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以《义乌为数千名战乱国民众办暂住证 国人莫要误解》为题首发于观察者网，这里是原稿全文。
正文：
“数千名战乱国家民众来华生活浙江义乌发暂住证”——就在昨天，这条消息横扫全国几乎所有主要网站，在全国各地众多读者中引发广泛关注。毫无疑问，读者广泛关注这条消息，表明中国社会大众总体上保持着正常的人性与价值观，没有也不会被欧洲流行的“白左”思维忽悠而重蹈欧洲难民危机之覆辙；但具体就义乌外国人这件事而言，社会上的众多解读绝大多数属于误解，公众大可不必担心中国边防在义乌失控。
须知，中国不接纳外国难民，也从未签署加入相关国际条约，到义乌的外国人，无论是否申请了暂住证，没有难民，很少有单纯的旅游者，基本上都是商人，都是到义乌这个世界小商品之都来寻找机会的商人。而且，中国在授予国籍方面不实行欧美一些国家的属地主义（即在哪国出生就自动获得哪国国籍），而是始终一贯坚决奉行属人主义（即父母是中国人才能获得中国国籍），对发放外国人暂住证、永久居留证等也非常慎重，只要我们不被某些主张忽悠，在可预见的未来，不至于出现德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那样外国移民和难民危机。
这条消息之所以在全社会引发如此强烈反响，关键原因是涉及伊拉克、也门、叙利亚、阿富汗、马里等战乱国家和穆斯林国家。这条报道称，义乌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该市2016年共向9675名外国人发放了暂住证，比去年增加17%，其中近半数以上来自伊拉克、也门、叙利亚、阿富汗等饱受战乱的国家，其中伊拉克是去年向义乌申请暂住证最多的国家。就普通民众而言，面对世界各地几乎无日无之的暴恐和骚乱新闻，2015年以来又见识了欧洲难民乱象，对相关国家和地区产生警觉，这是正常反应，但根据我的了解，我认为可以相信国家和义乌当地相关部门对此问题的管理。
首先，根据我数年来从义乌有关部门同志处了解的情况，在义乌较长时间居留的外国人中最多的是韩国人，并不是来自穆斯林国家的人；去年一年的增量与多年形成的总体存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只是韩国等东亚国家商人已经完全融入义乌当地生活而难以辨识，欧美商人生活方式也与义乌当地没有太大差别，西亚北非商人则因人种、服饰、生活方式不同而在义乌外商中非常显眼。
其次，毋庸讳言，西亚北非国家中有很多长期深陷社会动荡乃至战乱无法自拔，以至于对这一地带又被称作“伊斯兰动荡之弧”，但我国相关管理部门对来自高风险国家的签证申请实施了更严格的管理，不管这种风险是恐怖主义还是来华之后非法居留、欺诈。没有公开大张旗鼓广而告之，不等于相关政策措施不存在。
第三，根据数年来我的观察与接触了解，义乌当地相关管理部门的同志对跨境人口流动及相关问题总体上一直勇于正视，积极主动探索制定实施相应管理措施，较少受社会公众诟病的某方面政策掣肘，与国内某些地方讳疾忌医、甚至积极制造风险的做派大不一样。而且，多年来商务部、外交部一直派有干部在义乌挂职担任副市长，也为义乌积极主动探索、不断发展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实现趋利避害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方面，某些人声称的“义乌清真大寺”称呼是错误的，因为义乌市政府批准的定性始终是“临时宗教活动场所”。曾经有人挂出了“义乌清真大寺”的牌子，很快就被当地政府方面发现并下令摘下。对宗教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苗头，无论当事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当地警方一直盯得很紧，一旦发现，上报、批复、处理都相当迅速。对此，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对罩袍、面纱等原教旨主义宗教服饰问题，义乌当地警方和其它部门一直密切关注，我前两年去义乌时就得知他们在酝酿制定公共场所禁止此类服饰的地方法规，义乌警方在公共场所告诫外国人尊重中国文化风俗、勿穿戴罩袍面纱的告示牌照片也已在网上广泛流传。
对于暴恐、三股势力问题，从中央到义乌当地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一直高度关注，打击力度强大，措施得力，成绩优秀，相信公众日后了解之后会给予好评。
第四，对来到义乌和申请了居留的战乱国家客商，我们应当有客观、冷静的认识，要充分发挥他们的商业才干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服务，也让他们能够在义乌、在中国享受和追求现代文明生活。
从也门到伊拉克、叙利亚等国，这些位于“伊斯兰动荡之弧”上的国家战乱，不等于缺少有商业才能的国民。也门多年来被视为全世界极端主义最盛行的重灾区之一，但也是拥有两千多年商业传统的国家。这个国家古代在西亚北非号称“幸福地区”、“绿茵地带”，诞生了最早的阿拉伯国家麦因（西元前8世纪至西元前3世纪）和赛伯邑王国（西元前750年—西元前115年），埃及吉赛地区和希腊迭洛斯岛都发掘出了麦因商人留下的铭文，商业税早早就与农业税并驾齐驱成为麦因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赛伯邑人更被誉为“南海腓尼基人”，长期独占了南海（阿拉伯半岛以南海域）贸易，还开发了也门与叙利亚之间的陆路贸易线路。直到现在，麦因人和赛伯邑人留下的商业传统仍然不断发扬光大，以至于来自也门东部哈德拉毛省的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奥萨马·本·拉登家族就是起源于也门哈德拉毛省，尽管拉登以“恐怖大亨”身份而闻名世界，但他和他的家族首先是在沙特阿拉伯和欧美市场闯出了一片天空的成功巨商，而拉登得以成功经营基地组织多年，也是建立在其商业成功基础之上。
在义乌的阿拉伯商人中，为什么较多来自上述战乱国家而不是相对和平稳定的海湾君主国？这是因为海湾君主国国民享受的福利水平太高，眼界太高，即使自己经商也看不上义乌经营的小商品，反而是在海湾君主国的战乱国家国民看到了这个机会，也有相应的资本积累率先发掘、启动这个市场。也门人是首先发掘义乌机会的阿拉伯商人，在新世纪之初启动的初级产品牛市中，一批在沙特阿拉伯谋生的也门人敏锐地觉察到当地收入和消费开始急剧膨胀的潜力，便甩掉建筑工人的帽子，前往中国，最后在义乌落足，用义乌市场上取之不尽的廉价商品横扫阿拉伯市场，大发利市，巴勒斯坦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随之跟进，把义乌小商品推销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这样一来，他们在义乌阿拉伯商人中占多数，实不足为奇。
就总体而言，根据我的了解，在义乌的发展中国家商人中，这些阿拉伯商人属于生意规模较大的。一家阿拉伯客商一次订货三四个、甚至更多集装箱，并不少见；非洲客商中则有20多家合起来拼一集装箱货的。
与此同时，从亲眼目睹，到这两三年来当地同志介绍，我也知道一些义乌外国穆斯林侨商如何享受、追求中国自由开放的现代文明生活，即使那些长须长袍貌似宗教神职人员者也不例外。正是基于这些了解，我才认定某些地方借口“吸引外国穆斯林商人”而创建“清真生活环境”在商业上南辕北辙，在政治上危险。
“数千名战乱国家民众来华生活浙江义乌发暂住证”消息在全国各地读者中引起轩然大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公众对暴恐威胁、三股势力渗透日益警惕，有关部门完全应当理解，并借此鞭策自己不断改进工作，而公众也应该避免误解。
在这个问题上，我自觉还比较适合化解公众误解，因为我十年前就意识到了开放经济对国家安全、国家政治统一的冲击等问题，并在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顶着风险开始，克服重重阻力、甚至冒着政治上粉身碎骨的风险发表了一系列事后被证实为有预见性的文章，跨境人口流动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为此我至迟从2011年开始就遭受了三股势力分子的多次暴力围攻、关键时刻的背后捅刀诬陷，直至斩首威胁。
2007年我就在《略论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原则性问题》一文中提出要警惕无节制的对外开放可能对国家政治统一构成威胁，主张确保以下几点原则：对内开放优先于对外开放；对内开放程度必须远远高于对外开放；边疆地区的对外开放不能是对特定外国的开放，而应当是对所有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开放。此文公开版节选本后来以《“扩大开放”内涵应与时俱进》发表于《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7期（2008年2月19日）。
2007年起，我就开始写作《国际人口流动对社会治安与国家政治统一的冲击》，写好初稿之后不断修订，最后以《当前我国跨境人口流动的风险与挑战》为题刊发于《学术前沿》杂志2014年8月（下），其中已经分析了义乌跨境人口流动中潜藏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预见性也已经被一年之后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所证实，而2012年从这篇论文中摘选出来的《外来居民挑战与背叛中国政府的历史教训》一文一经发表，就被某著名学者扣上“种族主义”等等大帽子。
2016年末，我在《战略与管理》发表论文《主体民众抛弃政权现象及其警示》。
……
基于这些，我自信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资格为化解公众误解发声，而不至于沾上“为利益集团代言”嫌疑，希望公众了解义乌的情况和有关部门多年来坚持不懈的警戒、努力。
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城市，万商云集才是兴旺气象，对义乌这样的商贸城市而言，人气更是生死攸关；我们摒弃天真白左小清新思维，但我们应该欢迎合法商人来华。我们警惕防范破坏性势力，不等于我们就不能在“和而不同”基础上与别人和平共处。
从更大历史跨度上考察，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原则之一就是倡行王道，反对霸道；这种王道原则落实到个人身上，体现为中国文化传统格外强调个人自省、自律；落实到国家民族主体上，在对外交往中的体现就是主张在强大国力基础上，在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实行体恤远人、怀柔外邦、化育蛮夷的仁政，恩威相济，创造和不断改善友善的环境，使得外人在深感中国国势强大的前提下，又切身体会到中国王道所赐予的恩惠，以形成并强化中国对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感召力，加强外邦、远人对中国的向心力，“怀德畏威”，最终形成“四海宾服”、“万国来朝”的局面，即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而这也正是历代中国王朝梦寐以求的盛世标志之一。从汉唐至清王朝，但凡统一的盛大王朝，无不将“柔远能迩”视为“盛化之嘉谟”，在涉及对外关系、包括对西方贸易关系的奏章和谕旨中，充满了“怀柔远人”、“惠泽远商”之类文句，关注保护来华外商生命财产安全，合理规划其税负，约束本国商民的不规范、不诚信行为，为来华外商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即使通常被认为奉行“闭关锁国”对外政策的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的近二百年自主决策时期，其全面限制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指导思想固然错误，但在有限的通商口岸仍然非常重视给中外商人创造良好商业环境，特别是在安全、商业问题上给予外商平等、友善的待遇。既然如此，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
（2017.4.26，仅代表个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