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的一个上午，由于有难民闯入英法之间的加莱隧道，我被困在伦敦的国王十字火车站。出于安全的考虑，所有火车全部断电，以防闯入者触电发生意外，直至中午火车才恢复运行。在这一周，试图通过加莱隧道进入英国的非法移民达数千人次，并且已有数十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英国内政部数据显示，在2014～2015年度，英国边境部队与法国当局联手堵截了3.9万人次企图闯入加莱隧道的非法移民，较去年增长了一倍以上。随即在《星期天电讯报》上，英国内政大臣和法国内政部长共同表示，目前在英法加莱隧道附近的偷渡问题是“全球移民危机”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移民问题研究者，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媒体中越来越多提到的“难民危机”对欧洲人生活的影响。
随着更多的难民涌入欧洲，意外事件也愈发频繁地发生。8月27日，奥地利和匈牙利边境高速公路发生了致使71名难民窒息身亡的“卡车偷渡惨案”。9月2日，年仅3岁的叙利亚小难民艾兰•库尔迪溺亡土耳其海岸，随着照片被各大社交媒体频繁转发，全欧洲人的同情心几乎同时被唤醒。一时间舆论纷纷转向谴责政府此前对难民问题的消极应对，于是不仅各国政府纷纷表态将积极援助，欧洲议会也于17日紧急投票通过由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项12万难民转移安置计划。
与此同时，“难民危机”一夜之间席卷了各国媒体的头版头条。就在整个欧洲舆论一致表现出对于难民的同情与欢迎之时，国内媒体却表现出对欧洲处理“难民危机”方式的各种质疑，认为这将给难民接收国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更有甚者，竟将此看作是一个移民欧洲的捷径。由于目前对于欧洲难民的报道与研究，缺少定性的、微观的、针对具体个案的分析与讨论，使得难民在舆论中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符号化与脸谱化的特征，因而本文希望通过笔者在欧洲的一些实地观察，结合对移民群体若干常见误解的说明，呈现出一个对于欧洲难民危机的更为清晰的认识。
“马克西米里安公园难民营”的故事
比利时布鲁塞尔是欧盟总部所在，也是欧洲各国外来移民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高达62%）。在位于布鲁塞尔北站附近世贸中心大厦群内的比利时移民局，楼下有一座名为马克西米里安（Maximilien）的小公园，在此次“难民危机”中也收纳了大量的“难民”。由于移民局每天只受理250份难民申请，所以这些被官方称为“寻求庇护者”（asylum seeker）的难民每天早上都要在大楼西侧的入口处排着长龙等待提交申请。而在其申请被受理之前，寻求庇护者是无法获得相关的福利支持的，只能使用移民局设在世贸大楼内的床位过夜，早上八点就需离开。9月2日，艾兰•库尔迪溺亡照片引发热议之后，几个比利时的民间组织不满政府应对难民问题的拖沓，与一些志愿者迅速成立了一个为寻求庇护者提供帮助的公民运动平台，以马克西米里安公园为基地，为不同国籍、年龄与性别的寻求庇护者提供饮食、医疗、住宿、语言培训、娱乐活动和心理支持等服务。
整个马克西米里安公园营地以公园中心的球场为核心，周围散布着400多顶大小不一的帐篷，这些帐篷都是由布鲁塞尔当地的慈善机构捐赠而来。营地入口处悬挂着英阿双语的“欢迎难民”的大幅标语，并有几个大帐篷组成的接待中心，为新来的难民提供阿拉伯语及英语的信息咨询。接待中心的对面是一个简易的厨房，这里是整个营地里最为热闹的地方，每到饭点可以为300多人提供免费的肉、菜和面包。除了定点供应的热食外，有一些布鲁塞尔本地市民会带一些自制的食品送到厨房来，供难民免费食用。营地中另外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是语言学校，由于英语并非比利时的官方语言，难民未来生活中必须使用法语或者荷兰语，因此这种培训很受欢迎。原来安排的教室已经满员，难民们正准备换到一个更大的帐篷里去上课。在这里，各方捐助的物资被集中管理起来，供难民有序地自行选择。营地的运行都是由志愿者与难民共同负责的。在笔者首次探访期间，看到志愿者正与难民用废弃的木箱制作桌子，隔天这些简易的木桌子已经成为食堂的餐桌了。
然而，这一自发形成的“马克西米里安公园难民营”并未能持续太久。10月5日，营地被比利时政府要求关闭，在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它已经接待了近5000名新到来的寻求庇护者，而9月份新注册登记的布鲁塞尔寻求庇护者人数则为5472人。营地被关闭后，大部分来自叙利亚与阿富汗的寻求庇护者都搬进了政府提供的世贸中心大厦的收容所内，组织公园难民营的民间组织也转到大厦内继续为难民提供心理和法律咨询，及医疗援助、洗衣服务等。随着寻求庇护者人数的不断增加，目前比利时政府已经增加开放了第三处夜间收容所，但仍无法满足需求，尚有50多人只能在街头露宿。此外，并非所有的难民都搬入了政府提供的大厦内，还有将近100人继续留守在公园的帐篷里不愿离开。他们即是所谓的“无证移民”（sans-papiers），大多数是曾经多次提交过难民申请，但未获得难民身份的人。严格来说他们应被遣送回母国，但却仍然长期滞留，所以无法和新来的寻求庇护者一样获得政府提供的免费住宿。事实上，他们才是马克西米里安公园内真正的住户。
“移民”潮？“难民”潮？
持续滞留在马克西米里安公园内的“无证移民”，是欧盟的移民政策中，长期以来对于“难民”（refugees）与“经济移民”（economic migrants）区别对待的具体体现。对于当前这次波及整个欧洲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究竟是称呼其为“移民潮”还是“难民潮”一直争论不断。BBC等西方媒体长期使用“移民”这一相对中性的概念来描述，而半岛电视台则强调：“移民这个字眼已经不足以描绘在地中海地区发生的悲剧了。”“移民”这个词汇在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其含义已经开始衍变，与素来使用习惯中的定义有所不同——它开始成为一个负面的贬义的用语，不仅显得不近人情，也将移民人群区隔开来，成为了一个剥夺受难者声音的字眼。此外，对于移民还是难民的问题，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也曾指出：“绝大部分抵达欧洲的移民并非难民，他们不过是想来寻求更好的生活，由于只想要‘德国生活’，而拒绝留在首先抵达的安全国家。”而联合国难民署则认为今年等候在意大利或者希腊边境的大部分人都来自战乱国家，是毋庸置疑的难民，因而对于他们，国际保护是必要的。但同时他们也不否认其中一小部分来自其他地区的人企图借难民的名义混入欧洲，用移民来形容这群人则更为准确。对于使用“移民”还是“难民”来定义目前流入欧洲的人群，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分类问题，不同的概念决定了在接收国遭受的待遇，也决定了他们是可以合法停留还是会被遣送回国。任何国家都有权驱逐那些没有合法证件的移民，而根据1951年的《日内瓦公约》及其他联合国相关条约，国际难民有权寻求基本保护，也就是说到欧洲的难民即刻可以申请政治避难， 在这一时期内，接收国无法将难民遣送回母国。因而，在3岁的艾兰•库尔迪溺亡照片被广泛传播前，许多欧洲政治家更喜欢把目前逃往欧洲大陆的人们称为“移民”或“经济移民”，以此回避政府对“难民”应承担的责任。
日常用语中，“移民”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指人口在空间上流动的现象，或是从甲地迁移到较远的乙地定居的人。 从移民研究的角度而言，在现代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下，移民现象则可分为国内移民及跨国移民，而在此基础上，为了寻求更优的经济福利而选择移民到另一个国家的人则被称为“经济移民”；而“难民”则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移民群体，主要指为了逃避战争或者迫害而被迫离开自己世居地的移民。在两次世界大战过后，难民的概念开始与民族国家与领土边界紧密结合，并通过联合国公约与其他相关法律的界定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概念。1951年7月28日，联合国会议在日内瓦通过《难民地位公约》（通常被称为“日内瓦公约”），其初始目的仅在于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区的难民保护，并不适用于1951年1月1日以后的难民，欧洲地区之外的难民亦不被包括在内。但鉴于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地区冲突依旧不断，难民问题已逐渐扩大为全球共同面临的议题，因此联合国在1966年11月18日通过有关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取消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将原公约的所指范围扩大至全球并适用至今。根据《难民地位公约》，“难民”这一词被认为可应用在所有因种族、宗教、国籍，或由于参与的社会组织，或持有的政治立场而受到迫害，因安全疑虑，无法依靠所属国家的保护，而离开所属国的人群；此外，没有国籍，或因为安全问题无法返回原居留地的人，亦包括在内。到2005年下半年，191个联合国成员国中有146个加入了这个由联合国难民专员办事处促进和监督的国际机制。在欧洲，《都柏林第三公约》阐述了28个欧盟成员国及4个非欧盟成员国（冰岛、挪威、瑞士与列支敦士登）之间对接收难民的责任及协调机制，指定了签约欧洲国家对难民在《日内瓦公约》的规程下寻求政治避难的申请流程。其规定，对于寻求在欧盟国家避难的非申根签约国人员，其首先进入的欧盟国家必须为其提供住所并处理避难申请。为了便于接收国管理和限制难民的流动，申请者需要停留在进入欧盟的第一个国家，一旦进入第二个国家，将会被遣返至入境国。这是前文所述匈牙利总理言论的背景，亦是9月初匈牙利曾阻止大批难民乘火车西行前往德国的主要原因。
基于以上各项条约及相关国际法律的界定，“难民”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由具体的民族国家来认定的专属的法律状态：并非人人都可以宣称自己为难民，难民的身份是需由联合国或者庇护国确认的。因而如同马克西米里安公园难民营里那些正在等待被比利时政府确定为难民的人，只能称之为“寻求庇护者”（asylum seeker）。寻求庇护者是指逃离母国，暂时还未被接收国确定获得难民身份的人，但由于国内学界及媒体较少有关于难民的讨论，所以这一分类并不为人所熟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官员也曾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因而非常有必要区分为寻求更佳经济机遇的移民与那些需要保护的国际难民，以将有限的资源用于真正有需要的难民身上。然而，由于这些更加清晰的分类可能使移民流入国面临更加艰巨的安置责任，因而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拒绝做出这样的区分，使寻求庇护者经常被描绘成非法移民甚至潜在的恐怖分子与罪犯，而不是有资格享有避难所、逃离迫害的难民，这种心态在此次的难民危机中亦可见一斑。
对于这次涌入欧洲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不少中文媒体使用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的描述，用以强调此次欧洲内部人口流动数量之巨。但事实上仅就欧洲近代史而言，类似的大规模移民潮在二战之后至少就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移民群体以欧洲国家殖民地宗主国回迁的人民和殖民地本土移民为主，形成了一股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移民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1975年，在西欧大约有700～850万来自殖民地国家的移民，仅法国就接纳了大约100万外国移民。这些移民对西欧国家经济的恢复重建以及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低廉的劳动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源于国家经济和社会重建的需求，英、法、德等国面对战争带来的劳动力缺乏等问题，相继与其他国家签署引进劳工协议或双边协议，大量地从土耳其、摩洛哥等邻国引进劳工。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1973年，欧洲形成了以招募外国劳工为主要特征的工作移民潮。譬如基于1964年比利时与土耳其所签订的“客居工人计划”（Guest worker program），比利时允许土耳其居民到比利时暂时居住，并从事低技术农业、工业或家政工作，契约期满就需返回母国。今年是该计划执行后的50周年，据官方统计，目前有大约23万来自土耳其中部和西部乡村地区的居民仍然居住在比利时。而德国方面，共有1400万外国人通过客居工人计划来到德国,期满后虽有1100万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但仍有300万人留在了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在冷战体制的背景下，来自于原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形成以避难为主要特征的移民潮，这一时期的移民正是以难民的身份（政治难民、经济难民、战争难民）进入西欧的。仅以德国为例，1949～1961年，大约有310万德国人，从东德来到西德。1978年12月3日，当第一批越南“船民”乘坐海虹号油轮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汉诺威的时候，德国媒体将他们视为不堪忍受“独裁统治”的逃亡者。在1978年后的几年间,德国一共接收了315万名来自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地区难民。这一时期，“来自东德、波兰、苏联、乌克兰、北越的难民，在以联邦德国、瑞士、法国、瑞典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被热情接纳。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大部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都主要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转变为以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居多，冷战结束后则主要来自东欧和南欧（宋全成，2004）。
冷战结束以后,进入西欧的移民主要有如下三大类型：一是来源于原东欧国家的移民，包括了东、南欧国家的回迁移民和来自东欧国家的合法移民。二是来自亚非国家的非法移民。自20世纪70年代欧洲移民政策发生逆转，西欧各国政府倡导“零移民”主张以来，非法移民现象愈演愈烈。据欧盟和国际移民组织估计，1990年欧洲有非法移民200万,2001年上升到300万，目前仍以每年40万～50万的速度递增。第三种，则是巴尔干半岛等南欧战争国家的难民（宋全成，2006）。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仅1992年，当时的欧盟15个成员国就收到了67万份寻求庇护的申请，2001年达到了42万份的一个小高峰（27个成员国总数）。并在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保持在每年20万～30万份之间。而自2011年又开始了快速的增长，2013年欧盟各成员国一共收到了43万份寻求庇护的申请，2014年则达到62万份（Eurostat，2015）。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截至日前今年共有80多万难民与移民通过陆路和海路抵达欧洲（IOM，2015）。由此可见，目前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一大波 “难民潮”，并非是陡然出现的。尽管中东紧张的局势无疑是这股移民潮流的主要推动力，但它在某种角度上仍可以看作是欧洲在冷战结束后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一个线性延续。此外，根据伯明翰大学Nando Sigona博士的研究，由于对此次进入欧洲的难民（移民）总数的统计是基于不同国家和机构的计算最后汇总的，因此存在很大数量人群被重复计算的情况。欧洲边境管理局也同意：“不规则的跨境流动使得很多人被重复计算，例如有大量的人在抵达希腊时被计入总量，而在第二次通过匈牙利或者克罗地亚进入欧盟时又被统计一遍。”（Sigona，2015）因而对于目前的“难民潮”的真实规模究竟有多大，还值得仔细考虑。在叙利亚政局造成这批移民更具特殊性的同时，由于媒体的渲染，普通民众势必对所谓“突然出现”的巨大移民潮充满莫名的恐惧，但对欧洲的移民史稍加梳理之后，在了解近年来欧洲接纳的移民数量后，也许能够为看清目前局势提供另一个视角。
混杂的人群
对于这群越过地中海的人群究竟是“移民”还是“难民”的争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政客们在“难民—救助道义 vs 移民—严格控制”的二元思维下用以逃避现实问题、减轻经济负担的策略。但也正是由于当代移民群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得这种策略的实现得以可能。在传统的移民管理政策中，移民群体的身份一直被单一化、同质化，而忽视其中的多样性。2005年，Steven Vertovec 提出了“超级多样性”（super-diversity）的概念，强调了移民群体内部的差异。他以英国的索马里人群体为例，指出其并非一个单一的同质社群，内部包含了英国公民、寻求庇护者、难民、非法滞留者及从欧洲其他国家二次移民来的索马里人等多样化的身份（Vertovec，2005）。
在马克西米里安公园内驻扎的“难民”们也是一个超级多样性的群体。在亲身探访之前，笔者从媒体上获得的印象是，这个营地中居住的是来自叙利亚的寻求庇护者，探访后才惊讶地发现该营地内人群的多样性非常丰富：有叙利亚人、阿富汗人、伊拉克人、巴基斯坦人、刚果人；有非法滞留者、街头流浪汉，也有等待获取文件的寻求庇护者。不同性别、年龄、宗教和语言的群体都在这个营地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中有真正逃离“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内战的难民，也有渴望在欧洲建立新生活的所谓经济移民，更多的情况是在同一个移民身上存在逃离战乱和寻求更好经济机会的双重需求。
在难民营中，有一位法律系学生Mohamed，一年前为了躲避战争而离开叙利亚。他和父亲在土耳其失散，为了寻找对方，Mohamed步行了350多公里在匈牙利和塞尔维亚间往返数次，并两次被匈牙利边境警察逮捕，在被关了一个多月，交了50欧元罚金后才被放出来。后来他取道德国，终于在布鲁塞尔和他父亲重聚。他的父亲则是乘小船在海上漂泊了20多天，才到达意大利，最终到达布鲁塞尔。虽然Mohanmed并未告诉我他父亲付了多少钱才得以搭上那艘从土耳其出发的小船，但笔者注意到，9月英国警方捣毁了迄今欧洲规模最大的“人蛇集团”（偷渡集团）之一，该组织将偷渡者从土耳其运到德国或意大利的隐蔽藏身处，然后又将他们送往法国加莱或比利时边境，接着伺机偷渡到英国，偷渡费用高达5000～9000美元，这也提醒我们考虑能够来到欧洲的这批寻求庇护者中收入水平的多样性，他们并不都是“一无所有”的难民。从Mohanmed与其他马克西米里安公园内难民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他们这一群体在移民路径、动因及目的上的多样性。在2015年上半年横渡地中海的人群中，以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以及厄立特里亚的人数最多。据联合国难民署的调查，叙利亚人的逃离被普遍认为源于内战，阿富汗人被证明在逃离冲突，而厄立特里亚人的恐惧则源自国内的政治迫害。据欧洲边境管理局的研究，由于地缘原因，非法入境的难民身份与其来欧洲的路径有很大相关性。一条是中地中海通道，即从利比亚出海，越过地中海，到达意大利；使用这条通道的主要是厄立特里亚人和尼日利亚人。另一条是东地中海通道，从土耳其坐短途轮船前往希腊，从希腊一路北上，穿过巴尔干地区非欧盟的马其顿和塞尔维亚，来到欧盟申根区的匈牙利；使用这条通道的则主要是叙利亚和阿富汗人。今年1月到7月共有9万多人从中地中海通道非法入境欧洲，通过东地中海通道则涌入了12万人。此外，为避免从海上偷渡带来的生命危险，现在难民们又挖掘出一条赴欧新路线“北极路线”。先抵达俄罗斯港口城市摩尔曼斯克（Murmansk），然后再骑车进入挪威。
在解释移民行为的动因及目的时，“推拉理论”是一个最为基本的解释模型。但若如果只考虑将战争作为推动难民前往欧洲的唯一因素，则会使得对移民行为的理解简单化与片面化。参考鲁汶大学 Johan Leman教授的研究，笔者整理了解释本次欧洲难民潮中的移民动因的一个较为细致的推拉模型（如图1所示）。
基于以上的推拉动因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本次难民危机形成的原因，而令欧洲社会对本次难民潮中难民特征非常惊异的一点，就是年轻难民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对智能手机及社交媒体的熟练使用，使得难民对于欧洲社会的资讯获取、传播得更加快速，可以迅速获知欧盟各国差异巨大的难民政策规定，规划避开警察的移动线路，选择合适的移动策略。有关难民群体的研究中，也早已指出智能手机对于难民群体在恢复心理创伤，发展出新的社会认同方面的作用。
成为“难民”的艰难过程
在有关本次欧洲难民群体的媒体报道中，国人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难民占了一个大便宜：能够顺利获得欧洲国籍，享受相关的福利待遇。但事实是，要成为一个被接收国认定的“难民”的程序非常曲折。这种错误的认知，也与一般国内语境中对于“难民”、“移民”和“寻求庇护者”概念的缺失有关。从叙利亚、阿富汗等地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马克西米里安公园的人们，只是“寻求庇护者”，离获得比利时法律规定的，可给予“难民”的免费住宿与食物等福利待遇，还有一个漫长而繁复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何需要志愿组织在马克西米里安公园内为他们提供各种支助，因为依据相关条约和法律对“难民”的界定，比利时政府对还未申请成为寻求庇护者的人不负有援助责任。
从马克西米里安公园到比利时的移民管理局只需步行两分钟，但从递交难民申请开始，到最终获得认定为难民身份，至少还要花上数月的时间。虽然目前已经加紧了处理速度，但移民管理局每天仍仅能接收250份难民申请，这个数量完全无法满足新来者的数量，但他们除了耐心等待别无他法。提交了申请的人，可以获得一张身份证明文件，此时他就成为被比利时政府所认可的“寻求庇护者”；他还将获得一张免费的火车票和一张告诉他要如何前往他被分配的难民安置营的地图。在安置营内，他可以获得免费的住宿和食物，还有少量的零花钱。接下来，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难民身份审定程序。这一程序，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在目前的难民大量涌入的情况下，被积压的申请越来越多，德国仅在10月底，尚未处理的庇护申请数量已达32.8万份。
根据欧盟法律，难民身份的审定一般有四种结果。一种就是被认定为难民，获得难民身份及相关法律规定的待遇。第二种是不被认定为难民，但有充分理由证明如果申请者返回原籍国将会对他个人人身安全造成严重伤害，则会获得辅助保护 （Subsidiary Protection）。第三种是不符合前两种状况，但出于人道主义给予居留权（Authorisations to Stay for Humanitarian Reasons ），但这大多只针对未成年人和重症患者。第四种结果则是被拒绝认定为难民。以上判定都有初审结果与终审结果两次机会。据欧洲统计局数据，2014年，欧盟28个成员国共审定25.7万份难民申请，其中只有25%获得了难民身份，55%被最终拒绝认定为难民。以比利时为例，2014年仅有6460位申请者最终获得了难民身份，约占总数的30%。理论上，一个寻求庇护者在被拒绝认定为难民后，也就成为了“无证移民”，就需要被遣送回母国。但事实上，由于接收国移民管理部门的经费限制或人力限制，他们往往会继续潜藏在本地，如同马克西米里安公园里滞留者一样；早期还可以换到另外一个欧盟国家重新进行申请，但随着欧盟生物签证技术的普及，一旦在一个国家被记录申请拒绝后，现在已经无法前往其他欧盟国家申请难民身份了。
在历经艰难获得难民身份之后，这些新难民还将面临一系列如何融入接收国地方社会的问题。此次难民潮中，德国一直主张大批的难民可以补充其国内市场的劳动力空缺。但简单认为难民可以解决欧洲劳动力不足问题的论调，一方面忽略了难民融入接收国会面临的一系列语言、文化、专业技能培训等问题。这是需要一个长期过程的——一个准备较为充分的经济移民尚且需要通过若干年，乃至需要第二代才能融入，何况一个被迫移入的难民呢？另一方面，这种提法也忽略了难民对自身工作的期望。由于语言与技能方面的不适应，接收国所能提供（或者是期望）给难民的往往是低收入、重复性强的本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而这些是否能够为在母国已处于中产或以上阶层的难民接受呢？
危机何在？
基于以上思考，笔者认为此次难民潮所引发的危机，其根本并不在于突然大量的难民涌入，以至于欧洲无法承受。正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所言：“如今逃到欧洲的难民人数是前所未有的，但他们仍然只是欧盟总人口的0.11%。”目前看来，欧洲各国对于难民的控制，还是比较有序的。但难民潮却从三个不同层面引发了欧洲社会较深层次的危机。
首先，是在欧盟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失业率高居不下，南部欧洲国家经济普遍不振，而难民又大多通过这些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进入欧盟，给当地居民带来的一种危机感与不满的情绪。同时，对于正在努力刺激经济的东欧国家而言，欧盟委员会所提出的均摊难民的配额制，其需要的安置外来人口的资金与资源，为他们带来了新的经济负担。
其次，在欧洲，融合移民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广泛受挫，宗教融合问题日益明显，且难民又大多来自伊斯兰教国家，不免带来一种普遍的担忧。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转发的伊斯兰国利用难民潮派遣自杀袭击恐怖分子进入欧洲的消息，更是让刚刚经历巴黎恐怖袭击的欧洲民众担心不已，进而形成了一种针对伊斯兰的社会情绪危机。而对于东欧国家而言，因为他们历史上很少有穆斯林背景的移民进入，所以这不免也会被认为将对他们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造成影响。
第三，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危机。在面对难民问题上，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利益冲突明显，分歧较大，缺乏普遍共识。欧盟内部国家间的“边境控制”首次因为难民问题而重新启动，这是自1985年《申根协定》签订以来，欧洲内部自由流动所面临的重大危机。卢森堡外交大臣阿塞尔博恩曾警告：由于难民潮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影响，《申根协定》将名存实亡。同时，对“难民应该在首个安全国申请庇护”原则的违背，也破坏了《都柏林协议》的主要原则。德国与东欧等国在均摊难民配额方案上的强硬对峙，甚至欧洲各国内部决策层与执行层在难民政策上的公开分歧，都为欧盟最为核心的“团结”价值观带来重大挑战。
难民问题离中国远吗？
从地理上看，在今天欧洲发生的“难民危机”离中国十分遥远，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其实并没有国家能够脱离此次事件而独善其身。日前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就表示：“我们看到一些国家，例如加拿大和美国，已经在准备收容难民。而另外一些国家，例如日本，则从财政上提供协助。欧洲和德国将会很感激来自中国的重大贡献。”表达出对中国方面提供政治和财政帮助的希望。
在难民问题上，中国政府于1982年有保留地加入了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据此，中国在面对国际难民问题时，有责任履行公约中为难民提供房屋、公共教育、公共救济等方面的优惠待遇的义务。历年来，中国也确实接收安置了不少难民。如在20世纪70年代越南“排华”潮中，中国共接收了26.5万越南难民， 并将其安置在广西、广东、云南、福建、江西5省的263个国营农场中。1979年末，苏联侵略阿富汗，中国开放中阿边境，暂时接收了6万多阿富汗难民。在1980年至1988年，中国作为南亚难民的中转国，又接收了2万多印度锡克族难民和斯里兰卡泰米尔族难民。这批难民后来绝大部分转往美国、加拿大和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也有一小部分留在中国，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和昆明三地（胡贲，2009）。近年来如2012年，缅甸政府军与克钦邦独立军之间战事升级，有近4万名罗兴亚难民涌入中国境内，均被妥善安置。
从国际移民的大趋势上来看，整个国际移民流动的方向还是以“南南”（即发展中）国家间的流动为主。虽然本次欧洲难民潮的热点是西欧国家，但当欧盟还在为12万的配额争吵不休时，土耳其、黎巴嫩、约旦等国已经接收了超过400万叙利亚难民。由于以发达国家为目的地的逃难费用并非一般人所能承担得起，因此大部分的难民还是选择地缘较近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目的地。反观中国有14个陆地邻国，基本都是发展中国家，因而周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局不稳都有可能造成边民或海外侨胞涌入中国境内，从而形成难民问题。另外，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目前正成为国际移民的热门目的地或中转地，大批非洲及东南亚人士因商贸及其他原因已在中国（如在广州的非洲人）长期居住，如果其母国发生重大变化，也将可能造成一个非地缘性的难民群体。
从难民流动的推拉模型上来分析，随着科技发展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地缘因素对难民移动的限制将越来越弱；与此同时，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但为中国打通世界市场，也打通了更广泛的世界移民流动的通道。因而中国在吸引难民的拉动因素方面，对未来难民问题的影响将更为明显。笔者认为以下四点都将对难民是否选择中国作为目的地产生影响：中国将为自身塑造何种大国形象，一方面良好的国际形象将意味着需要承担更多诸如安置难民的义务，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宣传中国的强盛而忽略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也会使难民产生与实际脱节的幻想；其次，中国的移民政策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也会左右难民的选择；再次，难民群体是否在中国内部已有基于血缘、宗教、商业、文化等往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如上文所述的非洲、东南亚商人等）也是有力的拉动因素之一；最后，中国的人口政策及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也将影响中国政府对收纳难民政策的考量。由于现有的模型是基于对欧洲难民潮分析所得，在中国未来将会面临的难民问题中，还会遇到哪些其他影响因素还值得进一步研究。而这一研究则需基于跨学科的理念，重视定性与定量的双重分析，也势必需要结合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数据收集与处理等各专业以进行综合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