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现代性的关系，是思想界隐含的关键问题之一。而且事实证明，像尼采、韦伯、弗洛伊德、福柯、海德格尔，以及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的著作，已经成为三十年来中国学者阅读和理解基督教所借助的重要学术资源，极大地启发了哲学、宗教学、神学、文学、历史、社会理论等领域的学者，从各学科出发对基督教所做的研究。许多学者不专门研究宗教学，也常常在著作和文章中论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更有学者的研究直接始于对基督教的思考甚至信仰。这可以说是基督教离中国思想最近的三十年。

根据我个人的阅读与感受，这些年汉语基督教学术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我们从一种整体视野出发把握西方思想与文化。简单地说，我们并未采纳严格意义上的神学做法，不是为研究基督教而研究基督教，不是为信仰而理解，相反，我们始终将基督教放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大框架下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始终将其看成西方传统的一部分或西方文明内部的一个传统加以考察，看成一个异己但又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力量来面对。基于这种方法和内容上的整体视野，一方面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思想史背景下考察基督教，另一方面又通过基督教来理解西方文化的转变、现代性的兴起及其困境。换言之，我们是带着现代性反思的批判视角进入基督教的，不管这是基督教的现代性批判，还是现代性的基督教批判。

现在和将来的我们，需要时刻牢记并感恩三十年来的汉语基督教学术传统，需要时刻清楚地意识到前辈学者的研究不只指向对古今西方的理解，同时还包含对古今中国的理解，从而更意味着对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深入把握与比较。正因此，前辈学者的出色工作绝不能被看成西方基督教学术或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简单延伸，而应该被明确理解为现代中国思想开展过程中的自觉选择，正如基督教也早已不属于舶来品，早已不是基督教在华，而是成了中国的和中国人理解的基督教，成了我们现代生活和传统的一部分。“纯伦理 ”亦即 “超伦理 ”的基督教（傅铜）早已扎根在自然的人伦土壤中，神人之间 “假借的伦常 ”（潘光旦）早已与亲亲尊尊的爱敬秩序交织在一起。所以，即便是对基督教信仰方式之可能性的探讨，比如 “文化基督徒 ”或“家庭教会 ”，根本上也是且应该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人自身的心性安顿问题。正如贺麟先生曾言，“余之主张研究耶教，即不以耶教在外国的厉害为准，而重新估定耶教在中国的价值 ”。

不过，近来由于受学科分化的大环境影响，专业化已然成了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整体视野的基督教研究如今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了。尽管如此，近年从三个核心进路，即哲学、历史和田野出发对基督教的研究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分别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基督教思想、明末清初以来的中国天主教，和当前中国基督徒群体的考察。也就是说，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基督教研究基本都已形成相当成熟的问题、思路和方法，虽然学科间还有待进一步扩大交流合作，以期出现更多更具实质意义的跨学科研究。

拿笔者从事的领域来说，这些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先后投入到专业性极强的教父学，很快便使之成为中国基督教学术中极为活跃的一块。中国的教父学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突破，无疑与专业性的高效工作密不可分。但我想这不单是基督教研究本身带来的，同时还是我们这些年西学水平整体提高的结果，因为我们从自身的问题意识出发，找到了古代晚期基督教与西方思想演变之间的内在关联。这表明，在进行专业化研究的同时，如何才能不脱离对中西文化的整体把握，是我们今后考察基督教必须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对西方基督教思想的理解还亟待进一步完善与加深。首先，就“基督教哲学一千五百年 ”而言，汉语学界现阶段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古代教父时期，还远未在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形成足够明确的问题意识，取得足够多且立得住的学术成果。其次，更关键的是，我们的研究更多偏重信仰作为信心的新教模式，偏重对思想和心性问题的讨论，从而忽视了信仰作为礼仪的天主教模式，忽视了在基督徒生活中更具实质意义的教会制度和圣礼问题。简单地说，我们的目光大多停留在由 “心”而发的信仰机制，而没有推进到由 “礼”（liturgy）构造的信仰机制：只看到现代新教的 “心教 ” 图景，而没有全面深入天主教的 “礼教 ”世界，只关注个体与文本的基督教，而没有充分考察传统与礼仪的基督教，或者换句话说，只重视 “精神 ”的基督教，而没有大力研究 “教会 ”或“组织 ”的基督教（贺麟）。

这就导致我们现在理解基督教时，哪怕是阅读古代教父著作，背后真正关注的往往都是新教的现代性问题，因而始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韦伯 “新教伦理 ”论题的影响。就连吴飞老师当年研究河北乡村天主教时，都随身带一本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可见新教的现代性对我们影响有多么深远。如此就不容易看到基督教内部的复杂性和张力，以及从基督教出发检讨现代性时并存的多种可能性。因为实际上，除了新教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还有天主教的宗教改革和启蒙，除了新教的现代性，（用查尔斯 ·泰勒的话说）还有天主教的现代性（Catholic modernity）。

鉴于此，接下来如果想在西方基督教研究方面取得根本性进展，我们有必要特别关注天主教神学与礼制。不但要研究新教产生前的传统天主教，更要研究宗教改革以来的现代天主教，研究与 “新教伦理 ”相对的天主教精神气质。因为，正是在回应新教的去传统批判过程中，天主教教会和神学家开始了关于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持久探索，其中特别涉及甘阳老师《传统、时间性与未来》那篇文章所探讨的问题：到底何谓传统？该如何理解传统的时间性结构？而且对我们来说，对天主教现代性的考察还具有更大更直接的借鉴意义，因为与去传统的新教（“心教 ”）不同，通过礼仪建构信仰的天主教（“礼教 ”）和儒家文化一样面临着传统的守成与革新、过去与未来，以及传统的规定和未规定之间的巨大张力。因此，我们十分期待将来关于天主教学说和礼制的深入研究，能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不同于“新教伦理 ”的现代性图景，并在对比研究中推动我们探讨中国传统和中国人的心性，在活的历史中重新被赋形（reform）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