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要读博士？”

——无论是在面试环节，还是在北大国发院管理博士的“桥梁课程”上，每一位学术大咖都在用自己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向申请人提出这样一个貌似简单而实则深刻、严肃的问题。

而每一个对读管理博士项目心向往之的学员，则同样抛出了世纪之问：教授们作为过来人，如何看待博士生涯？管理博士的社会使命到底是什么？

与往昔同EMBA学员探讨“铅笔的故事”不同，这次著名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周其仁教授，在管理博士项目的桥梁课上反复提醒学员：“站在桥上，你们要想清楚，现在要退回去还来得及！”仿佛“侯门一入深似海”，读博士真的要如此“慎之又慎”？

读博士要学会问“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怎么办”

那天早晨，红楼飞雪。无论是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的骨灰级粉丝——MBA、EMBA校友，还是刚刚走进朗润园的“新人”，却都早早落座，满心期待周其仁老师诙谐、智慧的演讲。PPT上写着：“怎样看中国经济起落”，今天要探讨中国经济问题？

但——周老师却说：今天要讨论什么，你们来定！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探讨“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怎么办”。这是博士阶段，与本科、硕士阶段最大的不同。在实际工作中，更多的人要解决的是“怎么办”的问题；但是，作为一名博士候选人，你需要撞开脑洞，对世界充满好奇，去思考事物背后的“为什么”。

在周其仁老师看来，摩拳擦掌准备读博士之前，你心里就是要有个“挥之不去”的“为什么”，这个问题时时刻刻、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你，你愿意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寻求答案，这样才是读博士的初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好问题”

作为一个常年深入真实世界进行调查、研究的经济学家，周其仁老师深知一个“好问题”的重要性。那么，他心中的好问题是什么样的呢？

有学员不禁问道，博士生是去探寻“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大问题，还是从“一粒沙中见一世界”，去关注身边的小问题呢？

对此，周其仁老师，再次强调了博士生应该有的“问题意识”。

“但凡有可能回答，就去思考大问题；回答不了，退而求其次，想个小点的（问题）。没能力想大问题就想小问题。什么叫大问题？大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将带动其他问题，非常有助于解决其他一系列问题。

博士生要知道掂量问题，这是最难学的，你可以到街上问出好多问题来，你把问题记下来。整天要花很多的时间选问题，然后花时间冥思苦想其中的一个问题。

在我看来，好的博士项目就告诉你要有问题意识。光有问题意识还不行，你要选问题、掂量问题。最厉害的是好多老师不是让你解答多难的题，而是帮助你去学会怎么选问题。你冥冥之中就知道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之后见很多人，读很多的东西，最后慢慢把你的品位提升。”

好问题比好答案更重要

关于问题与答案，周老师回忆起富兰克·奈特——这个芝加哥学派奠基人的故事。他教书几十年，有一个父亲（当年也是他的学生），发现自己的儿子作为奈特教授的学生，考卷上的问题和自己当年的是一模一样。面对质疑，奈特教授自信满满，“问题是一样的，但答案却变了”，这就是寻找好问题的高手！

相比于这样的好问题，中国式教育则更注重好答案。周其仁老师向在座的博士班学员授之以渔——“如果你能问出好问题，相比于那些寻找好答案的人，更容易突出重围”。好答案需要的是分析能力，而好问题则需要先有好的观察，并加以抽象、概括。

理论与现实的“虚实相生”

周老师说，在英语中，有一个语言现象非常好：“虚拟语气”——“如果....”这种虚拟，可以让人展开想象力的翅膀，去探寻抽象的问题。“道理、规律”这些东西都是虚的，而我们的农耕文明更注重“实事求是”，在周老师看来，这固然是好的传统，但是理论创新需要我们发挥抽象的能力。亚当·斯密当年提出“看不见的手”，这只手比那些“看得见的手”更厉害。“你的抽象推理能力如果欠缺，你只能在看得见的地方行事。”

放下中国式“面子” 开启古希腊真理之辩

桥梁课上，周其仁老师一直在鼓励学员大胆提问。但中国学生往往或者不问，或者对问题有质疑、有见解的人也不去“见招拆招”。针对这个问题，周老师倡导回归到希腊式教学法，当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是在关于真理的讨论中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见解。他希望北大国发院的管理博士生，也能通过小组讨论，放下“面子”，大胆提问并参与讨论。如果只是听老师讲，那么“你的脑子就永远是别人的脑子”！

这让笔者想起了哲学家叔本华是如何劝人不要读书的——他说，“读书是让别人在我们的脑海里跑马；思考，则是自己跑马。”

而对于学术讨论的效果，可以参见最近乐视集团一直在倡导的——高管人员要经常开会，产生“化学反应”——而这，才是思想、创新的源泉，思想从相互激发中而来。

脑子里没有问题的人，看事情会熟视无睹

那么，好问题在哪里呢？

周老师认为，“我们今天要借助夸张现象来观察，它会让视而不见的东西变得耀眼。我们人的观察力经常出问题，经验科学难过的一关就是这个，你怎么样也看不出名堂，怎么样也看不出问题来，熟视无睹，视而不见。所以博士训练，看起来是训练你的理论提炼能力，进一步就是训练你的观察力，脑子里没有问题盘绕的人，看世界上很多事情都熟视无睹。”

不要“中国学”，解释一个现象最好只有一个理论

那么，中国经济如此复杂，发展又非常迅速，是否应该有一个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这是很多学员关心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关心的问题。

对此，周其仁教授认为，“你如果有个学问也能解释中国，也能解释西方，是不是更好一点？当然做不到，那就一定要分开，先有人懂西方，再有人懂中国，再有人在更深的层次说又懂西方又懂中国。做不到就退而求其次，负担哪个重？

站在人类的立场上，那我懂了中国我还懂希腊，是不是更好？现在国家越来越多，180多个联合国成员，单位越来越小，这是人类的历史，经济市场越来越大，政治单位越来越小。

如果你是国别专家，这个负担越来越重。哪个国家没有特色呢？当然我们作为中国人，经济学家说中国现象、中国学问，很多人没听懂这个意思。中国现象，当然有些现象看着就夸张，有助于理解整个人类活动，这是真正的追求。不是要建立一门中国学，至少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你光理解中国，然后一出了中国就不懂，是更高的学问吗？现在我们知道的已有的经济学基于亚当·斯密观察过的英国社会。这个学问他的普世程度真那么高吗？现在开始有怀疑。

那你对付这种怀疑有两个策略。一个策略说这是西方学问，我还有一门中国学问。但是也可以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中国这种变形转型的经济，常常有些现象变得非常夸张。这个夸张有助于我们看到一些东西。两个策略你可以选。我能力很小，但是我倾向于后一种。因为我相信人类越往前走负担越轻，不要有那么多理论，解释一个现象，最好一个理论就可以。”

理论创新之“无用之用 方为大用”

在与博士班学员的思想碰撞中，周老师提到了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扮演。“有人问我，读管理博士将来能干什么？我说，至少可以像马浩老师一样，当管理学教授。马浩一天也没有做过企业，但是很多人花钱来听他的课，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养了一批‘无用’之人，这就是规律”。

《庄子．人间世篇》中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博士学员也困惑于，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经济学能增加财富还是能增加幸福感？在商海中拼搏日久，拥有了财富却并未因此与幸福更近，学员们希望在博士修习的过程中，追寻到答案。

对此，周其仁老师表示，“经济学家是干什么的——这是个好问题，接近于‘元问题’”。虽然自己也是经济学家，周老师却笑谈“你看现在全世界养了多少经济学家，还包括一个我，有什么用？吃多少粮食？你把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吃的粮食加到一起，是多少？到底有没有用？人类为什么要养这些理论家？这是一个问题。你在桥梁（课程）中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再往前走。你不要走进去（博士项目）再想，那来不及了。”

“经济学是回答‘为什么’的，要解释现象，这首先就是要有细致入微的观察，观察人的行为，思考事物之间的联系”。对此，周其仁老师上溯到经济学的鼻祖——英国的《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当年他在欧洲游历，观察到有些国家比较富裕，而有些国家则比较贫穷。于是，他问：国民财富的性质是什么？富裕和贫穷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问题，驱动他开始了经济学的思考。

无独有偶，同在课堂上的北大国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薛兆丰老师，最初选择做经济学研究，也是来自于自己的亲身观察。从小生活在广东的薛老师，发现亲人从香港可以带回来很多令人大开眼界的新东西，于是他苦苦思索：贫穷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广东与香港地理上是咫尺，而当时的财富水平却相去甚远？今天薛兆丰老师不断在媒体上发声，以经济学之眼看待春运期间的火车票问题、专车治理问题和道路交通拥堵问题，这一切都源于最初对经济学问题的好奇与思索。

也许正是带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从完达山狩猎归来的周其仁老师，走进了真实的经济世界，以其对现实的独特观察和严密的理论分析，助力中国改革。

读博士就是要学会问“为什么”。你的问题选好了吗？拿出来晒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