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著名的七君子被逮捕，1936年底，何伟奉中共北方局之命去南京和上海设法营救。谁知自己也被国民政府逮捕并投入了监狱。父亲知道这一消息是黄心学到汉口大智门公益会来说的。黄心学与父亲商量怎么办后，都同意暂缓组织武汉各界救国会活动，看看再说，读书会活动也减少了。
大约是1937年夏天吧，黄心学也因在学校授课时公开宣传抗日曾被国民政府抓起来一段时间，但时间不长，因无其他证据，十多天后即被释放。为此，父亲又紧张了一段时间。为防止出现意外，父亲将何伟临走前委托自己收藏的那张写满了不认识字符的字条从抽屉夹缝中取出烧掉了。在何伟不在汉口的那大半年时间里，父亲与黄心学、成庆生曾多次见面相聚，谈及老友何伟身陷囹圄，不知会有怎样的结果，都很惦记。蓝志一那时虽然忙于汉口慈幼院授课布道工作，但在与父亲见面时，也会问到何伟的情况并祈祷主保佑他。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没多久，大约是9月初的一天，何伟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告诉父亲说，他被释放出来了，而且是中共周恩来先生亲自到监狱里面点名要求释放出来的。老朋友居然是周恩来亲自要求释放的？父亲有点惊讶。那时候周恩来先生的名声很大。前一年底的西安事变以及年初的国共合作杭州谈判，周恩来代表中共终于与国民政府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协议，名满天下。（不过，父亲那时候还不会知道，二十年后周恩来先生也曾以中国国务院总理身份亲笔签名任命自己为安徽省物资厅首任厅长——作者注）老朋友有惊无险，别后重逢，父亲很是高兴，还专门叫妻子给何伟烧了几个菜，他们在家里好好地小酌了一下。何伟的回来也使得中共领导的武汉的救国会、读书会以及其他抗日救亡运动得以恢复并更好地发展起来。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面对华北危机以及日本侵华加剧的现状，其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从政治、外交上的抵抗和军事上的弱抵抗，甚至不抵抗的对日政策转变为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抵抗，即全面抗战。“八一三”上海开战后，南京保卫战即将打响，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中共和国内各界人士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终于决定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七君子”以及很多像何伟一样的共产党人政治犯都被释放出来了。周恩来到南京监狱里去核对释放人员名单就是在这种场合下发生的。
何伟回汉口后，似乎已不再回教会学校教书，而是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了。那段时间，何伟忙得几乎找不到人。父亲去他住处几次，要么不在，要么就看见他那里座上客常满，总是见到他在讲话，也总是找不到可以单独与何伟相处谈话的时间。不过那时候，父亲自己也十分地忙。根据何伟的意见，他与黄心学共同组建了武汉救国会武汉壁报队，父亲负责汉口地区抗日壁报的编辑、刻印和张贴工作，黄心学作为壁报队队长则负责武昌及汉阳地区的所有壁报。
父亲负责的汉口壁报出了不少期，有些救国会同仁分工编辑和刻印。父亲也亲自编辑和刻印了不少期壁报。壁报刻印和校对好后，就找人到汉口各处大街上显眼处张贴。文章多为从报纸上抄来的抗日消息和父亲及其他同仁自撰的小评论。蓝志一及其所在的汉口慈幼院的年纪稍长的孤儿们也帮助做了不少壁报的分发和张贴工作。那段时间，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显眼处几乎都贴满了各种各样的鼓动民众抗日的壁报，下面则常常围满了阅读或观看的人群。这里面就有父亲的一份心血与努力。
同样是贴在墙上做宣传，但壁报与后来的所谓大字报有所不同。所谓壁报就是一种由团体而非个人自行刻印的并分贴于墙壁显著处上的手工印刷宣传品，而且其钢板刻写和滚筒印刷都很正规，没有书法功底者就很难刻出好字来。壁报分有版面、标题、文章，有时还刻有版画类图画等，那味道有点像报纸，只是手工刻印而已。所以，办壁报工作量很大，没有几个人分工去做编辑、刻印和分发张贴的事儿是办不起来的。当时，壁报在武汉地区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很时兴。武汉各界救国会宣传抗日就常用壁报这种形式。
父亲那时候还干了一件事值得一说。据父亲回忆，那时他还以职业界救国会干事身份，在他所工作和居住的公益会楼上的一个小礼堂里，组织过一个名叫“晓鸣”的业余歌剧社团，帮他们排练些合唱和抗日小剧目之类的节目。父亲还曾组织过这个歌剧社上街去作抗日宣传，好像在汉口的一家剧场（不知是不是历史上著名的汉口新市场？——作者注）也演出过合唱和话剧。这个歌剧社大部分成员都是从上海流亡到武汉来的爱好音乐的年轻学生。虽说是业余的，但里面一些人拉小提琴和手风琴的水平很高。父亲回忆说，那些小剧目的名称记不得了，反正都是鼓动抗日的。虽说自己五音不全，但能组织这些懂音乐的年轻人用音乐去宣传抗日，他觉得也是挺有意思和成就感的。
因对父亲的这段在汉口组织过业余剧团的历史很感兴趣，于是便上网查阅了一下，发现只有政协中山市网上有一篇介绍戏曲名家郑桦的短文说到了这个名叫“晓明”（晓鸣？）的汉口业余剧社。上面说，这位郑桦先生1918年生人，“曾在上海尚德私塾、广肇义学读书。15岁开始做工，先后当过洋行学徒、英文报馆排字工、海关水手、小学教员、打字员等，同时自学小提琴。1935年在汉口参加业余《晓明》歌剧社，任小提琴手。1937年在汉口《大地》剧社演出话剧《回春之曲》中担任小提琴手，演奏由聂耳所作的插曲。同年秋参加《七·七》少年剧团，任合唱指挥。1938年参加汉口市青年抗敌协会流动宣传队，任合唱指挥兼话剧导演”等。
根据此短文介绍，郑桦先生所说的很多与父亲回忆是大致相符的，只是那个“晓明”歌剧社和父亲回忆中所写的“晓鸣”歌剧社后一个字同音不同字，一个是“明”，一个“鸣”。这两个词读音一样，含义也近似。前者是说早晨天亮了，人们该起来了；后者则是说早晨鸡叫了，人们也该起来了。如郑先生的回忆是对的，那么父亲写的“晓鸣”就有误。当然，也许父亲记忆得并没错。而且，父亲在1937-1938年间只是组织这个剧社排练一些抗日演出节目和活动，而剧社本身则在两年前的1935年就存在了。但不管怎样，这也算得上不谙音律的父亲在武汉投身抗日事业的一段佳话吧。
此时，父亲虽说可能还没有辞掉大智门公益会的职务，但作为武汉职业救国会发起人之一，他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参与组织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上了，经常接待一些来访的要求抗日的青年，并根据他们的特长介绍给相关抗日组织和机构。
作为虔诚基督教徒的汉口大智门公益会会长余香山先生是一个慈善家，也是一位开明的抗日士绅。《武汉地方志》对余香山的记载很少，仅见其中《汉口租界志》上记载云：“余香山：商人，热心公益。”其实，余香山先生的所作所为远不止“热心公益”。他在抗战时期对抗战以及对中共的抗战活动曾给与了极大的支持。他默许甚至支持父亲做这些从他的企业以及从大益门公益会角度看也显然是份外的抗日工作。不仅如此，余香山还经常无偿提供中共，即何伟和父亲他们救国会借大智门公益会的场地召开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抗日会议。现在看来，余香山先生当时曾大力支持过中共以及父亲所从事的抗日救亡工作。后来父亲与胡绳先生共同创办的公开出版物，即历史上著名的中共抗日救亡刊物——《救中国》也就是在余香山先生的纸庄印刷出版的。（我未能检索到有关余香山先生的更多的信息，也不知父亲1938年秋离开武汉后余先生后来的情况。这是很大的遗憾——作者注）。
1937年9-10月间，也就是何伟回到汉口没多久，上海沦陷了，南京会战即将开始。鉴于抗日战争形势日渐严峻，父亲此时做出了一个对其个人和家庭来说都是十分重大的决策，那就是让自己的正怀着二女儿（我的二姐）的妻子孙岫云带领着已经4岁的大女儿（我的大姐）回泰州老家去，好让自己能从家庭的羁绊之中解脱出来，做一个彻底的职业革命者，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工作中去。
在那个炮火连天、国难当头时期，下决心与挚爱的妻女告别、一个人投身困难险恶的抗日和共产革命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也许就会是永别吧。但此时已经下定决心的父亲还是咬咬牙这么做了。那天，父亲给妻子和女儿买好了从汉口到南京以及从南京到泰州的轮船联票（南京到泰州是小火轮——作者注）并将她们送上了船。妻女这么一走，在那个战乱时节对自己来说也许就意味着永别。我不知父亲在汉口码头送他妻女上船回老家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因为父亲始终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说他当年是经过怎样的思想活动才下了如此大的决心，也没有说当时他的前妻对他的这一决定是否理解或存有怎样的抱怨？但我知道，那时的父亲能够送走妻女全身心投身抗日显然是准备献身他所认为是最神圣的事业了。
妻女走了，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小家也不复存在了。而父亲一直想做一个职业革命者的愿望可以实现了。但是，父亲肯定为此后悔了一辈子，至少我的两个姐姐后来那些年她们过的几近孤儿的童年也让他感到了自己对家庭，对妻女以及对自己父母的那种深深的却又无可奈何的愧疚。这也是那段时间父亲之所以能做那么多抗日工作背后的故事。不过，父亲事实上也因此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妻分离、女散失、父母故、兄弟分。
父亲在1968年初亲笔所写的一份回忆资料中曾写到，那时泰州家里，老的老（祖母还在——笔者注），小的小（指我的大姐和小姐，当时一个约8岁，一个约3岁），“一家没有收入，生活靠变卖衣物度日，经常吵嘴。……记不清我妹妹说的哪一年了（大概是四零、四一年），孙岫云（父亲前妻——笔者注）带了一个衣箱离家走了。”父亲还继续写道，“我妹妹说是‘跟人走了，不知道哪里去了。’由于我对这事搞不清楚，我对这两个女孩都说你妈妈出外找我不见了。对别人也这么说的。怕小孩知道了恨他的母亲。大女儿今年已经卅五岁了，仍不知道此事（大姐1933年生人，1968年恰为35岁——作者注）。”后面，父亲还写下了这样的话，“有痛苦自己承担，怕孩子们精神上留下一个伤痕啊！”父亲还写道，他问过其前妻孙岫云的弟弟——孙南琴（据说文革前在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工作，后退休——作者注），可是“孙南琴说不知他姊姊的下落，也没有接到过信。是不是也怕我难受呢？”
“有痛苦自己承担”。1968年初写下这些文字时，父亲深藏心底三十余年的痛苦怅然纸上！
父亲的前妻孙岫云领着4岁的大姐回到老家泰州后的第二年，即1938年初，祖父因病去世了。二姐也在那年春天在老家也在亲生父亲不在身边的情况下出生了。由于那几年父亲兄弟五人已有四人先后离家抗日或谋生去了，泰州家里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按父亲的说法就靠变卖家里的东西度日。穷苦的日子是很难幸福的，婆媳之间不睦也是可以想见的。再后来，也许是1940年或1941年，父亲前妻孙岫云终于忍受不了这种生活，抛弃了她的两个幼小的女儿离家出走了（父亲生前不确定具体哪一年时间，但现在看来其前妻1940年出走的可能性较大，因为祖母是在这之后才去世的——作者注）。长儿媳走后，没多久，也就一两年吧，祖母也在无尽想念几个儿子的贫穷生活中去世了。
祖母去世前那段时间非常想念她的几个离家出走参加抗日的儿子，也时常抱怨她的大儿子，即我的父亲。去年秋天我到北京时曾听大姐说，那时在老家，祖母去世前那两年经常一个人唠叨说：都走了，都给缄儿带走了。缄儿怎么也不回来看我？（父亲原名史金缄。我的二叔、四叔和一位堂叔都是1937年和1938年初先后离开泰州到武汉去找他们大哥，即我父亲去了，但他们全都再也没有回过家，因为作为长兄，父亲除了逐一将他的这几个兄弟推上了危险重重的抗日和共产革命的道路外，自己也始终未能回家看望并告慰他那思儿心切、孤苦零丁的母亲。撰写此文时，每次回味祖母上面说的这句话，我的眼睛都会酸涩潮湿起来：奶奶的晚年太苦了啊！——作者注）
祖母史陈氏1942年去世后，我的两个当年还很幼小的姐姐就由那时也很年轻的姑妈和五叔代养。后来几年姑妈出嫁，五叔结婚，疏于照顾了，我的两个姐姐就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好在那时出于家风，姑妈和五叔谨遵祖母遗志还让大姐继续在老家读完了小学。但因父爱和母爱的长期阙如，大姐和小姐（二姐）在泰州老家吃了不知多少苦，形同孤儿。这种状况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身在新四军淮南路东根据地的父亲才托人辗转将两个女儿接到身边，父亲此时也才见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大女儿和从未见过面的二女儿。那年大姐敏健13岁，小姐慧澄8岁。
但父女三人相处没有多久，内战即将爆发。在父女短暂团圆之后，需要跟随部队转移走的父亲便将已经小学毕业、13岁的大姐敏健送到当时位于所谓解放区的“泰一中”（可能是后来的泰州中学？——作者注）去住校读书并托一位女教师照料。在那里，大姐敏健自己更名为史地。8岁的小姐慧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更名为建国——作者注）就只好又被送回到位于泰州北部的兴化县城里已出嫁了的姑妈家里生活。三年后，大姐中学毕业，正逢国共内战，也即解放战争渡江战役即将打响，刚满16岁的大姐便参加了解放军当了一名卫生兵，跟随苏皖边区卫生部过江一路打到无锡，途中冒着炮火，救死扶伤，立了功，还加入了中共。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姐史地又考上了大学，学俄语，一直从事俄语翻译和教学工作，离休前曾任中国驻前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大姐夫邵鸿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读莫斯科大学，获副博士学位，时任驻苏联大使馆政治参赞，1996年因病去世，享年63岁——作者注）。小姐史建国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也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学理工，从事国防科技工作，退休前系第三机械工业部绵阳某研究机构高级工程师，2004年不幸因故去世，享年66岁。
妻女送走后，父亲也就此成为一个了无牵挂的职业革命者了。后来他也搬了家，住到了自己原来工作的地点——汉口大智门公益会楼上，专心致志从事抗日救亡的各项组织工作，虽然他那时可能已经不领公益会的薪水了。父亲在公益会对面的一个小饭店包饭了一个较短的时间。当时，同为职业革命者的何伟和黄心学就住在附近，他俩合请了一位四十多岁的小脚女佣做饭，看父亲一个人吃饭不方便，便要父亲也去他们那里搭了伙。于父亲而言，这样搭伙吃饭不仅方便实惠得多，也能每天与他的这两个老朋友见面，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交流各自革命活动的情况。父亲与何伟、黄心学三人共同搭伙吃饭延续了整整一年时间。其间，大约是1937年11、12月份吧，何伟曾回到他河南老家汝南一趟，去主持当地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938年初才返回武汉。何伟回来后，黄心学似乎也紧跟着去过汝南一个短时期帮助地方工作。估计黄心学也就是这个时候前后由何伟介绍加入了中共。父亲那时则因与胡绳一心一意搞《救中国》周刊一直待在汉口。
到了1938年8月，黄心学被中共组织上派去河南信阳鸡公山工作后，父亲还和何伟两个人在一起搭伙吃饭了一个多月。那段时间也是父亲与何伟交往最频繁也是最密切的时期。工作中何伟是领导，但生活中两人却是挚友加兄弟。父亲比何伟大上整整一岁（父亲1909年4月，属鸡，而何伟则是1910年4月，属狗），私下场合何伟多对父亲口称“缄兄”（没多久何伟也变换了对父亲的称呼：那年10月父亲因创办《救中国》周刊而更名为史略后，何伟在个人交往中则称父亲为“略兄”了——作者注）。
1937年10月的一天，何伟带了一位个子不高、但前额很高的年轻人到大智门公益会来与父亲认识，介绍说这是胡绳。他还告诉父亲，这位胡绳同志是北平大学学哲学的，很有学问，也很有才气。这次组织上要求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一种刊名叫《救中国》的正式出版发行的刊物。胡绳作为总编，父亲则作为发行人。但是当时主办这份周刊的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何伟时任部长——作者注）却没有给经费，主要是靠父亲筹款。那时因参与牵头组建了武汉职员救国会，在公益会任职多年秘书和会计的父亲在汉口还有不少人脉，加上当时武汉各界抗日情绪高扬，一开始募捐了一些钱用于创办《救中国》周刊。后来经费越来越紧张时，父亲就将自己送走妻女后留下来仅有的一些积蓄也逐步花到办报中去了。
当时为何要将这份刊物起名《救中国》？父亲不很清楚。但在那个抗日救亡最紧迫的年代，父亲觉得这份公开发行刊物取名为《救中国》也不错，而且很切合当时上海已经沦陷、南京保卫战正在展开、中国正处于危亡之际的抗战局面，也很合己意，于是便无任何犹豫地一口应允下来。
胡绳原名项志逖，江苏苏州人，与父亲也算很近的老乡了。那时胡绳虽然年仅19岁，比父亲约小9岁，但已在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小有名气。3年前，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曾以胡绳笔名，写过一篇批判北大哲学系教师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文章，当时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北大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曾与其有过接触。后胡绳到上海，为艾思奇、夏征农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当编辑的《读书生活》刊物撰稿，文笔和观点都很引人注目。刚满18岁的胡绳在1936年初还曾出版过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名为《新哲学的人生观》的书。这本书是青年胡绳的代表作，当时影响较大，曾几次再版。后胡绳又受聘为沙千里创办的《新学识》杂志内部编辑。这次胡绳是随着《新学识》杂志一起从上海转移到汉口来的。这时何伟身为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他代表省委要父亲与胡绳合作创办《救中国》刊物应该既是当时国内抗战形势的需要，也是中共中央的要求。
1937年10月，北平、天津、上海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岌岌可危，国民政府不久宣布迁都重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重要机关先撤至武汉办公，大批新闻工作者和文化人士从北平、天津、上海和南京云集武汉，他们办报纸、编歌曲，演报剧，宣传抗战，鼓舞士气。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据说，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武汉地区在一年之间创办和发行的报刊竟然多达140余种，其中，由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创办的报刊也有30余种，如李公朴的《全民》周刊，邹韬奋的《抗战》三日刊（到汉口后更名《抵抗》，仍是三日刊——作者注）等。但是由中共直接创办并公开发行的报刊只有两种，一是1938年1月11日，即中共长江局在年前成立后在汉口创刊发行的《新华日报》（武汉沦陷后，《新华日报》报社迁往重庆继续出版——作者注）。胡绳和父亲负责创办的《救中国》周刊就是第二种，而且，《救中国》周刊不仅出版日期早于《新华日报》，也是1937年当时唯一的一种由中共创办的合法的同时也是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
父亲与胡绳经过仔细商量并经何伟批准，将此刊定性为时事综合性通俗刊物，初定十六开八版铅印，后经常加印成16页、24页甚至还有48页的，面向工农兵和普通市民等一般民众阅读，周刊，即每周一期，栏目也比较多，据说还有散文和小说。篇幅较大。根据资料，《救中国》周刊注册的发行所就设在汉口大智路韩家巷14号。其实这里也就是汉口大智门公益会的另一个门面地址，就在父亲工作和居住的地方的旁边。从遗存下的刊物看，该刊的主要作者，除胡绳和史略两人外（胡绳是主编，父亲史略是发行人，但这两人也写些文章——作者注），还有史枚、吴敏、徐盈、彭子冈、绿川英子和马识途等。这些人在当时也都是国内比较出名的记者、编辑、作家和理论家。他们的文章鼓舞了国人，也让很多中国人走上了抗战道路。
比如，吴敏，也叫杨放之，后来曾任《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编委，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和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再如绿川英子，也叫长谷川照子，嫁给一个中国留日学生刘仁而来到中国。这个被很多中国人称之为“参加中国抗战的日本女人”，当时在武汉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负责对日播音工作。她就住在汉口的上海路15号，每天她来到设在武汉关附近的怡和街怡和洋行楼上的国际宣传处，用她那柔和而流畅的女中音，说着流利的日语，对日本士兵进行反战广播。当年她的对日广播影响巨大，让很多日本士兵认识到侵华杀戮的罪恶性从而丧失了斗志。她能给《救中国》投稿，真不简单。还有马识途先生。这是一位曾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也是目前唯一一位仍然健在的著名老作家。
《救中国》从1937年10月在汉口创办到1938年6月因经费不足而暂停出刊（1938年9月迁至宜昌复刊了一期——有说两期，主编仍是胡绳，史枚等也参与了编辑，但周刊发行人也仍然是父亲史略。但此时父亲则受何伟派遣已经离开汉口到河南鸡公山去了——作者注），一共出了好几十期。
从许多历史资料看，很多当年在武汉及其附近地区的参加过抗日活动的人都曾提及自己阅读过甚至组织阅读过《救中国》这一刊物。而且，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即2005年，《救中国》周刊还曾被大陆某些现代媒体视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八大报刊之一。其它七种上榜报刊分别为：《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大公报》、《生活日报》、《华商报》、《老百姓报》以及《抗敌导报》等。可以想见，1937年秋在汉口出版发行的《救中国》周刊在当时对于宣传动员民众抗战起到的作用还是不小的。
根据当时国民政府刚颁行的《修正出版法》，既然是公开出版物，那么就要有人作为该刊的发行人，也就是出版物的出资人——老板，去当局的主管官署申请报批。当时汉口主管报刊注册核准事宜的主管官署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一应审批所需的资料准备齐全后，父亲便将自己原名史金缄更名为史略，拿上这些资料到位于汉口江汉路上的国民党省党部登记报备了。据说，国民党省党部还要将此刊的出版申请上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核批。实际上，由于抗日宣传工作的急迫需要，胡绳和我父亲等不得国民党中宣部的核准批复就先斩后奏自行编辑出版了。在这方面，胡绳对组织稿件早就胸有成竹，而《救中国》的印刷也就在父亲曾工作过的汉口天泰纸庄印务所印刷装订，很是便捷。所以，第一期《救中国》在何伟交办不久后的10月底就成功创刊并出版发行了出去。这种速度就是现在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事。之后，《救中国》便每周一期地连续出版了，很准时，一期也没有拉过。《救中国》的刊物发行也很便利，是由汉口生活书店总代理发行的。只是麻烦也跟着就来了。
两个月后，也就是出了十来期以后，办刊批复还是没有下来。父亲催过两次也就不去了。大约是1938年春节前后的某天，汉口大智门警察分局一个警官跑到大智门公益会来找父亲，说是要传唤他，现在就要跟他到警察局去。事发突然，不知何事，也无法脱身，父亲在去警局的路上心里有点忐忑，一直琢磨此行究为何事? 但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跟着那个警察到了警局。在警察分局一个大办公室内，一位高级警官拿着一本很新的某期《救中国》对父亲大声警告说：你们的《救中国》这本刊物未经批准就出版发行，是违法的，必须立即停刊待批。否则就要以违法论处。父亲听了这话，心里也就有底了，觉得这事还好对付，就对这位警官说：
我们刊物上报的手续完全齐备，你可以检查，估计贵省党部批准只在朝夕之间。现在是国难当头，南京已经失守，我们这里很快也要打起来了。宣传和鼓动民众抗日至为重要，法律规定办报要官署批准没错，但官僚主义害死人呀，我们总不能墨守成规，束手待毙吧。警官先生，你们看看现在的抗日战争形势，日本人都要打到武汉来了，作为中国人，宣传一下抗日总没错吧？
父亲这段话说得有理有节，踞而不傲，措辞却谨慎得当而不刺激。那位警官听后，略显尴尬，只好就着台阶下坡说：你说得也有道理，那就再给你们一个月时间吧。如果到时上峰还没批复或者驳回，就别怪我们去封门了。最后，那位警官还是很礼貌地送父亲出门走了。父亲知道这一关算是过去了，回去后便将情况跟胡绳说了。胡绳听后笑了笑说，你说怎么办？父亲说，不管他。我们继续干。不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对刊物的批复文件没多久还是下来了。汉口警察局也就没有再次生事问罪。
1938年3月，在《救中国》周刊创办大约4个月后，何伟正式提出要介绍父亲入党。这时距离1936年夏秋之交何伟从上海参与组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后回武汉首次询问父亲是否想入党已经过去一年半时间了，其间何伟还被捕并在南京关押了大半年。得知自己终于被吸纳加入中共，父亲显得很是平静。因为他觉得自己经受住了中共组织上对他的考验。同志加兄弟的情谊让他与何伟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父亲的两个入党介绍人，一个是何伟，另一个就是与他合作共同创办《救中国》周刊、岁数比他小9岁的胡绳。胡绳也只比父亲早入党一个月不到。当时入党程序比较简单，父亲写了一个简历交给何伟，也没有候补期，父亲就开始参加党的有关会议了。
那段时间，父亲与胡绳一个党小组，三个人，胡绳是党小组长，还有一个李姓同志。父亲在回忆中说到此人姓李，年岁比自己大些，是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秘书，曾被捕坐过牢，大约也是抗战后的1937年8-9月间才被放出来的，但名字叫不上来了。父亲说，有一次他们开会，这位李先生还带了一个4-5岁的男孩，说是他儿子。那位李先生还感慨地说，我入狱时，这孩子还在吃奶，现在都这么大了。还有一次，父亲到中共湖北省委去找过他并在那里见到了董必武先生。父亲回忆说，董必武那时已留了胡子，五十多岁的人，跟自己握手，问东问西，很亲切。那个时期，父亲去过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好几次，分别见过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但都没有具体接触谈工作，只是点头笑笑之类的打招呼。不知为何，自从两年后父亲离开汉口到延安一直到父亲去世，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记住这位曾跟他一个党小组的李姓同志的名字。记不住人的姓名本为常事，但这却对父亲今后的所谓党籍问题竟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在那战争年代如果多说出一个可以证明父亲党籍的人的姓名，或许那人就在附近，或许组织上即可很方便地找到此人并由他为此作证吧？
根据这些信息我曾查过，父亲回忆中的党小组里的另一个同事——这位李姓湖北省委秘书，很可能是李抱一先生。此人又名李实，生于1903年，湖北襄阳人，是中共老党员，也是一位传奇人物，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和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34年和1937年初曾两次被捕（后一次在武汉被捕），1937年9-10月间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交涉被释放，1938年3月左右，也就是跟父亲他们过党小组活动没几次即离开武汉去鄂西北了（难怪父亲没有记住李先生的大名——作者注）。据资料说，李实先生离开汉口后到了老河口创办了新知书店，并筹建鄂西北特委。中共建政后曾任湖北省民政厅长和文教厅长，1959年审干时被清查，开除党籍，1979年后恢复党籍，1983年去世。从李先生的上述经历情况看，无论是年岁、坐牢经历和释放时间、孩子大小、党内职务以及离开武汉时间等，均比较符合父亲回忆材料中所说的那位与胡绳和父亲一个党小组的李姓成员情况。但我对此始终不能肯定。不过写这篇文章时我也发现，即便那些年努力求证党籍的父亲能够想起李抱一先生姓名，但由于李先生一直远在鄂西北工作，还是帮不上一直在太行山抗日的父亲忙的。
需要说明的是，《救中国》周刊发行量较大，每期有几千册，少则8-16页，多则24-48页，印刷装订成本不会低。虽说发行由生活书店负责，胡绳与父亲也不拿薪水，而作者稿费总是要给的，所以开销还是挺大的。这是其一。其次，由于《救中国》刊物的读者群主要是普罗大众，所谓的刊物发行很多情况下就等于赠送，真正卖出去的刊物还是很少的。但当时中共湖北省委员会交办父亲和胡绳创办《救中国》时并无固定经费，主要靠父亲的募捐维持的。由于该刊面向基层呼吁抗日，语言直白，文章粗浅易懂，很受民众欢迎，再加上父亲利用他的职业界救国会负责人身份以及大智门工艺会秘书身份认识了不少汉口企业界和慈善界人士并向他们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也曾募得了不少钱款。在中共这个公开出版刊物上，余香山先生也给了很多支持。比如，刊物在天泰纸庄印刷和装订都只算纸张、印墨及工人工资等成本，有时还打折，不足部分就由纸庄自己承担起来。这在当年确实是一种很实在也很了不起的支持。一些熟识的党外人士和朋友，如蓝志一和成庆生等，也都曾帮助募捐过，而且他们自己也还捐过款（他们还在职，有薪俸收入）。而父亲则几乎是倾其所有了。
这方面的事在父亲的回忆中没有提及。但据四叔（史金龙，到延安后改名力群）生前对笔者说过：你爸爸曾对我说过，在汉口为办报曾将所有积蓄数百块大洋全部投入进去了。父亲在汉口期间除了办过抗战壁报，就是办这个《救中国》了。办壁报也许花了一些钱，但干那活儿时间短，成本也低，即便贴钱也不会多。现在看来，四叔说的这件事可能就是指的办《救中国》这刊物了。在汉口这几年，父亲的薪水并不高，先是每月三十块银元，后来可能陆续加了一些薪，但最多也不过五六十元吧？因还要养活妻女，贴补老家，父亲那几年能最终节省并积蓄下数百块大洋来确实不容易。1937年秋怀着二姐的孙岫云带大姐回泰州老家时，父亲可能让她带了一部分积蓄回去。余下的部分积蓄可能全部都被父亲花在这份《救中国》刊物上了。可见，那时的父亲对此刊对抗日无疑是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
《救中国》周刊就这么从1937年10月一直连续出刊到1938年6月。这时，日本侵略者和国民政府都开始酝酿武汉会战，很多文化界人士、资产丰饶的士绅以及有条件的中产阶级人士都纷纷撤离武汉。父亲在汉口已经实在募捐不到钱款了，自己的积蓄也花了个净光，难以为继了。在征得中共湖北省委及何伟等上级同意后，中共创办的《救中国》周刊在正式出版发行约十个月后无奈停刊了。在那个战乱岁月里，一份根据抗战需要、几乎都是由个人众筹经费创办的抗日周刊能够一期不落地连续出版发行三十多期，鼓舞了多少民众的抗日热情，这是多么值得骄傲和纪念的事情啊！
停刊后，胡绳将主要精力转向了编辑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父亲则继续去办汉口壁报，同时兼搞一下汉口青年抗敌协会宣传队的活动。是年9月，何伟派父亲到河南鸡公山协助黄心学工作。临走前，也准备撤到宜昌去的胡绳叫父亲将《救中国》周刊的国民政府批复和登记证件以及父亲作为发行人登记过的个人私章全部交给他，说如条件许可，也可能会再复刊《救中国》。后来，在胡绳的努力下，《救中国》周刊果然于是年9月，也就是父亲离开汉口到河南鸡公山的第二个月，在湖北宜昌再次出版发行了。此时，刊物的主编仍是胡绳，名义发行人也还是父亲。但这次复刊很短暂，可能只出版了一二期就又再次停刊了，而且是永远停刊了。
胡绳是年10月底就去了襄阳。虽然后来父亲与胡绳先生在襄阳还见过面（那晚胡绳拎了一瓶酒和卤菜来父亲临时住处看望和送别父亲，第二天一早父亲就乘卡车去西安并转而徒步去延安了——作者注），但两人之间在工作上的合作还是结束了。父亲与胡绳先生在汉口的这段长达近一年时间的紧密合作不仅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还催生了一份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刊物——《救中国》周刊。这是值得我们后人纪念的。
1938年9月，武汉会战拉开序幕。国民政府和有条件的企业与个人均纷纷迁往重庆或往更南方迁徙。邹韬奋任主编和发行人的《抗战》迁往重庆，作为编辑的胡绳没有前往，而是被中共派遣到湖北襄樊去办《鄂北日报》了。父亲则比胡绳晚些天，也即9月下旬，就受何伟委派到河南信阳鸡公山的“豫南民运专员办事处”协助专员李相符以及父亲的另一位老朋友黄心学去了。该办事处主要任务是短期培训一些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豫南附近县、市抗日组织送来的抗日积极分子，再分到豫南地区各县去做抗日工作。实际上，此时的鸡公山铁路林场是中共在豫南地区培训军政干部的一个基地。
据父亲回忆说，那天在吃饭时，何伟对父亲说，现在形势紧张，日寇已进攻武汉外围，中共省委机关准备撤到鄂西，他自己也可能要走了。父亲问他要去哪里？何伟说具体还不清楚（中共建政后才知道，是年10月，周恩来要何伟到鄂豫皖区的中共安徽省工委驻地传达中共长江局对大别山地区工作的。后来何伟就留了下来，参加了新四军的工作——作者注）。何伟问父亲打算怎么办？父亲说想去延安中央党校或马列学院学习。父亲向往延安已久，而且他的想法何伟是了解的。因为在这之前，也就是1937年底和1938年春，父亲还将自己的四弟史金龙（后改名力群）和另一个堂弟——史金堂（后改名史敬棠）先后推荐给何伟并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分别介绍去延安了。但那时，日本人正组织重兵对武汉合围，此时直接去延安显然不合时宜。于是何伟说，我同意你去延安。但现在鸡公山黄心学那里很缺人手，你先去帮他。那边工作告一段落你再去延安，如何？父亲答应了。就这样，父亲也与自己最好的朋友何伟于1938年10月初在汉口分手了。
当时父亲根本想象不到，他们这么一分手就是十八年。中间父亲为了寻找他的这位好朋友也是入党介绍人以证明自己的党籍，曾不惜步行上千公里，在交通员和地方部队的护送下从太行山南麓穿越了好几个日伪军封锁线。可是达到目的地——淮南区党委，何伟却在此之前去延安了，没有见上面。直到1956年，父亲从安徽到北京开会才与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何伟见上面了。
那次，何伟摆了家宴，他们哥俩终于一叙别后之衷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