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７日当天，正在加拿大进修的一个青年法学研究者，通过电子函件向北大校友圈子转送了杨小凯教授去世的新闻。这是我最早接到的噩耗。紧接着，北京的“法律时评”、“法律思想网”等好几个法学网站也开辟了纪念专栏。一个杰出经济学家的病故居然能够在国内外的法学界也引起这样深切的关注和悲伤，当今的中国除小凯之外别无第二人。这倒不是由于他的研究成就在多大程度上涉及了“法与经济学”或者“契约与公共选择”。最主要的是小凯那段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构成了对中国现行司法体制的一连串叩问和申诉，再加上他对宪政的执着追求，使任何有良知的法律人都不得不正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法学界对小凯的哀悼，除了对一个熬过漫长刑期的伟大天才及其不屈不挠的自由主义精神的敬意和惋惜之外，还交织着内在的愧疚和反思之意以及从同情产生出共鸣的契机。
我与小凯相识十余年，但平时的联络其实很少。较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和深谈算起来也只有两次。一次在太平洋的日本西岸关门海峡附近，另一次在大西洋畔的美国亚特兰逖克市。在分开的期间，总是顾忌对方太忙不宜打扰，总以为朋友之间必定后会有期、不在朝夕。我在２００２年初访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期间，听到一位来自美国的研究者提到小凯可能患了癌症，曾祈望那只是误传。后来在北京又听到他皈依基督教以及回复健康的消息，很为他感到庆幸。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匆匆地离开此世。关于学术以及立宪运动他有许多真知灼见，正值各方面都希望他能够在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未来的政治改革中大展宏图的时候，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个损失实在难以弥补。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９１年盛夏。地点在日本山口县宇部市，离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下关（马关）条约的遗址春帆楼不远。当时台湾当局刚公布国家统一纲领，有关方面很热衷于同大陆的对话和磋商。或多或少有点官方色彩的浩然基金会在这里举办两岸研讨会，主题是关于东亚的现代化，但其实似乎是想呼吁勿忘历史教训、寻求政治共识。应邀讲演的著名学者包括ＭＩＴ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勒斯特•萨罗（Lester Thurow）、研究中国政治的大家鲁锡安•派（Lucian Pye）、社会学家金耀基、历史学家许倬云。台湾方面除召集人沈君山教授、基金会董事长殷之浩先生外，还有政界、财界、文化界的新生代精英，既包括陆委会的石齐平以及在野党派朱高正、康宁祥等风云人物，也包括中钢、中油、中船等主要“国营”企业的总经理。据说如果大陆方面的参加者能达到一定层次的话，国民党的希望之星马英九先生也是准备参加的。但在苏联政变前夜那样风声鹤唳的时代背景下，大陆方面既放不下警惕,也放不下架子。结果，除两个中央研究机构的基层干部外，只有一些在海外的大陆学者应邀参加了。
小凯是在９１年７月２９日――研讨会开幕后的第二天才抵达会场的。我对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以及后来出国的曲折略有了解，但并不清楚近况。在香港企业家官锦堃宴请与会者的晚餐席上听到他自我介绍，才知道他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已经到澳洲莫纳什大学任教。从长期监禁到四海飘泊，如此跌宕的人生，竟然能以初中生的学历在出狱后短短十年期间绽放出如此绚丽的学术上的高岭奇葩，堪称神迹，对他的钦佩之情也就油然而生。回酒店后大家继续闲聊，他的谈兴非常高，从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到国共两党的恩怨，都有一整套新颖独特的看法。在谈到历史问题时，由于见解不同，他与许倬云老先生以及朱高正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让我首次感受到了小凯强烈的个性、开诚布公的态度以及特立独行的自信心。为了缓和气氛，沈君山教授把话题转到桥牌和围棋上。随之有人提议去室内游泳池消暑，小凯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去凑热闹。小凯体魄非常结实，水性也极好，边游边讲些过去监狱生活的故事，好像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其胸襟磊落宽广于此也可见一斑。
８月１日的正式安排是许倬云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现代化，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分析中国大陆地区的经济改革的进程。很荣幸研讨会组织者安排小凯与我一同在晚上挂牌讨论中国的未来。小凯报告的题目涉及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主要谈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法制建设。具体内容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对小凯提出的一个观点记忆犹新，这就是两个恶魔相争的状态比一个圣贤垄断的状态更有益于国家机制的健全。他的报告确实提出了一些富于挑战性的话题，引得听众纷纷提问和热烈讨论。当然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其中在基辛格事务所工作的梅山博士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这时许倬云教授作为仁厚长者出面支持小凯,关爱呵护之情也溢于言表。
在宇部一分手转眼就过去了好几年，直到１９９８年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在美国偶尔重逢。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３日－１６日，根据陈一谘教授的倡议，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小规模的跨学科研讨会，杨小凯、张炜、吴国光、田国强、洪朝辉、程晓农等学界各路朋友在亚特兰逖克市的海岸一隅聚集，就经济、政治、社会、法制等各方面的基本问题进行非正式的深入讨论。小凯的发言集中在欧洲现代化过程与中国的比较方面，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也许因为刚完成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并赢得了国际性声誉，我感到他的心情很放松。与八年前相比较，他的发言内容还是那么率直，但态度却文质彬彬、非常谦和，思绪和表述也更加细致周密了。虽然在有些方面我并不同意他的主张，但对他那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坚定的信念深感折服。
８月１５日清晨，大家都还在休息，我因时差睡不着，独自起来散步并走进一家咖啡厅用餐。正巧小凯也刚进来，我们俩各要了一份早点边吃边聊。他告诉我不久前开始热衷于驾驶帆船，身体状况感觉明显改善，并建议我也不妨尝试一下。我回答道自己虽然没有养成积极参加体育项目的好习惯，但在那两年里倒是几乎每周六都去健身房和桑拿浴的。小凯觉得还是户外活动好，可以一举多得。接着我们谈到各自在海外大学任教的体验，探讨了中国研究者与海外学界主流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内高等教育体制和研究条件等方面的问题。
最后我们的话题涉及宪政。在这里，我们的目标和基本取向都是一致的。我们都觉得中国不能仅仅满足于技术模仿，而应该进行适当的制度模仿；经济发展需要非经济性基础，这就是宪政体制以及相应的规范秩序；现在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甚至有可能已经错过了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８年这两次最佳时机。但他对我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强调财产权关系通过媒介逐步改组的观点以及从基层向中央、从边缘向中心、从法治向民主推进的渐进式政治改革的思路提出怀疑，认为宪政性选择需要休克疗法那样根本变革，重点在于刷新价值观，对权力结构重新进行整体性制度设计。另外，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方面，他更倾向于对个人自由权的保障（也许这与他被剥夺自由的惨痛体验有关），而我则较多地强调两者的适度平衡，并认为在中国这样的网络社会里，考虑到社会性权力的特性，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拥护自由至上论（即libertarianism，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不同）。通过交换看法，我们找到了不少共同认识，但有些分歧点（主要是关于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性举措及其话语策略、社会效果的不同评估；在基本目标以及途径方面我们的观点并没有差异）依然存在。于是我们约定今后加强交流。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后来再也没有机会见面畅谈。加上各有迁徙、忙懒兼半的缘故，也一直疏于通讯。虽然各自分别发表了若干关于宪政的论文和评论，却从未在文章里进行正面的观点碰撞。由于范亚峰、高全喜、秋风等一班北京的青年才俊积极筹划，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公法系列丛书，小凯和我都给予了应有的道义上的支持。这样的同志情谊也许进一步促使我们有意无意地搁置某些技术性争议。何况我对小凯辉煌的学术成就和崇高的人格境界都抱有敬畏之念，愿意更多地进行自我批评和内省。没有想到现在却永远失去了向他具体求教的可能性，只留下无穷的遗憾和懊悔。
直至生命的晚期，小凯还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最后的斗争：既要抵抗自身肺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同时也致力于驱除在中国政治中制造和扩散专制主义癌细胞的病魔。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他在２００３年夏天发表了关于“怎样才能使宪法得到尊重”的评论，其中提到了战后日本的宪法与中国的两部宪法――中华民国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缺陷以及政治和解对于避免失控的重要性。这篇文章似乎也包含着他对中国政治未来的某种委婉的忠告和预言。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他实际上是想提示在中国实现宪政的两种可能的前景：要么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克服中华民国宪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各自的弊端，由全体中国人共同缔造第三共和；要么重蹈日本战前畸形发展、战后被迫民主化的历史覆辙。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别的道路？中国会不会再次步入清末民初的歧途、陷入八年一摇摆、百年一轮回的沼泽？小凯保持了沉默，而从２００４年７月７日起，这些都成了永久的沉默。
通过这篇关于宪政的评论，我们则看到小凯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的青春时代，回到了当年杨曦光提出的那个惊天动地的设问：“中国向何处去”？他是带着这个问题闯入文革乱世的。他又带着这个问题被关进监牢，透过铁窗观看了十度柳条绿、聆听了十度寒蝉鸣。他还带着这个问题飘洋过海、浪迹天涯。他也带着这个问题去摘取学术的顶级桂冠，再把智慧和光荣回馈祖国。但是现在，他却把这个问题连同对失控的忧虑静悄悄地放在那里，留给我们去掂量、去回味、去沉思……
中国向何处去？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９日晨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