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王富仁的一些文章后，总想用什么话来概括我的印象。想来想去，想出了两句话，实际上是很一般化的两句话：

学术有自信，绝不骄傲；

研究重创新，永不满足。

其实，很多执着于学术事业的学者，都可以这样形容。虽然我是根据对王富仁的切切实实的印象得出这两句话的，却没有说出他的学术工作的具体特点，没有说出他的研究个性。

为什么特别提“绝不骄傲”呢？王富仁不仅谦虚，而且自觉地反省已有的文章的缺点和不足。他在《先驱者的形象》一书的“代自序”《自我的回顾与检查》一文中，对自己的文章，毫不犹疑地承认有教条主义、机械论的偏差，指出自己在《尼采与鲁迅的前期思想》一文中把尼采直接当做反动哲学家和思想家来论述，未能正确评价尼采思想在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作用和意义，“犯了一些不可饶恕的错误”等等。对自己的著述，如此苛刻的自评，也是少见的。因感到一些学者有所成就而骄傲有感而发。

为什么说他“永不满足”呢？王富仁研究的视野不断在扩大（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小说、电影都有所涉及与研究），研究的课题也在不断的更新、深化。如果王富仁的生命更长久些，他还会写出更多的论文，还会继续为现代文学学科做出独属于自己的贡献呢……

由此，我想到樊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曾写有《我们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在文中，樊骏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涌现出来的一些有成就的学者的学术个性进行分析和评点，提到的学者有陈思和、王晓明、刘纳、赵园、吴福辉、钱理群、温儒敏等，关于王富仁，这样评价：“王富仁有良好的艺术鉴赏能力，但更多地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考察问题，他总是对研究对象作高屋建瓴的鸟瞰与整体的把握，并对问题做理论上的思辨。在他那里，阐释论证多于实证，一般学术论著中常有的大段引用与详细注释，在他那里却不多见，而且正在日益减少。他不是以材料，甚至也不是以结论，而是以自己的阐释论证来说服别人，他的分析富有概括力与穿透力，讲究递进感与逻辑性，由此形成颇有气势的理论力量。他的立论，也往往是从总体上或者基本方向上，而不是在具体细微处，给人以启示，使人不得不对他提出的命题与论证过程、方式，作认真的思考，不管最终赞同与否。他是这门学科最具有理论家品格的一位。”这段话讲得很到位，很准确，很深刻。当然，在其它方面还可以作些补充。例如王富仁对一些作品的解读。正如樊骏谈到的，他有良好的艺术鉴赏能力，又有逻辑性很强的思辨能力，这两者结合起来解读作品，就常常有与众不同的新颖而又深刻的见解。比如他对现代的《狂人日记》、《风波》、《雷雨》，古代的《木兰诗》、《天净沙·秋思》（马致远），当代的小说《人生》（路遥）、《鸡洼窝人家》（贾平凹），甚至电影《喜盈门》、《野山》都有独到的分析。

讲了樊骏对王富仁的评论，同时我也想到了王富仁对樊骏的学术研究工作的评论。樊骏在世时，王富仁就给自己的硕士研究生一个课题，研究樊骏的学术工作。学生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写出了硕士论文《我把‘正业’看得很神圣-——论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他还有一个更浩大的计划，要写专著《樊骏论》。樊骏逝世后，王富仁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发表了《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期上发表了《学科魂——＜樊骏论＞之第一章》，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它的存在就是它的意义——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在《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1期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樊骏论＞之一章》。这些还不是全部，不知现在遗稿中是否还有（后来宫立告诉我，《樊骏论》，王富仁已经写了23多万字，可惜还是未完稿）。

《樊骏论》，我读的比较粗略，记忆也不好，很难转述。总的印象，王富仁是从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形成了一个学科，经过怎样的发展过程这样一个比较大的背景来看樊骏的现代文学研究以及独特贡献的。王富仁认识樊骏后，两人关系很好，还计划一起合作项目（后未完成）。但王富仁写这篇文章，绝不仅仅是因为私交，也不是单是出于樊骏对自己的帮助，而完全是因为他觉得樊骏是个值得研究的对象，所以认真下了功夫，虽然没来得及完成。

对樊骏，现代文学的研究者都很熟悉，也都肯定和称赞，但如何认识他的贡献，王富仁的《樊骏论》，可能使我们的认识更深一层。无论对王富仁的意见是否同意，但却不能不承认，王富仁是以正直、严肃的、热忱的态度进行研究的。

说到此处，我想到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的一句话，“文人相轻，自古尔然”。这种不好的现象，现在当然也还有（甚至文人相妒、文人相害”、“大批判”也都有过），但更正常的现象，还是普遍的——这就是“文人互重”（相互尊重）。如果再提高一步境界的话，就是互相理解，对人格、学品、学术作风、学术成绩互相理解。我觉得樊骏和王富仁两位学者的关系，可以说达到了这样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