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成功阻滞了日寇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侵略计划，从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大体上保持住了西南、西北等大后方省区以及东南部分地区，牵制了日军进攻，客观上促进了国共两党敌后根据地的扩展。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9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在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之同时，大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以及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政策。1939年初，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在继续抗战基础上，加强对其在基层民众中的发展，开始对与发展迅速的中共继续进行合作抱有戒心并提出了限制和防止中共发展的方针。国共两党的这两次会议标志着历经一年半多的国共合作蜜月期也就要过去了。
这时，与中共合作一直很好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桂系李宗仁也不得不开始中止与中共的合作。这年3月下旬或3月底吧，也就是钱瑛到大洪山后不久，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典范、第五战区在鄂豫边区的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了，政治指导部也被解散了。《大洪报》的编印发行工作也就戛然而止了。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抗敌工委所在地大洪山长岗店这里从事抗日工作的人们刚熟悉起来也要分开各奔东西了。
除非开会，父亲一般都是待在大洪山南岳庙里办报，消息一直很闭塞。抗敌工作委员会和政治指导部的被撤销，父亲也是在党内支部会议上才知道的。但自己会被分配到哪里去呢？父亲不清楚，因手头编辑和印刷报纸事务紧张而繁忙，也无暇他顾，一时便没有去找相关领导谈这个问题。而那时陶铸因忙于那个军政训练班又不大管《大洪报》事务了。但父亲心中的那个强烈的到延安去学习的愿望始终没有放弃。因为这是他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以来一直心向往之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马列学院，他想到延安去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如此，那里还有他一年前先后推荐去的两个弟弟——胞弟史金龙（在延安时改名力群）和堂弟史金堂（去延安时改名史敬棠）。
前文说过，父亲原来所在的政治指导部宣传科的苏苇女士是从延安被派到武汉搞学运的。父亲得知她曾在延安读过中共中央党校，对此曾羡慕不已。不仅如此，自从父亲到鸡公山起，就曾多次正式或非正式地向他的老朋友、支部书记黄心学表达过要到延安去学习的想法，并说他与何伟分手到鸡公山来时，何伟也曾同意和支持的，只是要他今后有机会再去。对父亲的这一愿望，作为老朋友的黄心学也是很清楚的。但事情总是和人的愿望相悖的。这也叫事与愿违。
据父亲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一份审查交代材料中写到，1939年春的一天（可能是3月底或4月初——作者注），黄心学来到南岳庙《大洪报》社找父亲谈，“说中共特委要我到应城县的国民党县政府担任秘书，县长也是共产党员。”父亲说，“我当时表示不愿意到应城去，要求上延安学习，进中央党校或抗大都可以。”（引号中内容均摘自父亲所写材料。从最后那句话可见那时父亲内心最想上的其实还是延安马列学院——作者注）。黄心学还告诉父亲，他和潘琪、苏苇、冯珍和小唐等组织成一个工作宣传队到桂军某部队去工作。他和潘琪分任正副队长。而李相符先生则经四川重庆去延安（但在到重庆后，因长期的艰苦工作，李先生积劳成疾，只好留在四川就医，延安并未成行——作者注）。
由于可能不能如愿到延安去学习，而且又要与老朋友黄心学以及其他已经熟悉起来的同仁们分手了，父亲当时心情肯定很糟糕，所以可能没问应城县的那个“也是共产党员”的县长是谁。直到后来文革期间写那份受审查的交代材料时父亲可能也不知道是谁。对此，我曾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在网上进行检索，觉得黄心学对父亲所说的这位应城县的“也是共产党员”的县长应该就是孙耀华先生。
孙耀华先生和父亲同庚，都是1909年生人，但比父亲享寿多了4年，1993年去世。1938年12月中旬，孙耀华先生经李范一推荐并由国民政府随县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石毓灵任命为应城县县长兼应城抗日游击队司令，但那时孙先生并非共产党员，其虽于1924年入过党，但1927年脱党，后来到中共建政也一直没有加入中共（据资料记载，孙先生1951年加入民建，1961年加入农工民主党，是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作者注）。不过，当时孙先生表面是国民政府县长，实则是白皮红心，可能表态过其愿意接受中共鄂中特委领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共产党员县长，倒也成立。孙耀华先生曾为抗日和共产革命做出过很多工作。父亲当年一心只想去延安而未能与孙先生合作，虽说不上是一种遗憾，但两人终究缘铿一面。
作为老朋友，这次黄心学也帮了忙，因为他也知道父亲一直想去延安学习的心思以及何伟的承诺，于是事后他便将父亲的意见反映上去了，估计也做了工作。但不知为何，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过了两天，黄心学又第二次来找父亲谈话，抱歉地说，我做了工作，可是“没有谈好。你自己找小杨去。”（这时杨学诚不再任中共鄂中区委代书记，而改任中共鄂中区委委员组织部长，但埋头办报的父亲可能还不知道——作者注）于是父亲很快抽了个时间就去了。由于这次见面谈话的过程和结果对父亲而言兹事体大，以至于直接影响了父亲今后很多年的政治生涯，为此，这里将全文引用他在文革正酣的1967年12月23日所写的一份供审查用的材料中的原话。具体如下：
“我就到特委找到特委书记杨学诚（这里说杨学诚是特委书记，这可能是父亲记忆误差，也可能是笔误，但这也表明那段时间父亲因为埋头办报，确实孤陋寡闻，并不知道杨学诚已不再是鄂豫边区代理书记了。经查，钱瑛1939年3月到大洪山后任鄂中区书记，杨那时已经改任组织部长已至少有十来天了——作者注），看到钱瑛也在那里。我说了上延安的要求。杨学诚开始还不同意。我还是坚持要去。后来钱瑛和杨学诚商量了一下，钱瑛写了一个条子，叫我上西安办事处找林伯渠同志。我一看是个行政介绍信，要求发电报把我的组织关系迅速转去。杨学诚的表情很不高兴，应了一声好。我就放心的走了，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黄心学。……”
在1968年2月14日，也就是距父亲写上面这份审查交代材料才过去不到2个月的时候，父亲的审查可能还没过关，他又一次交代了这同一个问题。他在一份题为“我的简历汇报”的草稿上就所交代的第三个问题，即“在一九三九年春天上延安学习失掉组织关系问题的经过情况”，是这样叙述这段过程的，
“到了一九三九年春，广西军宣布解散豫鄂边区（应为鄂豫边区，此处可能是父亲笔误——作者注）抗敌委员会。中共特委要我去应城县国民党县政府当秘书，我不愿干，坚持要求上延安学习。经杨学诚和钱瑛批准，同意把我的组织关系电报转去。钱瑛亲笔写的介绍信叫我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找林伯渠同志，答应组织关系随后转来。我把这情况告诉支部书记黄心学及同支部的党员苏苇、潘琪。他们都知道我上延安学习。”
这两段先后写于1967年底及1968年2月的审查交代文字，只是简单记录了一下其时近三十年前（可能是1939年3月底或4月初——作者注）发生于大洪山鄂豫边区的那次谈话的过程和结果，并没有详细介绍父亲与钱瑛和杨学诚他们两人是怎么谈的，以及谈了哪些具体的内容。但是文革期间父亲受审查的后期，在我们询问下父亲曾和我们间断说过大致情况。具体是这样的：
父亲生前有一次被我问及此事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杨学诚那天问我为什么要去延安？我告诉他说，去延安学习马克思主义呀。去年在汉口去鸡公山前何伟同志也同意了的。这事黄心学知道。钱瑛插话说，你是共产党员，到哪里去不都是学习和工作嘛。我说，是呀，可我的愿望一直就是去延安学习。而且，组织上早就同意我去延安了。看我坚持，后来他们就改口同意了。我接着问，那当时为何不要他们当场给你开具一张转党组织关系的介绍信呢？省了后来多少麻烦。父亲说，我哪里知道？可能都是这么做的吧？便于路上保密啦。我从汉口到鸡公山也是没带组织关系介绍信，何伟连行政介绍信都没要我带，组织关系也是电报转的嘛。我一到鸡公山，黄心学就告诉我他已经收到了电报，说我的组织关系转到了。我怎么知道他们后来为什么没转呢？而且他们是两个人。
那次与杨学诚和钱瑛谈话的结果，父亲表面上如愿以偿。按说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儿，但结局却并非那么美好。父亲终被同意去延安学习，个人多年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确实很好，估计那几天父亲的心情肯定也很好，因为他以为他很快就能够如愿到延安马列学院去学习了。但父亲根本没想到，他自己后来不仅去不了马列学院学习，甚至竟然还为那次坚持去延安学习而不得不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由于去延安的一路上，包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都没有收到确认父亲组织关系的电报（显见在撤离大洪山长岗店之前，鄂中区党委根本就没有发出这个电报——作者注），而那时有条件也有资格证明他是中共党员的人又总是远在被战火隔离的其它地区，结果在之后整个抗战期间，无论在哪里，父亲的中共党籍都不被承认。
那个时候，失掉组织关系而变成一个非党人士并非小事，因为这叫脱党，不仅所有的中共党内会议父亲都无法参加，而且还可能经常被人怀疑究竟他不是党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一来，很多原本他可以胜任的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工作都与其无缘了。不仅如此，每调到一处新地方工作，父亲都可能还要经受新一轮的审干甄别。人家会想，你究竟发生过什么？怎么不是党员呢？可以说，自那以后，父亲的许多理想和抱负全都很难实现了——这与个人名利无关，要知道那是在随时可能牺牲性命的抗日战争年代啊！
父亲是一个倔强而认真的人。他从那年离开延安起就多次谢绝了上级和同事要其重新入党的好心劝告，因为他天真地认为任何人或组织总应或总会尊重事实的，而这个事实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共产党员。而且知道他是党员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为什么不能证明？为此，父亲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宁愿不被提拔升职也要花上近七年时间来试图证明这个事实。他做过很多努力，也申诉和抗争过多次，甚至最后不惜性命步行上千公里，穿过日军多处封锁线，从华北到华中再到华东，去寻找那些他自认为可以证明他是中共党员身份的人。最后，命运还是没有眷顾执着的父亲。他还是不得不认命放弃了。写到这里，我似乎感受到了父亲在那些年里为求证自己党籍所背负的那些沉重的政治包袱以及其内心的复杂心情：痛苦、愤懑、无助以及因此而不被他人认可甚至信任后的那种精神上的巨大的压抑。
但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到撰写此文时，我与父亲一样也没能搞清楚。如果说，只是因为工作忙或者一时疏忽而忘记了自己的承诺，用电报将父亲的组织关系转到西安或者延安，那么由于在场承诺此事的当事人并非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因此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但如果说是有人有意不发这个电报，那么鄂豫边区党委对此则应有一个说法，即为何不转父亲的组织关系？是认为父亲没有同意他们的安排意见，坚持要去延安而被开除了党籍？还是想以此给父亲一个警告？倘如此，即便父亲那时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也总归需要有一个组织结论吧？因为这是对一个普通党员，或者说，对一个人的起码的尊重。但遗憾的是，事实上这都是没有的。
在父亲去延安的路上，在西安，甚至在延安向中央组织部询问以及离开延安到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工作的那么多年时间里，父亲就此事不知主动询问和申诉了多少次，可遗憾的是，不知何故，各地党组织均未曾就此向有关方面或当事人就父亲的党籍申诉问题进行过哪怕一次的电报或信件的咨询和确认，当然，也没有向父亲宣布或出示过有任何这类咨询和确认的结果。每到一地，申诉后的父亲总是被告知说，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他组织关系的电报。而且，在每次审查后，父亲也总被告知说，他恢复组织关系没有希望了，然后便是劝其重新入党。但在长达近七年的时间里，诸如此类的好心劝喻居然每次都被认真而倔强的、对此仍然心存希望的父亲婉言谢绝了。直至1945年夏，父亲经过批准如愿从太行山南下跑到淮南路东根据地寻找他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何伟作证未果，觉得自己恢复党籍彻底无望之后，才最终在老家泰州附近的泰县根据地的县委选择了重新入党。而这时，抗战已经结束，日本也已投降快一个月了。
中共建政后的五十年代初期，父亲亦曾就恢复其组织关系事宜做过努力，要求能从抗战初期而不是抗战结束后计算其党龄，并就此问题分别写信给何伟、胡绳和潘琪等人（杨学诚先生于抗战后期的1944年因病去世了——作者注）。何伟接信后曾回信答应“有便找钱瑛谈谈”，同时还安慰父亲“这事总能解决”，当然何伟也请父亲“不要从个人得失考虑”，等等。（引号处均为父亲引述的何伟回信中的话——作者注）
1956年初在刚成立的安徽省工业办公室任副主任的父亲到北京开会，在与何伟见面时，何伟告诉父亲说，他咨询了相关人员，也做了工作，但问题没有解决。而前两年就已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的潘琪先生则告诉父亲说，他已给组织上写过证明，上面说“我与你在大洪山的一个支部内生活过。”父亲也电话联系了胡绳。当时已经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副主任的胡绳闻讯后还专门从其工作的中南海来到友谊宾馆看望父亲并对父亲说，他“已和钱瑛谈过了。钱瑛说她记不清楚了。”胡绳还劝慰父亲说，“你现在已是共产党员，恢复组织关系只是党龄长短的问题。想开了就好了。”
其实，这已是钱瑛女士第二次说她记不清楚了。父亲跟我们说过，1943年钱瑛去延安学习时，在延安军事工业局工作的二叔（史金龙，当时改名力群）曾找过钱瑛问及关于他大哥，即父亲的党组织关系问题，钱瑛当时也说她记不清楚了。那时距父亲离开大洪山抗敌工作委员会去延安仅仅4年时间。
在那次临离开北京前，何伟可能觉得老朋友的这事儿也可以再争取一下，就请父亲写一个具体的材料，将当年组织关系丢失的前因后果写一下，他和胡绳都准备签字证明（潘琪早已给父亲单独开具了证明材料——作者注），然后经由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门备文再报请中央组织部核定，看能否恢复父亲的1938年党籍。让人感到十分意外的是，从1939年春到延安，再到那年在北京，几乎为此不懈努力求证了17年的父亲，在思考了一会儿之后居然对何伟说了这样的话：谢谢你们，还是算了吧。我也想通了。你们几位老朋友都认可了，也就够了。
父亲突然决定放弃求证党籍的这个态度让何伟很是惊讶。他知道父亲那次到北京跟他们谈及恢复党籍问题是有原因的，即那年下半年中共安徽省委将召开第一届代表会议，父亲如系1938年党员则很有可能被提名并当选那届省委委员。可是，父亲最后居然还是放弃了。
我迄今不知道父亲为何最终放弃了求证自己抗战初期党员的努力？但现在看来，父亲的这一选择显然是有道理的，也是有逻辑可循的。那就是，父亲当初选择加入中共并非为了当官，而是为了更好地抗日救亡。这就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也就是青年时代父亲的最大理想和抱负。八十年前，父亲之所以能够在日本侵华、抗战全面展开之际抛妻弃女、破家抒难，不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和抱负吗？
父亲在后来十多年的战争期间一直孜孜以求自证党籍显然也是与此有关的。但是，当中共建政后机会开始出现时，父亲却选择了放弃。也许父亲觉得再这样求证下去没有什么意思了，也许他觉得，即便恢复党籍了，也不就是一个省委委员吗？无非官阶高一点，不当这个官也没什么吧？这个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因为生性恬淡的父亲似乎一直不太看重官阶和级别。我们做子女的都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安徽省的干部至少有两、三次普遍的或有针对性的调级调薪，而每次调级在省内各有关部门任职主官的父亲都将机会让给其副手和其他干部了。不过，1989年3月底父亲去世后，中共安徽省委还是在其讣告上写道：史略同志“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做法显具人性化，也尊重历史事实。当然，父亲此时是不可能知道的了。
就现在眼光来看，一个人只要不贪恋权力、地位和经济利益，是否中共党员或是否党员高级干部本都没有什么。现在是和平发展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除了官场宦途，还可以有很多很好的路可走，也会有很多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供选择。任何人只要努力，就有可能实现自己的个人理想与抱负，而且也能生活得很好。当然，你可能会因没有官场人脉及其背景而难免遭遇到一些不公正或不公平的事儿且难以申诉。但是话说回来，人在官场又将如何呢？中共建政后的那一次次政治运动，反右、反右倾以及打倒一切的文革，打倒和批斗了多少中共高官？就是现在，那些在官场里浸淫多年的中共各级官员们，官阶就是再高，又有多少人已因或将因各种政治的或经济的问题而倒台、降级，甚或饱尝牢狱之灾呢？
而七十多年前的中国，正是处于决定民族存亡与否的残酷的抗日战争时期。那时，父亲认可了中共的政治主张，也怀着极大的热情加入了这个刚刚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的政治组织。对此，有人可能会不以为然，为何非要孜孜不倦去求证党籍？不加入中共不也可以抗日吗？所以，这里我想将父亲加入中共前后中国所面临的局势以及中共的相关政策修正用少许篇幅稍微介绍一下，以便读者从中得到更多的比较和体认。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华北事变（指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1935年日本侵略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作者注）及其后来的“一二.九”运动后不久，中共的政治纲领与主张均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1936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就提出召集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民大会，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不再坚持前一年其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的仍然学习苏联建立那个所谓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了。“七七”事变前夕，中共更是改弦易辙，做出了重大政策调整，正式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至此，中共推行了十年的残酷的血与火剥夺式的土地革命宣告结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战和建国一直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两大主题。所谓“建国”是指建立一个怎样的中国：帝国的，共和专制的，抑或是民主宪-政的？在这个问题上，如后所述，中共当时的政治主张是很受欢迎的。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实现，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宣言中明确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1937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又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其实在很多方面都与1938年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几乎是一致的。这表明，当时国共两党在各自的最低政党纲领，即在建设一个怎样的民主宪-政共和国问题上，愈益相近，几乎趋于一致了。不仅如此，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还多次说过，“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以上引文分别引自《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集选集（11）》第158、278和60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作者注）
1938年10月，也是父亲在汉口加入中共的那年，中共领袖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正式提出了抗战胜利后要建立“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那么何谓“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呢？我觉得，即便现在来看这个“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政治主张，除了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外（民主集中制显然只是一种组织制度，并非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但这只是认知问题，无关宏旨——作者注），似乎都没有过时，仍然很吸引人，也很符合时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倘我们将其作为七十多后的今天的中国政治改革目标恐也不为过吧？因其很重要，下面还是引用三小段吧：
“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相互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
“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才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
“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以上引文均引自《毛泽东文集（3）》人民出版社，1996——作者注）
我知道父亲八十年前加入中共是为了更好地抗日，但我不知道父亲当时加入中共是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父亲在五叔要求联合申诉以要回泰州老家祖宅问题上用沉默表示拒绝一事来看，父亲至少在思想感情上是认可的——作者注）。毋庸置疑的是，前述的这些中共于1937年前后确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显然都是进步的，也是符合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以及国际上民-主潮流的，甚至在时下中国，很多方面也并未过时。
对此，很早就具有民族救亡和民主思想的父亲也显然是认同的，否则，当时已有家小且生活稳定的他不会冒着风险去参与组建汉口读书会和武汉职业界救国会，甚至到后来抛妻弃女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当然，要不是具有如此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父亲更不会后来非要坚持去延安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正因为如此，当时二十八、九岁的父亲才会在诸多好友，特别是何伟先生的影响下，最终选择自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抗日和共产革命。为了建立他心目中的这个“新三-民-主义共和国“，他除了将自己妻子和女儿送回老家以示抗日的决心，还先后将自己的两个颇有学识和能力的胞弟和一个堂弟都引荐到了抗日以及共产革命的队伍里。
我认为，父亲当年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在当时，对于他以及对于其他很多同样选择了参加共产革命去抗日的年轻人来说，既无可选择，也无可厚非。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其满怀热情步入的道路却并非坦途，而是充满了坎坷和委屈。仅仅是父亲的一次个性张扬和自我选择，就让他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如此趔趄——居然没有了组织关系，也不被承认是中共党员了。抗战八年，虽然他始终兢兢业业地不断地创办各种抗日报刊，孜孜不倦地做着中共的抗日宣传工作，但却不得不一直游离于他所倾心和挚爱的党的组织之外并被甄别审查了近乎七年。对父亲而言，这段经历显然是痛苦的，也是其个人政治生涯的一次重大挫折。但我想，当上世纪五十年代求证的机会出现时，父亲居然最终选择了放弃，坦然接受了现实，这显然是父亲在思想上的一种开悟，也显然是其政治意识的一种升华。
然而，父亲那次究竟开悟出了什么而最终选择了放弃？父亲没说，我们都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