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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人类文明，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包括大学在内的学校，和更为古老的制度——家庭，也许还有教会或庙堂一样，一直是人类文明传统的承继者，同时也是最古老的社会制度之一。像1968年在欧美青年运动狂飙突进之时担任风暴中心的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吕埃格教授所言：“大学的使命是研修和传递所有得到精心研究的精神领域的知识瑰宝”。虽然自19世纪之后，“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学增加了发现这一任务”，但是自人类历史上出现学校以来，“传递和解释过去的成就”就一直是其公认的基本功能。
学校这一社会系统的出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一开始都不是专门或独立的教育机构。在中国，最早的“学校”出现在西周，称之为“辟雍”，是奴隶主贵族读书、乡饮、骑射或祭祀之地；后来又先后被称之为庠、序、学、校、塾，《礼记》所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在读书的同时，兼为习射和养老之地。唐代的办学达到鼎盛时期，其后因为科举制度的推动，学校机构日益发达。
清末，开始兴办近代教育，在光绪二十八年即南京大学的源头——三江师范学堂建立的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始称之为“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新学制——《壬子学制》之时始称“学校”。
在西方历史上，广义的“学校”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那时，一些四处游历的智者和哲人来到雅典，依靠教导市民为生。其后，柏拉图在雅典近郊的树林中开办了后来延续了数百年的“柏拉图学园”。不过，这个学园并不以教授知识为主，它采用活泼的对话方式，注重参与者的相互探讨，与现代意义上的“沙龙”更为相似。
真正意义上的或狭义的具有“校制”的“学校”出现于中世纪，除了一部分法律学校和文科学校外，更多的是以教授宗教知识为主的教会学校，这些教会的附属品后来为最初的大学提供了雏型：建于1088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1292年的法国巴黎大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再往后，先是文艺复兴，后是启蒙运动，面向公众和社会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和大学的进步。尤其是启蒙运动计划的成功降低了神学的重要性，它推动了大学和教育的世俗化，宣布了经院哲学的结束，也使各门科学开始转到了经验主义和实际应用的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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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社会学家库利所说家庭是“人性的养育所”，我们这里论述的学校尤其是大学不仅是传统的传递者，自现代以来它也成了“‘青年’的养成所”。
我们所以说学校是“青年”的“养成所”，是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类别，而不单单是一种生理发展阶段，“青年”实际上是工业革命以来越来越普及并且越来越延长的现代学校教育的产物。
比如，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社会中，一个刚刚进入生理发育期的十三四岁的孩子，明天就可能加入父母们的劳作队伍，在孩子和成人之间并没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
在近代中国，“青年”的出现与近代教育形成的学生群体的不断壮大有关，1909年即废除“科举制度”不过4年，在新型学校中就读的学生已经达到156万，其中还有一部分就读的是以美英为参照的“寄宿学校”，留学人数也不断扩展，单单留学日本的就超过一万人。学生群体就是从这时开始脱离家庭和父母的制约，脱离原本早熟的人生，成为与社会有一定距离的所谓“青年”，并被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寄予了改造旧中国的期望。
显然，在工业社会尤其是后工业社会，正规学校教育时间的延长改变了我们定义“青春期”和“青年”的方式，不仅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完成中等教育之后进入大学或学院继续他们的学业，由此延缓了向成人的工作和家庭角色过渡的时间。
改革开放之前，除了1966-1969四年间大学停招之外，连同94万工农兵大学生在内，24年间培养的大学生不过300余万人，只是现在一年招生数700余万人的一半。这说明，自1977年后，在受教育年限增长、大学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的同时，中国年轻人进入工作领域的时间也明显推后了。如此，越来越多的学校和越来越长的受教育年限，不仅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也使“青年”的年龄上限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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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学校通过将年轻人“拉出”家庭，在相当程度上瓦解了家庭传统，形成了自己越来越广泛的影响，那么在学校规模越来越大、年轻人越聚越多、包括电子媒介在内的沟通手段越来越多样化的今天，随着师生间交往在频数和支配性方面的下降，围绕学校形成但扩展到学校以外的同侪群体的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并且毫无疑问反过来也在瓦解学校的旧有“传统”或建构新的传统。
这证实了希尔斯的想法，如果父母和教师的影响力下降，就必然导致“子女只能自己去规定标准；这意味着，他们接受的将是最有影响力的同代人的标准”。
1950年，美国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就敏锐地注意到：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越来越迅速的变迁，原先在青少年社会化中占有至尊地位的长辈，开始丧失他们至高无上的影响力，让位于现在越来越丰富多彩、形形色色的同侪群体（Peer Group）。为此，里斯曼指出，要解释现代社会的性格变动，就必须“强调同侪群体和学校在青少年性格形成中的作用，即使这有可能低估成年期经验对性格变动的影响”。
在理斯曼的论述中，他人突破传统和自我，一步步成为人们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因素，而这个“他人”对青年一代而言最重要的现代组成就是Peer Group，即所谓同侪群体或同辈群体。
同侪群体是由地位相近，年龄、兴趣、爱好、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大体相同的人组成的一种非正式群体。在这里，尽管年龄是一种关键变量，社会经济地位、种族以及性别等差异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诸多社会学的研究都证实，在现代社会同侪群体对个人社会化的影响力日渐提高：不但美国和欧洲的高中生每周和同龄人在一起的时间要两倍于和父母或其他成年人，而且美国的青少年和同龄人在一起的时候情绪更好；同样，中国的孩子也更愿意将心里话告诉自己的同龄人，甚至在中国学生中，同侪群体在学业成就方面也有相当的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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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感悟到同侪群体的影响力并予以经验研究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西奥多·纽科姆。自1939年起，纽科姆费时数年，完成了有关美国贝宁顿女子学院女生的学院经验和社会政治态度关系的调查。
研究发现，在位于佛蒙特州的这所倡导进步主义的大学中，和同学即同侪群体的交往“使得那些来自保守主义家庭的女大学生们的政治和经济态度发生了改变”。具体说，刚刚进入大学时，那些和保守主义家庭联系密切的低年级学生偏向保守，但此后几年与同学即同侪群体交往的学院经历却使她们在政治倾向和个人生活风格上趋于自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伴随着工业化尤其是后工业化向全球各地的推进，形态各异的青少年同侪群体以及青年文化也开始遍布全球；从那以后，如艾森斯塔特所言，在美国以及欧洲等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现代社会发展和社会运动都源起于形形色色的青年群体、同侪群体和青年运动，以及那被称之为青年文化的东西”，而大学或学院正是青年文化的孕育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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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完全独立的意义上而言，在中国，姗姗来迟的青年文化出现于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年代，以及1992年后越来越强大的市场力量的塑造。不过，如果你够敏锐就能发现，1966年的狂飙突进的红卫兵运动和随后而至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实已经以中国的方式开始为后来出现的围绕同侪群体形成的青年文化奠定了基础。
不仅在这两场运动中，已经围绕“红卫兵”或“知青”这两个标志性称谓形成了具有鲜明的代际认同特点的同侪群体；而且在这两场运动中，已经开始形成青年亚文化的雏形，其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地下文学”和“知青文学”的出现。这两种特殊的文学体例显示了年轻一代独立思考的开端，并像潘鸣啸所言，使得他们在社会控制相对薄弱的农村获得了自己的表达空间。
和他们的当过红卫兵和“知青”的父母一代相比，改革开放后长大的中国青年一代，真正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青年亚文化。与此相应，同侪群体的影响力也开始进一步上升。从这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来看，造成同侪群体影响力上升的宏观制度背景有许多，其中包括：
（1）政治环境的宽松、大学教育的普及、职业选择的自由化和多样化为这40年中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提供了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也为他们向包括父母在内的成人权威挑战提供了可能；
（2）社会流动的频繁和速率的提高，“异地就学－异地就业”和“离乡务工”两种社会流动模式的主流化，像金一虹教授所言，形成了青年群体在地理边界和旧有关系两方面的“脱域”性流动，并因此削弱了亲代对子代的控制，也使得在异乡甚至异国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年轻一代彼此间的影响力持续增长，形成了一种类似玛格丽特·米德所言的“并喻文化”——成长中的年轻人开始以他们捷足先登的同伴为楷模；
（3）在年长的孩子走向社会的同时，1980年代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那些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形单影只的未成年的独生子女们，即所谓teenagers，走出家庭寻求同龄群体的友爱、理解与温情，在那些双职工和父母外出打工的家庭，同伴即同侪群体甚至成为孩子们最主要的心理慰藉；
（4）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电子媒介的发展，使得年轻一代可以不再通过父母或教师这些传统的信息或知识来源，相互之间交换、分享或宣泄人生真谛、科学知识、生活窍门、情感领悟甚至社会愤懑；如此，在孩子们的社会化过程中，那些稍稍年长的或捷足先登的同学或同伴，代替了父母或老师成为孩子们主动认同的精神领袖或人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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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同侪群体的崛起，或者说这个特殊的“他人”能够成为年轻一代自身的精神偶像和认同对象，除了现代社会的宏观变动之外，还有着深刻而细腻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基础——即认同或社会认同的力量。
谈及认同，有两个重要的环节是不能忽视的：
首先，在由生理年龄相似而组成的同侪群体中，认同或群体认同这样一种心理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说，一个人在青春期之前其个体认同就像是还未被编织在一起的一块块碎布，那么到了青春期结束的时候，这些碎布将会被织成一整块对于个体而言独一无二的布料。这些“碎布”拼织的过程，所以会发生于青春期阶段，除了个人的生理和神经系统的日臻成熟外，也与此时年轻人开始脱离父母接触他人或社会有关。换言之，正是地位的不稳定性或过渡性，使得他们前所未有地急切寻求认同尤其是群体认同。
接下来第二个环节是，认同这样一种单纯的心理性力量，是如何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从而使同侪群体能够取代父母和教师，成为年轻一代的行为榜样或人生标杆的？对此最简单的回答可以借助于社会心理学家泰费尔的“微群体实验”。
在实验中，对群体成员身份的意识是产生群体行为的最低条件。换言之，那怕没有先期的互动关系，只要被试单纯地知觉到分类时，就会分给自己的群体更多的资源和正向的评价。这种知觉上的分类，会让我们主观上知觉到自己与他人共属，从而产生一种认同感。这说明，主观的群体认同会产生客观的行为后果。
回到我们讨论的议题，年轻一代正是基于这种主观的代际认同，意识到了彼此间的相似性和一致性，意识到了彼此间共同的兴趣、偏好和利益，意识到了他们与其他群体尤其是成人群体之间的心理隔膜和现实差异，并最终形成了更能够制约他们的意识和行动的同侪群体及其亚文化。这与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所描述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那就是一如“觉悟”这种主观的意识在工人阶级的客观“存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青年同侪群体的形成过程中，“认同”同样举足轻重。
进一步，最为重要的是，这种相互间的认同，以及与包括父母和教师在内的成人群体的疏离，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来说都是工业化或现代化的结果。因为正是工业化或现代化，才使得年轻一代走出家庭，走入学校或社会，并有可能以“群体”的方式共同思考和共同行动。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同侪群体或代际认同，本身也是一种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与生物性的个人生理成熟阶段相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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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通过对大学的意义及大学生活中同侪群体的重要性的讨论，触及到了现代性及其建构问题。
所谓modernity即现代性，恐怕是最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乃至艺术实践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概念，但也是最莫衷一是的概念。但无论如何理解，鉴于现代性出自西方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也可以将其大致理解为因人类历史进程或传统的断裂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以及与此相应的思维习惯与行为逻辑。
从宏观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而言，现代性标志着新的世界体系的形成，世俗化社会的确立，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与之相应的以科层制为代表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的运行；
而从微观的思维习惯和行为逻辑而言，现代性则意味着以启蒙主义的理性原则建立起了对社会历史和人本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既导致了社会生活中的“事本性”原则，也导致了人际关系的计算性；由于神秘性的破除既剔除了社会生活中的巫魅因素，也导致了对人的控制及其对人性的忽视。
基于我们所讨论的题域的局限性，在这里我们对现代性及其建构的触摸将聚焦于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思维习惯和行为逻辑。不是我们不关心制度或结构，只是因为相比而言在以往的讨论中人格和心理受到了相对的忽视，而我们赞同罗伯特·贝拉的观点：现代或现代性不应只被视为“一种政治或经济体系的形式，而且也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态”。
重视心态或精神世界的观点并非仅是西方世界的独语，1992年，具有先知般敏悟的费孝通先生就意识到剧烈的社会转型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的同时，也会带来对原有社会秩序的猛烈冲击，甚至带来了“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由此，这位当时已年逾80的老人认定，我们“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够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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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代人格或心理特征而言，英格尔斯和史密斯的有关六个发展中国家的那项著名研究提出，尽管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中，但现代性强的人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等方面却具有十分相似的特征。这些能够显现人的现代性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在12个方面：
（1）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2）准备迎接社会的变革；
（3）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4）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
（5）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
（6）有计划性；
（7）尊重知识；
（8）可依赖性和信任感；
（9）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
（10）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的智慧敢于挑战；
（11）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
（12）了解生产及其过程。
我们认为，同父母或教师这些年长一代的影响相比，今天的年轻一代尤其是大学生彼此间形成的同侪群体对他们自身的现代性建构可能更为重要。不错，孩子们是进入校园来接受教授们的指导的，但这仅就文化和知识的传承而言是正确的，但对现代人格和社会心理的养成而言则未必尽然。这是因为：
（1）青年一代是中国的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首先必须铸就能够堪与时代比肩同时超越年长一代的年轻一代，就像100多年前梁启超所言：“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2）尽管英格尔斯说过，一个人的现代性“在成年之后也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还是认为，青春期是锻造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社会化为一个人的成长做好了自然铺垫。因此可以认为同年长一代相比，年轻一代与时代更为贴切，他们本身也体现了更多的现代性。
（3）除了上述两点，更需要强调的是，一个真正能够支撑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现代价值体系和社会心理的建构，需要通过不断的反思、交流和吸收，而历史终将证明，年轻一代及其同侪群体才能够完成这一时代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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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侪群体所以能够成为建构年轻一代之现代性的载体，在于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互动最易触发彼此间的反思或反省。我们说这种反思或反省所以重要，是因为缺乏这种反观自照，就会继续沉溺于对原有文化或行为模式缺憾的浑然不觉和孤芳自赏之中，当然就不会产生重建的愿望或渴求。
同侪群体间的高度认同，决定了他们对来自他人的回应最为敏感，也最易接受，决定了他们对那些触及最敏感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心问题的内在因素具有客观反省和定性的能力；如果说现代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在于能够对自我加以持续不断的分析，那么同侪群体便是你最佳的“镜中自我”，它保证了高度认同的另一方能够借此作出有效的自我矫正。
同侪群体所以能够成为建构年轻一代之现代性的载体，也在于其相互间的交流或沟通最为便捷和有效。交流或曰沟通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人所共知，没有交流，任何技术和发明不会扩展开来；没有交流，也不会有盛唐时之中国；没有交流，同样不会导致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最后崩溃，一个朝向现代的新中国的出现；没有交流甚至不会有人类社会，一如齐美尔所言，持续稳定的交流或互动，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基本条件。
交流不仅能够交换物品、交换信息、交换价值观念，而且交流能够为人们的反思提供比较的可能。同侪群体间的交流是后来者向捷足先登者学习的最佳途径，它不仅能够增进同侪间的理解、情感和认同，而且更能够通过对他人的了解，为自身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的改变提供契机。
同侪群体所以能够成为建构年轻一代之现代性的载体，还在于其相互间的吸收或借鉴没有根本性的障碍，它保证了在每一个不起眼的孩子后面都有可能站着一个个紧密联系的同侪群体，他们不仅能够同舟共济，而且能够成为子代“反哺”父母或师长的知识“蓄水池”或“扩展内存”。
几年前，当我在撰写《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一书时，就注意到同学尤其是大学同学已经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同侪群体，并且正在成为塑造年轻一代的重要的社会化力量。由此，大学在由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传授知识的同时，也一定能够通过年轻一代彼此间的影响和对年长一代的“文化反哺”，体现出其创造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