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是一个”是顾颉刚于抗战期间提出的一个重要民族理论。从现有资料来看，顾氏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理论，不仅在于其从前人如梁启超的民族论述中得到了一定的启发，更在于其能够运用“考究典籍”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从而建立了这一既有历史根据、又有调查依据的理论。此论一经问世，不仅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还引起了政界的关注和肯定。
关键词：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国近代民族研究
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之学术。在近代中国，救亡压倒启蒙，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因此，一部中国近代史学，可以说就是一部民族主义史学。进言之，无论是清末民初的“新史学”、唯物史观史学，还是实证主义史学，均可以被视为民族主义的产物。一般来看，较之清末民初的“新史学”和唯物史观史学，一向被贴上“为学问而学问”标签的实证主义史学的民族主义色彩最为暗淡，但这一价值判断或许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实证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顾颉刚为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最佳案例。一般来看，“为学问而学问”是实证主义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顾颉刚一度倡导“学问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堪称是这一治史理念的最佳代言人。然而，仅就“民族问题”而言，即使在一心从事古史研究的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还心系民族存亡，提出了“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这一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重大的历史问题，并将这一问题的解决作为唯一的救国事业，以尽国民一份子的责任。“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则更加关注“民族问题”，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关于这一理论，往昔的学界大多关注此一理论引发的论战，而未能着眼于这一理论的本身。是故，笔者不揣鄙陋，拟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提出、渊源与影响加以一番详尽的考察。
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撰作
在近代中国，民族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对象。顾颉刚则是这些知识分子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在民国时期，顾颉刚的民族问题研究，大体可以划分为两段，第一时段为“九·一八”事变之前的20年代，第二时段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三四十年代。在第一时段，顾颉刚虽然对现实的民族问题有所关注，但古史研究才是其主要的用力之处。不过，随着时局的恶化，顾颉刚在第二时段的工作开始倾向于民族问题研究。因此，对民族问题的关注是贯穿顾颉刚学术人生的一条主线。
据初步统计，顾颉刚关于“民族问题”研究的文字大约有六七十万字。根据《顾颉刚日记》，顾颉刚曾先后两次对这些文字进行过系统的整理。第一次是在1944年，由于史学书局欲为其编印文集，顾颉刚计划将有关民族问题的文字辑为两册，后因史学书局停业，文集未能出版。第二次是在1949年，顾颉刚计划编辑《高原上的呼声》，从目录来看，应是文集的进一步修订和扩充。与前一次一样，该书又未能出版。这些文字被顾颉刚统称为“经世之文”。
在这些“经世之文”中，最有代表性、最引人注目的“呼声”当属“中华民族是一个”。1939年2月13日，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顾颉刚大声呼喊：“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不了解这一“呼声”历史背景的人，不禁会问：为什么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中华民族对内不是有56个民族吗？其实，此文发表后不久，时人就发出了类似的疑问。因此，同年5月10日，顾颉刚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在此文中，顾颉刚开宗明义地指出，他之所以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完全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
顾颉刚对民族问题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写《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之时。近代以来，常听人家称中国为“老大帝国”，表示奄奄殆尽的衰态。辛亥革命后，帝国取消了，但老大还是老大。但是，从历史的证据来看，由于常有浅化而强壮的异族血液渗透进去，使得这个已经衰老的民族时时可以回复到少壮，所以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的融合问题。是故，顾颉刚编撰了一部旨在暗示青年们中国正在少壮的本国史。这是顾颉刚对民族问题的第一次粗略的注意。
不过，在顾颉刚看来，由于商务印书馆急于出版，这部教科书未能称心编好。1925年，由于受到达赖的压迫，西藏班禅避居北京。在一般人看来，此事似乎很平常，但对于一班蒙古人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平绥路车一批批载着蒙人前来朝拜，街上接连不断地踱着穿了黄衣和红衣、着了皂靴、捧了香盒的人们，这给了顾颉刚一个新奇的刺激。因为，一方面，蒙古人这种宗教热情是汉人所最缺乏的；另一方面，蒙古人生在大自然里，身体健壮。因此，顾颉刚立即撰写了一篇《我们应当欢迎蒙古人》，投登在了《猛进周刊》。这是顾颉刚对于民族问题的第二度注意。
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虽然对现实问题有所关注，但并没有意识到“民族”二字不该随便使用，故“楚民族”“越民族”这类名词在《古史辨》里比比皆是。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伪满洲国在伪“民族自决”的口号下成立了，顾氏才开始慎重起来。在意识到这一点后，逢着和室友们谈话时，顾颉刚就常常提出“民族”的名义来请教，结果知道，民族就是一个有团结情绪的最大的人民团体，只要能共享安乐同受患难的便是；文化、语言、体质方面即使不能欣合无间，都无碍其为一个民族。这是顾颉刚对于这一问题的第三度注意。
1933年，察哈尔的德王假借“民族自决”的口号，宣言内蒙独立。当时，顾颉刚住在北平，见闻较切，受到了强烈刺激。翌年，顾颉刚和几位朋友同到百灵庙，与德王及其部属作了几天的周旋，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原来蒙人不受教育，又甚傲慢，哪里想到自治自决的问题；这不过是几个上层分子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后要使自己的地位有举足轻重之势，做出一番投机事业而已。这是顾颉刚对于这一问题的第四度注意。
“七七事变”后，中英庚款董事会派顾颉刚到西北考察教育。顾氏到了甘、青等地，深入甘肃西南各县达半年之久，这些地区都是以前内地人绝少到过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顾颉刚“目击了当地汉人、蒙人、回回、番子（藏）相处的情形，方才觉得我们的边疆问题，不但是受外国人侵略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自己内部的问题”。这是顾颉刚对于这一问题的第五度注意。
在这五次的注意尤其是后两次的刺激下，1930年代的顾颉刚认识到：
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固当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一意探讨真理，其效果如何可以弗问；……及至国势凌夷，跼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非但以供当前之因应而已，又当责以弘大之后效；……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艰危，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作衡量之标准。
于是，顾颉刚担负起一个历史学家鼓吹和宣传的使命，急切地创立一种理论，旨在将帝国主义者分化边疆同胞和欺骗全国人民的谬说驳倒，并揭穿帝国主义者企图毁掉中华民族的阴谋。这个理论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二、“中华民族是一个”溯源
一种学说，绝非凭空托出，亦非一蹴而就，背后必有其深刻的时代根源。进言之，只有对“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理论的渊源进行一番考察，才能真正明晰这一理论在历史上的意义。
一般来看，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主要源自傅斯年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之说。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在于：1939年2月6日，在看到顾颉刚在《益世报·星期论坛》发表的《“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后，傅斯年给顾颉刚写了这样一封信：“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其次即所谓‘民族’。……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本来，顾颉刚在1939年初的一个月来，“私人方面迭遭不幸，弄得奄奄无生人之趣，久已提不起笔管来”，但在接到傅斯年这封恳切的来信后，“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同情”，故在接到信的翌日早晨就扶杖到书桌前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进言之，“中华民族是一个”是傅斯年首先提出来的。
不仅如此。1935年12月15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第181号上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之说，系统地论述了其对中华民族整体观的认识。在此文中，傅斯年开宗明义地指出：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原来二千几百年以前，中国各地有些不同的民族，说些多少不同的方言，据有高下不齐之文化。经过殷、周两代的严格政治之约束，东周数百年中经济与人文之发展，大一统思想之深入人心，在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了。又凭政治的力量，“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
至此，“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总之，“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若将之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相较，不难发现，无论从标题还是从内容来看，二者都极为相似。
然而，目前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顾颉刚曾看过傅斯年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此外，顾颉刚明言：“自九一八以来久已有和我这位老友（指傅斯年——引者注）完全一致的意见藏在心里。”因此，顾颉刚之所以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尚谈不上受到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直接影响，而仅是受到了傅斯年来信的刺激而已。
事实上，早在第一次注意到民族问题之际的20世纪20年代初，顾颉刚就初步形成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此文发表后，立刻遭到了刘掞藜、胡堇人的批驳，故顾氏于7月1日又发表了《答刘、胡两先生书》。在此文中，顾颉刚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其中一项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顾颉刚指出：在现在公认的古史上，一统的世系已经笼罩了百代帝王、四方种族，民族一元论可谓建设得十分巩固了。但从古书上来看，这些民族原各有各的祖先，从未要求统一。至于民族一元的来源，主要在于：“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域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就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一看法可以说恢复了自古以来中国民族从多元到一元的历史进程，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言之，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一元论，而是打破民族一元论之后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总之，早在1923年，顾颉刚就基本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故这一理论的起源另有所在。
从现有资料来看，在顾颉刚之前，或唯有梁启超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一元论，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中华民族整体观。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明确指出：“现今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有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根据古书记载，梁启超认为：先秦以前，中国本族诸族，除炎黄一派之华族外，还包括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越族、百濮族等八个族类。而这八个族类，“皆组成中国民族之最重要分子”。要之，“自有史以来即居于中国者也，而其中除苗、濮二族外，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无复有异点痕迹之可寻，谓舍诸族外更无复华族可也。”梁启超的民族观就此初步形成，并对当时乃至后世的学者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裒理旧业，益以新知”，计划编撰出一部“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即一部中华民族史。是故，梁氏先是讲学于天津南开大学，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示学子一部中国史如何作法。之后，又在清华学校演讲，成《五千年史势鸟瞰》一卷。《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一文则是《五千年史势鸟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文中，梁启超提出：“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接着，梁启超依次讨论了中华民族为土著还是外来、中华民族是一元还是多元、中华民族的发源地等三个重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不仅是梁启超民族观的重要体现，甚至堪称中国民族史研究上一个里程碑，为后来者继续研究中国民族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顾颉刚日记》以及相关材料，顾颉刚不仅阅读过《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更是有本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五千年史势鸟瞰》一文，编写了旨在暗示中国正在少壮的本国史。是故，我们有理由推定，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先提出“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继之又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梁启超上述论述的影响。
除梁启超外，顾颉刚还间接地受到了当时人的影响。仅在“七七事变”之后，顾颉刚就先后仔细看过吕思勉的《中国民族演进史》、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罗家伦的《新民族观》以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等论述。这些论述皆或多或少地表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观点。
其中，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对顾颉刚的直接影响最大。在顾颉刚看来，有两个名词必须废弃，这两个名词分别是“中国本部”和“五大民族”。是故，顾颉刚在发表了《“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之后，又撰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而在《续论“民族”的意义和中国边疆问题》一文中，顾颉刚引用了孙中山《民族主义》多达四次。孙中山《民族主义》对顾颉刚的影响由此略见一斑。
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不久之后，白寿彝即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不是抗战以来的新发明，至少是有些宗教学者是这样主张。”宗教学者是如何主张暂且不论，但在顾颉刚之前，确实有一些学者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而这些论述无疑为顾颉刚建立“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三、“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不过，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决非前人观点的简单延续，否则就不会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白寿彝曾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并不是抗战以来的新发明，但用事实来证明的，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第一篇文字。
《中华民族是一个》何以被视为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第一篇文字？这就不得不提及顾颉刚所倡导的边疆民族研究方法，此即“苟欲洞悉边情，一赖实地调查，一在考究典籍”。这一方法，看似朴实无华，毫无新鲜之处，但实际操作起来极难。所谓“考究典籍”，决非一般意义上的琐碎考证，而须一部中国历史烂熟于心的通史识见。一般来看，人们对顾颉刚的认知基本停留在一位享誉国内外的中国上古史专家及史料学家的层面上，并将顾颉刚史学与“疑古”史学等同起来，但实际上，诚如有论者敏锐地指出，中国通史堪称是顾颉刚的一种学术志业，其在走向“古史辨”之际编写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通贯古今，具有通史的识见。所谓“实地考察”，则决非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而须深入内地做一番切实的调查。此事之难及意义之重大，诚如有论者认识到的：“在北平即将陷落的危亡之时，在其他学者纷纷避走后方或国外之时，顾先生却辗转大西北，长期在第一线致力于与抗日有关的工作，这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如何用实际行动报效国家和民族的情怀”。在边疆民族研究上，能够具备上述两条之一者，已属难得，而二者兼备之，在并世学人中，顾颉刚或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学者。
“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建立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为解决现实问题，历史学家一般都要回顾过往，寻找历史的依据。顾颉刚指出：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从文化来说，那时的文化中原高而边方低，所以那时的执政者期望用同化的方法：“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研究《春秋》的学者则常说：“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孔子一方面称赞管仲，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为的是怕中原的文化堕落了下去；一方面又打算到九夷去，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为的是想把边民的文化提高起来。在商朝，西边的周国本是夷人，但等到克商之后，承受了商朝文化而更将之发扬光大，于是周朝成了文化的正统，连商人的后裔孔子都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墨子则说：“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后来《礼运》的作者把这话钞了进去。由此来看，自古以来的中国人丝毫不存在狭隘的种族观念。
孔、墨的态度即是中国人一般的态度。春秋时许多蛮夷到了战国都不见了。进言之，这些蛮夷因为文化的提高，已与中原诸国合为一体，再没有种族问题。到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从此以来，尚有政权的分合，但在秦汉的版图里的人民，大家都是中国人了。之所以如此，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之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彼此承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要之，“中华民族是一个”，这话虽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已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
中华民族不仅不组织在血统上，而且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现在汉人的文化，似乎还是承接商周的文化，其实汉人的文化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所以现有的汉人的文化是和非汉人的共同使用的，这不能称为汉人的文化，而只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
问题尚不止如此。汉人文化不能称为汉人文化，甚至汉人二字断然不能成立。因为，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统既非同源，文化同样不是一元，因而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共谋生计的人，我们决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
前已指出，边疆民族之研究，一方面须“考究典籍”，另一方面则有赖于“实地考察”。顾颉刚在文章中指出：“我在西南还没有多走路，不配讨论这个问题，但西北是去过的，满、蒙、回、藏各方面的人是都接触过的，自九一八以来就已有和我这位老友完全一致的意见藏在心里。”这一意见即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由此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建立，实地考察是一个关键。
顾颉刚指出：
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如果要用文化的方式来分，我们可以说，中国境内有三个文化集团。以中国本土发生的文化为生活的，勉强加上一个名字叫作“汉文化集团”。信仰伊斯兰教的，他们大部分的生活还是汉文化的，但因其有特殊的教仪，可以称作“回文化集团”。信仰喇嘛教的，他们的文化由西藏开展出来，可以称作“藏文化集团”。
不过，这三个集团都没有清楚的界限而且是相互牵连的。
首先，新疆的缠回虽是突厥族，但内地的回人则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汉人，除了信仰祈祷和食物禁忌以外，再没有和汉人两样的地方。此外，顾颉刚还注意到，《清真指南》与宋儒的理学书并无二致。因此，就是在文化上观察，汉和回的中心思想实无大异，不过在宗教仪礼上具有分别而已。
其次是汉和藏的文化关系。顾颉刚先是指出，西藏的风俗里一定传入了不少的唐朝风俗。之后，顾颉刚举了一个实地考察的事例，即当其西北考察走到青海时，见过一个番女，这个女子因有机会听无线电，就从无线电上学会了汉语和汉歌，又因其知道“蒋委员长”是现在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对人说“愿意姓蒋”。由此可见，汉人和藏人所以觉得隔膜，只为语言不通，彼此很少来往，倘能打通这一重难关，两方的情意自会立刻融合无间。
此外，顾颉刚还举了一件西北考察时观察的事情。一般来看，孔子是汉文化集团的代表者，孔子的后裔是汉文化集团的分子。不过，顾颉刚走到甘肃时，听说永靖县的孔家都做了回回；走到青海，又听说该县的孔家都做了番子。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孔家后裔有适应环境的要求，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故加入了回文化集团和藏文化集团。由此，中华民族是浑然一体，既不能用种族来分，又不必用文化来分。
总之，在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一方面“考究典籍”，另一方面则“实地调查”，并且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既有历史根据、又有调查依据的理论。
四、“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影响
一个革命性学说的提出，若没有后继者的接受、发挥或修正，甚至是没有引起反对者的批驳，就不能成为新范式。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影响加以一番简要的探究。
《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之后不久，即得到了一些关心民族危亡的专家学者的支持和肯定。1939年2月27日，张维华在《边疆周刊》第11期发表了《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在此文中，张氏说：“顾先生这篇文章，是从历史的事实上说明我们是一家，坚强的建立起‘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来，便于无形中加强我们团结的思想，这正是解救时弊的一副良剂，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是当该十分留意的。”
与张维华看法相近的还有白寿彝。同年4月3日，《边疆周刊》第16期发表了白寿彝的《来函》。白寿彝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个口号虽久已喊遍全国，但用事实来作证明的，这还是第一篇文字。”接着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从中国整个的历史上去看，的确是如此，而在此非常时代，从各方面抗战工作上，更切实地有了事实上的表现，但在全民心理上却还不能说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信念，而还是没有走出口号的阶段。”因此，白氏提出：“中国史学家的责任，应该是以‘中华民族是一个’为我们的新的本国史的一个重要观点，应该是从真的史料上写成一部伟大的书来证实这个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应该是全中国的新史学运动的第一个标语。”
除张维华、白寿彝外，对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表同情的还有马毅。同年5月7日，马毅在《星期评论》发表了《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在此文中，马氏表示：抗战以来，各民族精诚团结拥护政府，服从领袖参加抗战之热烈以及散布于广大地域，这些地域的民族则承认与汉族融化为一体，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事实。但是，帝国主义时常造谣欺骗，冀图分化我们中华民族。因此，马氏呼吁：我们应该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向我们抗战建国神圣民族解放斗争光明前途迈进！
然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之后，在当时并非没有出现不同的声音。1939年5月1日，《边疆周刊》第19期刊发了费孝通的来信，此即《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在此文中，费孝通共讨论了“名词的意义和作用”“民族是指什么”“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国家不是文化、语言体质团体”“民族问题的政治意味”“什么时候名词能分化一个团体”等六个问题。具体来讲，此文的大意是：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不但在文化、语言、体质有分歧，而且这些分歧时常成为社会分化的根据。在社会接触的过程中，文化、语言、体质不会没有混合的，可是这些混合并不一定会在政治上发生统一。进而言之，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各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消除因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其实，若是我们的国家真能做到“五族共和”，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各分子的爱护。是故，一个不健全的团体发现有敌人在分化时，消极的固然可以防止敌人分化的手段发生效力，而重要的还是在积极的健全自己的组织。
针对费孝通的讨论，顾颉刚相继在《边疆周刊》第20、23期发表了《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和《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一方面交代了自己为什么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五个理由，另一方面则进一步论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理论。
除费孝通外，持不同意见的还有鲁格夫尔。1939年5月15日，《边疆周刊》第21期刊发了鲁格夫尔的《来函》。在《来函》中，鲁格夫尔认为：“我们不必忌讳，苗夷历史虽无专书记载，但苗夷自己决不承认是与汉族同源的。”对此，顾颉刚答复说：“我们的团结的基础建筑在同仇敌忾的一致的情绪上，原不建筑在一个种族上，更不建筑在一个祖先上。”汉和苗倘使同源，固然很好，即使不同源，彼此团结的情绪同样是会发生一点的影响。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费孝通、鲁格夫尔虽然对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理论持不同看法，但三人心系民族危亡的心情则是一致的。费孝通在展开讨论之前即说：“先生从目前抗战建国的需要上痛论民族意识团结的要图，语挚心长，当为抗战建国言论中重要的典章，身为国人，能不憬然自悟！”鲁格夫尔则说：“值此全面抗战之时，宣传固应以认清国家、提高民族意识为主，然负责宣传的人们不甚注意及‘民族’之宣传。”是故，在顾颉刚答辩或回复之后，二人均不再继续辩论。
此外，《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之后，重庆《中央日报》、南平《东南日报》、西安《西京日报》、安徽屯溪、湖南衡阳、贵州、广东等地的报纸均进行了转载，用顾颉刚的话说，这一现象“足征人心之同然”。
其实，《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当时的影响决不限于学术界，还引起了政界的关注。云南国民政府主席龙云即是其中的一位。1939年7月7日，傅斯年在致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中说：“龙主席对此事甚注意，这些文章都去看，大佩服颉刚之论点，对这些高谈这民族、那民族者大不高兴。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分我们。”龙云之于当时国民政府的重要性无须赘言。是故，傅斯年于8月13日的信中又建议杭立武，关于民族问题，政府首先当宣扬“中华民族是一体”之大义。朱家骅、杭立武二人皆是当时国民政府中的重要人物，故上述信件极具民族政策建议性质。1943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在该书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中，蒋介石反复强调，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其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扶持而不是征服”。这一基本立场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基本一致。由于蒋介石在当时的特殊地位，《中国之命运》被广泛宣传、转载、引用和出版，产生的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中华民族是一个”就此走出了口号的阶段，而成为了一个普遍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