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钱仲联、杨明照先生的逝世，老一代学者终于全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人们再一次发出沉重的叹息：完了，最后的大师消失了。

于是九斤老太的名言“一代不如一代”似乎再一次在高校获得了广泛的称誉。——老实说，它已经快要成为一句格言了。九斤老太生前恐怕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否则她会向鲁迅要著作权的版税的。

对于这个现象，人们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时代造成的，现在的人整天数理化，以前的人整天线装书，能比吗？

确实，现代教育制度科目的重心向理工科倾斜，使得此后几代人的国学功底大不如前，这确实是文史哲学者功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我有一个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光文史哲一代不如一代，而且其他社科院系也一代不如一代，尤其是，为什么理工类也感叹一代不如一代？”是啊，理工类也一代不如一代，这是最不可理解的，随着重理轻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们应该一代胜过一代才对。然而不，中国的大学再也没有培养过杨振宁、李政道，也再也没有出现过华罗庚、陈景润。

不可思议，确实不可思议。

在一间著名大学的博士生宿舍里，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某某先生真是圣人啊!你看他对自己的学生多好啊!他对学生的帮助真是不遗余力啊!”

“是啊!”

沉默。所有的人都羡慕得流口水。

突然，有一个花白胡子的博士抬起头，恍然大悟地说：“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你们知道为什么某先生对学生那么好吗？”

“为什么？”

花白胡子一板一眼地：“因为那些学生都是蠢货。”

众人一愣，哄堂大笑：

“哈哈! 酸葡萄酸葡萄! 你这是酸葡萄心理。”

话虽这么说，也引起了众人的反思。大家都想起了学术界的普遍现象：优汰劣胜现象。你要想成功地被学术界接纳，你首先得平庸。

这和传说中的官场何其相似!

如果你不平庸怎么办呢？至少你得比你的导师平庸。如果你不比你的导师平庸呢？那你就得装得很平庸。如果你没有装得平庸怎么办呢？你表现得总有一天会超过导师，你甚至于现在就显得比导师高明？

那你就死路一条。

这就是为什么学界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

(二)

熊庆来慧眼识华罗庚，华罗庚慧眼识陈景润。是啊，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故事啊!我们这个民族的茶余饭后充斥了类似于这样的故事。每个人对这类故事都津津乐道。这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我们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少数人的高尚的品德和极其偶然的发现上。如果高高在上的权威人物没有熊庆来、华罗庚的品德和求贤若渴的动机呢？如果他们没有那偶然的发现呢？于是我们就煞有介事地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也。”

这说明我们的发现人才、保护人才的机制是多么的脆弱。

天才人物真的会自动成功吗？谁都知道,那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一个人只要基因是天才，那么他就一定会是天才的话，那我们就不用谴责文革对文化对文明的摧残了。不管天才地才，用老子的话来说，大器晚成。成材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且其对环境的依赖性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所以对于学术界来说，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发现人才，保护人才的机制，可想而知，是多么的重要。

(三)

我们当然希望“六亿神州尽舜尧”，可惜，最终我们发现，在经历文革十年的“斗私批修”以后，发现人们的“私”不仅没有被批掉，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终于承认，品德高尚以天下为公的人总是极少数，而大部分普通人都是自私的，而且大部分人都是疾贤妒能的。普通人作为普通人生活，有点小毛病并无大碍，反而使人觉得更可爱，可如果这样并不怎么高尚的普通人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那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了。

让我们重温一下发生在一个古代的强盗群落的真实故事吧!

林冲初上梁山泊求职，还带了柴大官人的推荐信，自己又有教授职称，还是长江奖励学者，以为到梁山泊当一个强盗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了。然而王伦不这么想，他想：“我不过是一个落第秀才，本无才学，宋迁杜万又没十分本事，这林冲一来，我等怎么压得他住？”于是决定打发他走路了事。

看看，当强盗都这么难，遑论其他？《三国演义》中有一个情节，是《三国志》等正史里所没有的。那就是著名的周瑜与诸葛亮斗法，周瑜最终因为失败而气死，并发出 “既生瑜何生亮”的哀叹的故事。周瑜因此成为和王伦齐名的疾贤妒能的典型。人们论及此往往觉得这是对历史上真实的周瑜的不公平，是小说里编的。其实，正是从这里，体现了小说对人情世故的深刻考察和对人性的细微体认，这正是小说之所以区别于正史，它所以存在的理由。西方基督教认为人有七宗罪，排在最前面就是骄傲和嫉妒，从某种意义来说，嫉妒可说是人类的原罪。

(四)

中国当今的导师制正是打击优秀、压制异己、扶植平庸的制度来源和保障。

中国现今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还是用的中世纪的作坊制，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导师对学生负有全责，负责原材料的采购和产品的加工出厂的全过程。且不说这样会使学生的眼光尽可能的狭隘，而最可怕的还是导师的近乎无边的权力。在目前的中国，在任何一个领域，在任何一个行当，也不可能有研究生导师这么大的生杀予夺的毫无监督的权力。在这里，甚至于连舆论都是跟着导师走。导师不会有错，叫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剥下导师与学生的关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只看到主人与奴才的关系。而得意门生与失意门生的区别仅仅在于鲁迅的著名概括：一种是做稳了的奴才，一种是想做奴才不得而已。

原因很简单，这一切均来源于研究生导师的几乎无限的而且毫无监督的权力。我们先假定所有的或大部分的导师都是高尚的天下为公的人，于是放心把权力全部交给导师。然而，正如我们前面说的，这种假定是最靠不住的。在这种氛围里，研究生的命运完全控制在导师的手里。导师不满意这个学生，如果这个学生喜欢发怪论呢，可以说他是 “神经病”；如果学生有新观点呢，可以说他“不扎实”；如果学生很扎实呢，可以说他“没创新”。总之，用王朔的话来说，要毁你太容易了。反过来也同样。最可怕的是，论文答辩的能否通过，能否顺利毕业，也全掌握在导师手里.。研究生期间，学生对老师奴颜婢膝，胁肩谄笑，惨不忍睹！老师对学生猜忌刻薄，百般侮辱，莫此为甚！这种野蛮残忍的中世纪导师制维持至今，匪夷所思！

毕业以后呢，无论毁誉你仍逃不出导师的掌心。最简单最常用的方法是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关系给学生毕业求职的学术单位打一个招呼，或者推荐信里，或在各种场合宣扬这个学生桀骜不逊，缺乏合作精神，并且把这个学生的成绩一笔抹杀。可以说，导师可以轻轻松松把自己看不惯的学生置于死地。

同时，现在的高校普遍用一种莫名其妙的所谓“留校”制度，在文史哲，导师采取轮流坐庄的办法来留自己的学生。采取这种办法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办法带来最大弊端是近亲繁殖，那就是学生与导师学术思路过于一致，缺乏广泛的接触，思维局限性太大。其实这只是皮相之谈。

留校制之所以是“一代不如一代”现象的直接根源，最主要的还不是因为近亲繁殖。最主要的还在于导师选择留校的接班人的思维方式的问题。

我们可以承认确有个别导师如熊庆来华罗庚希望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我们也有“苏步青现象”，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大部分导师都是不希望学生超过自己的。谁不愿意自己天下第一？谁愿意一个刚刚认识的不相干的小后生超过自己？

这就是留校的原则和标准：一个“优秀”的、比平均水平稍好、但是比自己稍差的学生，是留校的最佳人选。比别人好，比自己差，这就是一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所有的学术单位，都不约而同地整齐划一地采用这种标准选择学术接班人。

在这样一种制度里，要想一代胜过一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它的结果只有一个，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一代不如一代。而最早采取这种制度的人就一层层地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大师，无可逾越的顶峰。在传说中，在回忆录里，一个又一个宗师道貌岸然，无所不知，聪明睿智，比圣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不仅如此。导师利用手中的权力，还可以轻而易举粉碎比自己强的人的学术梦想。资源在他手里，他一方面贪天之功，自命为人才的导师，人才要向他感恩戴德。一方面他利用各种权力，调动各种关系，把超过他的人置于死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导师=杀人犯。所谓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导师就是这种普遍的嫉妒心理的化为行动的执行者，导师就是那直接的催林的风。

（五）

许纪霖先生有一篇文章《“甘朱事件”的制度性反思》（《中国新闻周刊》190期，2004年8月2日），他指出：“博士培养制度，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欧式的单一导师负责制，考生从一开始就选定某一老师，从一而终。另一种美国式的导师集体负责制，考生考的只是某一专业，由该专业的教授集体指导，最后博士资格通过，再选定论文指导老师。”说得对。“欧式制度，有点像中世纪的收门徒，一对一指导，以心传心。招收学生，依据的是个人口味，考察是否能够培养成特定的‘那一个’。这当然只能由个人说了算，别人无权置啄。虽然导师权力不小，但责任更大。”“美式制度，洞察考生的，与其说是特殊的研究能力，不如说是一般的专业素质。因为是集体决定，必须讲究程序正义。招谁不招谁，由教授们组成的招生委员会，按照事先定下的游戏规则，共同讨论，集体决策。”非常精辟。“这两种博士招生培养制度，哪个更好，难有定论。欧式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风格鲜明，学有所承。美式制度让学生兼收并蓄，视野开阔。但也有各自的缺陷，前者继承有余，开创不足，而后者造就出来的，可能只是符合一般学术规范的庸才。”不过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这个结论其实靠不住。而且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是师傅带徒弟的思维方式。道理很简单，其实一切人都是自学成才的，所谓“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恰恰相反的是，在中国，变形的欧式制度，培养的才是真正的庸才。因为天才是一定要被中国化的欧式制度赋予导师的权力所扼杀的。

许先生还说：“中国过去博士招生有限，博导要由国务院来批，所以采取的是学徒式的欧式制度，导师选拔严格，学生学得认真，相安无事十来年。”

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建国以后的1952年院系调整是中国学术体制的一个重大转折。除了说得很多的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专业调整，还有就是导师制从欧式美式混用到“一边倒”学苏联，全部改用欧式体制。

清华的国学研究院显然用的美式体制。举一个例子：《中国古文法》是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当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指导他撰写论文的导师有两位：一是梁启超，一是赵元任。梁启超对论文的评价很高，在论文的封面写的总评是“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新途径”，文中还有“卓越千古，推倒一时”的评语。与此相反，赵元任是专挑毛病，最严厉的批评是“言有易，言无难”。王力显然超过了赵元任。赵元任面对王力的天才，显然从内心深处产生了要掐死王力的欲望。但是由于还有梁启超，赵元任只好酸溜溜的扔下“说有易，说无难” 的话了事。

“说有易，说无难”这一闷棍可以使人昏厥，但还不至于置人于死地。如果欧式体制，恐怕就难说罗。

（六）

何兆武先生说：“‘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何兆武《何兆武回忆联大七年》）影响学术进步的因素很多，人才的选拔，外部的物质条件，外部的管理，内部的管理，都对学术影响很大。对目前来说，中国学术界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外部的物质条件和外部的管理干预，而已经纯粹是一个内部的管理问题了。问题在于学界内部的学术专制，使学界几乎没有任何学术自由。

现在的学界学术腐败横行，学术水平低下。充斥在主流学术媒介的作品大都人云亦云，毫无创新，面目可憎。真可以说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学界高度的学术专制。一部分权威垄断了学术权力和学术资源，不同的声音就无法出现，即使出现了也进入不了主流媒介，人们也无法听到。权威们利用权力扶植亲信，排斥异己，打击新锐，压制言论，对不顺眼的小人物残酷迫害，围追堵截，穷追猛打。他们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为所欲为。

那么，面对学术界这么严重恶劣的形势，我们该怎么办呢？

（七）

我认为，中国当前应尽快摈弃那种几千年不变的专制思维，把学术体制的核心——师徒制民主化，改为导师集体负责制。

导师集体负责制，即由多位学者组成导师组，负责一批学生的招生培养和毕业，有多方面的好处。由于是集体负责，权力分散，互相监督，在招生上腐败，权利交易的现象可以从根本上遏绝。在学生培养上，对学生中的中才而言，他可以开阔眼界，调整自己的方法和思路，广收博取，扬长弃短。对学生中的天才而言，就能有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而不用忌讳来自嫉妒或者不理解的压制。在学生的毕业上，同样由于权力分散，互相监督，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的杜绝徇私舞弊，为不合格者大开绿灯。一方面，天才学生又不至于由于导师的嫉妒而遭扼杀。这样学生质量一定会大幅度的提高。

还不仅如此。

采用导师集体负责制，还可以解决学界权力集中，资源垄断，学术专制的根本问题。学霸学阀控制学术界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自己的门生弟子进行控制。打击异己，培植亲信，然后这些亲信又被安插进各个要害部门。学术界就这样，被少数学霸逐渐控制，成了他们的私家花园，学术腐败也就顺理成章了。

好的制度激发人性的善，恶的制度激发人性的恶。采用导师集体负责制，既可以保护人才，又可以成全导师的道德文章，还可以防止学术专制，遏制学术腐败。中国未来学术之成败，在此一举。

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