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者指出，世界转型与中国崛起并行，赋予中国巨大的国际战略塑造空间，国际关系理论主流范式的整合正在积极回应世界转型，但对中国崛起的解释乏力，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依旧处于模仿和追随西方阶段，以西方重心为重心，被笼罩在西方范式之下。作者呼吁，回归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重心、架起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作者认为，实现这一宏大理想，需要加强对中国之世界理想的研究、加强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研究、加强对策研究的理论基础等。
【关键词】 国际关系研究 中国重心 理论 世界理想
伴随着世界的转型和中国的进步，在几代国际关系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已经成为显学。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昔日墙上芦苇、山间竹笋式的形象有所改进，[1]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变得规范和厚重起来。当然，进入快车道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在迎来新的发展瓶颈，这就是如何回归到中国重心，将理论研究与中国活生生的实践相结合，突破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模仿与追随，开创国际关系研究的新图景。
世界转型与中国崛起
进入现代社会，人类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伴随着这一进程，资本要素、知识要素、技术要素、人力要素等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出现了全球性的流动和组合，以至于国别政治经济和区域政治经济越来越多地纳入到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之中，从而促进了互补性、关联性和依赖性的增强。当今世界关乎繁荣与增长的诸领域在加速走向一体化，其集中表现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集团化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汇成将各国纳入世界体系的洪流。在关乎生存与安全的传统关键领域也出现了巨大的变革，国际政治开始让位于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复合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各国共存共荣的全球意识，从而导致世界进入转型之中。
与全球化相始终的，就是世界进程的加速发展，这一特征在进入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为突出的体现就是，组成世界政治经济基础的权力形式均处于扩散之中，从而成为挑战各国尤其是主导国利益的主要因素，各种新问题——环境恶化、传染疾病、人口增长、武器扩散、民族国家遭受侵蚀、地区不稳定等——层出不穷。以上权力转移和问题转移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依旧并将继续生活在一个存在巨大差距的世界上，而大国兴衰堪为最为突出的表征。其中，美国是20世纪唯一保持恒态的国家，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并致力于建立全球霸权；中国则是变化最巨的大国，快速崛起并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美之间同时出现巨大发展造成了特殊的碰撞，既给世界带来了严峻挑战，也带来了宏大机缘。
对中国而言，20世纪和21是世纪注定是一个大时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国富民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全面开放和战略崛起为标志，中国的国家实力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开始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最大的新兴市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抓住了新一轮地区主义的浪潮，开始了由地区主义的被动者、消极观望者到主动参与者、议程创设者的转变，中国逐渐成为东亚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地区矛盾的协调者，在东亚一体化中的导航地位逐渐凸现出来。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西方国家已经习惯了一个实质性影响不大的中国，但现在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待选的世界大国（A World Power Candidate）；中国已经习惯了被一定程度的忽视和对合法权益的争取，现在却不得不应对世界的聚焦和要求其承担大国责任的迫切。
理论整合与范式转移
国际关系理论发端于西方，主要是对过去几个世纪西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而走向世界。其中堪为佐证的是，20世纪的历史进程表明，国际关系研究始终存在着、发挥着巨大影响的美国重心。[2]这与美国在19世纪末成为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享有20世纪中后期的世界霸权直接关联，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美国的使命观和世界意识所造就的。
20世界中后期国际关系理论的图景是，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主导，其他地区国际关系理论为补充。可以说，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或发端于美国，或与美国主流理论范式相互映照，或在美国找到发展路径，或因美国关注而勃兴。
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流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交互发展历程，既表明了国际关系理论在应对世界转型中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西方政治文化理念的主导性。其间值得注意的首先就是三大主流理论范式的相互借鉴与融合。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接受了结构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假定，融合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家之长，建立了独立的国际制度理论体系，其后又借鉴和吸纳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特别是建构主义的最新成果，力图及时保持学术前沿地位；新现实主义积极迎接新自由主义的挑战，适时提出霸权与大国政策协调并存的理论，并强调多边管理与政策协调的价值，体现出对新自由主义部分观点的接受，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从激烈论战到理论通约，最终达致“新新合成”；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建构主义的勃兴，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向结构主义的分析体系靠拢，力图使建构主义成为一种既考虑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又坚持科学实在论的理论体系，将建构主义推进到体系理论层次，使之成为广为认可的理论范式。[3]三大理论范式之间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世界转型的回应，容纳了对权力转移和问题转移的深入思考，体现了国际关系理论向进化发展的态势，[4]并将开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转移的新时代。其中，英国的国际社会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其重要观点开始为以上主流范式所感同身受，这进一步加强以西方政治文化为基底的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相互融合。可以说，西方主流理论范式的整合正在积极回应世界转型，代表着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大进步。
但是，在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范式却体现出解释的乏力。中国是一个正在融入国际社会的上升大国，她所突出强调的和平发展道路与西方社会既有的历史逻辑有着巨大差异，正如秦亚青教授指出的，现实主义对此基本持否定态度，而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没有真正的经验研究，所以这方面的理论基本上是空白。[5]应该说，我们能够理解既有国际关系理论主流范式面对这一重大议题的失语。从另一个方面讲，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弘扬的是西方理念，展现的是西方理想，我不否认其中所蕴涵的某些普世性和启示意义，但对将其移植到中国却深为怀疑。换言之，西方主流理论范式对中国问题解释的乏力并无不正常之处。
任何一个国家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大发展，都必须建立在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把握和本国最重大议题的认识，前者是关键性的前提，而后者是不可或缺的重心。中国是一个由大一统的国家理想和大同社会的世界理想而生成的国家，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逻辑和历史经验。纵观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不误遗憾地看到，尽管有诸多清醒和冷静的学者在呼唤和探索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依旧处于模仿和追随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阶段，以西方重心为重心，如果说我们没有迷失大方向的话，但我们还没有深入挖掘和自发弘扬中国的文化理念，反而有丢失文化传统之虞。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被笼罩在西方理论范式之下，形成所谓的“灯下黑”。
回归中国重心，理论联结实践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窘境与中国迅速崛起的现实形成鲜明对照，刺痛着我们的学术神经。作为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中国久远的理想和理念曾经是世界的向往。它们将湮灭在西方主导的逻辑之中？还是将在崛起的进程中重现昔日荣光？我们当然期望后者的出现，而这样的前景需要学者更深邃的目光和更积极的努力。
这一前景的出现，以回归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重心为前提。一个大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应该以本国为重心。国际关系研究的美国重心如此耀目，不仅是美国国家强盛的必然效应，也与美国学界的积极努力直接相关。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以西方重心为重心——主要是以西方的理论范式解诠释世界和中国的现实，与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积弱相辅相成，与我们对其理论范式的模仿与追随分不开，也是与我们对弘扬文化传统不够直接相关。1978年中国开启的崛起进程正在逐步扫除这些现实和心理的障碍，从而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更为宏大的视野和更加宏远的目标，回归中国重心恰其时矣！当然，回归中国重心，并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重会闭关锁国或中体西用的老路，而是在继续确保开放、理性且不乏人文精神之心态的同时，将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议题，弘扬传统哲学、理念和理想，走上本位性的学术创新之路，为国际关系研究贡献中国观点、中国理念、中国理论。
这一前景的出现，以理论联结实践为桥梁。“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6]国际关系研究需要理论升华和总结，也需要对理论的实践检验。只有二者的结合，才可能出真知卓识。我们在弘扬思想文化传统的同时，应继续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奉行拿来主义，兼收并蓄以形成综合性的解释模式，为创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填砖加瓦。
笔者认为，回归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重心、架起理论和实践的桥梁是一个宏大的理想，绝非朝夕可至。为此，我们应在如下几个方面（但不限于此）做出更加积极的努力：
第一，加强对中国之世界理想的研究。大国需要世界理想的指引，崛起大国尤其如此。中国是有着世界理想的，这就是大同社会。《礼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作为一种万物均等的世界秩序设计，大同理想自有其普世性。当前的小康社会目标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初级理想，是走向世界大同的必经阶段。 一个崛起的大国不仅需要“以功为己”，更需要世界理想。所以，加强对中国世界理想的研究，具有接续先贤、延续未来的重大意义。
第二，加强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研究。目前，如何实现崛起是中国最重大的议题，而处于中观层面的战略研究正方兴未艾。我们认为，关于中国崛起的战略研究将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强调，在中国继续面临大一统之国家理想目标尚未实现的情势下，应引入大战略的视角，强调国内战略与国际战略的协调与结合，从而确定国家理想和世界理想的对接点。我们建议，应特别加强对融入国际制度战略、地区一体化战略、重大并事关国计民生之问题领域之战略的研究。同时，我们还要致力于中长期战略预测研究，以达见微知著、审时度势。
第三，加强对策研究的理论基础。中观层面的战略研究本身仍然具有强烈的理论含义和长周期意义，而作为中短期层面的对策研究对中国当前的态势而言更具应用价值。中国对策研究的现状表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进入门槛依旧过低。所以，加强对策研究的理论基础，以此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深度，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注释：
[1] 毛泽东对做研究工作的许多人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研究上和做实际工作的许多人单凭热情、把感情当政策的批评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参见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载《马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第799-800页。
[2] 王逸舟：“试析国际政治学的美国重心”，载《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第57-78页。
[3] 参见门洪华：“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相互启示与融合之道”，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42-43页；门洪华：“罗伯特·基欧汉学术思想述评”，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3-118页。
[4] 秦亚青教授总结指出，“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参见秦亚青：“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载《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7期，第56-63页。
[5]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和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
[6]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