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5月的一天，一辆警用马车穿过烟尘滚滚的大路，在边境哨所查验证件后，继续行驶约半小时，来到一处怪石嶙峋的山口。三个奥地利警察跳下车，打开囚笼，示意里边的人出来。囚犯一头栗色的乱发，胡子拉碴，消瘦苍白的脸上，一双不大的眼睛闪着畏怯迟疑的光芒。警察拉他走下马车，他脚上的镣索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对面的边界线上，立着一队俄国警察，手持长枪站在那里。经过短暂的交涉后，奥地利警察将犯人移交给俄国人。但是，他们不忘打开犯人脚上的锁镣，因为这是奥地利的国家资产。锁镣长期戴在脚颈上，那里已经红肿充血，留下一圈沟痕。犯人赤脚站在沙地上，茫然地望着边境的俄国一侧。两个俄国警察走过来，把一副锈迹斑斑笨重粗劣的俄国式锁镣戴在他的脚颈上。犯人痛得咧嘴皱眉，一副苦脸望向苍白绵长的大路……他将以这种方式回到他苦难深重的祖国……
这个犯人名叫巴枯宁，这一年他三十七岁。
反叛的灵魂
1814年5月18日，巴枯宁出生于俄国特维尔省的一个乡绅家庭。这个地方叫普里阿姆基诺，人烟稀少，周围居民不足五百人，有着繁茂的森林和大小湖泊，幽静美丽。青少年时代的乡居生活给巴枯宁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是，这种“弥漫着想象气氛，充满着温柔的感情和知性的激荡”的往昔岁月并非总是诗意盎然，其中颇多可议之处。巴枯宁的父亲四十岁才结婚，母亲是一位年轻的少女，他们一连生了十个孩子，巴枯宁是老大。自小，巴枯宁就有一种反叛的性格，他把弟妹们组织起来，引领他们和父亲作对。这种做法并非有什么理由，只是出于一种对权威的反抗。巴枯宁性取向违背伦常，他爱他的妹妹，不是兄妹之爱，而是情爱。他在回忆录中透露，他非常钟爱其中的一个妹妹，当她恋爱出嫁时他又嫉妒又痛苦，每一个妹妹恋爱时，他都竭力从中阻挠破坏，挑拨她们和对象的感情。或许和本性中乱伦的倾向有关，性冲动过分压抑，他一生性无能。到了性成熟的年纪，不可遏制的异性之爱使他到处拈花惹草，勾引有夫之妇，弄到手后即将她们抛弃（或许是被抛弃）。他的情感生活既如此混乱，当然没有正常的婚姻生活，他四十四岁在西伯利亚的流放中和一个十八岁的少女结婚，有两个孩子，据说是年轻的妻子和别的男人生的。性取向的悖乱和压抑，乃至因此造成的性无能，使他有一种人生的挫败感，积聚起来，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现世人生的否定，对既定秩序的仇视，对所有权威的反抗，这形成了巴枯宁反叛的灵魂。他后来追溯自己性格成因时，归结于他的母亲，认为“他具有破坏性的性格主要遗传自母亲，她同时有一种专制性格，激励他对所有自由的桎梏痛恨无比。”这起码是不完全的，性悖乱和无能造成的人生挫败感才是他破坏性格真正的成因。
巴枯宁十一岁时，俄国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这是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军官和诗人所策划的反叛活动，参加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巴枯宁母亲的娘家人在此次起义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家人的言谈和亲戚的命运波折中，少年的巴枯宁嗅到了反叛的浓烈气味。这是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时代的俄国，也是伟大的文化正要初露曙光的近代俄国。然而专制却如磐石压在近代俄罗斯骚动不安的庞大身躯之上。沙皇尼古拉一世通过恐怖的新闻和书报检查来钳制知识分子的一切活动，同时禁止俄国人来往于欧洲和俄国之间，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视如洪水猛兽。在他近三十年的统治下，俄罗斯和现代文明的西欧渐行渐远，成为在农奴制呻吟下的贫弱之邦。按照父亲希望他将来从事军事生涯的意愿，巴枯宁十四岁时被送到圣彼得堡炮兵学校。但是他很快就对军营失去了兴趣，并试图用各种办法摆脱。不懈坚持几年后他如愿以偿，但也为此连累他父亲得罪了一些朋友。不久，他转入莫斯科大学就读，并在那里认识了从圣彼得堡被流放到莫斯科的赫尔岑。巴枯宁并不是课堂里的好学生，但他热衷于德国哲学。假期来到时，他回到家乡普里阿姆基诺，怀着一个目的：离开俄国，到德国去学习黑格尔理论。最后赫尔岑解囊帮助他实现了这个计划。巴枯宁前往德国，还有一个潜在的目的，他要在那里见他的一位妹妹，这个妹妹在他的唆使下，离开丈夫带着小孩跑到了德国，此时的巴枯宁二十六岁。在柏林，巴枯宁受到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影响，立即投入左派阵营，发誓要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发起猛攻。就在他要以实际行动诠释黑格尔的理论时，他在感情上遭到挫败，他的那个私奔的妹妹和丈夫重归于好，带着孩子回俄国去了，他的一个弟弟谋到了一个沙皇政府的官员差事。也返回了俄国。使他稍感慰籍的是，他最钟爱的一个妹妹赶到德国来陪伴他，可是不久，这个妹妹爱上了屠格涅夫，不再理会他了。感情上的挫败使巴枯宁孤悬绝境，但是，巴枯宁很快找到了伟大的事业和精神上的依托，那就是革命！他宣称自己是政治革命家，一位纯粹意志和行动的革命家。到德国不久，他即宣称：“破坏欲即创造欲。”他这句名言应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红卫兵中流行的一句口号：“造反有理！”据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结底就是这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是否就这四个字，姑置不论，但是巴枯宁和马克思有着根本的分歧确是事实。巴枯宁似乎信奉破坏即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一切政府、国家、现存秩序都是他反叛和攻击的对象。从这点看，巴枯宁像是红卫兵的先行者。区别是，红卫兵心里有一尊至高无上的神，由这个神统领世界以及人类的灵魂，巴枯宁心中没有这样的神，他要创造的是一个没有政府，没有国家，人民自治的社会。他有一种大灾难的预感：“整个欧洲，从圣彼得堡到伦敦和巴黎，将成为一片废墟。”这可怕的预感或许正是他期待的。赫尔岑说，有一次巴枯宁从巴黎到布拉格旅行，路上刚好碰到一伙德国农民在闹事，他们在一座城堡面前喧哗不已，却不知要怎么做。巴枯宁走下马车，依他在炮校的军事知识，立刻将德国农民编组成队。等他回去坐上马车时，整个城堡已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这就是巴枯宁的人生使命的象征。
土牢之光
依巴枯宁的身份地位以及演说才华，他本可以和意大利的加里波第和马志尼一样，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但是俄国并没有这样的革命要他来领导，所以，这个天生的反叛分子只能在欧洲各国的革命中凑热闹。所谓哪里革命哪里去，哪里造反哪安家。
1842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他立即赶往巴黎，投入革命的旋涡。巴黎警察局长评价他说：“好家伙！革命的第一天他是个了不起的宝贝，而第二天他就该杀了。”三月时，革命蔓延到德国，他立即赶往德国。他追逐着革命的潮头，奋不顾身投身其中，他希望能够帮助波兰人反叛，但是波兰人并不相信他。他的行动已经引起俄国当局的注意，沙俄驻巴黎使馆立即发出一份通报，说他是间谍。既然他的身份如此可疑，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他只好跑到布拉格，想参加当地捷克民族的反叛活动，但并没成功。数月以来，他就这样怀揣着一张伪造的假护照，往来穿梭，谛听着革命的鼓声，追逐着造反的浪潮，各地的警察局也在严密地监视着这个危险分子。1849年5月，他来到了德国的德累斯顿，当时萨克森的国王拒绝接受法兰克福议会所拟定颁布的宪法，两边的冲突一触即发。巴枯宁对德国的统一本无兴趣，认为他们的革命不会成功。但既然来了，总不能袖手旁观，何况冲突行为已经开始，只要是带有冲突性质的运动，巴枯宁都有兴趣，并且一往无前。他在街上遇见了瓦格纳，当时瓦格纳是德累斯顿歌剧院的乐团指挥，他正要前往市政厅探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巴枯宁就和他一同前往。他们一到那里发现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巴枯宁知道形势严峻，流血冲突不可避免，他立刻萌生一种视死如归的豪情，向临时政府领导人自我介绍一番，表示要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建议严防死守，抵御普鲁士人的进攻。当天夜里，普鲁士军队果然发动进攻，城里军队指挥官可能是对方的卧底，他下令撤除一切防御工事，一些波兰军官也闻风遁逃。临时政府三人小组的头目逃掉了两个，只剩一个领导抵抗。巴枯宁是局外人，和这场冲突毫无关系，可他却留下来和那个头目一起领导起了这场抵抗运动。他和头目一起巡视防御工事，并像一个将军那样激励守城士兵。很快，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士兵杀入城里，他们射杀抵抗着，将伤者抛进易北河。巴枯宁此时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他主张用剩下的弹药炸毁市政厅，大家一起同归于尽。但同伙不想丢掉性命，于是撤退到弗赖堡，敌人还在后面一路追杀。瓦格纳要大家继续退到开姆尼茨，说那里的工人会接应他们，可他们逃到那里时，毫无动静，根本没人接应。大家疲惫不堪，夜里睡觉休息时，被普鲁士军队一网打尽。据巴枯宁后来回忆，如果他想逃跑，是很容易逃脱的。但他太累了，懒得逃，于是稀里糊涂成了俘虏。巴枯宁和他的同伙一起，被押解回德累斯顿，关进监狱。
据说一个革命者如果没坐过牢，就如同一个士兵没得过勋章，算不得英雄。巴枯宁这次牢狱生涯，经历了数次生死的考验，但不能说他坚贞不屈，他只是作为一个可生可死的囚徒任人摆布而已。他先是在德累斯顿的监狱和一座要塞里被关了十三个月，然后被判死刑。一天夜里，他被从梦中叫醒，带到外面，他以为是要处决他，结果是改判无期徒刑，发放到奥地利执行监禁。后来他们发现，这个在欧洲到处惹是生非的家伙还有煽动捷克人叛乱的前科，就把他改送布拉格，以战犯罪惩处，关进了一座土牢。在这里，他被单独囚禁，每天只有一个半小时允许在牢里的走道上往返行走，由六个士兵严密看守。九个月后，捷克当局听说他的朋友要来劫狱，就把他移往另一个要塞，看守更加严密。他被戴上脚镣，绑在墙上。四个月后，军事法庭以叛乱罪判他死刑，准备将他绞死。但后来又临时改变，决定把他送还俄国。这就发生了我们开头讲到的要犯巴枯宁被押送回俄国的情形。
巴枯宁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当局逼迫他认罪并俯首认错。在狱中他写了一份著名的《忏悔书》，恭维沙皇是“慈父”，承认自己是“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表示向沙皇“伏地求恩”。但沙皇尼古拉一世并没有理睬他，他在狱中受尽折磨。有一次，他最钟爱的妹妹去牢中探望他，他塞给她一张条子：“你无法了解什么叫活埋，我现在就是。我时刻这样告诉自己：我是个奴隶，我完了，我这辈子没有指望了。在这地窖里，内心时时挣扎不已，想着人类最急切的利益问题，但却被迫三缄其口，动弹不得。我有许多主意，这其中有些还相当不错，却无从实现发挥。我内心有许多爱，是的，爱，却找不到对象吐露，我有满腔的伟大抱负，却只能对四面墙壁倾诉发泄，这些墙壁是我的知心对象，也是我的证人。”这段话看出巴枯宁有很强烈的救世情结和强大的内心动力，成为毫无指望的囚徒后还在“想着人类最急切的利益问题”。辗转狱中八年之后，1855年，尼古拉一世驾崩，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他的统治相对自由开明一些，巴枯宁的母亲就为他的儿子奔走请愿，希望能得到赦免。开头并无结果，巴枯宁已感绝望，就要求弟弟秘密把毒药带进来，想在狱中自尽。这时，新沙皇看到了他的《忏悔书》，开恩特赦，将他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辗转八年的牢狱生活，使巴枯宁身心倍受摧残。但他永远不能成为顺民，革命和造反是他的天职。在西伯利亚四年后，他从一位商人那里弄到一笔可以抵达阿姆河口的旅费，从那里登船偷渡到日本横滨，然后再跳上一艘美国船，长途航行到旧金山。在船上他结识了一个英国传教士，身无分文的巴枯宁向他借了三百美元（巴枯宁借钱从来不还），从旧金山转道巴拿马来到纽约。他又一次囊空如洗，要赫尔岑给他寄来旅费，1861年11月底，环绕大半个地球后，他跑到了伦敦。
欧洲的政府和警察们又一次迎来了它的克星，惯于兴风作浪，煽风点火的革命家巴枯宁又回来了。当他还在旧金山的时候，就写信给赫尔岑宣布，此次他重返欧洲，就是要“全心全意把奥匈帝国搞垮”，并解放所有的斯拉夫民族。1863年波兰再次发生暴动，他准备组织一支俄国兵团前往助阵。波兰人害怕被他的恶名和怪诞行为拖累，想办法把他阻止在伦敦。他不肯罢休，就设法前往丹麦，希望能在那里参加叛乱活动，同时刺激俄国政府以激起芬兰造反。他纠集了一伙波兰人，雇了一艘英国船驶往波罗的海，打算在立陶宛登陆。英国船长十分讨厌这伙粗俗的叛乱分子，巴枯宁害怕在波罗的海遇上俄国巡逻船，被船长出卖，就用手枪顶着船长的脑袋，终于如愿登上丹麦。
此后几年间，巴枯宁来往穿梭于瑞典、意大利和瑞士这三国之间，完全靠借贷和一位俄国王室女亲戚的资助维生，寻找革命活动去凑热闹。他如一位蹲踞于山巅上的怪兽，用锐利的目光巡视欧洲大陆，哪里发现冒烟起火立刻奔将前去，大喊大叫，煽风助燃，希望把旧世界烧成一片灰烬。美国作家威尔逊说他是“浪漫诗篇中超人的写照，在现实世界里显得怪诞而稀罕。”正如诗人拜伦所言，巴枯宁无疑是“土牢里的亮光”。
革命家的教义
如前所述，巴枯宁是所罗门魔瓶里的撒旦，一旦将他放出来，就再难收回去了。1869年3月的一天，巴枯宁在日内瓦的寓所接待一位来自俄国的年轻人。此人名叫涅恰耶夫，在俄国近代史上也算赫赫有名。他出身于一个农奴家庭，凭自己坚忍不拔的努力，考上了圣彼得堡大学。但他的兴趣不是追求学问，而是组织秘密社团搞反叛活动，不久即成为学生中左翼分子领导人，警察对他发出通缉，他逃往莫斯科后，从那里潜往欧洲，去寻找他境外的前辈同道。涅恰耶夫时年21岁，有反叛分子的一切特点，没有道德感，冷酷无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身上的“魔鬼气息”和巴枯宁一拍即合，这对师徒立即组成了一对绝好的革命搭档。他们合伙编写了一篇革命家必读书，这本小册子题目为《一位革命家的教义问答》，这几乎成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教义问答宣示，革命家是命定的人，不能有个人利益或情感，甚至没有自己个人的姓名，他只有一个念头：革命（彻底的献身精神）；为了革命他必须打破所有传统礼教的束缚，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加以摧毁消灭（摧毁人们习以为常的纲常礼教）；他必须冷酷无情，随时准备牺牲性命，要训练自己忍受折磨和酷刑（视死如归）；他不能有任何感情，即使是荣誉这种东西在与目的互相抵触时，一样要加以舍弃（忍辱负重，哪怕被人看作坏人也不在乎）；他只能和对他达到目的有帮助的人做朋友，至于革命家之中能力较差者，则完全以奉献自我为主，如果同志中有人陷入困境，能否施救则视其对革命的作用程度来决定（革命队伍中，有人只能做奉献型的驯服工具，因其对革命作用并不重要，必要时丢车保帅，弃之无惜）；已经建立起的社团中，其中成员必须加以区分等级，区分的标准并非依个人品行而定，而是依其对革命家本身利害关系多寡的程度而定，有危险性的则立即加以消灭。当然，其他等级之中的成员，如果有以猛烈破坏行动而促进革命家之利益者，则应加以鼓励表扬（革命队伍中的等级划分标准，不分品德和能力，一切以对领袖利益多寡和重要性而定，对领袖有危险的，则立即消灭之）。革命家的唯一目标在于完成工人的自由和幸福，但要记住，只有大破坏性的全民行动才可能完成此一目标……我的工作只是破坏、恐怖、完成、普遍、无情，因此，为了此一目标，我们不仅要结合群众中的顽强分子，同时也要结合盗匪，俄国未来的革命必须是这个样子（的确是这个样子，不单是俄国的革命）。俄罗斯近代著名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谈到巴枯宁时写道：“对于他来说，光从东方来，从俄罗斯燃起笼罩世界的烈火。尽管他敌视马克思主义，但是共产主义革命中的某些东西的确来自巴枯宁。”这句话十分精辟，它预言了二十世纪的革命，从俄罗斯燃起的笼罩世界的烈火的确没有脱离巴枯宁所规定的一切。
一对蔑视做人底线和道德原则的革命家结合到一起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巴枯宁和涅恰耶夫都热中于搞秘密社团，巴枯宁尤其喜欢欧洲的秘密组织耶稣会那一套神秘而恐怖的东西。但巴枯宁生性懒散，好大喜功，喜欢做领袖，而涅恰耶夫则心怀鬼胎，无所不用其极。为了树立自己不屈不挠的革命家形象，他到处吹嘘自己如何从彼得-保罗要塞逃脱，其实他从来未在那里被关过。他对巴枯宁说：他是俄罗斯全国革命委员会负有秘密使命的人，其实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回到莫斯科后，他对学生宣称自己是一个具有铁一般纪律及可怕威力的秘密组织成员，如今回国要散发一篇诗文，以悼念伟大革命家涅恰耶夫之死（他本人就是涅恰耶夫，而且活得好好的），这种疯狂乖戾的行为引起别人的怀疑，有一个名叫伊万诺夫的学生领袖，业余教农民的孩子识字，他对涅恰耶夫的来历产生了怀疑，要他提供他身份的证明。后来发现他只是一个不着调吹牛皮的家伙。涅恰耶夫恼羞成怒，联络四个党羽，把伊万诺夫暗杀了。涅恰耶夫自己逃脱，连累八十四名年轻学生流放或下狱。沙皇政府要求瑞士政府引渡躲在那里的涅恰耶夫。巴枯宁应涅恰耶夫的要求，发表了《伯尔尼熊和彼得堡熊》，为涅恰耶夫辩护，称伊凡诺夫被杀，完全是政治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按照国际法的惯例，瑞士政府无权引渡涅恰耶夫。巴枯宁认为涅恰耶夫是革命的可造之才，对之言听计从，亲切称呼他为“男孩”。“小老虎”，可涅恰耶夫并不把巴枯宁放在眼里，他很快就自食其果。涅恰耶夫到欧洲后，依他口是心非、谎言连篇的流氓手段掌握了一份流亡派的报纸，他把巴枯宁看作自由分子，既不让他在报纸上发声，又切断他一切经济来源。当时巴枯宁受一位俄国朋友的委托，要他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俄文，并付给他一笔可观的定金。巴枯宁后来发现，这本书很难译，他工作进展十分缓慢，而且他的定金也快花光了。涅恰耶夫就给巴枯宁那位俄国朋友去了一封信，说巴枯宁不想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如果想要回那笔定金，则小心秘密组织加诸他身上的严厉惩罚。这倒符合他们共同撰写的革命家教义的原则：不要道德，不守信义，不择手段。涅恰耶夫还偷窃巴枯宁的来往信件，以此要挟巴枯宁，想把他攥在掌心里，听其摆布。因为有他们共同撰写的革命家教义在先，涅恰耶夫所作所为似乎也可找到合理的解释，所以，巴枯宁“作茧自缚”，涅恰耶夫“请君入瓮”。两位革命家各得其所哉！
尽管巴枯宁认为为了革命，可以采用一切手段，道德、名誉、亲情皆可置之度外，可是轮到别人对他依此行事时，他还是受不了。他和巴枯宁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到处写信给欧洲各地的朋友，要大家提防涅恰耶夫这个恶魔。涅恰耶夫也不是好惹的，他熟知革命的一切手段，于是弄了一个波兰人在巴枯宁的组织中卧底，以便掌握情况，随时出击。可是这个波兰人是沙皇的密探，弄得他自己栽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里去。1872年，涅恰耶夫在瑞士因密探的告密和协助而被捕，以刑事罪被引渡给沙皇政府。这年12月1日，涅恰耶夫因水肿病死在牢中，尸体被当局秘密处理，至今无人知道他的坟墓位于何地。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现代政治恐怖主义起源于俄国，并且视俄国激进民粹派活动家涅恰耶夫为现代政治恐怖主义之“鼻祖”，视民意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恐怖活动和组织形式为现代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源头。《革命者教义问答》被国际学界称为“恐怖主义圣经”。 因《革命者教义问答》用词过于激烈和直白，因此无论是当时的革命者，还是统治者，以及后来的苏联政府都秘而不宣，仅于1869年1月的《政府公报》上发表了小册子的片断。仅这个片断就令人惊悚恐惧了，或许，当今的s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组织又把它奉为圣典了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长篇小说《群魔》描写了一个革命的“魔鬼”——彼得，这是一个丧尽天良的阴谋家和政治骗子，他经常假借着革命的名义行个人之私，彼得的形象原形即是俄国恐怖主义鼻祖涅恰耶夫。而涅恰耶夫身后拖着的是长长的巴枯宁的影子。
巴枯宁和马克思
巴枯宁具有强烈的煽动力和演说才能，一个听过他演说的人写道：“他的演说内容毫无逻辑连贯性，实在乏善可陈，但是却相当铿锵有力，且咄咄逼人，颇有光芒四射，语惊四座的气势——像暴风雨夹带雷电，也像狮子在怒吼……说得夸张些，他要是要求听众当场互相割喉咙，我想大家会乐意这么干。”这种具有巫师般蛊惑能力的人同时具有强烈的领袖欲，革命是他的天职，但他革命事业几乎徒劳无功。本来在德累斯顿和普鲁士人对抗不合乎他的政治立场，他却能忘我投身其中，最后辗转坐了八年牢，几乎丧了命。逃出西伯利亚重返欧洲后，依然是个身上长刺，头上长角的反潮流分子。后来他有所醒悟，觉得不能总做别人革命运动的“客卿”，应该经营一份属于自己的革命。巴枯宁是世界革命的先驱，他认为社会革命必须是国际性的。1867年，他筹划一个“和平与自由同盟”，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组织，其目标是解放劳工阶级，建立“欧洲合众国”。1868年夏天，他成为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分部的会员。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权力，他企图把日内瓦分部和他的“同盟”合并在一起，遭到了马克思的反对，同时，“同盟”里的人也反对这样做。巴枯宁不死心，不满意国际工人协会给他的职位，更不想接受马克思的指挥，就组织当地工人，另起炉灶，创立了由他领导的“国际社会民主同盟”，这又一个“同盟”绝对是他自己的组织，秘密活动，类似于中国的青红帮，巴枯宁在其间具有教主般的地位和权威。马克思很气愤，要求他解散他的“同盟”，否则不要打“国际工人协会”的旗号。巴枯宁表面上答应了马克思的要求，暗地里却将他的组织转入了更加隐秘的地下活动。巴枯宁一向认定自己是庞大的地下组织的首领，事实上他也正在掌握有生以来最大的权力。他的组织很快蔓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在瑞士的法语地区，更是有了惊人的发展。此时，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在瑞士召开，巴枯宁以他的势力和权威足以可马克思叫板。当时，瑞士的制表产业受到美国新兴的制表工业的冲击，情况很悲惨。巴枯宁以工人领袖的身份到瑞士的山区小镇访问制表工人和濒临失业的手工业者，进行了成功的作秀表演，过足了领袖瘾。同时，在那里，找到了他的信徒和助手詹姆斯·纪尧姆。他是一个小学教师，勤奋能干，补充了巴枯宁好高骛远、疏懒大意的毛病。从此，纪尧姆和巴枯宁成为一对有理论，有纲领（社会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搭档。
国际工人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七十五个代表委员中，巴枯宁控制十二席，巴枯宁开始和马克思较劲。他提出废除财产继承权的提案，马克思主张废除私有财产，既无私有财产，又谈何继承权？认为所谓继承权问题在他的主张中毫无意义。马克思没来参加会议，委托一个德国的裁缝代表他前来宣读提案。代表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巴枯宁和马克思的提案均被否决，马克思的反对票更多一些。显然，巴枯宁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咄咄逼人的气势已经压倒了马克思。但是，国际工人协会由于这种内部斗争和分歧显然受到了伤害，不久，涅恰耶夫杀害伊万诺夫案曝光，俄国政府开始逮捕和审判闹事者，巴枯宁和涅恰耶夫炮制的“教义问答”也被政府披露。而涅恰耶夫此时却以国际工人协会代表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他声称自己的革命思想和主张来自《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当然大为震惊。
和对待拉萨尔的态度一样，马克思也很羡慕并嫉妒巴枯宁。拉萨尔和巴枯宁都有很强的行动能力，而马克思更像书斋里的理论家，他可以成为革命的“教主”，却很难成为指挥实战的领袖。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及其党羽想把国际工人协会总部从伦敦迁往日内瓦，因为这是他的势力范围，便于他掌控这个组织，但是没有成功。下一次代表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巴枯宁的党徒们没有与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了会议，在大会上，公布了涅恰耶夫为巴枯宁翻译《资本论》而致俄国中间人的信，巴枯宁当然要为涅恰耶夫的卑劣行径背黑锅，在会上，马、恩决定将巴枯宁和他的助手纪尧姆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马克思似乎取得了战胜巴枯宁的胜利，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巴枯宁的势力依然强大，1866年以后，巴枯宁大力提倡他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在和马克思的论战中，他依此来批判马克思的“德国独裁主义”。他主张革命后的统治组织必须完全来自人民自身，而不是来自上层的决定。1870年的巴黎公社起义的领导者热中推行巴枯宁主义，他们的原则和行动策略和马克思主义并不相干。巴枯宁这年九月投入里昂革命，在那里宣布共和，并且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巴枯宁迫不及待宣传他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宣布废除政府。他听说法国的旧皇宫杜伊勒里宫陷入一片火海时，巴枯宁欣喜若狂：“他大步迅速走入大厅——他平常走路是很慢的——用手杖敲打桌子并喊叫道：‘朋友们，杜伊勒里宫已经烧起来了，我要开酒会好好庆祝一番！’”他的兴奋和狂热于斯可见。
与此同时，马、恩的行动和主张在工人中也有日益削弱的趋势。在英国，由于资产阶级的让步，工会已经争取到选票，而且被马克思支持巴黎公社的演讲所吓倒，工人们转而支持国会中的自由派，厌倦了所谓对抗性的革命，他们要求成立自己的特别理事会，以有别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常务理事会。1870年秋天，恩格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常务理事会成员来到伦敦，受到英国工会成员们的冷落和抵制。他们对他资本家的身份耿耿于怀，讨厌他严厉的军事作风，其中的独裁倾向令他们不可忍受。而且，他们认为马克思所以提拔他当“常委”，是因为他给马克思很多钱。而在德国，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们怕被抓去坐牢，也纷纷脱离协会。马克思此时年事已高，他只想早日把《资本论》写完，对这种斗争已感厌倦，马、恩既已不能控制协会，就想抵制和破坏它。如同当年对付“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样。最后，他们把国际工人协会的总部迁往纽约。
在美国，协会开始吸收了五千会员，大多都德国移民。1873年，美国发生经济恐慌，光纽约州就有十八万工人失业，这倒给协会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此时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等人的遥控指挥下，鼓动并支持芝加哥和纽约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参与煤矿工人大罢工。但是，美国的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脱离了马、恩所规定的既定轨道，美国支部的一位女性领导者名叫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她领导的协会主张参加者不限于工人，所有美国公民皆可参加，在组织路线上否定了协会的工人阶级性质，她并且主张协会也要争取女性的权利和自由恋爱权，这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目标更是风马牛。伦敦总部否定伍德赫尔的主张和做法，但她并不理会，她召开大会，自任主席，号召美国的男女同胞为改善自己的权利争取社会进步而斗争。美国的支部遂分化为许多劳工团体，1874年，国际工人协会宣布解散。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对巴枯宁多所批判，如指责他纵容涅恰耶夫的胡作非为，对他无政府主义主张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清算。这些批判当然是正确的。巴枯宁这个革命的狂热分子一生坚持对传统秩序的斗争，他本人也有很多性格上的弱点。如他诗意的浪漫和现实世界不可调和的矛盾，常常使他的行为乖张可笑，他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使他滑向恐怖主义的深渊，和涅恰耶夫这种毫无道德感的人的合作更使他声名狼藉，更糟糕的是，他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根本无法实行。后来所有的革命无人效仿巴黎公社的原则，他的追随者1873年在西班牙鼓动一场暴乱，成功之后，他们并没有遵循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反而立即进驻当地议会，享受高官厚爵的乐趣。正如马克思所嘲讽的那样，巴枯宁尽管吹嘘他的“国际社会民主联盟”主张将来的社会没有政府存在，但他们还是设置了一个独裁者的位置，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就是“公民巴枯宁”先生，他将做一切决定，发出各种指示，大家都得听命于他。而我们也不应忘记巴枯宁的反唇相讥，别尔嘉耶夫引述巴枯宁的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试图在自己国家实行马克思主义，那么这将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暴政。
巴枯宁革命一生，一事无成。临死之前，只有来自俄罗斯的一个年轻女孩守在他的身边。他对群众表示失望，说“他们对解放自己并不热心”。一天夜里，他从医院出来，顺路去看一位朋友，那朋友为他弹奏一首贝多芬，他说：“一切都会成为过去，这个世界迟早会毁灭，只有第九交响曲会永存。”弥留之际，他让那个俄国女孩告诉他，他家乡的风景是否一如往昔。他居住的意大利别墅周围传来阵阵蛙鸣，这使他想起自己的家乡，他家的十八世纪老房子座落在一条大河边，夏夜，池塘和田野里总是传来此起彼伏的蛙鸣声，此刻，他的眼里总是溢满泪水。那女孩后来回忆说：“当他倾听声声蛙鸣时，他眼中锐利刁钻的眼神不见了，浮泛着一股哀伤的气息。”一切的出生入死，一切的反抗叛逆，一切的喧嚣呐喊，一切的滔滔雄辩，一切的花招诡计，一切的权力欲望，一切的钩心斗角……全都在现实和想像的蛙鸣声中消隐无痕。
1876年7月1日，巴枯宁死去了。
2016年7月14日于威海贝舍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