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拿到杨学诚和钱瑛同意他去延安的介绍信后，父亲将情况告诉了政治指导部的中共党支部书记黄心学。正在准备行装的黄心学、苏苇和潘琪他们得知后也很高兴，便邀父亲与他们一起走。父亲与黄新学等人一起离开大洪山那天可能是1939年3月底4月初的一天。路上，从延安中央党校毕业的苏苇还跟父亲详细地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并建议父亲到延安后去她待过的中央党校学习，说对于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央党校那里显然比抗大好。当然，马列学院也不错，等等。父亲听了，虽然内心未改去马列学院学习的念头，但也更增加了其对延安的向往。
那天，黄心学他们这个工作宣传队此行的最终目的地是到驻扎在宜城东某镇的第五战区84军某部（国民革命军第84军组建于武汉会战前夕，曾在武汉东线顽强抵抗日军并给日军极大杀伤，是一支了不起的抗日军队——作者注）。全部身穿国民革命军军服并佩戴军衔的黄心学他们一行到84军的目的是搞统战，但到了目的地后，因国民党限共政策出台，他们的统战工作并不很成功。除了潘琪先生成功打入84军173师作政治教官外（当时173师师长为钟毅——抗日名将，1940年参加枣宜会战受伤，为不被日军俘虏，举枪自杀，年仅39岁。但那年11月份潘琪先生作为共产党人亦不得不撤出这支部队了——作者注），黄心学与苏苇等人均先后撤出。苏苇返回鄂豫边区，然后又与边区疏散余下的数百人一起加入了新四军挺进团。黄心学则去了刚组建的由中共襄东特委改称的襄枣宜县委任组织部长。
抵达84军军部后，黄心学得知广西军部时常有汽车去襄樊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就帮助父亲联系了一辆卡车，于两天后送父亲独自一人搭车去了襄阳。父亲走的时候，与黄心学紧紧握手，拥抱，互道珍重。他们都知道，这一别，他们这对老友不会很快就能见上面的。何况那是在战争时期，与日本人的一场大战又将开始。就这样，父亲便与他的另一个老朋友——黄心学也终于分手了。这是1939年4月初。
自从1932年春父亲与黄心学他们在汉口相识，直到他们于1939年4月在大洪山脚下分别，他们相知相交已有七年，时间也最长。他俩与何伟、成庆生等老朋友们一起读书学习，讨论国家大事以及年轻人的志向与抱负，接受中共的抗日救亡的思想，还一起参与组建汉口读书会和武汉各界救国会，办抗日壁报，甚至几乎同时或先后加入中共，并且于分手前还在同一个支部参加组织生活。其间，他们还曾在汉口与何伟一起像亲兄弟一样搭伙吃饭，在一口锅里搅了一年多勺子。中间他们也有过分分合合，但都不长。比如，1937年底或1938年初，黄心学曾离开汉口去河南汝南接替何伟，帮助当地恢复和组建党组织，但没多长时间就返回武汉了。后来，黄心学先去的鸡公山，而父亲也随后就去，后来他俩又一同在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工作。一个任民运科长，后改任组织科长；一个任宣传科代科长，后改任《大洪报》主编。而这次分手，他们也许都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他们这对老朋友此生最后的诀别。
黄心学先生，这位喜欢、也有资格称呼父亲为“金缄老弟”或“略老弟“的人，与父亲分手后就一直就留在襄樊地区坚持抗日工作。自此以后的大多数时候，待人厚道细心的黄心学一直都是从事中共党的组织工作，曾先后任中共天汉、襄河、襄南、襄北、洪江等地委组织部长。但黄新学先生的才华绝不仅于此。据史料记载，1946年国共谈判时，教会大学毕业、英语水平与成庆生同样很好的黄心学还曾担任汉口军调处执行部第九小组中共代表的秘书兼翻译，在会上他口才犀利，临机应变，才华横溢，赢得了美方军事代表的好评。然天不佑英雄。中共建政后的1950年5月，黄心学先生因患肝癌辞世，年仅42岁，去世前任中共中南局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
父亲是1952年联系上时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的何伟时才知晓黄心学去世消息的。父亲为此伤感不已。因为黄心学是父亲他们当年在武汉共同创办读书会和救国会时几位最好的老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人。四年后，当父亲在北京决心放弃求证自己是1938年中共党员的最后机会时，我不知道，是不是父亲那时想起了死去多年的老友黄心学？
在与黄心学一路同行时，父亲与他们一样都穿着大洪山长岗店抗敌工作委员会时所发的国民革命军军装并佩戴军衔。这次为便于行路，父亲依然一身戎装坐军便车到了襄阳。在这里，父亲时隔半年不到又一次见到了他的另一个老朋友——胡绳先生（上一次是1938年10月末父亲和黄心学等随李相符先生从鸡公山铁路林场转移到襄阳时见过，那时胡绳也是刚从宜昌或武汉来到襄阳，只是各自都忙，匆匆一见罢了。详见《我的父亲》之六：《老友分手，撤离汉口》——作者注）。
前文说过，1937年10月父亲与胡绳在汉口合作创办中共的公开发行抗日刊物《救中国》，后因经费告罄而于1938年6月停刊。于是，胡绳先生便去办《全民抗战》，依旧是宣传抗日。那年9月，在父亲去河南鸡公山前将《救中国》办刊政府批文和私人印章等一应手续全部交给了胡绳。胡绳以此为据，在中共长江局领导下又曾在宜昌恢复《救中国》刊物出版发行（也有资料说，这次复刊是史枚先生等做的，胡绳没有参与——作者注），但仅出了1-2期就因武汉会战而停刊了。1938年10月，胡绳受周恩来委派随同钱俊瑞先生一起从宜昌（武汉？）辗转来到襄樊，并在随后成立的国民政府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上校委员。钱先生则任中将主任委员，党内是中共支部书记。
这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与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的政治指导部几乎都是一起成立的，且与后者一样名义上都是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下属的平级抗战机构，但其实质也都是中共领导的一个统战组织。该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还有臧克家、孟宪章和李伯余等。胡绳主要是主编《鄂北日报》。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撤销后，胡绳所在的这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也随后被撤销了。不过，父亲在襄阳城北街见到胡绳时，胡绳还正忙得很，似乎正在忙于扫尾工作并编发最后一期的《鄂北日报》。
父亲与胡绳再次相见无疑很高兴。父亲告诉他自己要去延安学习时，胡绳羡慕地说，去延安好，但他可能去不成延安了。父亲问他将要去哪里？胡说自己可能要去重庆（经查，胡绳在与父亲分手后没多久果然就西撤去了重庆，后任中共南方局文化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编委——作者注）。遗憾的是，父亲与胡绳的这次见面与近半年前的上次一样，虽然同样在襄阳，但依然没有时间多谈。
半年前那次，胡绳正在忙于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筹备和《鄂北日报》的创办，无暇与父亲多谈。这次也一样，他又忙于《鄂北日报》最后一期的发稿工作以及战区文化工委撤销后的善后和撤退前的准备工作，同样没时间与父亲多谈，只将先找个住处将父亲安顿下来，临走前说他去找便车，有消息再告诉父亲。胡绳还建议父亲有时间自己去江对面位于樊城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看有无便车去西安。
父亲和胡绳等人在大洪山和襄樊地区分别参加抗敌工作委员会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这段经历表明：1938年10月至1939年3月的这近半年时间也正是李宗仁先生与中共合作抗日的最为紧密的蜜月期。蜜月期过了，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当然，国共这一阶段合作抗日的历史作用还是很大的，至少宣传和动员了更多的民众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去，也鼓舞了国军将士的抗敌士气。
1939年5月，也即李宗仁与中共分手之后不久，李将军率领第五战区二十多万军队于1939年5月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随枣（随县和枣阳）会战。对手是日酋冈村宁次的11军，十一万多人。这个战役以国军伤亡2万、毙伤日军1.3万人并收复了枣阳和随县而胜利告终。这是很了不起的胜利。然而，一年后，即1940年5-6月的枣宜（枣阳和宜昌）会战，国军不知为何却遭遇几同当年华北溃败的惨败（国军38万人，死伤10万余人，而日军仍然是11军，8万人，但仅死伤7000余人，而且还最后占领了宜昌。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也在此役殉国——作者注）。这里面固然是有军力配置有误和指挥失当之原因，但有说法是因为国共失和，人和因素阙如。此说或许也有道理。
胡绳先生到重庆后，1941年初曾去香港，任《大众生活》编委，以南方局文委委员身份领导内地输港文化界抗日工作。1941年底又返回重庆。三年国内战争期间，胡绳先生先后在上海和香港的“生活书店”任总编。中共建政前后到北京，先后出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人民出版社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学习》杂志社主编、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第一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以及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文革期间曾受冲击，并下放干校劳动。文革后胡绳复出，先后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晚年曾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0年去世，享年83岁。
在父亲一生的朋友中，胡绳先生无疑是最有文人气质和才华的一个，可以说著作等身。胡绳少年时代便著书立说，且观点新颖，文采斐然，惊艳一时。其代表作是《新哲学人生观》和《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以后胡先生长期办报办刊，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时评文章。据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30岁时，胡绳即已发表上百万字文章和著作。其代表作是1948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共建政后，因长期担任中共党史和理论研究工作，胡绳主要撰写大量的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政论性文章和史论性研究报告。改革开放后，胡绳则撰写了很多总结中共历史经验和论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改革开放政治路线方面的文章，当然，其中也有很多应时应景的政治颂扬和唱和之作。这期间的主要著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编著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胡绳先生在青年时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后，一生都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去解释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也为中共的政治理论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不过，胡绳先生长期从事报刊编撰工作，且未接触过当时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西-方民主政治学方面的理论学说，使其后来的政治和学术视野严重受限。他中晚年后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多为对中共各个历史时期政策的诠释和阐发。从学术的生命力角度看，这是很令人感到遗憾的。（写到这里，我的内心总生出一种似乎对父亲老友、也是自己长辈的胡绳先生似有所不敬的惶惑之感。然史论不为尊者讳，我也只能如此秉笔，说出心里话。有读者倘觉不妥，还望直言批评——笔者注）
在襄阳住下后，父亲便过江去樊城看看能否找到便车去西安。到了第五战区司令部，父亲碰到曾任刚被撤销的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副主任的陈超。据资料记载，陈超先生1902年生人，是黄埔二期生，时任第五战区高参和干训团副教育长，少将，1944年任国民革命军第69军144师师长，直接指挥部队参加了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豫西鄂北会战。但之后这位陈超先生的行踪下落，不知何故就不明暸了，也查不到了。
与国民党方面的抗敌工委的主任委员石毓灵不同，陈超先生对于与中共合作抗日始终持支持态度，在抗敌工委中曾给了中共方面很多帮助。父亲在大洪山时因创办抗敌工委的机关报《大洪报》与其有过接触而认识。陈超十分欣赏父亲的书法和文笔。他见到父亲后，听说父亲要去西安，便立即答应帮忙找便车。几天后，陈超专门派人到襄阳告诉父亲说，司令长官部有十多名参谋人员要坐两部卡车去西安，请父亲跟车和他们一起走。这时，胡绳也来跟父亲说了同样的消息，并说，还有一位民主人士，名叫关梦觉，原是东北救亡总会的，后在武汉郭沫若负责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某处任中校科员，现在战区政治部当教官。他也去西安，与你同路。
离开襄阳前的那天晚上，胡绳来见父亲，还带了一瓶酒、一包卤菜和一包花生米，还有几个包子，请父亲吃饭，算是给老朋友饯行。那顿饭就是一个便饭，他俩也只是想就此叙个旧，互道珍重。但遗憾的是酒还没喝完，胡绳就被来人叫走了。也不知何事？胡绳与父亲匆匆告别，走出大门时，父亲看着这位比自己年轻不少但富有才华的老朋友的背影，想到去年9月以来在武汉、大洪山下以及现在的襄阳，成庆生、何伟、蓝乃真、黄心学，还有这位年轻的胡绳，这么多好朋友一个接一个与自己分手告别的情形，心里十分感慨：我的老友们啊，何时我才能与你们重逢呢？
第二天一早，天还未亮，父亲就去指定的集合处上车走了。父亲所搭的两辆军车都是车厢带帆布拱蓬的大卡车，同行有十多位国军中低级军官。父亲和关梦觉两人都有中校军衔，于是受到优待，被安排在同一辆车的驾驶室里。车子在路上走了两天，一路颠簸。不知为何，那趟旅行中关梦觉先生似乎有什么心事，在与父亲互相自我介绍后，两人在路上交谈得并不多。即便如此，父亲也了解了一些情况：
关梦觉，东北人，比父亲小三四岁，东北大学毕业的，也曾办过刊物。一直在“东北救亡总会”工作。这次是准备从西安再转到重庆的“东总”去的。当然，我在撰写此文时也查到了关先生的一些经历情况。据民主同盟网介绍：
关梦觉先生1939年4月去西安的东北救亡总会陕西分会，然后5月份又到重庆，继续任“东总”宣传部副部长，并任国际问题翻译杂志《时与潮》编辑。1941年4月关先生到了洛阳，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晋豫区办事处任经济研究所所长，10月被河南大学聘为经济系副教授。1942年底，他离开河南到西安，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西北区办事处总干事，后被陕西商专聘为教授，1944年经杜斌丞、杨明轩介绍，在西安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任西北总支部常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主笔。1946年，关先生动身返回东北解放区，被任命为嫩江省、黑龙江省教育厅长。1950年民盟成立东北总支部，关先生调沈阳，任秘书长并兼任东北人民政府监察委员。1954年，关先生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任教授，研究经济学理论，为该校经济学科创始人，1990年去世，享年78岁。2007年6月，吉林大学为关梦觉教授树立了半身铜像并举行了铜像揭幕仪式。
（有意思的是，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才得知我的一位老同学、好朋友刘江先生——退休前系新华社副总编辑——夫人关劼女士居然就是关梦觉先生的女儿。想到当年我们的父辈曾有过这么一段虽说短暂却又很有意义的同路同车相处的经历，真让人感叹啊！——作者注）
一路上汽车开得还算顺利。父亲记得，他们是第二天傍晚到的西安。到了西安后，关梦觉先生领着父亲到东北救亡总会西安分会安排了住处，吃了顿便饭。天晚了，人也困乏了。在打听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地址后，父亲便领了一床被子，在一间客房里睡了一觉。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醒来，也不知关先生住在哪间房里，不好打扰，又想尽早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于是换了一身便装就带上行李离开东北救亡总会西安分会，坐了一辆人力车兴匆匆地赶到了西安城中心的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林伯渠当时是中共中央驻陕西办事处党代表，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则是伍云甫。他们都在七贤庄。从这点来看，那天在大洪山，钱瑛女士要父亲到西安去找林伯渠而不是找伍云甫，显然是将父亲看作是党内同志的。而且，杨学诚和钱瑛虽说对父亲坚持去延安学习可能有意见，最后也答应将其组织关系电报转去的。但不知为何，父亲的组织关系再也没有人见到，就此丢失了。
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接待室，父亲递上了钱瑛亲笔开具的那张行政介绍信，告诉接待人员说，钱瑛同志要我来找林伯渠同志。不知我的组织关系有没有转到？接待他的是一位年轻人，父亲未能记住他的姓名，只说可能姓王。对方接过介绍信说，我会去查一下，将你的情况报告上去，你先住下来。有消息会通知你的。那位王先生还叮嘱说，现在国民党正在与我们闹摩擦，最好不要出去乱跑，当心被他们绑架、扣押了，云云。然后便安排父亲住在了接待室东边一个小院子的偏厢房里。那里面有好几张床，看来是集体宿舍。
父亲倒也遵守纪律，就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住下来等自己的组织关系电报，很少出门，就是出门转转也是在附近，且很快就转了回去。可是一等七、八天，天天去问，办事处人员都说没有收到。父亲提出要见林伯渠，但总被告知林伯渠外出公干，不在办事处。经资料检索，1939年4月的那段时间林伯渠先生虽然就在西安，但也确实很忙。据《新中华报》1939年5月7日期报道，“一九三九年四月，八路军教导队孔繁阁等十七人，在西安北门外，被驻军二十八师补充团‘奉命’扣押。同月，中部县县长将八路军陈鉴等二十七人无理扣押六天。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为了制止此类违法事件，林伯渠急电蒋介石”，提出抗议。由此可见，林伯渠先生当时确实很忙，但父亲见不到林先生与其组织关系始终未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可能也有关系吧？未几，宿舍里陆续住进了一些人，大多很年轻，学生模样。一天办事处人将那张行政介绍信还给父亲说，明天有一队人上延安，你也去延安吧。到延安再等你的组织关系，如何？父亲只好答应了。
我们算一下时间：父亲在西安等待鄂中区委将其组织关系以电报转过去至少约有七、八天，加上他3月下旬或4月初从大洪山到襄阳的三五天、在襄阳的两三天以及从襄阳到西安路上的两天，足有半个多月快二十天了。那时大约已是4月中下旬了。这么长时间父亲依然没有等到他的组织关系，这其中必有缘故。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一切发生的呢？前文分析过，这显然不会是因父亲不服从分配而给予的处分，这份电报被忘记发了或因故没有发出则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一种疏忽。当然也可能不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而导致杨学诚和钱瑛他们两个人都忘记了与父亲的用电报转其组织关系的约定了呢？（后来钱瑛女士曾两次，1943年和1956年，说她“记不清楚”了——作者注）
我撰写此文时想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疏忽？所以查找了一下父亲他们走后大洪山鄂中区委负责此事的相关领导人，主要是杨学诚先生和钱瑛女士他们的情况。经查，1939年3月下旬或3月底（？），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被李宗仁撤销后，鄂中区委所有领导人可能很快就离开了随县长岗店大洪山腹地。因为相关史料记载，钱瑛女士“1939年2月至3月任鄂中区党委书记，3月起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以这个时间算，父亲他们那年3月下旬或4月初走后没几天，也许就是第二天，钱瑛便已不再担任鄂中区党委书记了，而是很快离开长岗店，西行南下到了湘鄂西地区担任刚组建的湘鄂西区领导了。因为从鄂北到湘鄂西地区当时没有个十天半个月的赶路是不可能到达的。
关于杨学诚先生1939年3-4月间的记载则不明确，也查找不到。但他那时显然也离开了长岗店，并在1939年6月新组建的鄂中区党委中任组织部长。三个月后中共又重新组建鄂中区党委一事，是否意味在大洪山长岗店大疏散后，至少有一段时间原鄂中区党委在书记钱瑛走后工作便处于暂停或解散状态？我想也是有可能的。但尽管如此，我的父亲，一个决心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的人的党员身份却因此而丢失掉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
这次去延安一路同走的人不少，足有好几十人，有男有女。为了防止国民党再行扣押之事，办事处将他们临时编为一个队，对外称之为“卫生队”，还发了灰色的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装。父亲换装后便将大洪山发的那身赭黄色咔叽布军装送给了办事处，但随身带上了那副中校军衔领章。父亲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应付路上国民党军队查阻生事用的（到延安后也交给组织上了——作者注）。办事处还派了一个人当队长。当时到延安去的人很多，一路上总是碰到一些三两或成群的人去延安，也有搭车的。西安到延安足有600-700里路远，父亲他们这个队伍全部是靠两条腿走的。一直走了十多天才到延安。父亲还拎着个箱子，路上实在扛不动了，就只好将某些从大洪山带出来的书籍忍痛割爱一本本丢掉了，也有的就干脆顺手送人了。好在一路无事。除在洛川遇到国民党军队稍作刁难外，其余路程均很顺利。当然，这几百里路走下来人是很累的。
父亲在西安始终未能等到盼望已久的党的组织关系，心里很不是滋味，情绪也大受影响。父亲在其文革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说，“我自丢掉组织关系后，思想上是十分痛苦的。”一路上，父亲情绪的低落让他很少与人交流，与那么多三五成群的二十来岁年轻人相伴走到延安，最后却没有认识或熟悉什么人。
他们这个“卫生队”到延安后，带队人将他们安排在延安城里的一家招待所住下后就走了。这时，与黄心学和其他熟悉的同仁在大洪山下分手已有近一个月的父亲，现在最想见到的人就是他的两个弟弟——四弟史金龙（到延安后已改名为力群）和堂弟史金堂（离开武汉时就因何伟错写介绍信而改名史敬棠）。好在这两人1938年春到延安学习后曾分别给在汉口的父亲写过信，报告了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于是父亲一住下便按信上所留地址分别给他二人各写了一封信，告知自己已到延安。
四叔和堂叔接信后均先后跑到招待所来。此时，他们两人都已加入中共并均留在在延安工作了。四叔力群于抗大三、四期连读毕业后，被分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兵工厂工作，驻地比较远，还在延安东北的何家岔。而堂叔史敬棠则在父亲到延安前不久，刚被陈伯达抽调去杨家岭军委办公室做资料性秘书工作。
前文说过，堂叔史敬棠人很机灵，古文基础扎实，记忆力也好，做事细腻认真且低调，陕北公学毕业后被分在马列学院做图书资料工作，与当时在马列学院做教员的陈伯达有过交往。陈对其印象很好。在这年2月，毛泽东抽调陈伯达到他的军委办公室任副秘书长，主要帮助毛做有关抗战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研究，急需人手帮助搜集大量资料。于是，陈伯达便又将当时年仅20岁出头的史敬棠调去军委办公室工作。后来中共中央研究院以及政治研究室先后成立，除中共建政前后曾到徐州短期担任市委宣传部长外，博闻强记且谨小慎微的堂叔史敬棠几乎一直在中共的核心理论研究机构工作，直到1971年因受所谓林彪、陈伯达事件影响而坐牢。
两个弟弟的到来让父亲受到了一些慰藉，也产生了一些希望。他们除了给父亲写了证明外，还陪父亲去了一趟中央组织部，希望能够帮助父亲接上组织关系。（父亲只说“我和我的弟弟到中央组织部去了一趟”，没说是哪一个弟弟，四叔抑或堂叔？也许两个弟弟都一起陪他去的？——作者注）但由于他们都是到延安后才入的党，且是近亲属，他们只能证明父亲的经历，但无法证明父亲的党籍。遗憾的是，中组部的回答也只是说他们没有收到有关父亲组织关系的电报或文件。除了他的这两个弟弟外，父亲在延安再无熟人，更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证明其中共党籍的人。父亲无奈，只好将郁闷藏在心中。没有了组织关系，父亲不仅进马列学院学习的理想泡了汤，就是进中央党校学习也绝无可能了。
在招待所住了不久，抗日军政大学来人编队。父亲此时已别无选择，只好进抗大学习了。于是，父亲被编入了抗大第五期一大队一中队三班当班长，中队长是潘炎（1916年生人，后任二野一纵参谋长，朝鲜战争时任16军军长，1955年授少将衔，1999年去世，享年83岁——作者注）。后来因父亲没有组织关系，算不上党员，就又把他的班长职务给拿掉了。这事儿给了父亲很大的刺激，他意识到自己因组织关系丢失，已不再被认作是中共党员了。父亲在同一份文革期间的审查交代材料上写道，“我在抗大学习期间，感到自己丢失了政治生命，心情是沉重的。”
当时队里安慰他说，会帮助他继续查找。而父亲则天真地打算，如果还查找不到，他学完这一期毕业后时，再将他分配回原来地区，即鄂豫边区工作，这样他就可以找到黄心学和潘琪等人，也就可以解决党籍问题了。于是，父亲也就安下心来认真学习和参加训练了。但人算不如天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大约两三个月后，也就是1939年7月，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的学员和教师等5000人全部离开延安迁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也叫太行根据地——作者注）继续办学。在得知他们这一届学员全部都要离开延安，东渡黄河继续学习时，父亲很失望，知道如果这一走，他的党组织关系问题也许就更难解决了。于是他便要求留在延安，转到抗大三分校学习（当时抗大三分校依然留在延安——作者注），但此要求未被批准。无奈之下，父亲只好随着抗大总校东渡黄河到太行山区去了。
从此，父亲开始了他以一名丢失了组织关系的党外人士身份在太行山晋冀鲁豫各个根据地的抗日历程。好在父亲凭借他的坚定信仰、抗日热情以及坚韧和才干，在财政、粮食、教育、宣传和办报等各种截然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抗战的最后胜利都是兢兢业业地做出了自己的应有贡献。
有意思的是，父亲在被编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一大队学习时，不知为何，又改了一次名。这次父亲将他在汉口创办《救中国》周刊时所起的史略之名改名为史轮。史轮这个名字父亲似乎使用时间不长，从1939年4月下旬在延安进入抗大学习起，一直到当年冬天在晋察冀边区抗大毕业，只用了大半年时间，然后就又改回史略的名字了。
父亲似乎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他在抗大学习时曾用过“史轮”这个名字，当然就更不会说他为何要在进抗大学习时改名。所以，我的兄弟姐妹都不知道父亲还用过这个名字。我也是在撰写《我的父亲》系列文章，仔细翻阅父亲遗留下来的各种供审查的交代材料时才偶然发现的。父亲在一份材料上写到自己被编入抗大学习时打了一个括号，里面写了这么五个字“改名为史輪”（这里书写的轮字是繁写体——作者注）。看到时，我很惊讶，也很好奇：父亲为何要在延安进抗大学习时将自己在汉口创办《救中国》周刊时所起的并一直用得好好的“史略”这个名字再次改成“史轮”呢？有什么说法吗？不得而知。说实话，我迄今不明白父亲这次短时更名的动因。但我想，父亲此时更名为“轮”总是有原因的吧。
从“轮”字的字面来看则有轮替和转动的意思，但是其本意还是车轮。而车轮则总是要跑在路上的。另外，《说文》曰，“有辐曰轮，无辐曰辁。”这就是说，轮之所以为轮，是因其有辐。那么辐的特点就是直。《考工记·轮人》篇曰，“辐也者，以为直指也。”我在想，1939年4月进抗大学习时父亲正好满30周岁，三十而立。父亲是不是想通过改名为“史轮”来表示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可以坦然面对未来的一切困难，在中共组织关系丢失情况下到延安学习应该也是自己在人生之路上的一次艰难跋涉呢？
不得而知，因为这只是我的猜测。
作者后记：
九集系列文章《我的父亲》写到这里终于告一段落了。此文从1909年父亲在泰州出生一直写到1939年到延安进抗大学习，整整30年，父亲正好30岁。再过10年，也就是1949年，父亲与母亲相识相爱于安徽省滁县专区，之后才有了我和我的弟妹们。
我在撰写这部书稿，整理和翻阅父亲遗留下来的各种亲笔书写的文字以及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时，总感到父亲在冥冥之中似乎在与我隔空进行着纸上的思想交流和对话。通过我悉心思考、撰写而最终述诸笔端的文字，我也感到，父亲的兄弟们，即我的叔叔们——二叔史金鳌、三叔金相、四叔金龙（力群）、五叔金钊和堂叔金堂（敬棠）以及父亲的那些好友们，也即我至亲的先辈们——蓝乃真、成庆生、何伟、黄心学和胡绳等先生，似乎也都在天上与我进行了隔空交流和对话。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坚定、勇毅、学识、慈爱和期待。在拙文中，他们似乎都栩栩如生，但他们都以各自的英雄形象熔铸进入并成为了历史——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
为此，特将此系列文章献给父亲、母亲以及我的叔叔、婶婶和那些至亲的先辈们。
我爱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