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书》的译注，初稿成于二零一二年夏，一四年又从头至尾修订一遍。原先的计划，是要等先知书全部译出再同读者见面的。先知是个大题目，在清华讲过几次。有位编辑朋友来听课，十分谬赞，并用她的专业眼光评估了，说应该出“单行本”。此书便是她的建议的结果。

那门课叫“法律与宗教”，每年秋季开，供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选修。目的是让学生读一点经典，讨论一些超越法条案例“教义”学说的批判性的哲学、宗教、政治和伦理问题。《以赛亚书》做一个单元，接着《摩西五经》，同《约伯记》对照着讲。这两部书可说是（《诗篇》之外）希伯来诗歌的双璧，主题都是好人受苦、义仆牺牲，绝对主权者即以色列的唯一神与子民的关系破裂，先知陷于“代表性危机”（参《信与忘/约伯福音》）。从法理及政治神学的角度考察，那困局正是二十世纪革命失败以来，求公义的人们面对着的那一道难题所指：“新天新地”和新人伦理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如今 “福地已种满了苦难”？

这些理论问题涉及复杂的解经策略跟文本分析，但课时有限，无法详论。课余遂做了些笔记，略加阐发，按主题归类，计十八章，名为《以赛亚之歌》。对于不熟悉《圣经》的读者，或可视为《以赛亚书》的导读。所以就置于上编的末尾，《说罪》等五篇解经文章之后，内容风格上作一呼应。希望多少能帮助研习者入门，一边了解经书的历史背景同古以色列的先知传统，一边聆听耶路撒冷圣者的启示，分享“一个疾苦人”的理想。

上编十三篇文章，除了《罗嘎》，都是这几年写的，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与之前的几本书不同，不再把法学跟宗教、文学等合集。因想这样也有好处，可较少地见出作者留意的问题与思考的演进，或者借一句细心的读者电邮里的话：跟生活的危险原貌隔开。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先知书大部是诗体，夹注跟随诗行，很短。为了控制字数，经书的篇名一律用了约定俗成的简字，例如，创＝《创世记》，赛＝《以赛亚书》，诗＝《诗篇》。另附一份“经书简字表”，放在目录之后，俾便检索。这是去年修订《智慧书》（北京三联，2016），想到的增添注释的办法。

近来，常读到“四零后”“五零后”学者回忆文革中读书的文字，如何搜寻、传阅“灰皮书”“黄皮书”和手抄本之类。也有刊物邀我谈谈。但我的七十年代的“青春阅读”是个异数，因为学了外语，加上某种机缘——如生活在云南边疆大山的兄弟民族中间，可以不受干扰地收听BBC等“敌台”（见《宽宽信箱/猫头鹰的大眼》）——走了一条别样的路。其中一段难忘的经历，便是通读了英文钦定本（KJV）的《以赛亚书》。故事如下：

有个喜欢音乐的同学搞到一张亨德尔《弥赛亚》唱片，记得是伦敦交响乐团联袂澳洲女高音Joan Sutherland（苏瑟兰）。轻轻搁上他的手摇唱机，唱针沙沙地走，一起听着，觉得非常震撼。激动之余，决定整理唱词（libretto）。我的小舅舅懂西洋音乐，且天分极高，曹鹏先生指挥上海交响乐团，随便哪件乐器错了一个音符，他能够听出来。我听他聊过《弥赛亚》，知道歌词是亨德尔的好友Charles Jennens（詹宁斯）集圣书名句而成。于是翻开钦定本，从《以赛亚书》查起：Comfort ye, comfort ye my people, saith your God，安慰吧，安慰我的子民——言者是你们上帝（赛40:1）。可是没听几句，就查不到经文了，毕竟手头没有合适的工具书。《圣经》属于“封资修”“大毒草”，当时的政治气氛，也不敢写信回上海向小舅舅请教。只好硬着头皮，不求甚解，把《以赛亚书》念了一遍。歌词未能录出，英文倒是大有长进。当然，那是初习圣书，许多地方似懂非懂。

真正开始关注《以赛亚书》的思想，研读相关学术著作，还是出国以后。渐渐地，发现书中探究的一切疑问，无论人神关系或子民信仰的维持，皆系于对先知蒙召受命、教人“心肥肿”这一异象的诠解。故而第六章是全书的总纲——好比《红楼梦》读作一部封建社会的衰亡史，毛主席认为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提纲挈领，道理是相通的。

一晃又到了六月，课程结束，即是我的赶稿交稿之时。教学相长，授课之于我，是育人也是写作的预习。所以这儿要特别谢谢三门课的博士生助教，一达、小舟和李谦；后两位刚刚以高水平的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六月是他们收获的季节。

一如既往，内子担任第一读者。每一篇文章、每一章译注都承载了她的评论与修改意见。不用说，那重大的责任，是要一直延续到书稿发出、新书面世，才卸得下的。

这本书献给玉芬，我的彝家大嫂。自七一年相识迄今，四十五个春秋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她的慈爱常在（诗136）——愿哀牢大山的各族儿女有福，有救恩——有她为人民医生。

二零一六年六月于铁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