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年。这一年，严复五十九岁了。中国人从来就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严复确实觉得到了晚年了。年初，他被朝廷授予海军部一等参谋官，也算对他毕生的职业生涯有个圆满的交代了。此外，严复还是资政院议员，还是学部名词馆、币制局、中央教育会等处兼职或兼差，严复功成名就，是真正的社会贤达，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然而就在这一年，严复和中国人却遇到了巨大的政治变动，统治中国两百六十八年的大清王朝面临巨大的政治危机。
老牌君宪主义者
严复是老牌的君宪主义者，他始终认为革命、共和、民主等，都是理论上的虚构，并不是历史的或现实的。革命党人所鼓吹的民族主义，其实只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无法拯救中国，反而会将中国拖到一个无底深渊。严复强调，中国国情确实具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听任种族主义敌对情绪走向极端，那么不仅当政的满洲人没有办法抵抗，甚至毫无防卫的力量，即便是蒙古、新疆、西藏等周边族群都很难找到归宿，他们无法与纯粹的汉人一道组织一个广袤的无法驾驭的共和国家，因为这里有种族仇视、仇杀以及感情、习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异与障碍。严复预感，当中国不得不进入共和国家时，周边族群的可能出路就是将广袤地域和众多人民转投某一大国而独立。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这就不是中国的出路，而是中国的灾难，是中国的毁灭。
不幸的是，中国政治发展沿着严复预言反向运动，革命，到了1911年却成了重要选项。对于这一点，严复并没有刻意攻击革命党和孙中山，他认为君宪主义危机发生和排满主义强盛，其主要根源在于满洲贵族的无能和自私。
根据严复分析，君宪主义之所以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不久陷入危机，之所以发生武昌起义和全国响应，第一因为摄政王及其大臣极端无能；第二因为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给老百姓头脑中带来了无数偏见和误解；第三因为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酿已久；第四因为在那之前几年间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的恐慌和各口岸的信贷紧缩。
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在严复看来是第一条，是摄政王及其大臣自私和无能。严复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国和日本人建议组建一支现代化军队是对的，将权力尽可能收归皇室收归中央也不算太错，只是满洲王公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没有从国家根本利益考量，而带有非常自私的倾向。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编军队，不是将这支军队改造成国防军，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卫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摄政王自封为大元帅，让他的一个兄弟统帅陆军，让另一个弟弟统帅海军，摄政王天真以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汉人叛逆子民。摄政王做梦也没有想到，恰是自己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不是自己的，反而转向猛烈地反对自己。摄政王不知道，这支技术上强大的新军，早已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宣传瓦解了。
尽管如此，严复依然认为，只要谨慎操作，君宪主义成功的几率依然巨大，但是倒霉的盛宣怀，和他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为各地不满民众提供了口实和机会。要是朝廷知道如何对付四川民众，事情或许好办些。而清廷除了懦弱、自相矛盾外无所作为，结果导致四川暴乱。革命党人那时在为各省咨议局的联合而工作，并在新军中加强了活动，于是军人哗变，武昌失守。
军人的介入使问题的处理百倍困难。前往武昌镇压哗变的新军敢于第一次起而抗争，宣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暗示自己与南方新军是同种同族。北方的军队也杀机毕露，发动兵谏，种族主义简直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王，霎时间将悉心经营两百多年的帝国推向绝境。
一个不祥预言
在军队压制下，清廷被迫退让，10月30日下诏罪己，发誓永远忠于、服从即将召集的国会，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宣布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订，并将被无条件接受。
这三条宣布太重要了，但确实太晚了。严复非常遗憾也非常痛心地表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中任何一条，中国历史都不会这样发展下去，清帝国依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然而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所谓宪法十九信条在严复看来根本不是宪法，这不过是将专制政权从皇帝手里转移到国会，根本无法给中国带来持久稳固，因而不是进步。
对于清廷空前政治危机，作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主要担心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积累和训练。严复指出，按目前情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像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三十年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共和国曾被几个轻率的革命者如孙中山和其他人竭力倡导过，但为任何稍有常识的人所不取。根据文明进化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当然，严复也强调，即便保留帝制形态，也应该使新帝制较旧帝制结构更灵活，更能适应环境变化，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
历史当然没有按照严复的期待方向走，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清廷迟迟拿不出实质性让步方案，皇族和满洲贵族不愿按照君主立宪原则分享权力，于是南方独立各省不断加码，不断施压，中国走上民主共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形下，严复认为，中国如果就此强行进行共和体制，那么必然会引发一轮持久的边疆危机，边疆危机还可能引发大规模种族复仇，冤冤相报，极可能对中国未来发生极为深远的负面影响。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不能不承认严复的这个判断太具先见之明了。
按照严复期待，武昌起义发生，南方各省独立后，大家都应该创造条件让交战双方坐下来谈判，让各方力量都在人道和“世界公益”的立场上，提出友好建议，达成和解，适可而止，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双赢共赢，至少不能一家绝对输。否则中国就会因这场革命走向瓦解、走向崩溃。
严复认为，中国此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族国家，环绕在中国周边的那些部落族群在文化上还没有做好与汉人融为一体的准备，中国此时如果一定要构建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家，那么就要有这些周边族群脱离中原的心理准备，就要承担起这个巨大损失。
为什么会这样呢？严复强调，大清王朝创建者满洲人原本就是周边一个少数族群，对中原汉人来说，确实有点儿别扭。但，大清王朝在过去两百年开疆拓土，使所谓原来的中国疆域极大拓展，蒙古、准格尔等周边族群渐渐开始或已内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周边族群内附是这些族群领导人对满洲贵族最高层的认同，并不是对所谓中国文明的认同和接受，因此如果听任革命党种族敌对情绪走向极端，那么满洲人确实毫无防卫能力，但是，只认同满洲人的蒙古、准格尔等等又将以何处为归宿？他们会同纯粹汉人一道组成一个广袤的难于驾驭的共和国吗？
为国事奔走
严复发出上述怀疑在1911年11月7日，此时南北和谈还没有开始。然，此后局势发展，又被严复不幸而言中。
滦州兵谏发生后，清廷下诏罪己，宣布改革，重回君宪，袁世凯受命筹组责任内阁取代皇族内阁，时局因此而生变，和平可期。
11月16日，面貌一新的专家型内阁名单发布，皇族、皇室成员均退出，国内外都对中国寄予新的期待，相信袁世凯一定能扭转大势，劝说清廷继续前行，一个全新的君主立宪体制一定能很快建立起来。
政治上的曙光引起了严复的关注。在过去一个月，风信极恶，南方各省相继独立，资政院民选议员鸟兽散。在这个时候，为安全起见，严复随着人潮离开了北京，逃往天津。现在形势好了，资政院恢复工作了，严复也在这个时候回到北京。
新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是严复的老朋友。12月2日，袁世凯召见严复，听取老朋友对时局的高论。严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出这样几点建议：
一、一定要竭尽全力阻止皇室离开北京，前往热河，以为如此无助于形势好转，反而徒生困难。皇室还是中国政治的中心，是人心凝聚处；
二、新政府要加大信息透明度，尽快适应信息自由社会环境，主动将政府计划告诉报界、告诉人民。信息的充分发布有助于缓解社会冲突，有助于让许多误解消失无痕；
三、新政府要最大限度罗致人才，尤其是流亡海外的梁启超这样的人才应尽快罗致到京；
四、要收拾人心，重振人民的信心。这件事现在由皇室去做可能迟了，但在内阁在政府还为时不晚；
五、严复建议袁世凯政府尽快宣布一些革新措施一新耳目，比如废除太监制，废除跪拜礼等，可能都是当务之急。
严复这些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袁世凯认同，并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严复很快被征召为南北议和政府代表团“各省代表”，与唐绍仪、杨士琦、严修、傅增湘、章宗祥、张国淦等议和成员一起于12月9日南下武昌，参与谈判。
登车伊始，代表团领队唐绍仪就剪掉了标志着清朝顺民的打辫子。而严复直至到上海与南方党人见面，都依然留着这个标志。唐绍仪的行动被舆论界解读为比较进步，识时务识大体，倾向于共和民主；而严复的坚持，在老朋友郑孝胥看来，明显表示“不主共和”，不事新朝，依然坚守君主立宪政治立场。
袁世凯邀请严复参与议和谈判，除了严复政治态度和资历外，可能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严复与黎元洪有着不一样的师徒情谊。黎元洪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是严复的学生。基于这层关系，严复一行抵达汉口后，遂于12日下午与唐绍仪等渡江，前往武昌与黎元洪等人会面，劝说黎元洪重回君宪，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
严复等人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
对于黎元洪的反建议，严复感同身受。他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宪法约束；尽量使新帝制结构富于弹性，比较灵活，能够比较容易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可以迫使幼帝逊位，由议会、皇室详加讨论，遴选一个成年皇室成员接替幼主。
对严复等人的劝说与建议，黎元洪等表示相当认同，清醒知道现在的中国已严重分裂，如不及早了结，中华即便不会迅速亡国，也是一场大灾难。所以，黎元洪等人在谈判时虽有辩争，却无骄嚣之气，而有忧深虑远之机。这是严复等人的一直观察。
黎元洪在与严复、唐绍仪会晤时，虽然没有明白确认重回君宪，但根据严复感觉，察其语气，重回君宪在黎元洪那里并非不可商量，并非毫无回旋可能，只是黎元洪和南方党人在具体条件上还有一些想法，以为如果继续保持君主立宪体制，那么在内阁构成上就要有更加周密的考虑。
至于共和民主问题，黎元洪等南方党人也向严复等作了解释，严复等人回应说共和民主这些制度或许是个好制度，但可能与中国目前情形不合，与国民程度不合。对这些解释，革命党人当然不愿承认。假如一定要走向共和，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那么究竟应该由谁去承担共和国总统大任呢？党人则坦然以袁世凯对。他们宁愿要袁世凯当总统成立新国家，以民主宪纲约束袁世凯，不愿以君主而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以为如此，袁世凯将来势必坐大，未来更不可收拾。
根据严复的记录，黎元洪等人在同意重回君宪时，格外重视究竟怎样才能保证重回君宪后不被朝廷继续糊弄，而且朝廷特别是袁世凯政府必须对未来政治架构有个承诺，无论如何不能事平日久，复成专制，必须要有制度保障。还有，鉴于朝廷累次失信于民，那么这一次好不容易闹到现在了，必须有什么办法担保朝廷不能再失信，更不能秋后算账。
重回君宪主义露出了曙光，和平解决武昌事变的前景越来越明朗。不过，这个看法只是黎元洪和湖北方面的，至于南方其他派别，尤其是革命党人控制的上海，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要求也很难预测。
鉴于武汉的谈判只能这样，而更多南方代表都已前往上海了，再加上南方谈判代表伍廷芳在上海，东南大佬张謇、赵凤昌等也无法前往武汉，所以南北和谈迅即转往上海。12月18日，南北双方代表在那里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严复随代表团到了上海，只是在第一次会议后，就因事返回北京。在上海这个短暂时间里，严复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中国未来政治架构的基本看法，以为中国只有坚守君主立宪这条路才有希望，共和政体不合乎中国，至少在目前看来如此。严复的理由是，清廷尽管很腐败很无能，但是清廷未必如批判者所说的那样坏，“今日政府未必如桀”，而革命党人虽然有高远理想，共和民主也是那么诱人，但是“革党未必如汤”。中国的出路不在遇到目前这样一点困难就绕道转向，君主立宪政治架构已经探索十多年了，是国人共识，应该给个机会尝试一次。
形势比人强。12月25日，严复离开上海返回北京。几天后，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紧接着，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坦然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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