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早年曾出过本题为《法治与“民主”迷信》的自选集，收录了些上世纪末期的文稿。承蒙人民大学出版社热情支持，编辑王海龙同志选编了这本《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辑录新世纪以来的一些文稿，大多讨论国家进步与代价的逻辑。既为一介书生，当然十分感谢公开记录思想变化轨迹的机会，感激为编审此书做了大量繁琐工作的同志。因笔者思想和写作能力有限，文章质量参差不齐，在此也顺便向读者致歉。
（一）
回顾这些文章，回顾我国的巨大成就及世界形势的迅猛变化，笔者首先感叹的是“转型论”之浅薄和在认识论上对治国理政的误导。
我国实力高速增长，在世界上的地位飞速蹿升，刚获得“世界工厂”称号仅十来年就因劳力和环境成本过高而放弃，向世界研发中心迈进。一夜间，看似无解的农村人多地少矛盾居然变成劳力短缺和耕地抛荒的矛盾。鼓励生育的需求已迫在眉睫，限制生育的法规和机构却来不及清除，至今说不清生第三胎是否会被惩罚。原先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仰视忽然变成了平视。要大学文科与美国大学文科“对标”，要文科教授用英文在美国发表著述，在新一代人眼里已是教育界遗老遗少们的文化怪癖。
世界形势也在飞快变化。千禧年后的几年，全球政学两界热议美国获得了堪比罗马帝国的地位，将长期执世界牛耳。仅十来年光景，那些曾致洛阳纸贵的著作已被遗忘得一干二净。与上世纪末期一个超级大国骤然解体类似，中国及世界的巨变也出乎世界和中国人自己的预料。这再次提醒我们，高度的不确定性是太多偶然之聚合，近代以来的常态，现代世界的必然。
在不断的风云变幻中，流行了二十年的“转型期论”显现出与生俱来的浅薄。转型没有终结何来转型期？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何时不在转型？从废奴大内战开始，美国又何时不在转型？苏联东欧转型了三十年，谁曾想到转成今天这模样？非进即退，进退都是变化，变化是永恒的。
“转型期论”者自己脑子里有个理想社会模型，然后就空谈转型期乃至转型期“规律”。其实人们对“理想之型”向来缺乏共识，而且各派的社会理想都在不停地变。国民党连政权都丢了，其早年昭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成了明日黄花，民进党政权更不会把自己套入国民党的“宪政阶段”。同样，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描述的理想社会也肯定不是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计划经济，更不是十年“文革”，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会把“成熟的市场经济”当核心任务。
热衷“转型”是因为“先知”有预判：中国势将变成他们想象中的西方社会之型：政府与市民会社两分、多党自由竞选执政、被法治严密保护的纯粹市场。但这“极乐世界”距我国的共识及现实很遥远。无论“真经”如何，中国式佛教与印度原生佛教的目标不同，演化路径更不同，差距不止十万八千里。而且，玄奘取经刚回国，“西天”自己的佛教圣殿先就坍塌成了一堆废墟。
百年前我国学人翻译外国国名时反映了那时知识分子对列强的幻觉。“英吉利”大吉大利又有盖世英雄，“法兰西”有兰花般的浪漫又有孟德斯鸠的《法意》，“德意志”有钢铁意志和康德《永久和平论》阐发的德性，“美利坚”辽阔美丽，还坚固、重利益。至于其他文化类似的国度就胡乱译为这个“牙”、那个“牙”了，殊不知那些“牙”也曾执一时之牛耳。还有那个一度更神圣的弯道超车楷模，被音译成“苏维埃”，大约译者也对之莫名其妙或心情复杂。因拼命学也学不像，且有“准西方”之疑，还忽然就自杀了，今人便不提。
想象全中国将“转型”成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或苏维埃，百多年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西洋崇拜，拔着自己头发企图离开脚下老大中国的土地，替代不了大城市飞涨的房价，替代不了既患寡又患不均的小康社会主义诉求，替代不了14亿人民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养小孩、送老人。连往哪里转都不确定，何来“转型期”？
不能学西汉王莽依照概念和理想模式治国，不能指望花一次性大代价建立一劳永逸的“制度”。明明“天理”（西人称“自然法”）昭彰，总有官员抱怨“无法可依”，那是庸、懒、贪的借口。整天忙活立法而非执法，我国离“法治”就渐行渐远。立法易、废法难，法多国必乱。不同时间对不同事情制定的法律相互矛盾，执法行政无所适从、动辄得咎，行政成本就暴涨，税费负担就激增。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永动机”是鬼话而非人话。“约法三章”的汉初生机勃勃；当汉律累积到千几百条，汉家天下的气数就尽了。特朗普高调宣布以“立一规须废两规”来振兴美国，大得民心，常玩破产的地产商当选了美国总统。
治国只能是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警觉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通过解决主要矛盾来扎扎实实地取得社会进步。邓小平同志要求“摸着石头过河”，却不定义“河”的另一侧是什么。可能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甚至不感兴趣。他认为贫困已成眼下大患，不论合不合法，先大胆操作由穷变富的变革再说。但四十年后我国的主要矛盾还是创造财富的手段落后于他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往哪里变，要看决策者的主张是否实事求是，是否注重百姓的主要关切和基层涌现出的有效解决方案，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如此，才能让我国持久生机勃勃。
一部世界史无非大国兴衰史。执政者有“两利相权取其重”之勇，致有大国之兴。但天上不掉馅饼，世上没有不付代价的成就。成就越大，成本越高，巨大的代价伴随了我国近七十年的巨大进步。国家由盛转衰往往在于因循，只重成就不看成本渐涨，成本最终压垮成就。
唐朝中期以降，军权过重的痼疾持续了两百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创了繁荣稳定的宋朝，却是尚文不尚武、遍地腐败、国土越来越小的小中华，终陷灭顶之灾。久安之道在于执政者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之明，不断发现缺点、失误，指出降低成本的方向、方法。由于降低成本的办法往往出于“为往圣继绝学”，昨非而今是，昨是而今非，社会就走向未知的前途。进取是勇敢；保守是美德；实事求是地平衡变革与保守是治国者的重任。
若小平同志复活也会对当今的中国颇感惊讶。无论三十年后的中国变成什么模样都不会符合“转型论”者们的预设。1919年之际，谁曾想象了三十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军队？与政策主张不同，信誓旦旦地预言未来社会模式是自作聪明。
（二）
回顾这些文章，第二个感叹是我国快速繁荣昌盛的代价。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举世公认，但代价也在明显上升，最沉重的代价是执政党的质量下滑和腐败现象的增长。“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的质量决定中国的未来。十八大以来的党中央用霹雳手段从严治党，扭转了腐败蔓延之势。我热烈支持这个政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坊间流传何种非议，从严治党的政策应毫不懈怠地坚持住，直到党恢复自己谦虚谨慎、廉洁自律的公众形象。
党为什么会腐化？根本答案是人的本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因创造财富而兴，却被财富腐蚀而衰。世上没有永动机，没哪个执政集团能永不腐化，没哪国能永远兴旺。多党竞争制度能防腐化？没有比这更浅薄的判断了，理论上说不通，更与历史和现实不符。长寿之方是科学，但长生不老是迷信。根本答案指出最后命运，却无现实用处。长生不老不可能，但长寿之方真实存在。
就政权的长寿之方而言，古人说的“上善若水” 颇有魅力。老子自己解释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他那神秘、解释一切的“道”居然近似水的道理。
何为水的道理？第一是利万物，而非重在利高贵；第二是趋下，总往高贵所不耻的卑下地方去，与底层群众在一起，艰苦朴素，不以琴棋书画、诗酒茶花的鉴赏力为荣；第三是不争，顺势而为，谦虚谨慎，“俏也不争春”。
《吕氏春秋》有言，“流水不腐，户枢（即门轴）不蠹（音堵，即虫蛀）。”朱熹也感叹，“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江河之水藏污纳垢，却荡涤反动，能冲破一切前行路上的障碍。若我党能与百姓水乳交融，同甘共苦，时时想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自然上下同心，何愁保持“先进”，何来“覆舟”之忧？但“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天之道”能敌“损不足以奉有余”，赢家通吃的“人之道”？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故有载舟覆舟的往复循环。正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担心眼下的从严治党“治标不治本”并非无理。但那个“本”，即病根，不是什么能致政权长生不老的“制度”，而是执政党逆水而行，不复愿意“处众人之所恶”，脱离普通群众，脱离群众的情感和日常诉求。表面上，执政就是自上而下就大政方针发号施令。但那是执政的结果，不是执政的原因。执政党首先是党，没有党就谈不上执政，更谈不上长期执政。纯粹的科层体系不过是空中楼阁。
党是做什么的？党的任务是扎根基层组织社会。什么是执政权？组织基层社会的能力、权力就是执政权。国民党丧失执政权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而是早就丢了，或者从未得到过。丧失了组织基层社会的能力、权力，就无以组织和领导人民自治，社会秩序就紊乱乃至大乱，群雄并起——谁有能力组织基层社会谁就取而代之。
美国政府让大富之人组织“市民会社”（civil societies），即各种NGO（非政府组织），投入组织社会的钱免税。也就是说，让资本家用属于政府的税款去教育群众、组织社会。所以，美国真正的执政集团并非台面上四年换一次的政府，而是那些组织社会的资本家。但美国的NGO越来越腐败，平均行政开支占到总支出的八成以上，几乎尽入私囊。尽管有数年一度的多党竞争大位，当今美欧多国政府陷入精英与平民的诉求之争，陷于基层社会组织相互争斗，正在两个极端中剧烈摇摆。
无论古今中外和国家大小贫富，科层体系都不可能单独治国，人民自治向来重于科层之治。这是政治铁律。科层体系能办国家“大事”，却办不了居民社区里日常的“小事”。社区自治组织能办“小事”，却办不了国家的“大事”。然而，居民社区生活的“小事”恒定重于国家“大事”，因为“民心”主要系于“小事”而非“大事”。共产党早年无钱无枪，办不了国家“大事”，却下基层认认真真地组织村庄社区，办妥了民众的“小事”，农村包围城市，在民心上挤死了有钱有枪、内部却充斥往上投机钻营之徒的国民党。
“小事”重于“大事”、基层社区重于科层体系，我国知识界在《周易》时代就理解透彻了。
三阳爻在上、三阴爻在下是“否卦”；三阴爻在上、三阳爻在下是“泰卦”。乾阳之气天然上升，官员要以政绩谋升迁；坤阴之气天然下降，百姓过日子彼此得斤斤计较。上升之阳置于上、下降之阴置于下，双方必然背道而驰；而下降之阴置于上、上升之阳置于下，双方则相会相交。于是，阳上阴下的“否卦”代表险恶，卦辞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而阴上阳下的“泰卦”代表吉祥，卦辞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如此，“小事”比“大事”重要，基层社区比科层体系重要。科层体系谦虚谨慎，重视和尊重社区自治，以社区自治组织为上，就有国泰民安。三千年前中华的老祖宗就这样精彩地理解和诠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道理。
为何自汉朝至清朝两千年来的历朝历代都声称“以孝治天下”？有家庭的“孝悌”才有基层社区的“忠信”。有社会的“忠信”才有政府的“礼义廉耻”，即“国之四维”。这是说政府之治乃是以基层社区之治为基础的。
费孝通先生提出“乡绅中国”概念，意指传统中国的治理实为乡绅之治。第一，乡绅属“儒党”，乡绅之治即基层儒门弟子领导的自治，与政府由儒门弟子组成是有机一致的。第二，社会核心价值观乃治国之至要，其兴衰的道理也是类似。
笔者刚指导卞恒沁同学完成了其三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古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兴衰》。他以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为例，论证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兴衰取决于两大要素：基层社会是否有组织；基层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是否相互支持。第三，乡绅中国也是科层体系行政成本低廉，百姓不负重税，主要朝代均寿长达三百年的原因。第四，“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施政的根本在于了解和回应基层百姓的诉求。党如果丧失了扎根基层理解群众疾苦的能力，丧失了动员和组织人民自治、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就退化成从国库自上而下发慈善买平安的科层体系了，就会丧失主导政府宏观政策的政治方向。风起于青萍，浪起于微澜。科层体系没根，禁不起大风大浪，所以历朝历代都称其治道是“以孝治天下”。
而今，执政党有演化成科层行政体系的趋势，很令人担忧。
第一，党与科层制的政府本不是一回事，党有近九千万党员，几乎每十个成年百姓中有一个。问题不在于党是否要领导政府，执政党当然要领导政府，政府当然要实施党制定的大政方针。问题是党怎样才能领导政府？大政方针由何而来？如果党自己变成了政府，还有党领导政府的问题？那反而是党取消了自己。
第二，一旦党演化为纯粹的科层行政体系，行政会不计成本地去完成一波接一波的“政治任务”，行政执法的专业水准和必需的成本收益精算就会成为次要。层层竞相“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文山会海会使“党政体系”内的官员们忙得昏天黑地，“5+2、白加黑”，但组织百万居民社区自治的政治任务和在社区内执行与百姓日常生活相关法规的行政任务反而缺人、缺钱、缺时间。
第三，科层化的“党政体系”内有严密组织起来的近千万党员；但在市场上讨生活的普通党员与“党政系统”的区隔越来越明显。除了交党费，八千多万普通党员只比普通百姓多做一件事：恭听官员宣读网上都有的官方文件及参加从网上抄文件要点的“考试”。
第四，科层化趋势导致党的性质发生改变。很多大学生入党是要考入“党政体系”、脱离群众去“当官”，而不复是为扎根基层、组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高尚。而今，“党政体系”和“事业单位”以外的劳动由市场机制组织，最大的就业市场是民营企业。进了民营企业，大学毕业的党员们就没空参加党的活动也不愿交党费了。而且，在私营企业里建党的目标并不清楚。党组织在劳资关系里支持员工还是老板？党组织是代老板做市场决策还是当老板管理员工的工具？有党员身份的员工“跳槽”，党组织就没了？企业垮了党组织也跟着一起垮？
如果党需要密切联系群众，首先需要动员“党政体系”外的普通党员。如果八千万普通党员除了交党费就是参加形式主义的政治学习，没有使命，没有光荣，更无从监督“党政系统”里的官员，他们会认为自己与党和党的命运有关联？
（三）
除了党的质量下滑，我国繁荣昌盛的第二大代价是大量城乡居民社区丧失了自组织，沦落成一盘散沙。这与党的科层化趋势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人民大众在市场上辛勤劳作不是为劳作本身，而是为在居住社区里生活，为更美好的生活，为8小时之外的16小时，为5天之外的2天周末，为每年将近1/3时间的节假日，为了养小、送老。居住社区还是社会公德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不爱社区共有的家怎么可能爱国家？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大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曾庄严宣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现代居民社区里的“小事”早就不是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要求了。纠纷来自商住混合、房东与房客、违章建筑、物业管理、垃圾处理、噪音扰民、宠物猫狗、占道停车、送小孩上学拼车、老人买菜做饭、陪伴说话以及临终需要医院接纳，等等。但“小事”就是民心，久拖不决会变成“大事”，还会爆炸。
而今，城乡大量居住社区沦为一盘散沙，公德不彰。没组织可依赖的居民们只好自救，自私自利，互坑互害，彼此占彼此和公共集体的便宜，国家的便宜更是不占白不占。
乡村盛行六合彩之类的赌博。大城市里到处是违法、违规现象，诸如商住混合、楼顶违章建筑、楼下圈地和挖地下室、野蛮装修危害居民楼结构、肆意占社区共有财产便宜、拒缴物业费让邻居们为自己承担公电、电梯、清洁、保安、技术设施养护维修等费用。
居民、政府、物业管理公司都没有集体共有财产观，满脑子充斥私有财产观念。私有财产观在现代城市生活里早就陈旧过时。现代城市人生活在有电梯的高楼里，大楼在结构和各种管线等基础设施上是社区集体的共有财产，小区内的空地、花园、噪音、垃圾也共有，一损俱损。除地理区位，居民楼的生命、寿命、价格都取决于居民们把几乎均等份的财产集体信托给专业的物业公司管理。而今居民楼公共区域又脏又破，各种共有管线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卫生条件恶化，抗交物业费与物业服务下降成了恶性循环。
还有，大城市房子贵，很多劳动者买不起，要租房居住，但租房市场一片混乱。房东没组织，房客没组织，有组织的中介赚钱不择手段，还哄抬房价。房东、房客、中介形成了三角互坑互害关系。
然而，居委会、街道、派出所、城管，眼睛向上，忙着为上级办“大事”、完成“政治任务”，没钱、没空、没人手来社区进行“吃力不讨好”的执法。所有“小事”都推给物业管理公司，出事就向物业公司课种类繁多的罚款，但物业公司并无执法权，连收取十来年没涨过的物业费都难如登天。如此，遍地出现“破窗效应”，一个窗子被打破没人管，很快所有窗子都被打破。居民们郁闷、心怀不满，绝望地想组织起来。
组织“业主委员会”是当下大城市业主们的激烈诉求，却因自私分裂基本组织不起来。缺乏行政和执法支持，有了组织也不顶用，业主委员会甚至经常被占邻里便宜和带头违法的霸道居民劫持。包括宗教势力在内的国内外各种势力看到我国居住社区陷入自组织的真空，纷纷前来渗透，混乱的居民社区里无不点缀着教会和NGO租赁的房屋。混乱的城乡居民区就是居住在“单位大院”及“高尚社区”难以感受到的“众人之所恶”的低处了。
常见有官员和学者辩称社会失序是因为社会进步导致“利益多元化”，却忘掉西方多元社会的居民社区秩序井然。与西方深厚的社会组织传统截然不同，中国缺少清晰稳定的阶级划分，却有深厚的独立小农传统，居民们自私自利，极难产生健康的基层社会自组织，一盘散沙的脏和乱是常态。
在美国，房屋买卖和租房中介完全分开。房屋买卖中介需要通过严格的法律资格考试以获得证书；但租房中介却是由“居委会”规范的、非盈利的志愿服务机构，在固定区域内只可有一家。房东免费在此机构贴出租广告，租房者则在固定期限内以成本价获取信息列表。房东与潜在房客自行谈判，谈成了房东会通知服务机构撤下出租信息。
科层体系专为办“大事”而生，“小事”只能由扁平组织办，由社区自组织动员群众们自己办。与建国早期不同，社区组织不会涉足居民的“私事”，“私事”当然是居民自己的事。国家办“大事”，社区办“小事”，居民自己办“私事”。“党政系统”办了许多漂亮的“大事”，但解决不了“小事”，百姓与党离心离德怎能不是必然？而今因为“小事”办不好，国家建设的“大事”得不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也逐渐不好办了。当我国居民们在互坑互害，大量居民社区的秩序每下愈况，人人不满，社会秩序焉能不紧张？
而今不少党政官员相信“钱能办到的事都不是事”，于是花钱“维稳”，雇佣大量协警、城管、保安，再加上高科技的摄像头、手机监控、大数据。如此“维稳”，成本越来越高，人力、财力越来越紧张，百姓税费负担居高不下。
当代政治的特征是认同政治，认同组织的政治。基层行政执法机构执行力的前提更是基层社区自己有组织。少数不安分的人最先看清“维稳”时代的“社会主义”是“按闹分配”的，小闹得小利，大闹得大利，不闹不得利；但这冷了绝大多数本分百姓的心。心灰意冷的人们正犹豫着是否跟着一起闹。于是“党政系统”又有了向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外包”社会服务的“创新”。有些地方连“党的建设”也“外包”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官做老爷，花钱买平安。无怪乎“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组织基层社会，为人民服务，为自己居住的社区居民服务，所以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尚、光荣。我党有近九千万党员，几乎每十个成年人中有一个。这么庞大的“义工”组织，有人、有钱、还领导着政府的行政和执法力量，党却要把组织社会的责任和权力“外包”出去，且不说承担“外包”服务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需要腾挪大比例的经费做行政开支甚至“利润”。
共产党在每个村庄建立支部，有组织基层社会的出色本领，所以能取代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共产党当然有自己的科层机构，但不能丧失扁平组织这一党的基本性质。丧失了扁平性就没有党、只有科层体系了。扁平的党组织才是党的科层体系有执政权的缘由。“处众人之所恶”的基层党组织，而非庙堂上的领导机构，才是党的最大活力和权力所在。基层党支部不应因上级搞“党建检查”而被迫伪造数年支部活动记录，不应是上级压迫的对象。基层组织是为人民服务的主体，也是监督上级、督促上级，拒绝腐败的主体，是党生命力的全部基础。
笔者对党重走“群众路线”，既解决党本身的腐化问题又解决组织基层社会的难题，充满了希冀。在国家的上升期，看到和承认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希望。
我希望，党员交纳的党费至少一半要拨付给该党员居住的社区，把党费和党员在自己居住社区里的带头作用紧密联系起来。工作社区组织资源过剩，党费应该向居住社区倾斜。用社区党员的党费把社区里居住的退休党员们组织起来，建设社区党支部、党小组，支持社区党支部的活动。在职的党员们多出钱，退休的党员们多出力。党员都有从本职岗位上退休的一天，但一旦入党，终生是人民义工，循环往复无穷尽。为什么当党员高尚、光荣？因为党员出钱、出力，服务于自己社区居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九千万党员在每个居民区里以身作则，组织居民办“小事”，我国数以百万计的社区就都会井然有序，十四亿人民就安居乐业。如此，党员们的共产主义情怀就有了实在的寄托对象。
我希望，每个居民小区、每栋居民楼都有党支部、党小组。党员居民都亮明身份，带头组织业主委员会、房客委员会、学童家长会、老年康乐会、宠物交流会、家具电器交换会……基层为大，基层党组织是执政党最重要的组织，能调动派出所、居委会、城管、街道等行政执法资源，支持党解决社区居民们的纠纷和困难。“中国共产党就在你身边”从电视广告中走出来成为现实，群众就会感到踏实有依靠。如此，我党在每个有党员居住的社区里都会享有崇高声望。
我希望，选拔“党政系统”干部必须以服务基层社区组织两年为必要条件，使党政干部全部来自基层，有组织群众的经验，并因组织群众自治、解决社区“小事”的本领而升迁。把“群众”组织成“人民”的能力是我党最重要的干部资源，也应是组织路线的核心标准。干部们每次升迁需要上党校，但党校应拨出几个月让学员们去最混乱的基层社区组织居民，为居民自治组织排忧解难，让居民们而非党校教员们评估他们回炉学习的成效。入党不是为当官，绝不是为当官做老爷。恢复了与人民的血肉和情感联系，我党才会信仰人民、信仰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党以基层百姓自组织的诉求为政治路线和大政方针的起点，方能“不忘初心”。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以基层组织为重，才有中华政治的悠久道统，即“以民为本”、“以孝治天下”。因为组织群众自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组织起来的人民有无穷尽的伟力，所以中国共产党能推翻“三座大山”。
“上善若水”。党抗拒腐化、长期执政的根本在于“处众人之所恶”，组织和领导居民自治。若我党密切联系八千万普通党员，深深扎根于社区居民，以“小事”为“大事”，尊最下层的组织为至高组织，下情必然上达，我国在各宏观领域大政方针的指向就会确定无疑。
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才能有共产党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下盘稳固，上盘才有灵活机动的本钱。靠土豪劣绅帮着“抓壮丁”建立的军队，其“战略战术”可想而知。
这本书的主旨大抵如上。这思想或许不出色，还必然会被智叟们讥为天真。但那寄托着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期盼，寄托着对“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殷殷期待。我期待着拥有九千万成员的党扎根全国所有社区、廉洁自律、谦虚谨慎，让我们每个普通党员都因本党“为人民服务”的无私感到光荣与自豪。
（本文选自潘维教授新书《信任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