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他们告别钱俊瑞和胡绳从襄阳回到随县后等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一行十多人又随着李相符转移到了随县西南一百多里地的大洪山长岗店。此时，他们已与中共湖北省委联系上了（1939年春设立中共鄂中区党委，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下属政治指导部也就归鄂中区党委领导了，但在那之前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政治指导部均归中共湖北省委以及鄂豫边区党委领导——作者注）。不久，中共从各地陆续调来了大批的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以加强对这个统战组织的领导力量。
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决定在政治指导部下设的几个科室都派党员干部担任科长，下属的科员很多也是共产党员。因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隶属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以其下属的政治指导部的属员，与上集所说的钱俊瑞和胡绳等在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的中共派遣人员一样，当时都发了国军军装并授予了军衔。根据抗敌工作委员会的设置，各科科长都授衔国军上校，科员则一般是尉官，当然也有例外。
黄心学最初任职民运科长，授衔上校，后改任组织科长；民运科长则由雍文涛继任（当时是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工运部长，中共建政后曾任林业部长，1997年去世，享年89岁——作者注）。父亲最初被任命为中校代理宣传科长，苏苇虽是宣传科的科员，却也授衔少校。但没多久，父亲便被调去筹办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大洪报》（其实是中共鄂中区党委控制的——作者注）并任主编，还给他配了几位助手，其中一位姓李，也是中共党员（经查，此李姓编辑可能是李苍江先生，1939年4月《大洪报》停刊后，李沧江又在鄂中区党委的机关报《七七日报》，担任主编，1939年底在湖北京山不幸牺牲于日军扫荡——作者注）。
父亲被调去创办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大洪报》后，刚开始还兼代理宣传科长，但没多长时间，来了一批新人，他所代理的政治指导部宣传科长一职便由苏苇后来的丈夫潘琪担任（潘琪原名潘乃斌，1917年生人，武汉大学学生，也搞过学联和青年救国团，抗敌工作委员会撤销后到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宣传部长，淮北行署教育处长等职，中共建政后五十年代曾任交通部副部长，1990年去世，享年73岁——作者注）。父亲回忆说，那时除被授予高低不等的军衔之外，他们还发有薪水，薪水等级也从十五元到上百元不等。那时他名义上的薪水与他在汉口大智门公益会和纸庄当会计时差不多——但没说具体多少。不过，他们无论官职和军衔大小一律都只拿五元钱。
《大洪报》是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编辑部当时设在大洪山区的南岳庙（大洪山地区寺庙众多，除最著名的洪山寺上院和下院外，还有二十多座寺庙。南岳庙只是其中一座——作者注）。该报于1938年12月创办，四开油印报纸，1939年4月抗敌工作委员会被解散后停刊，一共出了30多期。这份报纸虽然创办时间不长，但在鄂豫边区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对于鼓舞士气，培训鄂豫边区抗日干部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根据郎伦友先生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第130卷记载，1938年12月，“中共鄂豫边区抗敌工委在湖北随县创办《大洪报》。负责人陶铸，编辑史略。油印，4开。”
《大洪报》是父亲在抗战期间创办的第二个报刊（第一个就是前不久在汉口与胡绳先生共同创办的《救中国》周刊——作者注）。与《救中国》周刊不同的是，父亲不再是发行人，而是主编。为此，父亲在《大洪报》这个报纸上虽然不再需要自己筹款，但却投入了更多的精力。除了采编、组稿、编辑和改稿外，具有刻印汉口壁报经验的父亲这时还经常亲自动手刻写钢板、油印报纸，经常干到深夜。
不久前在汉口，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这次在随县则是父亲与陶铸先生合作办《大洪报》。与《救中国》周刊是由中共公开登记注册的刊物不同，《大洪报》则是一份由第五战区国共合作的抗日联合政府——抗敌工作委员会办的报纸（当时胡绳在襄阳主编的《鄂北日报》则是与抗敌工作委员会平级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因在襄阳办，有铅字印刷条件，而《大洪报》办在随县大洪山区，没有印刷条件，就只能油印了——作者注）。后来离开延安到太行山再到淮南路东根据地，父亲也一直在办各种中共根据地或解放区的报刊。可以说，父亲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大约有二十年时间都是在从事中共的文化宣传工作，当然主要是办报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安徽省成立了工业办公室，父亲才离开文化宣传口改行从事工业经济管理工作。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也有资料说，陶铸先生是《大洪报》主编，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前文如郎伦友先生所说，陶铸是《大洪报》负责人倒是准确的（但是说《大洪报》是中共抗敌工委办的却不准确，因为此报其实是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这一联合政府办的。事实上，那时也没有“中共鄂豫边区抗敌工委”这一组织机构。当然，《大洪报》是由中共掌控的则是毫无疑问的——作者注）。这从下面的分析可见：
抗敌工作委员会刚成立时，陶铸在1938年11月初鄂中地区沦陷后从宜昌来到了大洪山，对外身份是抗敌工作委员会特别顾问（这是一个非正式职务——作者注），党内则仍然是其10月份才继任何伟先生的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一职（何伟在那年10月，也就是父亲离开汉口去鸡公山没多久，便奉命前往安徽大别山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留了下来，后任新四军七师政治部主任和皖中区书记——作者注）。后来到了1939年1月，陶铸才在随县大洪山长岗店新成立的中共鄂中区委任军事书记（杨学诚时任鄂中区委代理书记——作者注）。所以，当时党内由他这个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的人来负责1938年12月设立的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的《大洪报》，倒也合乎情理。但在第二年初，即陶铸不再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职务而改任鄂中区军事书记后，也就不管《大洪报》事务了。此时，《大洪报》便由父亲全权负责了。不过就这样，父亲也没有干多久。随着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撤销和解散，1939年4月《大洪报》也就停刊了。
当时，中共与国民政府第五战区谈判合作总共有三个主要成果，除了钱俊瑞和胡绳等参加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外，第二个就是设立这个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第三个则是创办一个鄂豫边区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以培训抗日干部。这个训练班也是以游击总指挥部为主和政治指导部合办的。因此这个训练班主任是由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石毓灵兼任的。中共方面也很重视这个训练班，如中共在大洪山的主要负责人、鄂中特委代理书记杨学诚对外就担任这个训练班的政训处长。该军政干部培训班一共有250多人，分为18个班，6个区队，都是来自附近各县区的抗日青年。训练这些人无疑可为中共下一步负责组建中共鄂中抗日武装，开辟鄂中游击区打下很好的人才基础。
当时在中共党内分工抓军事、来大洪山之前刚办过湖北汤池训练班的陶铸显然了解这个军政干部培训班的重要性，所以他以特别顾问身份，亲自抓训练班的工作，花费了很多精力，可能让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身兼这个军政干部训练班主任的石毓灵感到中共越权或夺权了，使他很不高兴。有资料说，抗敌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后没多久陶铸曾一度被石毓灵短期扣押，不过石毓灵很快也放了陶铸（也有资料说陶铸先生逃脱了那次的抓捕——作者注）。抗敌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中共又设立了鄂豫边区，陶铸参与组建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担任政治委员（李先念时任该挺进支队司令员，后为新四军五师，主要活动于华中地区——作者注），1940年去延安，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陶铸比父亲大一岁，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后来一直从事中共的兵运工作。在他短期负责《大洪报》期间，《大洪报》主要是根据抗敌工作委员会工作需要宣传第五战区抗日战果以及中共的抗日理论和政策，同时还刊载一些宣传和教授游击战的理论和方式方法等有关军事知识的文章。
那时，创刊伊始但内容丰富的《大洪报》虽然只是印刷简陋的油印报纸，但显然成为抗敌委员会军政干部培训班学员们一个重要的培训和学习材料。因此，既熟悉中共抗日政策，也熟悉军事的陶铸作为该报负责人显然发挥了极大的领导作用。不过，陶铸先生当时有无在《大洪报》上发表或以化名发表过署名或笔名文章或撰写编者按及社论等现已无从考证（我想是会有的——作者注）。但不知为何，父亲1967年底受审查时在个人经历上所写的这段三十多年前在鄂北创办《大洪报》的历史却很简约，没有多少字，也没提到陶铸先生。这可能是因为那份材料写于1967年底的那个颠倒黑白时代，为避祸，也为减少节外生枝，因当时陶铸作为中国第三号走资派反动人物刚被打倒。
当时，政治指导部新来了不少干部。潘琪也是这时候来的。父亲于是不再担任代理宣传科长职务，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办《大洪报》上了，但是父亲仍然记挂着政治指导部宣传科的同仁们。三十年后父亲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还曾在交代材料上写下了与他当年有所交集的几个人的姓名，除李相符、杨学诚、黄心学、潘琪、苏苇以及李姓编辑（李沧江先生——作者注）等之外，还有李力、李琼仪、冯珍和小唐等。
这个李力也就是前文说到的父亲在汉口沦陷前介绍参加大洪山抗日的那位李力。父亲还说，他可能是蓝乃真所在的汉口慈幼院出来参加抗日的孤儿之一（当时受父亲和蓝乃真先生的爱国救亡言行影响，该慈幼孤儿院的不少年龄稍长的孤儿都曾不同程度参加或帮助过中共领导的抗日工作——作者注），后来又到余香山的天泰纸庄做工，对《救中国》杂志和汉口壁报等的印刷和发行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父亲及蓝乃真当年对汉口慈幼院孤儿们的正面影响可以从下面这件事上反映出来：
1935年底和1936年初，父亲说，因租房问题，他曾带着妻子（孙岫云女士）和女儿（指我大姐，那年2岁——作者注）在蓝乃真的慈幼院里短时间住过两三个月，还过了一个春节。在那里，经常有些年纪稍长、正在读中学的孤儿到他在慈幼院的住处来借书看（慈幼院每年都将适龄孤儿们送到附近的教会学校去继续读书，让孩子们受到必要而良好的教育——作者注）。父亲带到慈幼院去的都是些所谓的进步书刊，宣传抗日的或马列主义的。看到孩子们都喜欢读他带去的书，临走前父亲还曾丢下一些书刊给蓝乃真，让他给孩子们阅读。父亲此举对当时慈幼院的孤儿们的抗日思想的形成肯定是有影响的。事实上，该慈幼院的孤儿们也确曾帮助武汉的各界救国会做过很多工作，如分发和张贴宣传品以及送信等。因此，其后有一些走向了社会的孤儿最终参加了抗战和共产革命是很正常的。
从中亦可看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蓝志一先生平时对这些孤儿们的教育和影响也都是正面积极的、劝人向善的和爱国主义的。蓝先生不仅是一个悲悯的基督徒和慈善家，也确实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和劝人向善的教育家。而中共建政后他所遭受的那些残酷迫害显然是不公正的和错误的。
关于李琼仪，父亲在他1969年写的一份外调材料上说，他在鄂豫边区抗敌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工作时，曾有广东来的三位大学生，有一位似乎是华侨，还有一位是女生。他们都在潘琪的宣传科工作（那时父亲去办报已不代理宣传科长了——作者注），所以接触不多。但这些广东学生却时常到他办《大洪报》的地方去串门，有时也帮帮忙什么的。父亲还说，如果这位仅有的广东女学生就是李琼仪的话，那么他是认识的，因为她常来帮忙。在他的记忆中，政治指导部仅有的几位女同志中，似乎只有李相符的爱人姓李。政治指导部撤销后，这位李琼怡女士也是跟着李相符先生去了四川。
经查，广东中山网上介绍说，1937年10月中山县曾成立青年抗日救国会。有几位青抗会年轻人，如谭则敏（谈倍德）、古寿珠、郭旷良、李琼仪和顺德黄有权等于1938年10月动身北上陕北。根据这一信息，也许，这些年轻人在北上陕北路上因故来到了大洪山吧？父亲所说的那几位广东大学生可能就是指中山网上说的他们吗？不得而知。如是，那父亲所说的三位广东青年，除了李琼仪之外，另两位又会是中山网上所说的这五位中的哪两位呢？他们后来都到了陕北延安吗？对此，父亲显然是不知道的。我也未能考证出来。不过从网上检索可见，这几位当年的年轻人后来也有些人确实回到了广东，并成为广东中山和顺德地方上的中共主要干部了。比如，黄有权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就曾是中共领导下的顺德独立团团长，中共建政后也是顺德县的第一代领导人之一。
相比于这几位广东学生，父亲回忆材料中提及的那位冯珍及其丈夫小唐后来的去向和结局又是怎样的呢？出于感兴趣，我在撰写此文时便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检索和分析，结果也是挺有趣的。具体如下：
父亲在那份回忆材料中没有多说冯珍和小唐这两个人（另一个地方父亲称之为唐某某，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但表明这人名字是两个字，而不是单名——作者注），只说认识，而且说他们是夫妻俩。父亲还在材料上写道，“听黄心学说过”，冯珍的丈夫小唐“原是信阳县委书记，因擅自离开信阳，正在写检讨，并知道冯珍也是共产党员。”但父亲说，他未与冯珍和小唐在一起过过组织生活，接触不多，所以不很熟悉。但这两位与父亲曾有过短期交集的历史人物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经我在网上检索，当时在大洪山抗敌工作委员会工作过的人中是有一位姓唐，叫唐滔默，当年就在前文所说的鄂豫边区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工作。这位唐滔默先生1989年还写过一篇纪念陶铸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该文谈及陶铸和自己在抗敌工作委员会军政干部训练班时的情形，说“当时党派我到游击总指挥部和政治指导部合办的军政干部训练团担任总政冶指导员”。唐先生在文中还说自己参加过北平“一二.九”运动，是“七七事变”后由平津流亡南下武汉的学生，1937年9-10月间（即唐先生到大洪山长岗店之前一年——作者注）还曾受中共湖北省委委派“报名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教育厅主办的湖北省乡村巡回宣传队训练班，以便训练班结束后，利用这个合法名义分赴外县开展工作。”
据有关史料记载，1937年冬和1938年春中共湖北省委曾两次选派干部，其中包括这个“乡村巡回宣传队训练班”的学员到湖北郧阳地区的房县和竹山等县活动，组织“青年读书会”、“乡村工作促进会”，创办《抗日三月刊》、《乡促通讯》等，后遭到国民政府的阻挠，借口“行动越规”，迫使这些人离开了竹山。后来到1938年5月，中共变换了方式，以湖北省教育厅名义向郧阳地区6县，即郧阳及其均县、保康、郧西、竹溪、竹山和房县，派遣了一些党员干部去任乡村合作社指导员，在那里发展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他们的上级则是鄂北工委书记左觉农(又名夏忠武，也是前文所说的李抱一，即李实先生的妻兄——作者注)，公开身份是郧阳专署乡村合作社总负责人，名为巡视员。但1938年8月，国民政府便以“思想歪曲，秘密活动，有谋叛企图”等莫须有的罪名，突然将左觉农和各县指导员软禁起来，下令停办合作社，党的活动也因此停止。后来，中共湖北省委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予以营救，才将他们释放。左觉农等立即撤离郧阳，但也有人被要求留下坚持斗争，不过后来据说这些人中就有人被国民党抓住杀害了。
根据上述历史资料分析，父亲回忆材料中所说的这位“小唐”或“唐某某”有一定可能就是这位唐滔默先生。首先是从年岁上看差不多。这位唐先生被父亲称作“小唐”，又是北平南下学生，其年龄和经历应与同样被父亲称作“小杨”的杨学诚先生差不多（因同为参加过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大学生，也许这位唐滔默先生原来就与鄂中区特委代理书记杨学诚先生比较熟悉——作者注）。这是其一。其次，那时，派往郧阳各县去的指导员们同时都兼所在县新组建的县党支部书记。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如唐滔默先生曾在郧阳某县任支部书记，而被黄心学或其他人介绍是郧阳某县支部书记，父亲听后则可能误记成“小唐”是信阳（郧阳）县委书记？这是有可能的。最后，在左觉农等于1938年8-9月间撤离郧阳后曾派人留下坚持工作，形势很危险。会不会那位“小唐”是因此而“擅自离开”鄂西的郧阳来到鄂北的鄂豫边区的大洪山来的呢？在这种情况下被要求写检查还是可能的。
但为何黄心学会说这位“小唐”是“信阳县委书记”呢？我分析这种说法也是有来由或者说也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位唐滔默先生1938年春确曾在信阳地区待过。有资料说，1938年春，唐滔默曾以豫南民运指导员身份，与其妻子冯珍在信阳南部的谭家河地区开展救亡活动。在他们夫妻联络和帮助下，此系列文章第六集中所说的那个河南信阳鸡公山豫南民运办事处的党支部还曾发展了张裕生和周映渠等人入党并以他们为主组建了信南谭家河农民抗日武装。或许，这位唐滔默先生从郧阳撤出后又被派到他年初曾去过的信阳当县委书记了？而且，唐先生后来又因“擅自离开信阳”而“写检讨”？
不过这种说法似乎也存疑：这位“小唐”既然当时“正在写检讨”，还会被任命为那个抗日游击军政干部训练班的“总政治指导员”吗？如果仔细分析，这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与其一同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且从平津流亡南下武汉的学生中还有杨学诚，而杨学诚那时正是中共在大洪山的最高领导人且兼那个训练班的政训处长。不过，以上分析纯属一种推测，也许不大可能，也许不无道理。当然，具体情况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当事人自己或其他历史资料的佐证。
从网上检索，唐滔默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还出版过一本书名为《中国革命根据地财政史（一九二七~一九三七）》的书，被引用率还挺高。真不简单！但遗憾的是，唐先生以后的情况就检索不到了。写到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父亲材料中所说的“小唐”的妻子“冯珍”女士除了前述的那个叙述简略的资料外，未能检索到更多的信息。真心希望这两位前辈晚年生活幸福安康。
以上这段对相关历史人物的考证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迄今为止有关中共与国民政府第五战区成功进行的合作成果——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政治指导部的历史研究文章并不多，而介绍与这段历史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的文章则是更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文通过对这些八十年前与父亲在鄂豫边区大洪山抗敌委员会曾有交集的各种历史人物的考证和描述，是想让这些几乎被历史河流淹没的人物的形象再度复活起来，也想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和重视那段值得更多人去研究的历史。
在政治指导部工作逐步开展之际，中共先后派来了很多干部到长岗店以加强对这个机构的领导。李相符此时对外是抗敌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政治指导部副主任，民主人士，不参加党内活动。从1939年1月起，具体负责政治指导部中共党务工作的是时任中共鄂中区委代理书记的杨学诚。大约到1939年3月初，钱瑛也来了。可能这时中共长江局调整了鄂中区党委，杨学诚改任区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而原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组织部长的钱瑛则担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
杨学诚是1915年生人，比父亲小6岁。但这位“小杨”（父亲在他的回忆资料中多次这么称呼杨学诚先生——作者注）的政治资历和背景却不浅，他是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参加北平学联组织的“三.三一”抬棺游行，即抬着棺材在北京景山大街上冲锋陷阵，被誉为当年清华大学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杨学诚1936年入的党，第二年还跟随刘少奇与彭真到延安参加了中共全国白区工作会议。后作为平津流亡学生代表，杨学诚于1937年9月南下武汉，先后任中共长江局青年委员会委员和刚组建的中共湖北省委青年部长，组建了据说人数众多的青年救国团，1938年8月被派往鄂中地区，先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后任鄂中区党委代书记。在抗敌工作委员会被解散后，杨学诚先后任新四军第5师鄂皖兵团指挥部政治委员、豫鄂边区行署副主席，1943年病故，年仅29岁。
在钱瑛来大洪山之前杨学诚一直是中共在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虽然他只是鄂中区党委的一个代理书记。不过，在鄂豫边区抗敌工委中，杨学诚对外却只是前文所说的那个军政干部训练班的政训处长。
杨学诚年轻，工作有干劲，但为人却似乎比较随和低调。黄心学和父亲比他大好几岁，都亲切地喊他“小杨”，他听了好像也不在意，只是点点头。当时的大洪山抗日声势很大，摊子也不小，中共从各处都派了一些党员干部充实领导力量，有南下学生，也有延安干部，还有武汉和湖北各地的党员干部，更多的则是从附近各县市主动来参加抗日的人。这种局面对先前仅搞过学生运动和青年工作的杨学诚来说，显然是一个考验。这也可能是中共后来派钱瑛来担任鄂中区党委书记的主要原因吧。
出身于湖北咸宁殷实人家的钱瑛生于1903年，比父亲大6岁，在大洪山时期父亲他们都尊称其为钱大姐。钱瑛女士是在武昌的湖北女师读的书，1927年加入中共，两年后被派到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陈伯达、陈昌浩、凯丰和李大钊儿子李葆华等同学，1931年回国。没多久她的丈夫，时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谭寿林在上海被逮捕，旋即被杀，钱瑛从此未再嫁人。钱瑛自己也于1933年被捕，关押在南京，并于1938年9月，即稍后于何伟，因国共合作而被释放，然后到了湖北。在到鄂豫边区特委之前，钱瑛历任中共湖北省临时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妇运部长及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主要参与审查、整顿湖北原有的党组织，考察失去关系，要求恢复党籍的同志”，还整顿某些地方出现的“自发党”（引号处均摘自武汉党史网。这里的所谓“自发党”可能就是指前文所说的1937年何伟南京被捕后，中共武汉临时工委的其他两位委员习东光与王锡珍曾隐藏自己党员身份参与组建过一个所谓的武汉临时党支部，还发展过一些党员的事情，经审查和甄别后最终均未曾予以承认——作者注）。钱瑛女士之后几乎一直都是在从事中共党的组织工作，负责甄别和审查党的干部。中共建政后，钱瑛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以及第一任监察部部长和国家内务部部长。文革期间，一直审查他人的钱瑛女士自己也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于1973年去世。
钱瑛到大洪山又来得晚（1939年3月才到——可能是中旬，但下旬第五战区就中止了与中共的合作，撤销了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的政治指导部，所有中共人员都分散撤走了——作者注），父亲则因忙于埋头办《大洪报》，加上以前他俩互相不认识，很少与她接触，可能只偶尔在党内会议上见过面，所以父亲那时可能还不知道杨学诚的区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已经让给了钱瑛。而这个细节也许与后来丢失了父亲的组织关系有一定关系（我这么说的依据详见续集——作者注）。
父亲在回忆材料中还记录了这么一件有趣的事。父亲说，记得有一次开政治指导部党员干部会议，出席人有黄心学、潘琪、雍文涛和父亲等八九个人，钱瑛主持。在谈了当时的国共合作抗日形势后，钱瑛鼓励大家说，你们在座的都是党员干部，各部门负责人，工作中一定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云云。但到会议最后，不知怎的，钱瑛这时却说，她要去宜昌开会，政治指导部这里没有马，游击指挥部那里有，要向指挥部借一匹快马，这样一天一夜就可赶到了。钱瑛当时说这话是认真的还只是开个玩笑？没人知道。但父亲在他1967年底受审查时所写的一份材料上却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时“会上有人说，有快马你也骑不住也赶不到。”父亲后面还写到，“后来钱瑛不知去没有去。”
父亲没写下那次会上说这话调侃钱瑛的人到底是谁？也许是忘记了？但也表明那次钱瑛开会时说要骑马去宜昌开会的话开玩笑的成分多些。否则也不会有人在时任鄂中区委书记的她说完后再继续用话调侃她的。不过，父亲为何要在看起来很严肃的审查材料中记录下这件有趣的事呢？是想描述当年他们在大洪山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是想藉此证明自己当时就已经是中共党员身份？我觉得是后者。
因为这个中共党内干部会议开后没多久，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政治指导部就被解散了，父亲在离开大洪山去延安之际，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即组织关系却不知何故被中断了？之后很多年，从西安到延安，再从延安到太行山，又从太行山到苏皖淮南区，父亲一直在努力试图证明自己是抗战初期的党员，但始终未能如愿。这是父亲参加共产革命在个人政治经历上的一个重大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