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干部的选择——考试制度
我们先从科举考试讲起。数百年来，不断有人在诟病科举。各位如果记得《老残游记》的话，在《老残游记》中就已经有很多地方批评科举的不当。清朝下半段，不少有志气的高人根本不愿意考科举，认为科举埋没人才。
南京的贡院保持着过去考试的考房。大概多大呢？就我这张桌子这么大，一块板子是坐的，一块板子放砚台，上面还有一块板子放篮子等其他东西。整个人就在这个框框里面，白天这块板子放在上面写字，晚上放在下面睡觉。考棚三面有墙，一面对外，挂个帘子。上千的小房，一列一列，排成行列。
外面有兵丁巡逻，考生要在这个天地里坐三天，自个儿做饭自个儿吃。大热天，八月节的时候，在北方还好一点，在江南是很热的。走进考场的时候要搜身，要把身上的大褂、内衣解开。在考场里面熬三天，写三天文章。这本身就是很苦的事情！一个学生从在县里面考秀才，考取了之后到省里考举人，考取举人到北京来殿试，再考取便是进士，可以做官了。这进士做官，起身就做父母官，管老百姓。如果进士没考上，举人也可以做知县，或者做部曹。
科举是明清两代干部的主要来路，这种来路能不能选拔人才，自古以来大家一直在争辩，尤其是明朝发明了八股文制度之后。八股文就是一篇文章写八段，每一段有一定的规范。
第一段是解题，题目是截搭题。什么是截搭题？从《四书》里某处取出某句话的半截，又从某处取出某句话的半截，把两个半截凑成不完整的句子，让考生去写文章。通的题目写出不通的文章很容易，不通的题目能写出通的文章，是很不容易的。文章还要言之有理。
八股有固定的章法。第一段解题；第二段将解题申述一下；第三、四段是承，发挥一下；第五段回旋过来叙述一遍，这样更清楚；第六第七两段是拿来做个总结；第八段是一句话，就是结论。
这种文章中的理论都是按照朱熹对《四书》的《朱子注》来理解的，不得超出官定的想法。你们写论文已经写习惯了，但如果按这种结构去写也可能写不下来。三天里哪怕只有一天做这件事都会很累。这样的考试，是挫伤你的志气。学了八股，一辈子思想必须在这个圈圈里面想，在这个圈圈里面琢磨，替人家说人家的话，不替自己说自己的话。
这种考试，要过关很不容易，有很多人从“束发就塾”，一直到胡子白了，可能还没考到童生。所以终生困于场屋的人非常非常多，能够过关斩将，直到考上进士的话，那确实是相当大的运气。这样考出来的人，在思想上一定是受到拘束的，因为只考一家之言。千百年来，一直都是这种考法。所以，过去做官的人，一定都是被这个圈圈驯服得很好的人。这是他们的基本考法，考出来的思想跟他们一样被套牢了——这就是明清两朝的科举。
对这种制度，我先讲坏的部分：就是一些绝对思想已经捏成形了，考生将一到两三百篇文章背得烂熟，按这些文章套路来写，就是自己的文章。这些人不一定要将《四书》读通，也不必将朱子的译注读通，只要背下模范作文就可以了。《儒林外史》里不就讲了选文吗？选文就是模范作文。
明朝发明八股文以后，考了不过五六次，这种模范作文就开始出现了。一直到清朝科举终了为止，考科举的人最大的功夫放在读选文上面，叫作选墨，或者闱（“闱”就是考试的地方）墨。这样考出来的人数，从县试至殿试，淘汰率是很大的。由于每年报考的人有重复，我们没有办法精确地统计总人数。但每年到京城赶考的人大概有两到三千，考出来的大概两百多人。这个比例比现在高考还低。没考上进士但已经是举人的，在地方上就已经是绅士了。
客观地说，科举制度中，哪种人才真正是绅士，哪种人不算绅士，这是因地而异的。其实在很多地方，“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秀才在地方上也算是绅士。
科举不一定跟有田有地的地主有关。的确有很多贫寒子弟辛苦地读出来，而有钱人家的子弟，却不见得能读出来。所以从社会的流动来说，这也是贫寒子弟向上的一条路。总的人数，所有秀才以上的人加在一起，大概占全国人口的2％。这个数字挺有意思，它和许多国家的“精英”数目大体相当。所以这个比例数可以说在社会学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这2％里面要选出政府官员若干人，假如进士以及举人作为主要的来源，那么拿政府俸禄的人，总算起来，在清朝中叶的时候，也就是嘉庆年间，大概是六百名老百姓养一位官。越到后来官越多，老百姓就必须养更多的官。在美国，官员数也在增加，三十三年中增加了三倍。这些人就是国家的统治组织里的“干部”。
那么，这种考法有没有用呢？科举其实是智力测验，也需要有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凑出那种莫名其妙的文章。第二种智力测验就是考诗。
各位现在还写不写诗？我想除了中文系的学生以外大概很少有人写古诗了。诗中的绝句好写，律诗难写。律诗一排八句，中间两联的四句是一定要对对子的，如青对白、红对黑、天对地之类。要对出两对对子来，又要在音韵上和谐，意思上还要讲得好，这也不容易。这种双重的文字游戏对检验考生的智力水平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治国平天下就没有用了。
持续三天的考试，其中有一天考的是“策论”，“策”是对当前的事务有何建议。汉朝就有“策问”。“策”是在竹简或者木板上面写上问题，送到考生面前，让他写篇文章回答。“论”是论历史上的某个事件或某个人物。从这“策”和“论”倒是能看出一些人的功夫、气度和胸怀。
那么为何不拿策论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呢？这是因为策论好写，八股难。以难的东西作为尺度，衡量起来容易淘汰考生，所以就把八股文的位置摆得很重要。在考试过程中，八股文写不好，策论写得很好的会被淘汰；策论写得平平，八股写得很好的反而取上了。这种事情极多。智力特别高的人、特别用功的人、读书读得很好的人，可以两者兼具：既能写有思想有内涵的文章，也能应对这种智力测验的玩意儿。这种人，倒常常是经过严格淘汰最后脱颖而出的人才。
看文章的考官不止一个，而是有一批，他们轮流看文章，看完了喜欢的打一个圈，更喜欢的打两个圈，差一点的打半个圈，最差的打点。按照点、圈的数量来确定是否录取该考生。录取完之后再核对、排列次序。按这种次序，状元不一定排在最前，他可能字写得最好、最漂亮。状元写八股文，中规中矩，他的策论也一定没有激烈的意见，所以状元一定是四平八稳的人物。殿试的时候，状元长相好也是很占便宜的。
如此这般考下来的人物，考完了以后，上级主管总会拿今科人物的材料来看看，看里面有没有哪个人的策论写得特别好。主管专门事务的官员也常会在策论里面搜索可能有用的专才，因此考试本身虽然无聊，而且常常抹杀人的灵性，可是真正头等的人才还是能够挑出来的。但头等人物里面不肯弯腰的人是不可能出人头地的。假如他不肯写八股文，写策论又来一句“凡官都该杀”，那肯定考不上。
所以，几百年来取士的制度，的确有问题。但平心而论，还是选拔出了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人物。要不然，明清加起来有五百年，其中至少有几百年，中国政府治理的成就比欧洲国家好。这不是偶然的，历史上代代传颂的许多治国名臣不就是这样考出来的吗？有为之士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忠鲠之臣对皇帝抗辩的时候，正气凛然。客观看这种取士制度还是有些用处的。
第二个，这种取士办法还代表了另外一种用处。汉朝的时候，计吏送地方政府的年度报告到首都，留下做郎。汉朝为什么这么做？有了计吏，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在首都，使得中央政府对各地的情形随时可以找人来问。朝议的时候，不同地区的利益想法也有人可以参加讨论。他不是经过民主票选的，但他代表某些地方的意见，他对当地自然条件、人情风俗的知识，能让中央有所了解。不然中央天高皇帝远，对很多地方的事情都不知道。
明清两朝，每个县有配额，配多少生员，这个配额由该县上交的税收数量与人口两项核计得出。这就保证了每个地方至少会有一批生员。有了生员，将来就有可能变举人，再慢慢考上去。省也有省的配额，也是按照人口和赋税的数字来决定的。这也是从汉朝开始的，汉朝一个郡每二十万人口出一个孝廉，送到首都去。不到二十万的有一个，每超过二十万人，就多一个。这种配额制从汉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每一个省都有一个固定的数字。
考进士的时候没有配额，但进士有另一个规定：“南榜北榜”。南方人文荟萃，尤其江南一带，状元数不胜数，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但在有些偏僻的省份，几百年考不出一个状元来。定下“南榜北榜”使得进士有配额，不至于全部由江南人去做官。江南教育程度高，赋税缴纳得多，赋税多配额就多，配额越多，报考的候选人就多，因而录取的也就多。
像我家所在的县，一个县城分成了两半，为什么？税纳的多。纳税太多，所以把它划成两个县。像苏州、杭州，一个县划成三个县。缴税多是因为物产丰富，这是天然条件决定的。这种偏差是一面倒的，配额越多考取的越多，考取的越多教育程度越高。南北榜也是为了顾全平衡。所以科举制度还隐含着在中国土地广阔的情况下，要有一个办法使得全国各地多多少少具有代表参加皇朝的统治。
这个是考选。考选有一定的尺度，还是大致适用的。
二、干部的培训——郎署与翰林
仅有考试而没有培训是不够的。明清两朝的学校教育都不行，宋明有书院，私家讲学，师生互相切磋，单日读经，双日读史。读历史，是读人生的经验，人类过去总结的经验；读经是读儒家理论，一半的时间放在理解人生上。
书院教育其实挺好，清朝书院就差多了，因为清朝不喜欢知识分子聚会。任何专制政权都不太喜欢知识分子讲学讲得太热闹。从考试中出不了能办大事的人才。清朝的翰林制度，其实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办法。从每届考取的进士里面选出拔尖的人来做翰林。翰林院理论上是皇帝的随从秘书，并无一定的事务，皇帝吩咐做事才做事。
翰林有很多自由，他可以看很多书，皇家图书馆的书可以随便借，可以到各部看档案，也可以向大臣们学习。他还常常同自己考进士时的座师来往。看考卷的大臣通常是地位高，学问也是比较好的。这些人叫作座师。师生之间总会有联系，也可将他推荐给志趣相当的大臣。一年翰林下来，他只需写两三篇文章，不占很多时间，因而有很多自由去看问题。他也可以在朝廷里面讨论时旁听，处理公事时可以帮人拟个稿子等，学习处理事情的细节。
如此下来，到翰林解散时，他可能做部曹，可能分到外省去做地方官，或者去监察百官的都察院任御史。他也可能被派去做学差，主持地方考试。他的去路很多，经过几次历练，他的兴趣多少有点专业化。这都是些专才的培训。将来可能一辈子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会与这个专业有关。他也可能从事与自己专业不相同的职业，学习一些专业以外的工作，能在另一个职务上工作。一批专才就是靠这种过程历练出来的。没有考上翰林的进士，有的派外官，有的做部曹，也逐渐会有自己的专业。
领袖应有通才，只是不及翰林从容，机会多。我父亲是清朝的海军出身，小时候他教我，一个舰队司令要从甲板上敲锈开始。敲锈让你感觉到海浪与船队之间的关系。一个好的海军军官，船上的所有职务都要学。所以，清朝的头一等的职位也是要历练的。从翰林院里面又挑出一些人，这些人不是做普通的翰林，他等于进了皇帝的秘书班子。他要帮着内书房看许多公事，等这些做完了，外调的时候，有意栽培的人就被放在不同的职位历练。他可能在礼部做一段时间，又在户部做一段时间，吏部做一段时间。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他懂得不同的部门里面的情形。这些人是将来留做宰相用的。
表面上看，糊糊涂涂考八股文，但实际上藏着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没有写下来，只是习惯做法。如此这般训练出来的宰相，糊涂宰相不少，能干的宰相也不少。像刘墉、曾国藩等，是非常能干的人，他们也是通过这种方法选出来的，但是胆子大的人不多了。不单是知识，气度还需得到培养。他们向别的大臣学习，潜移默化，了解国家大事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向。
清朝有其特殊之处。朝廷有一批天生的亲贵，这些人将来要做大官的，尤其是王爷们。翰林院孕育专才与通才的制度，到了道光以后，逐渐势微。道光以后国事如麻，所以很多人惮于事务，转而寄情于翰墨。以清代的诗而论，清后期的诗，尤其是道光以后，兴盛一时，且不乏佳篇。
乾隆一朝，纪律宽松，官箴不严，贪污严重。有很多官员是旁途出身，不经科举。什么是别的途径呢？保举和捐纳。前朝军功很多，有十大武功的，都要保举人才。文的也一样，治河、运漕粮，每一件大的事情做完之后，就要保举人才。保举官没有经过训练。有了灾荒，有些老百姓捐输救灾，也会得到皇帝嘉奖，最初赏一个空行头，不给实在的官职做。后来这个虚衔慢慢变成实缺。捐纳出身的，通常不能担任正常的官务，只是临时的职务，叫作委员（委派之员）。
这种事情多起来之后，官就乱了，很多事务不在正式的官员手上，反而在额外的官员手上了。打太平军的时候，清朝保举捐纳更多，尤其捐纳之途，因军事大开。曾国藩的粮饷是民间来的，不是政府给的。政府发给湘军淮军一摞空白的委任书，拿着空白委任书去卖钱，再填上姓名和职位，交了钱就有委任书。这其实是买官，但是以捐纳的名义出现。最开始是捐虚衔，慢慢地变成了真正的买官。
到了慈禧以后，捐官到了什么地步呢？可以包一个买卖，例如包二百个官，这二百个官卖了一百多个之后，成本就可能已经够了，其余的都是利润。等到这个时候，清朝的选用制度完全坏了，训练制度也坏了。它的干部已经不像样子，于是整个清朝就垮下去了。
回过头讲，翰林的训练是不是清朝才有呢？不然。每个朝代实际上都有类似的例子，但以不同的名义出现。苏东坡真正的官职是“知制诰”，他就是翰林院出来的。很多宋朝的名臣都曾经做过翰林。明朝的翰林跟清朝也差不多，不过比清朝人数少。
转换到管理学上来讲，一个好的公司选拔干部时，不仅要考选人才，还要加以训练。一个好的公司选人要分两类，一类是选来做专才用的，如会计、推销员等。另一类则是从公司已有中等职员中选一两个优秀的人，加以培训，培训办法类似选翰林，调到几个大主管左右做特别助理或秘书，做了一阵后，如果能干的话就外放到某个部门做主任，不够的话就调个部门做。有时候可能会派去别处考察，必要时送到学校进修。
当年的EMBA 就是这么来的，现在的EMBA 是带职进修。当年真正的EMBA 是大公司出钱派他们认为有前途的人到哈佛去，哈佛为若干家公司派来的人开一个特别班，不要他们从头选课，而是进行培训，课程包括世界眼光、经济大势的观察，甚至哲学思想。这些人回来，不在本公司做总裁，将来也终能到别处做总裁、副总裁。
这种培训办法跟翰林院的培训方法是很类似的。如果是家族企业，那就糟糕了。家族企业头上的位置一定是留给子女的，不会经过培训。很少有家族企业让自己的子弟去念书。台湾的几个大的家族企业倒确实让子女去念书，读得也不错，通常是读business school，可是凡在外面读得好的，回到自己亲戚身边来以后常常上不去，因为已经有另外的儿子掌权很久了。他留在家里的弟兄，可能已担任父亲的助理，积累了经验，也有了相当的权力。相对的，在外读书的儿子回来之后，与公司脱节了。而当助手的儿子对本公司的业务却是一清二楚，于是兄弟之间，往往冲突。出去读了EMBA 的人回来之后，如能另外开一个小公司，已是幸运了。
这是台湾家族企业的情况。在内地，目前的家族企业我想还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是单位企业，不像台湾，绝大多数都是家族企业。对家族企业，美国公司的那套培训办法就行不通了。美国公司，儿子要么是董事，不做总裁，或者是不在公司。他如果做总裁的话，董事会很难约束他。如果儿子多了，还容易在公司内部产生党争。台湾有的公司就是这样，由家变造成企业的分裂。
三、干部的类型——官与吏
明清两朝的干部有两种：一种是官，做主管的；一种是吏。六部九卿都有一大批吏。省政府、州政府、府政府、县政府都有一大批吏，这些人分两类，一类是世袭的，书吏、书办。从名字上就能看出，他们是抄抄写写的。他们多半穷孩子出身，写字写得可以，抄抄写写不错，抄惯了以后，对档案就很熟悉，自己有一套查案例的方法，别人非找他不可。如果这个人老了之后，他儿子没有做别的事情，他就可以让儿子做助手，把这套查档案的方法教给儿子，让儿子来做这些事情。于是书办这一行世袭罔替。所以说“官无世袭，吏有世袭”。
这些人的职位为什么能够世袭呢？因为查案里面有窍门，查到不同的例子对不同的人有利。过去是“有法依法，无法依例”，我交给你哪个例看就按照哪个例来办。所以还是颇有油水，一个能干的书办可以很阔的。《水浒传》里的宋江，就是书办。这本书写的就是明朝时候的书办。这些“吏”，从中央到地方，各有各的地盘。还好，因为他们是世袭，缺少横向的联系，如果有横向联系的话吏就很难管治了。
另有一批人，他们的横向联系很紧密，则是清代的“师爷”（私人秘书）。清朝的官，六百多名老百姓养一个官，官数之少可想而知。一个县里办公事的人有几个？一个县令，一个县丞，一个典史，一个教谕，能数出来的半打人。小一点的县几十万人，怎么办事？让书办办，如果书办搞不清楚怎么办？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私人秘书，叫作“师爷”。
（“师爷”）分为两类：一类管钱谷，也就是财务；一类管刑名，也就是司法。所有的大小官员都有一批师爷帮他，大的衙门师爷多，小的衙门师爷少，县里面至少有两个师爷。师爷，学徒出身，一个退休的师爷会招一批徒弟，教他们公文程序、本朝律令条列等。这种形式可以说是今天的管理学院的前身。能干得大的师爷，还不是一人办，常常几个老朋友合着教出一批弟子。师爷之间都有一些联系，可以推荐自己的学生出去。清朝师爷，以浙江人为多，俗称绍兴师爷。
真正做事情的是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绍兴刑名师爷数量尤胜于钱谷师爷。这些人有横向的联系，他既不是官，又不是吏，而是客卿，与官员之间是宾主关系。官员的位置变化，他也跟着走，可能跟一辈子。官员的职位大了，他的薪水也就增加。官员对他很客气，称他为“老夫子”；他对官员不称“大爷、老爷”，而称“东家”。
由于这些师爷有自己的网络，他们在一件事情发生以前已经知道了。例如上司奉命查案，他上司衙门的朋友已经快马送信，并告知案子的来龙去脉。师爷网络无远不届，层层请托，可以不露痕迹。这一条横向的联系不是今天任何单位的秘书班子可以做到的。他们是同学、师生、同行，散布在全国，一荣俱荣，一枯俱枯，互相包庇，互相掩饰。
师爷中也真有能干的人。碰到能干的师爷，那真是办事情办得好，写文章也写得好，有时候一个字的差别就可以完全不一样。讲几个闲故事。
南京城里官不多，有总督，有巡抚，还有其他的官员。皇帝生日的时候，要给皇帝叩贺。有一次典礼上出了岔子，第三排的官员里面有人交头接耳讲话，这本来无所谓，但偏有人要扳倒这个总督。报告打到皇帝那儿去了，皇帝派人来查。总督不能否认，他得负责任。他问师爷怎么办，师爷让他上奏的时候加上几个字：“臣在前列，礼无后顾”，我的位置在前面，在礼节上我不能后看。
也就是说，我是非常遵守礼的，一回头，我就不遵守礼了。告他的人是第二排的，一鞭子打两个人，第二个人显然回顾才看见嘛。当然更有名的是，打败仗说“屡战屡败”，不行，师爷给改成了“屡败屡战”。这一类的事情，师爷有笔如刀，的确得罪不起。
在美国大公司之间，这是最忌讳的。如果一个公司里的职员与另外一个公司的职员有横向联系，这是犯他们的行规的。但是美国国家的政务有没有呢？一样有。哪一个参议员哪一个众议员手上训练出来的“学习员”，将来都可能做中等官员或者众议员。他们互相勾连，这张网也是很大的。不同地区选出来的参议员众议员，都在首都办事，交个朋友，就变成一张网了。他们出去，做地方上的其他职务，或者联邦政府的其他职务，有了这一层，凡事好办。哈佛校友网也是网络，也是有力的网络。这种网络在美国的政界远比学界要大。哈佛出身的教育人物，一呼百应，因此，美国大学的同学会，其实就相当于绍兴师爷的“网络”。学校也靠这些来捐钱等。
美国是民主国家，如果真正分析一下美国政界人物的背景，看看他们哈佛耶鲁的比例数有多大，再看看学校背景，哪一帮的人哪个学校毕业。大体上可以这样划分：共和党是耶鲁，民主党是哈佛。当然中间有出入，但这个大的方向虽不中，亦不远矣。
英国也有，剑桥与牛津，还有六七个头等的中学。英国中学是住校的，住校出来的交情是“哥儿们”的交情。在牛津也罢，在剑桥也罢，他不只是为了读书上学，而是在结织“网络”。英国国会成员选举是选党不选人，丘吉尔的区他压根没去过。某个选区选出某个党，这个党就安排一个人在那个位置。英国的议员难得有到过自己选区的，因为他有把握自己的党会在这一选区获胜。好处是，这些人不是地方豪强出身，而是有能力的一批人中选出来的。这些人基本素质和训练都不错，因而从这批人里面选拔出内阁班子也不会很差。
英国的政治是“精英民主”，并不公平，但有他的好处。好处是选出来的人的能力够用，不公平在于一般老百姓很难进去。美国则面子上是“大众民主”（popular democracy），底子里头也是“精英民主”，选拔制度基本上和英国很接近。也是选精英，精英里面选精英，再加以培训。牛津和剑桥最重要的不是上课，而是演讲比赛。所以英国的议员随时一张口就可以演讲，说得头头是道。
四、干部的更换——旧人新人
干部的更换，也就是其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是自然生命的换代，可也有个程序。退休的人下来，换成新人一拨拨上去。除了这种自然的更换以外，还有一种不能避免的情况，有些能力比较差的要淘汰，有的人要提前走。有些人老了之后，身体差了，却不肯走，这种新陈代谢怎么办？管理的制度有两条路，一条是从成绩考核，看这个人的作为是不是好。
从汉朝开始，中国文官体系就有考察制度。明清两代，从张居正行考成法之后，考察制度相当严格。明代的考成一件公事出来，要有三份单子：一份留在手上，一份送给应当接受命令的执行者手中，一份送到自己的上司处。再多一份，应该给跟这个案例有连带关系的部门。同一个公事要分散出去好几份。公事上面要讲明这件公事办好的时限，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到时候，该管单位没办成就可以追查。上面就会监督，相关部门也会检举。这种相互之间通过日程实现的约束，已经不太能够偷懒。
真正的“督察”是中央政府从首都来考察，各省由都察院考察。根据这种考成法的记录，看有没有误事。“贻误”是很重的罪名，换句话说，考效率。别处是考查成果，中国是考查效率。集体办事情的时候，哪一组人慢了，就集体受影响。所以考效率，亦即工作进度，是相当先进的办法。
近代美国就实施了这种制度，尤其是利用计算机进行登记考核。中国当时由师爷办事，师爷一看到时间了还没有结果，为了躲避贻误，可以申诉，比如“下大雨无法修堤”、“旱灾收不到粮食”等，申诉合理就算了。如果贻误常出现而且没有办法合理地申诉，考成即须扣分。一般考绩三年大考一次，升迁降落都按考成的等级，还是很严的。最严的，是张居正当权的时候，张居正是很能干的。
这套制度，清朝本来也延续使用，乾嘉以后则松弛了。但是清朝的公文里面，从早期公文看，这个都还在。看内阁档案的话，应该可以看见下面送上来的，说是某某贻误多少。考绩中中以下的，或留任原职，或降级。通常品级与职位关系很紧，所以降了职务往往也要降品，薪水也一起降。
这一套审核的办法使得官员有新陈代谢。他们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很好的退休制。年纪老了，生病了，可以申请退休，但又没有一定的退休年龄。还有一种腾出空缺的制度：一个官员的父母死了，必须丁忧或丁艰，马上辞职回去守制三年。守完制回来能不能回任就不得而知了，有没有他的适当的位置也不知道。他守制完毕，没有位置，就先搁在那里，搁到有位置为止。三年的丧假，可以空出若干位置来，轮流空，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但是真正能腾出位置的制度，比如到了一定年龄一定要退休。退休下来，除了很大的官员，皇帝特别赏他多少银子，其余的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因此，退休回家，等于是没事情可做了。清朝的薪水也并不是特别好。雍正的时候，按照职务，设立养廉银，以防止贪污。清朝的薪水加上养廉银，官俸其实不高。于是清朝官员几乎非贪污不可，否则不能仰事俯育。这是他们在新陈代谢上很吃亏的地方。
宋朝有独特的办法，在任与离职之间，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这条路叫“提举宫观”。宋朝是以道教为国教的，所以全国的道观都是官家的单位。比如宰相下来了，或者皇帝不喜欢他了，就免掉他的宰相职务，叫他去“提举玉清宫”、“提举上清观”之类的虚衔。王安石就做过“提举宫观”的职务。一位宰相就管一座道观。
宋朝这个办法是对最上层的人而言的，全国有上千座道观，对快退休的人来说，能派去的地方很多，所以他有这个腾挪的余地，多花一份薪水，把位置腾出来。这个特别的办法，只有宋朝有。在新陈代谢上它有其功能。很有面子的一批老臣靠边站，省了许多新旧之间的斗争。清朝，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新皇帝用的一批新人上来，老人还没走，一朝天子一朝臣，中间冲突是很多的。
美国的企业文化，换一个总裁，中高级人员就全部都换。美国的企业文化很少有常任官。中国自古有政务官和常务官，英国也有。英国一个部里给两个部长，一个部长管部务，一个部长管政务。管政务的是国会议员，他定政策。管部务的部长是不随着政党轮替来改变的，他管部里面的事务。这就是常务官、政务官的区别。
中华民国时代，在南京的时候，有政务次长和常务次长。政务次长跟部长一起走，常务次长是不动的。政务官与常务官有差别是有道理的，每天正常的业务不能中断，办事也必须遵守律令条例。美国的企业文化里没有常务官，这并不好。到现在他们并没有找出个办法来处理这个事情。常任人员经常动，会造成非常不安定的局面。最好是留下一些可用之人，维持起码的稳定。
公司愈大，愈需要常任人员。他们对事情熟悉。政务人员换政策、换方向，但不能换规矩。美国企业文化的理由：换了领导以后，政策可能有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本来办事的规矩也必须改革，而旧人有他的习惯，不能执行新政策。这一理由能不能成立，也是见仁见智，难以断言。
本文收录在许倬云看历史系列之2《从历史看管理》，作者许倬云是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