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号“灌茶家”。
霸权，指在国际关系上以实力为基础的控制权或操纵权。在当代汉语中，“霸”、“霸权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与“蛮横、控制、压迫、侵略”等贬义内涵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文从古代汉语的涵义上使用“霸权”和“霸权国”的概念，并将之视为一个中性词。因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的霸权思想与当代西方霸权理论才具有可比性。
从中国古代战略传统的角度看待竞逐霸权之道，实际上是探讨古代中国在维持对东亚体系的主导权方面有哪些有益的启示。汉朝击败匈奴后，一直到甲午战争，中国主导东亚体系将近2000年。这里所说的东亚，包括东北亚、东南亚、甚至中亚和南亚的周边国家，它是一个泛东亚的概念。在全球治理方面，人类社会先后出现了三种国际体系：朝贡体系、殖民体系和条约体系，朝贡体系存在的时间最长。无论在统一时期，还是在分裂时期，中国长期是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制订者、主导者、维护者、协调者和贡献者，当然也是受益者。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长达将近2000的时间里始终主导一种国家体系，或者说，长期维持了对东亚地区的霸权。古代中国竞逐霸权的过程，同维护对东亚体系的主导，保持东亚体系的稳定的过程是一致的。在竞逐霸权方面，通过探讨中国古代外交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外交至少有如下五个战略之道。
战略进取：中国古代外交的经略之道
战略进取的含义是：外交上主动投棋布子，谋篇布局，敢于担当，打好进攻拳，下好先手棋。没有战略进取之道，就没有竞逐霸权之道。中国古代外交的战略进取，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远交近攻，这是古代中国三十六计之一，是古代中国人留下的最主要的外交智慧之一，被历代政治家、外交家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范睢献远交近攻之计，秦得以逐步剪灭六国，统一中国。此后，远交近攻作为规律性现象贯穿于千年中国的外交史和国防史上。张骞出使西域，实施汉武帝远交近攻的外交和国防战略，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对后来从根本上解决匈奴威胁，同时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确立中国对东亚区域的主导地位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二是主动谋霸，即主动争夺对东亚体系的主导权。汉匈关系史，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是汉匈争霸的历史。冯嫽、班超等人的出使，汉朝、隋朝等对西域的经略，就是古代中国主动谋霸，刻意影响区域走向的例证。
三是敢于亮剑，在维护中国对东亚体系的主导权方面，该出手时就出手。例如，唐朝前期，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形势，插手朝鲜事务，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公开挑战中国对东亚的主导地位。唐朝政府果断出兵朝鲜，在白村江战役中大败日本。迫使日本退守本土900余年，不敢轻举妄动。白村江战役，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巩固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1592年，也就是日本在白村江战役失败近千年以后，日本丰臣秀吉才又打起挑战中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企图称霸东亚的主意。
战略羁縻：中国古代外交的安抚之道
战略羁縻的含义是，笼络与控制并重。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回答怎样办外交的问题时说：“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羁縻外交”思想和实践，在汉匈对峙的外交实践中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汉朝的羁縻之术主要有：朝觐、册封、通使、和亲、互市、纳质等。西汉对匈奴的 “羁縻外交”不仅令西汉在与强邻匈奴的外交博弈中逐渐占据上风，更奠定了西汉大外交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的标杆地位，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原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行为模式，堪称中国古代外交史上一笔宝贵的外交哲学遗产。两汉时期的羁縻外交，与武力征服交错使用，为汉朝经略周边起到了重要作用。不绝于道的通使，不仅使汉朝争取到了盟友，而且为汉朝开疆拓土的战争，提供了确切和详实的信息。如对南匈奴的册封，进一步加剧了匈奴内部的分化，使北匈奴更加孤立无援；与乌孙的和亲，使双方结成军事同盟。乌孙助汉共击匈奴，导致了“匈奴遂衰耗”。（《汉书•匈奴上》卷94上。）
羁縻外交服务于华夏族国家对抗游牧国家时“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国家安全诉求，通过两汉的外交实践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最终成为了一套有利于两汉的国际格局的外交行为体系。“羁縻之术”虽然古已有之，早在周朝就已经见诸于史册，但被长时间、大规模地、综合性应用于外交实践当属西汉王朝首创。西汉对匈奴的羁縻外交是西汉以游牧民族国家特性和自身基本国情为决策前提，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构建有利外部环境之目的而创立并完善的一整套外交行为模式。汉代羁縻外交的精髓在于将体现“笼络”意味的温和外交手段与体现“控制”意味的强制外交手段混而用之，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灵活决定两类手段的具体种类和搭配比例，从而在外交成本和外交收益之间找到一个边际收益最大化的点，最终为中原王朝塑造一个有利于长治久安的外部环境。羁縻外交的主要价值在于丰富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政权进行战略博弈的筹码，有效增加了外交上的回旋余地。
战略平衡：中国古代外交的稳健之道
战略平衡有四个方面：
首先，把握好与强国和弱国关系的平衡，避免与世界主要强国发生正面对抗。天宝10年（公元751年）唐玄宗时，中国与当时的世界强国之一阿拉伯帝国之间爆发了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战役。恒罗斯之战的后果是唐朝军队大败，阿拉伯帝国完全控制了中亚，中亚开始了整体伊斯兰化的过程。把握好强国与弱国关系的平衡，特别要防止挑战世界头号强国，因为挑战世界头号强国，往往意味着高调、意味着挑头，意味着扛旗，意味着外交上回旋余地的缩小和外交成本的上升。
其次，把握好与正常国家和特殊国家关系的平衡。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常出现在国家关系中把虚拟血缘关系或家庭关系引进来的现象，且由此多次形成特殊的国家关系，历史上至少存在如下几种：一是兄弟国家关系。西汉初年汉匈约为兄弟之国，汉为兄，匈为弟。宋辽关系亦如此。宋辽于1005年1月订立澶渊之盟，约定宋为兄，辽为弟。二是甥舅国家关系。例如，公元7世纪，吐蕃国王松赞干布派大臣前往大唐求婚，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吐蕃王向唐太宗称臣。自此以后，吐蕃王称大唐皇帝为舅。三是叔侄国家或伯侄国家关系。例如南宋对金国的关系，从君臣到叔侄再到伯侄。无论是君臣关系、叔侄关系还是伯侄关系，都是宋朝皇帝向金朝皇帝下跪磕头。四是父子国家关系。后晋与契丹的关系是最典型的代表，34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45岁的后晋皇帝石敬瑭为子，尽管父亲比儿子还年轻十几岁。总体上讲，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国家关系，都是基于不平等的关系，双方签署的条约是不平等的。特殊国家关系在古代意味着中原王朝必须承担超出正常国家关系范围的额外负担，在现代则意味着中国要承担超出正常国家关系范围的额外义务，其共同特点是在不少时候导致外交成本非理性的增加，但战略空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被压缩。
特殊国家关系是靠不住的。从历史上看，特殊国家关系的建立并不能带来长治久安。以文成公主入藏为例，大唐与吐蕃甥舅国家关系的建立换来了西部边境的和平，却只能让吐蕃满足于一时。到了662年前后，吐蕃新的赞普芒松芒赞对击败唐帝国已经信心满满，于是在和亲仅22年之后，文成公主尚在之时，外甥便开始向舅舅再度兴兵，与唐帝国频频发生边境摩擦，并于663年将大唐的属国吐谷浑灭国。此举损害了唐帝国的核心利益，两国自此在西域、河陇一带展开激烈的战略争夺，并且一打就是100多年。
再次，把握好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平衡。汉朝是中国古代外交史上软实力最大的朝代之一。汉朝取得在汉匈争霸中的胜利，既同卫青、霍去病、窦宪等率汉军征讨有关，更同汉朝拥有强大的软实力有关。班超出使西域30年，“不动中国，不烦戍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使西域50余国臣服汉朝，“纳质内属”，即把本国的王子送往汉朝做人质，显示了汉朝强大的影响力。汉文化，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和先进的文化之一，是为汉代发展外交关系中可资利用的软实力。汉朝巧妙地运用自己的软实力，取得了许多外交成果。例如，汉朝与匈奴，原来是汉匈争霸，双方互视为对自己的最大威胁，都视与对方的外交是自己外交的重中之重。由于双方文化上的差异比较大，加以政治上、军事上的长期敌对，因而两者之间在文化上的矛盾冲突就显得相当尖锐。汉代强大的软实力，使匈奴对汉朝从敌视转为仰慕。随着外交过程中汉文化的不断浸润，匈奴对于汉文化的接纳亦与日俱增，到了西汉后期，这种长期的“软实力”攻势终于取得了成效，这时的匈奴单于对汉朝已经转化为“乡慕礼义”了。此后，汉文化对于匈奴的吸引力日益加强，例如汉方的音乐己经成为匈奴统治者的喜好，呼韩邪单于曾经得到汉方所赐音乐，到了东汉时期，匈奴单于遣使向汉方请求音乐，“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竿、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后汉书·南匈奴传》卷89。）。汉方的习俗也为匈奴所引进。
汉朝的软实力影响到西域邻国的政治态度，而且这种影响力绵延久远。史称两汉之际匈奴趁汉王朝内乱而重新控制西域，但是西域诸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而“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 （《汉书·西域传下》卷96下。）。这种情况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实质是，汉朝的亲和力、吸引力大大超过了匈奴。这与汉王朝在外交中长期进行的“软实力”投资不是没有关系的。
最后，把握好战略目标与成本之间的平衡，即把握好度，在对外交往中防止透支国力。中国历史上不乏透支国力的现象。例如：就蜀汉本身而言，并不具备伐魏的实力。蜀汉建国40余年间，出动蜀国兵力半数以上，即5万人以上的征战约20次，小规模征战更多。从这一角度看，蜀汉国内的许多政治、经济制度实质上都属“战时军事管理法”。战争需要大量的兵力，需要雄厚的财力和物力，从公元227年到234年，诸葛亮率军北伐的结果是：同曹魏进行了六次战争，其中五次进攻，一次防守。在五次进攻中，曾取得局部胜利，但远未达到灭魏兴汉的口的，他本人积劳成疾，终至死于军中。一方面留给后人“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另一方而就是劳师动众，糜费钱物，透支国力，使本已衰弱的蜀汉政权雪上加霜，成为三国中最先灭亡的政权。历史学家普遍认为，隋朝鼎盛时期，其富裕程度并不亚于贞观盛世，但隋朝外交严重透支国力，三征高句丽，隋朝因此被拖垮，隋炀帝也成了亡国之君。万历皇帝时的明朝透支国力，如果不是拼到财政破产去“抗日援朝”，为满清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明朝或许也不会那么容易就会让努尔哈赤家族摘了桃子。
战略克制：中国古代外交的内敛之道
所谓战略克制，就是以谦逊的态度与人打交道，不强人所难，不咄咄逼人，条件不成熟时不轻举妄动，避免几个拳头同时打人，也不能伸出拳头老在打人。战略克制意味着战略淡定、战略耐心，与战略激进、战略冲动相反。具体来说，战略克制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韬光养晦既是策略，更是战略。汉唐外交的战略克制同韬光养晦分不开，体现在汉唐越强大，在与国外打交道时，越能不计较于一时一事，越能通过理性地、局部的、暂时的妥协来维护长远的利益。汉高祖刘邦死后，匈奴冒顿单于依据与汉设定的“昆弟”关系而遣书吕后，“妄言”要将匈奴“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收继婚”习俗应用于这位高祖遗孀、汉帝国太后。结果“高后大怒”，欲“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名将季布急谏吕后，这位“为人刚毅”、杀伐决断的女主才幡然醒悟，改为以和亲求和，并对此特别回了信，说自己“年老气衰，发齿脱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意思是我老的不行了，您单于不知误听了什么人的话，（要我来陪您睡觉），这会让你弄脏自己，有失身份。我们也没有罪，饶了我们吧。吕后决定延续向匈奴朝贡基础上的和平，“复与匈奴和亲。” （《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匈奴传上》 ）照今天观点看，吕后回书怕是最有损国格的外交公文吧。吕后的故意示弱是汉朝战略克制的经典案例，这种战略克制是汉朝战略进取的前奏。唐朝的缔造者李世民是战略克制的高手。松赞干布率军进犯唐朝，要挟唐朝和亲，致书唐太宗：“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第261页，人民出版社。）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应战。尽管松赞干布被打败，唐太宗仍感有必要予以安抚，于是便有了文成公主入藏。强大的唐朝，先后把一个个公主嫁到突厥、吐蕃、契丹、回纥、南诏等国。却没有见到皇帝身边有几个洋贵妃。对中原王朝来说，和亲外交基本上只有‘出口’、没有‘进口’，时人并不怎么指责这种不对等的外交是“把社稷安危系于女人的胸脯之上”。
其次，不能两个拳头同时打人，也不能同时与多个对手对抗。金国最大的威胁是蒙古，金国与蒙古、宋朝相比，又是国力最弱的，金国外交上的明智之举应该是联合宋朝共同抗击蒙古。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四月，在蒙古入侵面前亡国危险日甚一日的情况下，金国竟乘蒙古暂时退兵之际，在西起大散关，东到淮河流域这一漫长的宋、金分界线上从多处对南宋展开了全面进攻。金国希望把因蒙古入侵造成的损失从南宋拿回来。这是金国在战略上的最大的失策，金朝发动的这场长达七年的对宋战争，将自身置于同时与金、宋对立、孤立无援的地位，大大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最后，战略决策的底线之一是维持均势，破坏均势，无异于自掘坟墓。三国时，曹魏势力最大。汉朝的地盘，它三有其二，而且占据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占当时人口一半以上。称得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一国情无疑增加了曹魏在战略上的优势和在外交上的筹码。在格局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东吴鲁肃清楚地看到了没有均势，就没有安全，只有照顾到蜀汉的国家安全，才能维护孙吴自身的国家安全，因此，鲁肃的外交活动一直都在警惕任何打破这一均势的动向，从维护孙刘联盟出发，该低调的时候低得有度，该让步的时候让得有理，该求人的时候求得适当，该讲硬话的时候硬得上去，该亮剑的时候亮得出来，东吴由此成为三国外交舞台上最大的赢家。
宋朝、金国、蒙古对峙时期，三国当时互为对手，面对蒙古的军事优势，从理性的外交来说，宋金应效吴蜀联盟抗魏一样，联手抗蒙，但对金国欲雪“靖康之耻”的强大心理使南宋失去了战略克制，南宋帮助蒙古灭金的同时，也为蒙军伐宋扫除了牵制，从而为自身的灭亡挖掘了坟墓。
战略包容：中国古代外交的自强之道
战略包容的本质是对内治理和对外交往中有充分的自信。唐代战略包容方面的不少具体措施，后世朝代很难做到。例如：唐代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连太宗李世民也具有外族血统。对于中国人与外国人的通婚、国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政府都完全不加以干涉；外国人可以在唐朝做官。不少外国人在中国出将入相，功成名就；从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到了唐代已完全融入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基督教、祆教和摩尼教传入中国都是在唐代。唐代尊重外国人的习俗和信仰，允许他们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寺庙，死后还能体面地葬在中国；唐代允许境外的货币在国内流通，以此方便外国人在中国的经贸活动。为了鼓励外国人在中国经商，政府还通过减税，甚至连基本的人丁税都予以全免，来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在长安等地开了许多酒店、珠宝店、杂器店；对外来音乐的喜爱从宫廷、贵族传到城市居民各个阶层，所谓“洛阳家家学胡乐”，成了一种时尚；当时的长安城中“胡服”盛行，胡风弥漫；为了吸引外国人来中国定居，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户籍法规定：“诸没落外番（指华侨）得还，及化外人（指外国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同时，免去10年赋税；（《通典》卷6。）唐朝政府还专门立法规定：对于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相同国家的外国人之间的案件，依据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断案；对于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不同国家的外国人之间的案件，则要根据唐朝的法律断案。（《唐律疏议》卷6中规定：“诸外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这一涉外立法，分别体现了当时立法的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原则，充分显示了唐朝统治者尊重外国侨民的博大胸怀。正因为有空前的战略包容，有无比的自信心和开放度，唐朝才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对化外文明，很多域外文化溶入中华文化之中，呈现一片天朝大国的风尚。
战略进取、战略羁縻、战略平衡、战略克制和战略包容，中国古代外交战略的这五个传统之道，既有历史意义，更有现实意义。中国古代外交战略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大智库，对于我们今天办好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来说，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外交战略传统中不断吸取智慧、丰富素养和开启思路，从而，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的一页。
（本文系袁南生教授在“战略圆桌”第一期活动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