。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基因从先秦时代就奠定了。
第二个历史阶段，就是中国近代工业化初期。当时的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民族危亡，二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我把这一时期的企业家精神总结为八个字：家国情怀，民族精神。家和国都要没有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修齐治平”，讲的就是家国天下，只不过那是在士大夫层面，现在则跟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空前高涨、觉醒，中华民族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自立，成为每个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正是这两点促使企业家开始把自己的经营行为和国家命运自觉地、主动地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家国同构”。我们看这一时期的大企业家：张謇、荣氏兄弟、范旭东、刘鸿生、陈光甫、周作民、卢作孚，穆藕初，还有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张弼士，在这些大企业家身上无不呈现出共同的特点：一是有担当、有情怀。这些人可不是普通人，都是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留过学。例如陈光甫是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的，范旭东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穆藕初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这些人对于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都有着深刻的了解。同时这其中还有张謇这样的晚清状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深入到骨子里。二是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些人可不是单纯做生意，他们办企业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是有着明确的实业救国、实业兴国的抱负和追求的。他们也是最早一批社会责任意识自觉觉醒的人。在这些人身上，可以说结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既有西方现代文明意识，又有中华民族的本土意识；既有开放性，又有传统文化的保守。在这些人身上，中国儒商文化的一大精神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义利合一。陈光甫开办银行、卢作孚造船，张弼士造葡萄酒，范旭东投身化工业，他们都不是出于个人目的，所追求的也不是个人私利。这是真正的儒商。三是在这个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现代过渡的阶段，这些人身上既有独立的企业家精神，又摆脱不了跟官府密切结合的传统官商文化本性。其中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盛宣怀，被誉为“手握十六颗夜明珠”的大企业家，他创办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历史上的无数个第一，但是他的成功主要是善于和政府打交道，利用官府的力量达成目的。他也是冯友兰说“中国文化两千年解不开的死结”的官商文化代表。
第三个历史阶段，是工业化迅猛推进时期的新中国企业家精神。好多人认为中国文化产生不了企业家精神，中国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这个说法有问题，太过绝对化。我们强调，企业家精神并不神秘，它只是一个随着经济活动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发展而自然涌现出来的产物。其实中国的近代化虽然开始很早，却并没有完成。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才真正开始了工业化。当时有两大国家任务。一是工业化，二是赶超西方，后来形象地称之为“超英赶美”。在这两大历史任务的指引下，当时的企业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很强的奉献精神，国家至上，国家目标超越企业目标。二是企业与国家同构，自觉将企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构，不分彼此。在解放初期，有一个特殊的公私合营阶段，叫做“一化三改”，一化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就是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改造过程中，一批近代有名的企业家纷纷支持国家建设，主动接受改造，放弃私人企业，如荣毅仁先生，同仁堂的乐松生先生，都表现出了极高的觉悟和极大的积极性。也有人会说，他们是被当时的形式所逼迫，是大势所趋，但我们应该看到，他们也是经过了反复思考，才做出了最终的抉择的。他们这么做，有顺应历史潮流的需要，更因为在他们内心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建设，新中国崛起的民族复兴之梦，和他们内心的企业家抱负是暗合的，济世安邦，利国利民，何乐而不为？所以说这既是大势所趋，也是这些企业家的主动选择。新中国在大规模工业化时期，涌现出了像王进喜这样的人物，我认为他不能被看做一个简单的英雄模范人物，而是一个特殊时代的卓越企业家。王进喜这个人很特别，他的奉献精神，以他为标志的“铁人精神”、大庆精神，代表了那个时期中国特有的企业家精神。我们知道，大庆精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爱国主义，是献身精神。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工业基础实在太薄弱了，又没有外援，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所以像王进喜所代表的企业家精神就弥足珍贵。当半个多世纪过去后，我们再回眸历史，再去看这种工业化迅猛推进时代的精神动力，我们已经很难想象，王进喜跳进泥浆池子里，用自己的身体去当搅拌器，可这就是在那个年代里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现在到大庆看看，还有王进喜留下的遗物，还可以到处可见“铁人”精神所留下的痕迹和影响，毫不褪色。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迅猛推进工业化时期，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鞍钢宪法》。这是新中国诞生的、特有的企业管理方法，是毛主席亲自命名并作了批示，号召向全国进行推广的。《鞍钢宪法》的基本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其核心就是“民主管理”，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成功经验。毛泽东在批示中，将鞍钢的报告总结概括为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鞍钢宪法》诞生后，不但在中国名噪一时，一些欧美、日本的管理学家也在研究，称之为“后福特主义”、“团队合作”、“全面质量”、“经济民主”。甚至有人认为“丰田生产方式”，实际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秉承的正是“鞍钢宪法”的核心理念。今天，我们再来看《鞍钢宪法》，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企业领导者的企业家，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和民众打成一片，发挥群众的集体智慧，依靠民众的创新和创造精神，依靠团队和集体力量，形成推动企业向前发展的整体力量。这种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来说都非常重要。
第四个阶段，是工业化高潮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企业家精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企业成为了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现代企业家群体应运而生。这个群体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带有集体性质的企业，改制之后成为培育企业家的土壤。例如张瑞敏，海尔当初就是一个集体企业；柳传志，联想也是个科研院所办的集体企业；还有一个来源是乡镇企业，比如鲁冠球，当时的万向就是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家的出身不同，历史背景千差万别，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带有现代企业家的精神基因。他们处在一个经济转型的大时代，不可避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这一代的企业家，普遍有着济世情怀。像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非等人，都不是唯利是图，而是继承了原来古典意义上儒家文化“义利合一”的精神。二是这一代企业家，普遍顺应时代，具有在转型时代嗅觉灵敏，开拓创新的能力，善于创新，抓住机遇。三是国际眼光，他们虽然在家门口艰难起步，但后来都自觉主动地参与了国际竞争。他们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一代企业家相比，国际格局更为明显，现代企业家意识特别突出，市场意识不断增强，现代契约精神、创新意识、工匠精神、社会责任意识都具备了。这一代的企业家，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家了。
林锋：谈论企业家精神，不能忘记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脉，企业家精神方面是否也应该有代表性？
王曙光：是的。就像有人认为中国没有企业家精神一样，也会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没有企业家精神的，这当然是不对的。国有企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缔造出了代表时代之魂的企业家精神；在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经过改革，一次次焕发出活力，在不同时期都始终承担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也始终没有中断过。
我举一个中央企业企业家的例子，就是宋志平先生，他是中国建材和中国医药两大央企的掌门人，在他的手上，中国建材和中国医药双双进入世界500强。这两个行业可以说都是我们的传统行业，而且面临如何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可是宋志平不但破解了难题，而且走出了转型成功的新路子。他成功的具体原因就不说了，只讲一点，就是他把行业领域内上千家的竞争对手都变成了合作伙伴；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是中国儒商文化中最古老的“和为贵”思想的现代化应用。像宋志平这样的中央企业、国有企业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自觉地将企业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这就是中国特质的企业家精神。
林锋：在了解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后，我们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也更加自信。但与此同时，是否也存在一些问题？
王曙光：中国企业家精神有自己的优势，但我们的企业家也有自己的缺陷。我将这些缺陷归纳了一下，一共分为六大误区：一是缺乏独立的人格，跟政府过于密切。官商文化在两千多年中一直存在着，今天叫做政商文化，但还是脱离不了和政府的关系，造成很多企业家对自己的定位不准。不清楚跟政府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关系。
二是很多企业家自私自利。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误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利己，利润是资本的唯一追求，做企业只要挣钱就够了，根本没有社会意识。这样的认识可以说相当肤浅、片面。
三是投机取巧，不是靠着创新技术，去推动社会进步，而是靠着投机取巧赚钱，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发财致富，缺乏的就是工匠精神。
四是短视和机会主义，缺乏永续经营的思想，没有做百年老店的追求和抱负。
五是缺乏契约精神，法律意识淡薄。
六是有竞争意识，但没有合作意识。这同样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读。一提到市场经济，想到的就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却不知道资本主义也是讲合作的，而且企业要想真正实现永续经营，长久发展，就必须合作，要有合作精神。
林锋：既然我们的企业家精神有自己的传统优势，也有不足，那么面对未来，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进行传承，并且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呢？
王曙光：我们回眸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企业家精神是我们珍贵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也是我们现代社会稀缺的资源，一定要好好地加以传承，同时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社会要给企业家创造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要珍惜企业家，认识到企业家精神很宝贵，是不可多得，甚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要珍惜。
二是要用法治塑造好的环境。要给企业家以稳定的预期，用法治的环境和法治的精神来培育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三是保持好政府和企业家的正常关系。作为政府官员，要呵护企业家，和企业家做朋友，而不是像有的地方官员那样杀鸡取卵。要像习总书记讲的那样，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这需要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一起努力。
四是要严格保护企业家的财产安全。在这方面国家已经出台了法律，给企业家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让企业家可以安心地去施展才华抱负。
五是社会意识层面，要给予企业家以正面的认识和肯定的评价。我们过去讲的是商人为富不仁，唯利是图，无商不奸，都是对商人的偏见。其实商人也好，企业家也好，都是社会劳动者，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士农工商，一样是给社会做出贡献的。所以对于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才华创造财富的企业家，我们不应该仇富，而应该给予尊重。
最后，我想说的是，21世纪的中国企业家必将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央。伴随着我们国家倡议的“一带一路”，以及参与全球化治理的步伐加快，中国企业大规模地走出去，中国企业家不管是在现实竞争中，还是在精神修炼的更高层面上，都将面临重大的挑战，但更面临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历经风雨洗礼之后的中国企业家，一定会赢得世界尊重！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