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摘编自作者2017年3月在某省举办的新一轮农村改革试点工作会上的专题讲座，题目为编者所加。）
一、把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条底线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回归到两个关键问题，就是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确保人口大国的农产品有效供给。既然农业生产能力没有问题，农产品不是生产不出来，而是卖不出去，有这么多的高库存，可以像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样，去库存、减产能吗？不能。作为全球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显然农业就不能够减产能，除了去库存还要保证生产能力。因此一号文件明确要确保三条底线。
（一）必须要确保农业生产能力持续提升
今年的一号文件，没有像过去那样强调粮食产量了，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不是现在粮食都多得卖不完了，就可以放弃农业生产了吗？中国的粮食供给可以完全交给市场吗？假如像泰国那么小的国家，粮食生产能力出了问题，几个农业国家挤出一点就可以养得活。而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丧失的时候，十多亿人口，谁来养活中国？这是这一条底线，也很纠结。为什么很纠结呢？不是说国外的农产品价格便宜，那不就从国外进口算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国外的农产品即使能够养活中国，可一旦饭碗端在别人的手中，就必然受制于人。在全球竞争中，粮食、货币、石油成为了美国的三大经济武器，这是公开的秘密。如货币，美国不断地通过贬值和升值来影响世界经济。如果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供给主要依赖国外供给的话，不考虑国家安全，纯市场角度，价格必然会只涨不跌。
（二）必须要确保农民持续增收
政府出台了不少强农惠农的政策，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去种田了？因为没有将政府要粮和农民增收统一起来，保障农业供给与增加农民收入未能实现一致。随着种田收入与打工和种其他作物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政府在关注粮食安全，农民在关注种粮收益。如果种田不赚钱，如果其他的投入收益远远超出种田的收益，再蠢的人也不会去种了。今天农民追求的早已不是满足于温饱，而是如何发家致富。所以陈锡文最近有一个讲话，说只要农业能够赚钱，就会有人去种田，不要担心没人种田。同时，农民增收实际上是关系到一个农业的竞争力问题，有竞争力就能够有利润，有利润农民就能够增收。价格的形成要由市场的供求状况来决定，但必须考虑到农民的收益。
（三）必须要确保农村持续稳定
像我们湖南大米金属含量超标问题，因为没有地标品牌意识，湖南大米就是一个品牌，就是湖南大米，而实际上金属含量超标是那些工业化城市周边的耕地含量超标，绝大多数地方并不超标。现在湖南个别地方的大米出了问题，整个湖南大米都出了问题，怎么去鉴定呢？一旦形成市场风险波及全省，湖南农村就难以稳定了。所以，一方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要确保农村稳定。
现在的改革为什么难以推动？出台不少的政策大多写在纸上，没有红利，基层和农民得不到好处，自然不会有积极性。特别是增加基层的成本、农民的成本，改革就更加没有积极性了，这样的改革被称为以文件落实文件的“自娱自乐”。我到一个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地方调研，发现农民市民化改革上报的材料很好，就是改革前和改革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呢？改革试点要求建立农民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怎么分摊，一直没有界定央地各级的成本分摊比例，县政府承担多少，市政府承担多少，省政府承担多少，中央政府承担多少，没有明确。而农业大县本身就靠中央转移支付来养活自己，作为县政府和农民，都没有这个能力来分摊。这样的改革如果强行推进，农村怎么稳定？
二、农村改革决不能开历史的倒车
改革之初无经验可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出现问题可以理解，由于空间很大也容易化解。而农村改革到现在，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没有了太多的回旋余地，如果再出问题就可能出现颠覆性的错误，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了。
现在改革有很多热点问题，比如说我们农业规模化不足，就要搞集体化。南街、华西等地方有成功的案例，那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去探索，我不反对。某一个模式可能适合这个地方，但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地方。像华西村、南街村为什么成功啊？华西村因为吴仁宝选举县委书记时落选了，就回到村里当村支部书记，他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有多大呀？从经济学上来讲，流通半径越大，就能优化配置到更多的资源。我们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从省到市到县到乡到村这样一个条块分割的体系，导致村组织在行政体系末端，配置资源能力很低，没有办法去配置村外的资源。吴仁宝担任支部书记，配置资源的流通半径已经超越了他那一个县了，全国能有几个支部书记与他相比呢？所以，在中国这个行政主导的社会，华西村就无疑会超越其他村快速发展起来。
都去学华西村，学得到吗？肯定学不到。吴仁宝是县委书记来担任支部书记，全国有几个县委书记去做村支部书记？乡村发展最需要的就是钱啊，原始资本积累第一桶金在哪里呢？吴仁宝曾经是县委书记的身份，拥有的社会资源足以使他在改革之初能够搞到了不少钢材指标，有了钢材指标一倒卖就发财了，也就有了原始资本积累第一桶金。现在要找这样的第一桶金基本上要靠市场，市场是竞争性的，那时候钢材指标是非竞争性的，学华西村太难了。特别是推行联产承包改革的时候，其他地方都搞分田到户，华西村集体经营就凝聚一个村资源与各自为政的农户进行竞争，规模优势就形成了。如果其他村都不分田到户呢？中央的文件都说了，联产承包改革前，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是一个食品短缺的饥饿时代，是一个无法解决温饱的时代。
都去学南街村，学得到吗？南街村是红色品牌，得到不少掌握有资源的人的支持，其他村再打什么品牌？有谁来支持？南街村贷款就是几十个亿，哪个村能贷得到几十个亿呀？银行可以给全国每个村贷款几十个亿吗？不可能。所以，我们要冷静分析，南街、华西这样搞可以，但都去这样搞，问题就来了。而且有很多搞市场化改革典型的村，比如城市周边有不少的非常富裕村就是市场化的，像中部地区长沙周边很多村都富得流油了，发达地区的富裕村就要远远好于长沙，这些富裕村的数量也远远要高于南街村、华西村这类村的数量。即使是南街村、华西村，没有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大环境，依然按照过去的计划经济，绝无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有人甚至提出，中国工业化战略最终取决于能否建立强大的农村集体经济。我不知道人类历史上有多少国家的工业化战略是靠强大的农村集体经济建立的，但我知道，曾经的苏联模式集体化，就是为了工业化战略而牺牲数亿农民的利益。回顾历史与现实，无论是资本化的名义之下，还是集体化的名义之下，都曾经使无数农民利益被剥夺。我关注到前不久的一个热点事件，就是浙江省18位村干部联名倡议，要求强化集体所有权，提出走华西、南街的集体化之路。我就想到与华中科技大学的长江学者贺雪峰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吴理财教授进行“谁来治理乡村”的对话时，贺雪峰教授提到，浙江的每个地市他几乎都进行过调研，发现只有富人才能当村干部，还都不要工资，为什么呢？当上村干部然后就可以当人大代表，当上人大代表之后就可以跟官员合谋，仅企业免税就不知道多少钱，间接获得的利润一年不低于一百万。我当然不能由此怀疑浙江村干部联名倡议的动机，但我不得不疑虑，如果真的把土地集体所有权强化后集中到乡村治理生态如此状况的浙江村干部手中，能放心吗？我们还是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讲话，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觉得其中之一，就是决不能开历史的倒车。
南街村、华西村成功了就让它成功，我们就承认它，尊重它。而且任何一个村的发展模式成功了，我们都承认它，尊重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搞一个政策，统一去搞一个模式，就会出问题。就像过去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动各个村都去种萝卜，同质竞争，卖给谁呢？所以，农村改革不要搞一个模式，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各个区域、各个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个村庄都不一样，没有必要用一个尺子量到底。因此，对农村改革的把握，中央和省只出台指导性、宏观性、方向性的原则要求，只要能够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维护农村稳定，在不违反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对乡、村全面放权放活，鼓励各个乡、村根据自己的特色优势大胆去探索，实现差异化、多元化发展。
就像扶贫，总书记下了政治任务，目标只有一个，但现实途径肯定要根据各地的情况有不同的选择。在基层我们都知道，大多数农村真正贫困的，就是几种人。
一是懒人。小富靠勤，大富靠命。大富没有这个机会和命运，小富又不勤奋劳动，懒惰，那就只能穷了。
二是病人。因意外大病，使家庭陷入困境。
三是读书人。因为孩子上学读书，特别是多个孩子的，刚交完超生罚款又要交学费，自然就家庭困难。
四是失意人。一些创业者，因市场风险等多方面原因导致经营失败，致贫返乡。
五是弱人。先天能力缺陷，去帮助他学习，他又不识字，体力只是那个体力，有些还是残疾人，怎么培养他的能力呢？不是说要送多少钱去就脱贫了，这不是一个办法。
对这五种人怎么脱贫，每种人要有不同的办法，每个村都要探索不同的模式。迫于中央的军令状，如果搞短期行为肯定会在短期实现目标，但无疑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扶贫的长效机制，避免陷入习近平提醒全党注意的“塔西佗陷阱”。
要建立扶贫的长效机制，就应该全面把握习总书记对于扶贫攻坚这个问题的战略决策，为什么要在2020年完成这个任务？为什么不是这个时间之前也不是之后？我查阅了很多文献，没有人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我觉得需要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会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19年7000多万贫困人口要全部脱贫，这是因为中国获得了百年难得的历史机遇。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代化为扶贫攻坚战奠定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我们在经济上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其次，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为扶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我们在政治上能够统一认识、集中全国力量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再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所催生的共享发展新理念为扶贫攻坚战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共识，我们在社会基础上有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去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最后，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演变为扶贫攻坚战形成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我们在战略机遇上得天时、地利、人和去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但进一步而言，怎么建立扶贫的长效机制呢？比如对先天能力缺陷的，我们就用特别的政策予以保障。明确最低收入水平线，低于最低低收入水平的，用社保来保障，少多少就补多少，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偷懒也罢，赌博也罢，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也是政府的一个基本的职责。最低的生活保障政府兜起来，但要想和那些勤劳致富的人过一样的生活甚至要超过他们的生活水平，就要去勤奋做事，就要去努力干活。那些天天在勤奋劳动的人，生活比靠扶贫过日子的人还差，谁还会去勤奋劳动？社会还有正能量吗？表面上是公平了，正义却没有了。所以，改革的长效化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再出问题将对一个地方、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会留下很大的隐患，甚至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要特别警惕。
三、 农业规模化经营必须探索中国新路
当前农村改革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第二个飞跃”，核心就是如何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作为人多地少这样一个难以改变的基本国情，农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无疑是先天不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基础。所以，中央下决心推进农地改革，实行三权分离，目的就是为了加快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
但习近平总书记同时还有两个基本判断，他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对人口的市民化要有足够的耐心。总书记非常清醒，不要一下子想大跃进全面城镇化，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不可能的，就是百分之八十的市民化，也还有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均耕地面积偏少，对耕地的规模化经营要有足够的耐心。
陈锡文前不久到长沙作报告时讲到，他在阿根廷考察的时候到一个农民家里，这个老头老两口就种了3000英亩相当于中国24000亩地，不由得感叹，在中国是种了半个乡的地了。半个乡是什么意思？中国的一个乡镇大约是5万人口左右，就是5万亩地的样子，种24000亩地就相当于半个乡的耕地了。要在中国搞这样的规模化，一个乡镇两对夫妇就可以种完了，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
但一些装备有现代化头脑的人，照搬经济学那些工业化的理论，来指点农业的江山。一个农业大省就闹出了笑话，居然提出要扶持上千亩规模经营的种粮大户一万户。领导在会议上一讲出来底下就在议论，这不是发神经病吗？全省耕地是多少？人均耕地就大约是0.8亩左右，能够搞几个一千亩的规模？丘陵地带和山区怎么规模经营？即使能够把耕地全部集中规模经营，那么多的农民也即使愿意，可让他们去干嘛？都可以进城就业吗？上千亩规模经营，东北平原可以。而这个省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山地多，又人多地少，上千亩规模经营就明显缺乏省情意识。所以，农业发展必须立足于对地域社会客观实际的全面了解和把握。
那么，规模化经营就不要了吗？陈锡文在这次长沙报告中提出，农业规模化经营有两个关键，一是什么样的土地规模，一是什么样的技术装备。如果土地规模太小，就无法使用最现代的农业技术装备。他在报告中讲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成套农业技术装备，种两三万亩是没问题的，这是为美国农场量身定做的。
就像当年我们的汉字不能输进电脑就有人提出要废除方块字，可今天的汉字已经有了多种的电脑输入法。美国两三万亩规模才能装备现代农机，中国人均一亩三分地，创新了一个模式就创造了农业发展史上的奇迹：跨区域协作服务。比如北方的小麦收割，农业部统一协调，收割机跨地区作业，收割机从河南最南边往北开过去，一直到东北为止，农民不需要购置收割机而是靠社会化服务，使北方的小麦收割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这样的规模化是中国所独有的，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日本的农业是现代农业，但却到中国来学习北方小麦收割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经验。日本农业以小规模经营为主，大多数农户是30亩左右的土地规模，由于国家财政的支持，一家一户的农业机械一应俱全，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农业成本很高，效率很低，缺乏竞争力。所以，日本对内采取农业补贴，对外采取特别的贸易保护，对美国这样的盟国都拒绝放开农产品进口。日本政府为了提高农业效益，提出一个“人地计划”，要把10户人家的地租给一户人家种，要把9户人家的农业机械销毁，这个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而在中国，这么小的耕地经营规模，却使用世界最先进的农机装备，为什么能？我认为，是建立区域合作与协调基础上的社会服务规模化。因此，一是提高农民的合作能力，二是加快形成农业社会服务规模化的体系，来弥补人均耕地规模不足的局限，这是实现中国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不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