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历史与社会文摘》2017年第2期，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文明是怎样发生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类进入文明的时间，只占人类全部历史的千分之一多一点。文明之所以形成如此晚，是因为它需要诸多条件，其中最重要条件之一，是原始状态中人群之间的交流，迫使他们改变原有生存状态，形成地域性的社会组织。最古老的文明出现在大河流域，河流是远古人类最便捷、最容易利用的交往通道，住在水边最容易与其他人群进行交往。文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水给人类带来文明，把散布在各处的早期文明幼芽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文明成长的中心。

欧洲最早文明也出现在水边，只不过那片水是海而不是河。古希腊文明以“城邦”为最显著特点，几百个城邦组成“希腊世界”，相互间有永远打不完的仗。在世界其他地方，最终都发展出许多地区性的强大国家。但古希腊没有，结果很快就湮没了。古希腊情况很特别，可是近代以后却有人把这种独特现象说成是“普世”的。

古希腊的另一项遗产是城邦民主制，它也被说成是“普世”的价值。在“希腊世界”的数百个城邦中，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民主是一个特例；在其他希腊城邦，则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制度，比如在斯巴达。值得注意的是：古罗马，作为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在诸多方面都体现古希腊传统，但在政治领域却有明显的背离。罗马修正了希腊的实践，它的发展更符合古代世界的共同走向，因此，罗马比希腊更“普世”。

指出这些事实，只是想说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特定的时空背景。两河流域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不过战乱不断，直至伊斯兰教兴起。埃及恰恰相反。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就完成了统一，实行神权加王权统治。但后来却被罗马摧毁了；有趣的是，恺撒征服埃及后，罗马共和国也变成了罗马帝国，这让现代普世主义者有点难堪，因为按照普世主义的说法，应该是帝国在前、共和国在后。印度又和埃及不同。雅利安人到来后，消灭了原有的古老文明，带来了种姓制。在种姓制的严格控制下，印度社会却出奇地稳定。

波斯是又一个古代文明地，巴列维国王曾自豪地说：古代伊朗是第一个学会建立并管理一个帝国的国家，它的经验为后来的帝国所借鉴。不过波斯却在希波战争中被打败，后来希腊又被马其顿打败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希腊人跟着亚历山大东征，在东至印度边界、西至突尼斯的广阔土地上实行被希腊人嗤之以鼻的“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段历史十分吊诡，再一次证明了文明并不由一种固定的价值指导。

在西方人眼里，最神秘、最难以理解的是古代中国。大约在5000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的广阔土地上，已经形成众多“酋邦”；这些“酋邦”渐渐融合，最终向统一国家方向发展。当欧洲尚处在荷马时代，周天子已经用分封制规范了土地分配形式和社会等级秩序，而类似的制度，要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才在欧洲法兰克王国逐步形成。西周分封制造成社会严重解体，持久的动乱延续了数百年——正如同在西罗马解体、封建制形成后，西欧也经历了数百年动乱。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中国，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

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黏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于轴心时代，他希望结束动荡，回归秩序，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这套学说承前启后，几千年来，它—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

文明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轴心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它产生了人类多种文明的精神载体，后来各种文明的发展，多少都表现为轴心时代精神产物的继承与变异。孔子的学说与帝国的结构高度结合，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

相比之下，西欧的情况不是这样，思想与国家未能理想对接，对后来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元７世纪，唐帝国在东方崛起，欧洲却进入“封建时代”，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分离。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态势长期不变。西欧的封建制度使社会高度碎片化，缺少凝聚力。因此，西方想摆脱落后，就需要重新建立统一的国家；这一次，他们创造出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国家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在这种国家的扶持下，西方开始了它在近代的崛起。欧洲早期的民族国家从专制制度起步，西方崛起正是从这里开始。尽管现在有些人很不愿意说：专制统治也曾在西方“普世”过。人类文明从来就有多样性，它以时空的规定性为转移。

这样，在1500年前后，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它以西方崛起为标志，翻转了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布局。从那个时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牵引机，“西方中心论”从那个时候开始，“普世”之说也由此而来。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等同于世界，由此一来，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复存在。

从大航海时代起，西方开始了抢夺殖民地的过程。到19世纪末，西方的霸权终成定局。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多种并存的局面似乎走到了尽头。事实上，一直到殖民扩张开始时，世界上各种文明基本上处于相互平等的状态。但是当资本主义的触角伸向整个世界时，西方的优势越来越明显。文明间的平等关系被打破，众多文明面临着生死抉择。

汤因比曾说：挑战与应战是文明生存的机制，决定着文明的消失与延续。且不论这种理论正确与否，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恰恰在西方霸权登峰造极、众多文明存亡危殆时，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形成了，这个运动叫“现代化”。今天，西方已经普遍完成了现代化，但文明的多样性却没有消失，即使在“西方”国家范围内，情况也是这样。

首先，现代化道路不同，英国和平渐进，法国用革命暴力；德国走了另一条路，美国需要先独立。其次，各国制度不同，“三权分立”，真正遵循的只有美国，因此，把美国的制度说成为“普世”，就如同把伯里克利的雅典说成“普世”一样。经济和社会制度更不同，欧洲国家喜欢福利制度；美国却把福利看作是懒惰的温床，由此我们发现：凯恩斯是由英国制造的，弗里德曼则由美国生产。最后，西方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换道路与制度，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也会有不同的社会形态，文明的多样性是一种常态。

西方国家尚且如此，那么当现代化浪潮冲向非西方地区时，现代化的多样性就更加明显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模式，所有成功又都是不可复制的，我们很难想象甘地的策略在阿尔及利亚可以奏效，也很难想象曼德拉的办法能够拯救土耳其。美国革命不可能衍生出拿破仑，正如同印度国大党无法在埃及立足。多样性是成功的保证，每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自身发展的道路，恰恰是现代文明的特征。

可是，普世主义只承认单一性，不承认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福山说：历史终结了，人类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个逻辑在黑格尔那里就有了，不同的是：在黑格尔那里，尽头是普鲁士；在福山这里，尽头是美国。可是连美国自己都还没有走到历史的尽头，人类又如何走到了尽头？

在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成就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几乎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核心区。亨廷顿认为历史会因冷战的结束而终结，古老的文明正在复苏，因而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但是，文明的多样性是不是意味着必定冲突、而冲突又意味着你死我活？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古老文明获得了新生，恢复了信心，找到了自我；曾经被西方霸权扭曲的文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现在重新被扭转。亨廷顿说：这是“文明的冲突”；我说：这是“文明的回归”。“回归”意味着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间的关系重新平等。

现代化把人类带进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当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之间恢复平等时，“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就结束了，人类将面临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文明将共存，人类将共荣，那不仅是理想，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只有共荣才能共存。人类的文明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的，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