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季娅，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说，他是直到1989年才知道她的，我是前几年看了蓝英年先生的《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才知道她是苏联有名的小说家、散文家。
1939至1940年，利季娅写出了反映三十年代大清洗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没有那家出版社肯冒死出版。苏共二十大后，当局开始反思斯大林时期的铁腕政策和“个人崇拜”，利季娅把小说投给了苏联作家出版社。总编看了很高兴，决定立即开印并预付稿酬。谁知没过多长时间，上面就改变了想法：认为文学作品还是要多谈成绩。既然党已经意识到了错误，并给一些镇压错了的人恢复名誉，就不要再揭伤疤了。利季娅被重新请到编辑部，先前那个总编这时判若两人，他说：“我一开始就对您说，您的小说在思想上是有害的。”小说是出版不了了，但利季娅把出版社告到法院，法院让出版社支付了全部稿酬。
利季娅从此知道当局的意图就是让屠杀和镇压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如果及时封住报刊的嘴，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铲除记忆的常见办法是用谎言掩盖现实，实在掩盖不了时，就用某某某代替死者的名字，用“悲惨地中断了自己的生命”代替大镇压时的秘密处决。利季娅决定与这种有计划、有目的的遗忘战斗。她说：“就算不再发表我写的一个字，就算我所呕心沥血的文学构思永远无法实现，也决不允许任何人从我作品中删除牺牲者的姓名和导致他们牺牲的共名。不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休想。”
作家协会一直想整她，却苦于找不到借口。1973年全国的报刊疯了似地攻击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甚至一些她所尊敬的作家和院士也加入到了这些疯狗的行列。利季娅写了一篇戳穿谎言的文章《人民的愤怒》交给了美国之音的记者。作协终于找到了整治她的口实。1974年1月9日她被召到作协大楼会议室，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在这间会议室里被开除的。
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几乎失明，但开会时仍然夹着一摞白纸走进了会议室。一群男女轮番发言，极尽表演之能事。有的对她表示愤怒，结果心脏病复发，昏厥过去；有的说看了她的文章伤心，假装哽咽说不出话来。结论是事先就定好的，无非说她的作品是“反苏、反人民”的。会议一致通过开除了利季娅的作协会籍。她说“克格勃和作家协会是兄弟单位”，其实在极权体制下克格勃的兄弟单位很多，何止作家协会？
好在过了15年，即1989年2月，俄罗斯作协通过决议，撤消了1974年开除利季娅会籍的决议，利季娅又重新成了作协会员。又过了两年，这个用尸骨和眼泪充起来的帝国就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正如西谚所云：正义敌不过权力，权力敌不过时间。利季娅在开除她的会议上用颤抖的手记下的每个人的发言，成了研究极权政治对知识分子灵魂扭曲、瓦解的重要资料。透过这幅作家们为保住官位或巴结权贵，不惜出卖良心，背叛师恩，甚至落井下石的“群丑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极权统治是如何通过每一个软弱而无耻的人来实现它的计划的。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度，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其实是很淡薄的。在一场场我们倍感亲切的发言与会议中，有谁像利季娅一样如史家般严谨地记下当时的每一声泣哭，每一句攻击？秦的焚书坑儒，汉的罢黜百家，明清两季此起彼伏的文字狱当然远了，20世纪下半叶的故事总不会没有人记得了吧？
在多如牛毛的运动中是谁制造了那些骇人听闻的冤狱和流血？不要给我说是“罪恶的时代”，“极左路线”。时代是谁？路线又是由谁制定，通过什么人执行的？他们在哪次会议上有污人清白、揭人隐私的讲演？在哪场批斗中有大打出手、致人死地的壮举？这些导致成千上万人饿死、瘐毙或被抓、被杀的惨剧当初是由什么人签署，事后又有多少人得到了惩处？当我们在各种回忆文章中自觉地为他们隐去姓名，用×××代替时，我们何尝意识到我们自己就是集体谎言和集体遗忘的同谋？
赫尔岑说“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只存在一半的事，后人怎么师法？怎么借鉴？我们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前事连一个完整的记录都没有，怎么能“不忘”？又谈何“师之”？中国人也许是经历的苦难太多，太深了，因而对记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正因为对记忆的恐惧是如此强烈，所以“宠辱皆忘”才被视为一种风度，但这风度提倡得久了，大家就都去追求“皆忘”，而谁也不去问为什么要宠，为什么要辱？于是宠者常宠，辱者常辱；被宠、被辱者也因为“皆忘”而悠然自得；两厢受益，时人谓之“双赢”。
实在忘不掉时，还可以念动另外的符咒：比如“唾面自干”，比如“沉默是金”，比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而这些祖宗的符咒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念起来琅琅上口，但一到现实中就成了段誉的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而且更要命的是，念得久了，大家就都去做缩头乌龟，谁也不想从改变制度、环境上用力。
比如把“卒然临之而不惊”当成一种制胜法宝口传心授时，大家就都去追求“不惊”，而谁也不去问为什么要“卒然临之”？把“无故加之而不怒”写成条幅到处张挂时，大家就都去追求“不怒”，而谁也不去问为什么要“无故加之”？因为大家都不问，所以“卒然临之”、“无故加之”就成了零成本。既然我“卒然临之”你连惊都不惊，“无故加之”你连怒都不怒，那我为什么不把“卒然临之”、“无故加之”常态化、制度化？
其实苏轼的这两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而我们知道，有这一句和没有这一句是完全不一样的。有这一句，就说明先前的忍辱负重是为了后来更大目标的实现；而没有这一句，就纯粹成了自欺欺人。即使真做到了，那又和泥塑木雕有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