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是对以先秦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是对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当代国际格局已发生新变化，世界期待由中国来引领全球治理、维护和改革国际秩序。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重点在多边外交与全球治理上开拓进取、持续发力，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秩序新陈代谢、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总书记以天下为己任，继往开来、锐意进取，提出了兼顾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的全球治理思想，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对外战略主动权，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中华传统文化与新中国外交传统是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历史背景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追根溯源，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可谓厚积薄发，主要有两大来源。
首先，是对以先秦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体现了以德政、仁政、王道等为内涵的“修齐治平”政治理想，“和而不同”与“协和万邦”的外交哲学以及“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的政治追求。其次，是对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历代领导人统筹维护国家正当权益与国际公平正义，始终坚守发展中国家立场，就改革完善国际治理规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宝贵的思想贡献。
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原则。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第一次完整列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随后又在1955年4月召开的印尼万隆会议（亚非会议）上被扩展为“十项原则”，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圭臬。面对西方列强的分化与新独立民族国家的疑虑，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了著名讲话：“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求同存异”一词从此不胫而走，其主张不以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异同来对外划线，而是着眼于彼此的共同利益。
二是改革开放后提倡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88年对来访的印度总理拉·甘地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邓小平还在1990年7月会见外宾时强调指出：“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
三是首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思想。在2006年8月召开的首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包括四个支柱：政治上致力于同各国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致力于同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推动共享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成果，促进世界普遍繁荣；文化上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相互促进，倡导世界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安全上致力于同各国加深互信、加强对话、增强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
国际格局巨变与中国实力倍增是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现实背景
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与欧盟先后爆发）后世界力量对比持续发生深刻变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以G20为主要代表的国家间“平等共治”成为现实。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新的实力支撑和新的理念指引下，中国抓住了新的机遇，在全球治理上成就了大作为。国际格局新变化是中国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大背景，新变化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两大“集群”此消彼长、一降一升。根据IMF2016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按购买力平价标准，以2015年计），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的全球占比现已高达57.6%，而发达经济体仅占42.4%，“金砖五国”中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国分别占17.3%、7.0%、3.3%、2.8%，合计占30.4%，接近追平西方“七国集团”所占比例（31.4%）。
二是主要战略力量进一步多极化，大致有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脱欧”后的英国、日本、印度等七大力量，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现为“一超六强”。
三是力量对比的质量多层化或多“级”化，分为美、中俄欧、英日印三个层级。其中美国虽仍独居“第一层级”，但相对优势明显减少，美国“内向”加深、内耗加重；中国、俄罗斯、欧盟同属“第二层级”，中国胜在综合国力与巨大潜力，俄罗斯胜在军事、外交及自然资源与地理空间，而欧盟尽管少了一个英国，但仍胜在经济规模与软实力，并且这三家还都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欧盟是其中的法国）；英国、日本、印度同处“第三层级”，英国“脱欧”后虽势单力薄，但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故在“第三层级”中暂且居首。日本、印度均受制于国际政治影响力有限。
四是国际行为体的种类多元化，主权国家虽仍占据主导，但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国际恐怖组织等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能量愈发惊人，其中既有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又有“重点对象”，致使延续近四百年、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备受侵蚀。
五是大国互动的形态多样化，包括西方与新兴大国两大“集群”之间的“竞合”博弈，以及主要力量之间的双边与三角博弈等。
六是中国的国际身份多重化，一方面是GDP总量乃至综合实力世界第二备受瞩目，大国责任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仍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全面现代化还任重道远。
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先后步入战后七十周年（2015年）和冷战后二十五周年（2016年），当代国际秩序面临复杂深刻的重塑，失序与无序的一面凸显，世界转而期待由中国来引领全球治理、维护和改革国际秩序。十八大以来的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维护与拓展自身利益亟需加大参与全球治理，以不断扩大制度性国际权力。正是在此国际与国内背景下，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应运而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顺势而上，重点在多边外交与全球治理上开拓进取、持续发力，进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提出与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极为重视，先后就此召开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和领衔主办G20杭州峰会，生动展现了全球治理大智慧。
首先，首次就全球治理举行政治局集体学习，明确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集体学习，习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一是在指导思想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二是在战略定位上，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在战略目标上，推动IMF、世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机会、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四是战略原则方面，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应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其次，首次主办G20峰会，开启“中国引领、大国共治”的全球经济治理新纪元。2016年9月3日，习主席出席G20工商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出“四个以”和“四个重点”。“四个以”包括：“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四个重点”包括：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为此，要推动G20实现从“短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巩固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地位。
再次，就全球治理再度举行政治局集体学习，完善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201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系统总结G20杭州峰会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坚持两大原则。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二是优先落实既定任务。包括拓展杭州峰会成果，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整合地区自贸谈判架构，加大对网络、极地、深海、外空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的参与等。三是继续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关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理念，坚持要合作而不要对抗，要“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四是强化自身相关能力建设。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宣传、统筹协调”四种能力。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何毅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