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要从供给侧发力解决需求侧的消费不足问题，设计出能够提高大众收入水平，提高其消费能力，从而平衡生产过剩，使国民经济良性增长的政策组合。
201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形势稳中向好。GDP同比增长6.9%，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值回升为51.5%，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9%，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2.7%。从三大需求看，社会消费品零售商品总额增长10.4%，消费略增；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6%；出口增长15%，明显回升。就业形势也因商事体制改革和鼓励“双创”而较为平稳。笔者在此谈谈对宏观经济走势的看法，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经济不振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
学界对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成因有不同看法。笔者对比进行了国民经济数理关系的推导，建立模型，经过计算发现，首先，经济主力人口的上行和下行，是影响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上行和下行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如2007年经济主力人口增长速度到达最高点时，因经济主力人口的增加，当年新增的消费需求为693.3亿元人民币，为当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0.74%；贡献的增加值为2244.68亿元人民币，为当年GDP的0.82%。2016年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减少的消费需求为1014.11亿元人民币，为当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0.31%；由此而造成的经济增长损失为3309.39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GDP的0.42%。
其次，人口城市化的滞后造成消费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损失。就全球范围而言，许多国家和地区，当其人均GDP在8000-10000美元时，其人口城市化水平在75%左右，农业就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在11%-15%。而中国2016年人口城市化水平为41.2%，偏差33.8%；常住人口城市化水平为57.35%，偏差17.65%；2015年农业就业劳动力比例为28.3%，偏差约为15%。2016年受人口城市化滞后的拖累，损失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规模达31609亿元之巨，高达当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9.51%。笔者分解城镇居民人口、非城镇户籍常住人口和农村居民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出因人口城市化滞后造成2016年的国民收入损失额为287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GDP的0.386%；而累积人口城市化滞后所造成的国民收入损失为10.58万亿元人民币，为当年GDP的14.22%。
再次，城乡土地产权和市场二元体制的运行，财富及财产性收入城乡流动不均，导致了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的放缓。一般来说，财富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生产过剩。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农村居民因土地被管制而守着“休眠”或“僵尸”资产，城镇居民的房地产财富和相关收入却因房地价格上涨而快速增长。2016年城镇居民拥有的住宅建筑面积为325.8亿平方米，当年商品住宅销售均价为7226元/平方米，总价值达235.4万亿元，人均资产为41.34万元。从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居民各分项收入看，城乡人均财产性收入之比为12.1∶1，远高于城乡居民工资收入之比4.2∶1。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及2016年城镇工资增长率计算，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479元；进城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3572元，工作时间只有10个月。城镇职工与农民工年平均工资的比例为1.84︰1。其中，根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报告外出农民工租住及平均租金等数据计算，当年在城镇务工租房居住的农民工，给城镇房东支付了规模达6776亿元的租金，占农民工城镇消费支出的近一半。并且，刚需购房者在高价位进入，其房贷的还本付息也抑制了他们的其他消费需求。
从宏观经济因素变动相互影响看，经济主力人口收缩，人口结构老化，造成了总的边际消费需求逐年递减、上年生产能力不能及时出清的过剩压力；而农村人口市民化受阻形成的收入和消费支出差距，城乡和居民间财富与收入流动和分布的不平衡，也会积累传导形成生产过剩压力。从大格局看，宏观经济表面上凸显为供给方面的过剩，然而，深层次的原因是消费需求从几个方面收缩，是总消费需求不足。如果对此认识不清楚，会在根本解决思路上发生混乱，甚至可能南辕北辙。
消费是最终需求，依然较为疲软。2017上半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为10.4%，与2016年持平；而消费物价水平为1.4%，比上年平均水平低了0.6%。
投资是中间性的需求，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变动受消费需求收缩的影响较大。1-5月，投资增长率为8.6%，远低于2009-2014年的复合投资增长率17.95%，也低于2015年的名义投资增长率10%，比2016年略高0.5%。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下降0.7%，其中5月份负增长，为-3.7%。从投资结构上看，大多是产出消费品的制造业投资增长，占比为5.6%，消费品制造业的中间投资需求也增长较缓；投资性房地产需求还是较旺，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在严厉限购政策下仍增长8.5%；政府可以主导的基建投资增长速度较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9%，其中公共设施管理业和道路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5.2%和23.1%。
传统政策工具治理经济下行问题的困境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在2016年初对中国治理经济下行问题的方案提出质疑，认为只强调供给侧的政策是片面的，还是要出台刺激需求侧的政策。其实，一是针对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形成的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作用有限，因为虽然央行可以印发货币，但是增加不了挣取工资和支出货币的人。安倍经济学的失效就证明了这点。二是斯蒂格利茨还提到增税和扩大财政支出要相对稳定，然而中国的宏观税负和企业税费等成本已经很高，再提高税收水平，将有更多的企业亏损歇业，会造成更多的劳动者失业。三是经济下行时财政收入也会相对减少，国民经济综合负债率再提高的空间有限，而用加杠杆的方式，通过实施扩债等宽松货币政策刺激需求和经济增长，货币不是进入相对过剩的制造业，而是大量地被吸入投机性的房地产业，或者在金融体系内形成以钱生钱的循环，经济快速泡沫化，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四是扩大基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解决过剩的作用十分有限。20世纪80年代，1亿元投资，劳动者收入的转化率为40%左右，而目前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高铁、高速公路等投资的劳动者收入的转化率只有15%左右，商品房建设的劳动者收入转化率也不超过25%。
鉴此，应当逐步放弃靠借债进行基建投资，以及靠扩大房地产和居民按揭贷款进行资产投机来支撑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2017年下半年应当逐步回归稳健和中性的货币政策，处理好央行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的平衡关系，抑制房地产价格，改革和引导资本市场资金进入国内实体经济，深化农村土地、知识产权和市场化的改革，创造吸收人民币进入的新领域，防止积累和发生金融风险。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单纯的中性货币政策只是稳定金融的工具，它并不能解决人口下行和城乡收入差距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也提升不了经济增速。
照搬供给学派的政策会解决中国目前生产过剩和增长速度放缓的问题吗？回答也是否定的。一是供给学派的理念是重归萨伊定律。然而，人口增长下行，边际总需求连续递减，下一年需求萎缩自动地压缩上一年原有的生产能力，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定理在此环境下失效。也就是说，普遍减税并不能扭转经济主力人口收缩的局面，更不能使其增加，也就不能在总体上扩大消费需求来平衡生产过剩。二是供给学派普遍的总量减税工具，并不能解决因中国目前结构性财富收入向城镇和向上流动集中导致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
供给侧发力的一个思路和框架性方案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是总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然而传统总量性的单一的政策工具，对因结构变化和偏差而生成的问题基本无法解决。因而，对症的思路是：从供给侧着手和发力，解决需求侧的消费不足问题，设计出能够提高大众收入水平，扩大其有支付基础的消费能力，从而平衡生产过剩，使国民经济健康良性增长的政策工具组合和框架性方案。
首先，政策工具选择上，以供给侧结构性减税为主，重点针对能够扩大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的行业和企业，实施有针对性的减税。降低其增值税税率，并提高能够大量增加就业的小微企业的税收起征点。另外，从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和多增加就业的角度来考虑，应将增值税率降低2%，社保费率降到30%。
同时，与需求侧财政政策相组合，缩小基建领域的财政支出，扩大财政对教育、住房保障、恢复人口平衡再生产等方面的投入。一是结合废除户籍和提供公平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容纳农民工家庭子女进城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使他们与城市儿童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二是城镇保障房向农民工开放，并且对多套房开征房产税，抑制投机炒房和泡沫，缩小城乡财富收入差距；三是考虑到中国生育管制时间太长和力度过大，未来鼓励生育后，家庭抚养负担沉重，义务教育应向下延伸，由国家兴办和采购能够免费向生育家庭开放的托儿所和幼儿园，降低妇女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
这样的民生性财政政策可以达到以下目的：一是与政府单纯扩大基建投资相比，对城乡居民增加转移收入、增强消费能力效应很大；二是可以加快农村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抑制因财富收入向城镇集中导致的生产过剩，提高进城农民工的收入能力和消费水平；三是能够促进供给侧的人口再生产，逐步积累和释放新的消费需求。
其次，深促进供给侧结构调整。一方面，供给侧结构调整需要去产能、技术进步、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提高中国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要能更大程度地增加就业，要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和全体居民收入水平，有助于扩大全社会消费需求。而偏重于前者，忽略后者，则会使生产更加过剩。
需要重点发力的有针对性的供给侧结构转型为：在微观的企业要素结构方面，供给侧结构调节的重点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产业组织结构方面，供给侧结构调节的重点是发展中小微企业；在产业比例结构方面，供给侧结构调节的重点是发展服务业；在企业所有制结构方面，供给侧结构调节的重点是发展民营企业；在偏重容纳劳动的技术，还是偏重利用资本的技术方面，供给侧结构调节要统筹兼顾，有利于扩大就业；在正式就业、准正式就业和非正式就业结构方面，供给侧结构的调节，重点应放在鼓励个人工作室、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小商小贩、网上微商店、“互联网”加个体劳动等非正规和准正规就业形式方面；对游商摊贩、破墙开窗、临街小店等，应给予更多的包容，使低层人群有获取收入、立身养家的机会。
再次，深化供给侧体制改革。要改革垄断性的金融、能源、交通和土地等体制，降低企业投资和运营的成本，使其能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和居民的转移收入；从土地等不动产的财产使用权改革突破发力，深化知识产权及创新体制、人口生育和迁移体制等改革，形成和储备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动能；国有经济改革应有进有退，有弃有争，盘活要素和资源，激发其活力，提高其配置效率；开放教育、医疗服务业，拓展通用航空、未利用土地改造、生态环境资源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准入领域，扩大民间社会事务领域，以此来增加劳动者和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提升需求能力，创造能够继续扩大市场需求容量的生产能力，促进国民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
第四，在经济全球化中平衡供需和获得增长动力。在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下行、边际总需求持续递减和原有生产能力出清滞后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规划，实施贸易升级替代和地区拓展、产业转移、分工协作、就业“走出去”和国民收入净回流等战略，扩大外部市场需求，释放国内过剩产能，使国民收入回流国内成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内外互联互动，在全球范围内平衡供需，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