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皇帝的红包

  信息时代，一般人都会用电脑或手机上网。网络世界很精彩，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乐趣。比如微信就有很多功能，逢年过节的时候，不少人在微信上发红包抢红包。一些富豪较为大方，有时竟然发出数亿元的红包。

说起发红包，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古罗马皇帝。罗马帝国有个惯例，每逢新罗马皇帝登基或发生值得举国欢庆的事件，皇帝都会向首都的平民和驻守行省的军团士兵发放红包。这个红包，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红包，而是类似于红包的赏金。早在共和时代，罗马军政要人都乐于向公众发红包，以争取更多的选票。进入帝制时代，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也推崇这个做法，此后历任皇帝纷纷仿效，久而久之就形成惯例，包括著名的“五贤帝”均未例外。

德国学者卡尔·W·韦伯对做过统计（截止君士坦丁），除了几个在位时间极短的皇帝，其他罗马皇帝都发放过红包。奥古斯都发过7次，总额13995（万第纳尔银币）；提必略发过4次，总额5200。五贤帝中，安东尼·庇护发过9次（次数最多），总额16000；马可·奥勒留发过7次，总额25000（金额最多）。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所发的红包总额分别为31000、30000。考虑后来通货膨胀，发红包最大方的应是奥古斯都和马可·奥勒留。

在微信群里，如果你抢到10元以上的红包，你会觉得自己手气好，毕竟大多数红包仅有几元几毛。1罗马第纳尔银币，不知到底相当于多少人民币。但可以肯定，罗马皇帝所发的红包绝对不小。因为每次每人得到的赏金相当于军团士兵年薪的三分之一左右，金额达到这个数目，无疑会拉动社会消费，把幸福指数提高。

红包，发那么多那么大，莫非“钱多人傻”？要说钱多，当世第一强国皇帝肯定有钱。至于人傻，绝对不成立，虽然罗马皇帝当中不乏暴君，但没有一个弱智的傻子。那些皇帝之所以慷慨大方，其实是基于政治考量。换句话说，就是笼络人心。为什么要笼络人心呢？中国古代的贤君会回答：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所以有必要发红包笼络人心。这么回答，肯定是对的，在中国古代也找不出比这更好的答案。

不过，对于罗马皇帝来说，他们虽不能说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类至理名言，却对此有更直观更深切的感受。毕竟罗马帝国皇帝与中国古代皇帝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奥古斯都让罗马共和国转变为罗马帝国，以元首（皇帝）取代执政官作为最高长官，以终身制取代任期制，但在罗马人民心中国家依然是共和国。所谓皇帝，只是罗马第一公民，而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权人，只有得到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认可，做皇帝才有合法性和权威性。因此，任何人当皇帝都不能忽视元老院和罗马公民。进入元老院的议员都是家财万贯的贵族，他们根本“不差钱”；而首都平民和军团士兵都是“比较差钱”的罗马公民，所以有必要向他们发红包以笼络人心。可以想见，每次发放红包之后，随之提升的不仅是人们的幸福指数，而且还有对皇帝的呼声。在古罗马，皇帝是否受拥戴，通常以他在出现公众场合时民众所暴发的欢呼声来断定，呼声越高就意味着越受拥戴与尊敬。

无论于领取者，还是发放者，红包是个好东西。尽管如此，也有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和提图斯等皇帝不曾发过红包。然而，这四位皇帝在位时间非常短，前三位在位总共一年半，最后一位也不过二年多点。他们到底是在位时间短而没有发红包，还是因为没发红包而在位时间短，都不能妄下结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发（红包）必有其不发的理由。加尔巴就曾说过，士兵不应是金钱买来的，而应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参军。所以，他打破原有惯例，不向军团士兵和首都平民发红包。不发，也就罢了，可他竟然要求收回前任皇帝尼禄发过的红包。

尼禄虽是有名的暴君，但在发红包上并不吝啬。他热衷于发放赏金和物品，却并不讨好有钱有势的人，而更乐于向处于社会下层的歌手、演员、角斗士发红包。试想，当初从尼禄那里得到红包，他们不会不高兴；而今加尔巴要收回红包，他们肯定不高兴。他这么做，自然得罪不少首都平民。加尔巴只做了半年皇帝，就被谋害身亡。他的失败无疑是多种原因所致，对于红包的失策也算原因之一。

当然，皇帝以红包笼络人心并非上策。中国古话说得好，“给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作为皇帝，向民众发放红包，只是小恩小惠而已。较之不时发红包，好的政策或法案更重要。在罗马历史上，有不少政治家推出好政策或法案，使罗马摆脱危机或走出困境。比如，公元前123年护民官盖乌斯·格拉古提出以低价或免费方式向贫民配给小麦的法案，从共和时代一直沿用到帝国时代，使得罗马从未出现因饥荒而饿死人现象。然而，好的体制比好的政策更靠谱，因为它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我国结束“文革”以后，在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极大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从而彻底解决最大的民生问题，让人民群众吃饭穿衣不成问题。

——原载2017年3月6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