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宇宙面前切勿妄自尊大
宇宙万有之运行、生发，当然离不开时间和空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对几百亿万年前的宇宙生成，老子作了“有”“无”同出而异名、无中生有、有中生无的天才论述。至魏晋时代，玄家之谈，无论何晏、王弼之尊“无”，或裴頠、郭象之崇“有”，皆有悖于老子关于“有”、“无”之说的天才论断。字面虽同而概念偷换，此所以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不高。关于时间有无开始、宇宙有无边缘的问题，十八世纪末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将自己假设为甲、乙两方的代表，对此进行了详尽辩说。然而他无法用一方来说服另一方，这是西方哲学史上一次非常睿智而有趣的雄辩，见诸其《纯粹理性批判》。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有46亿年的历史，但对于宇宙而言，也只是瞬间。人生于世，生年不满百，面对茫茫宇宙，不禁有望洋兴叹之感。聪明若康德这样的人，也只有望着星空，抚着心灵，违心地说：“本体（指宇宙本体）什么也没有发生。”真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吗？康德只是和读者幽默了一下，他当然知道宇宙瞬息万变。几百亿光年之外有一颗小行星陨灭了，上面没有生命，也没有超时空的手机给地球发来告急的电讯。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实在微乎其微，在宇宙面前，人类切勿妄自尊大。倘使美国国防部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尚能以UFO和太空人故弄玄虚，而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场儿戏。人们连太阳系都弄不清，仅知的某一点点常识就会使我们大惊失色。金星上的大气压九十倍于地球，任何钢筋铁骨的大汉，都会被压成一张相片。太阳会熄灭，那或许是100亿年以后的事，我们大可放心地相信康德“本体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名言。
迄今为止，人类对“文明”的解释莫衷一是。据说麦哲伦和哥伦布发现的“新航线”和“新大陆”是对南美文明的输出，然而在那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印第安人最后一位老者已经在十余年前去世，种族已然灭绝。所幸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环境苦寒无食，海豹肉不对西方人的胃口，至今得以犹存。然则早于麦哲伦、哥伦布三千年，东方有一个伟大的族群——周。在周成王时，已朦胧中产生了“中国”的概念。在周代流传至今的《礼记》中，他们提出了“大同世界”的伟大理想。而西方的神话人物——西西弗斯，却背负着巨大的石块，从山下抬到山顶，循环往复。但这种遗传基因没有带给人类实质性的利益，只是他不懈的奋斗精神鼓舞着西方人。由于古希腊出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西方人开始运用逻辑学，矢志不移地和宇宙较劲。初不料理性之果，给人类带来的“文明”是正负两面之双刃剑。
东西方文明对待世界、宇宙的不同取向
中国的“大同理想”在《礼记·礼运》中作如此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三千年过去，人类竟如何？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难道教训还不够吗？自以为船坚炮利是“文明”，殊不知“文明”与“野蛮”两词原本同出而异名。由暗而昭，是“文明”，而“野蛮”同步以出。譬如，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只有5万吨烈性炸药，而氢弹之父，芝加哥大学的爱德华·特勒在其《广岛的遗产》中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太平洋实验氢弹，其爆炸力为烈性炸药一亿吨，即相当于广岛的2000颗原子弹，我深为美国命运担忧。据美国的科学家比尔·布莱森说：美国有一座黄石公园，那里风景瑰丽，世所罕见。然而它的美丽宛如罂粟之花，因为它平均60万年就要大爆炸一次，最近的记录是在63万年之前，其爆发之势已迫在眉睫。但“目前”二字，对宇宙时间的概念而言，也许还有几千年，美国的好战者们尽可在他们有限的生命中继续做称霸世界的美梦。没有想到，他们所谓“文明”的进步，乃是今天的世界一片混乱。从伊拉克的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上了断头台，到利比亚的总统卡扎菲被斩首，近东、中东、北非呈现的是一片地狱变相，恐怖主义由组织走向“独狼”，这些都成为21世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而难民潮的排山倒海之势，使美丽的欧洲渐渐成为了纷乱的集市，人人惶恐失据，不知所措。
那么，“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孟子云：“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文化者，“大而化之”者也，人类未知的是无可穷极的宇宙，但在圣人孔子的心目中，却未尝有“神”之实体。“神”是“未知”的代号，宇宙的无穷尽性是“神”存在的理由。在西方至少在16世纪之前，上帝是一个实体的存在，17世纪伟大的数学家莱布尼兹依然认为，“上帝是以一种必然的方式存在于一个必然地方的必然存在物”。同一世纪的笛卡尔，深知宗教裁判所余威犹存，所以口头上予以承认，但其学生斯宾诺莎则称其导师的“上帝”是经过先生改造的。18世纪的卢梭俨有信仰，而故作姿态：“我相信上帝，我崇拜上帝，我跪在他的脚下。”其实他的心中根本没有上帝，上帝不过是他乡居时看到的自然。18世纪末的大哲康德则公开批评莱布尼兹，并称欲以实证来求上帝之存在，无疑是理性的深渊。直到19世纪末，横空出世的一位大哲尼采，在其神经病的间歇期，在世界上第一次宣称“上帝已死”，这在西方宗教哲学史上无疑是一声惊雷。
东方则不然，“文化”使人们知道六合之外，有无极之境，有无何有之乡，看不到的先搁置起来。儒、释、道都不以为有实体的神，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反对“怪力乱神”，教导人们关心当下的社会人生：“未知生，焉知死？”孟子七篇大文，从未有论及神者，只有他作为王者之师的说教。而道家的宗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是教导人们崇尚自在而已然的大存在。庄子的“以天合天”，超越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说，人的心与天同属一物，这无疑是北宋洛阳二程“天人本无二，何必言合”、南宋陆九渊“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前导哲理。至王阳明“心外无天”，则更是陆九渊学说的极而言之：人若无心，天之存在与我何干。理学家固然知道“心”是“理”之大宅，“心”和“理”不可分。朱熹之理在心外，而陆九渊之理在心内。心与理的终极追求是“至善”，从朱熹到王阳明，无不作如此想。
守护“初心”——不为外物所动的“根本善”
人，作为有“心”的动物存在，成为迄今为止宇宙学史上发现的唯一能够弘道的生命。中国的大哲们深知其如此，所以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这几乎成为中国“士”阶层在文化上的遗传基因。探究“至善”的伦理道德之学，博大精深，远非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辈所能见项背。
《大学》开章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德”，指天地的大德。“明明德”，是清晰地了解大道之所在。“在新民”，正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们不因没有实体的神而彷徨，“求新”是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而“止于至善”，这“至善”是弥之六合的正能量。既然宇宙是横无际涯的，何“止”之有？止者到达也，而道之所在，善亦从之，“道”横无际涯，止亦无可止。正如《易经》之六十四卦，卦之已尽，而称“未济卦”，正是表明“道”之弥大，而卦无可止也。
人既有“心”在腔，则必有“初心”之始作。宇宙之生命，与宇宙之生成在时间上不可比拟，宇宙之生成至单细胞的出现，不知其亿万斯年矣。而宇宙大爆炸之初，必是嚣乱错杂，纷匆匆其离合。从低级生命而至于人，则是无数奇变的生命之果，来之不易。人在宇宙中只有一次机会，而这生命如奇迹般渐渐会思考、会发现、会创造。有圣者贤者、有恶者佞者，有明智忠信、有愚顽奸诈，有美如西施、有丑如嫫毋，纷至沓来，不一而足，良莠不齐。恐怕只有一物是他们与生俱来、不会或缺的，那便是“初心”。“初心”之守持者则向善，“初心”之丧失者即沉沦，这是中国两千余年前的士人们朝斯夕斯、念兹在兹的思考胜果。先贤先哲们的大智大慧，卓著功勋，使中华民族历尽千难万险终未灭绝，而且发展成为煌煌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化最优秀的民族。
“初心”之定义，可从以下先贤之著述中探求。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云：“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正储存于赤子之心中。这“初心”，“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所包括的范围至广、至大。孟子以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其中包含着仁、义、礼、智的本根之性，孟子曰，“仁、义、礼、智根于心”，他以为这是一种根本的、善的心性，我概括其为“根本善”三字。守护这“根本善”，便是守护“初心”，这是与生俱来、皭然不滓的心灵瑰宝。如果不加呵护，“初心”也会失去，也就是“良知”的泯灭，这对每一个人都是可危、可惧的事。“初心”的丧失，也就是良知判断的丧失，良知判断人皆有之，不会有太大差异，而功利判断则因时、因人而异。苟一幼童坠井，所有人都会大声呼救，继之无人下井，而不下井的种种原因都来自功与利。这正是同情者多而英雄少的根本恶。照荀子之见，恶也是人之初，天所授之者。孟子主性善，指善之端；荀子主性恶，王阳明对荀子的看法是“初心”走向了末流。孟子与荀子之说有端、末之不同，儒、法之判由此可见。儒家所主张的是人有“根本善”，而法家所主张的是人有“根本恶”。王阳明则折中之，以为孟子固然对，而荀子也未必错。我今天所论述的是儒家的“初心”，也就是从心灵的“善之端”谈，而不是从心灵的“善之末”谈。也许在人类的遗传基因中，善、恶同在，这是很难在科学实验之中求证的，但必须抑恶扬善。否则，如印度诗哲泰戈尔云：“人如兽时，比兽还恶。”
呵护“初心”，就要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就得如王阳明一般时时除去“心中贼”。据说梁漱溟先生曾在梦中有所不轨，醒后痛加反省，如驱盗贼，决不留情。可见，守护“初心”，也如“不违仁”一样，须时时留神。孔子云：“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可见“初心”的持守是一种修养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我们称事有大成者为大匠，这和世俗所蔑视的“匠气”是两回事。“大匠”是大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们可以举《庄子·达生》中“梓庆为鐻”（鐻，中空之木质敲击乐器）的故事为例：“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驱，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
无疑，当这位大匠将心中的一切不纯之念清除之后，心灵便与天相通。庄子书中将“心”作“天门”解，“心”是通向“天”的门户，“以天合天”者，正是天人本无二之意。这时的梓庆，身心与自然相合，天人一体。当这“初心”为作之时，所成之鐻便成为了大自然本然的存在物。我们强调的大匠精神，正是这种“不忘初心”的精神。在艺术上，我们往往以为“大师”是位高而德崇之人，殊不知，大师是离不开大匠精神的。任何大师都必具备而且呵护与生俱来的“初心”——那不为外物所动的本真之性，这是造就古往今来所有艺术杰作的原动力。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论的婴儿，必具“若狂也，若忘也，若游戏之状态也，若万物之源也，若自转之轮也，若第一之推动也，若神圣之自尊也”。其所强调的乃是保持宠辱两忘、吾之创制当自吾而始的精神，这本身包含着人生最重要的“神圣之自尊”。
我们所面临的不止是全民族精神大厦的建设，同时面临着全世界人心的救赎
奉劝那些奔腾叫嚣于名利场、拍卖行的艺术家们、那些剽窃他人作品为己有、或干脆作伪的违法者们自重自爱。艺术的价值在于艺术品本身所表露的天地精神，市场不是衡量艺术品的根本标准。我们都知道，19世纪末的梵高，生平一张画也卖不出去。因为天降奇才，不一定同时降下能欣赏奇才的人群。在颠沛困窘之中，梵高愉快地、不停地画着，他所求卑微而质朴，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期待着能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中一展他的作品。今天却如何？全世界最伟大的美术馆都以有梵高的作品为荣，荷兰和法国都争称梵高是他们的儿子。他的画价飚升至亿万美金，然而这一切都与梵高的“初心”无关。他寂然地躺在奥维尔城公墓最简陋的坟茔中，他从自然来，回归自然去——怀抱着他那金子般的“初心”。谈到金子，我不免想起王阳明在《传习录》中的话，王阳明认为，舜、尧、文、周、孔子、汤禹、武王、伯夷、伊尹在纯乎天理上是完全一样的，分量或有异，而在足色的精金上则无二致。我可以进一步将王阳明之说扩而论之：王阳明看到市廛上东往西来之人，都以为是圣人；而东来西往之人看王阳明也是圣人，只要守护着这与生俱来的精金，不论贩夫走卒心中的二两金子或王阳明心中的一吨金子，虽重量有别，而其于足色上则完全一致。才能有高下，天分有智愚，然而呵护“初心”，使二两之为用与一吨之为用完全向着“至善”的方向发展，那么这便是上下一体的社会中一项巨大的心灵工程。有一次，北京电视台表彰了一位拾荒的老人，他要捡600个塑料矿泉水瓶，才能换得一元钱。但他却在汶川地震时捐出了20元，我为他题一幅“大慈大悲”四字匾额，他叠之又叠，珍爱地塞进他的破衫口袋之中。有善意之人私下对他讲，这字如何贵重，老人无表情，木讷地回答：“呵，呵。”因为我送的字是表彰老人的“初心”，老人爱护这字，便是呵护这“初心”，善意人的殷勤得到了冷漠的回应，不得不说这是一幅很有意味的生活图景。
检点中国近代史迹，凡是为“初心”而生、为“初心”而死的无双国士，皆是民族的英魂，他们依旧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当谭嗣同浩然长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时；当夏明翰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时；当瞿秋白高唱国际歌，引颈受戮、从容就义时；当黄继光扑向敌人碉堡的枪口时；当邱少云手抠着大地，在烈火中壮烈牺牲时，他们心中只有最纯良的“初心”，那是他们心灵的绝对命令。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无不坚定地怀着“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信念，他们“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当邓稼先、周光召在荒脊的西北制造“两弹”之时，让民族不再受到凌辱的爱国“初心”，永垂竹帛。当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壮烈牺牲，毛泽东主席怀着巨大的悲痛说：“青山处处埋忠骨”，这是毛主席从第一次党代会就怀抱着的拯救中华民族的“初心”。不要忘记，人们已不太提到的同样为慰问志愿军而喋血沙场的相声名演员常宝堃和著名琴师程树堂，他们碧血长新，“初心”永存。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对着先烈扪心自问。那些动辄开价几千万、几百万，甚至自称“豪门”的演艺界人士，不应自觉汗颜吗？
我们所面临的不止是全民族精神大厦的建设，同时面临着全世界人心的救赎。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初心”的深邃思考。宇宙经历了千百亿年，出现了地球上的人类，人类“初心”的思考、“初心”的实现，关系着地球和人类的存亡。我们应该永远铭记与呵护这些在中国文化史上出现的光辉之词：初心、天地精神、根本善、至善、致良知、赤子之心！
作者：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
来源： 人民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