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通过梳理中国过去六十多年经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将中国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经验总结为：第一，保持了较高的广义积累率，使得发展可持续有后劲；第二，充分尊重企业发展主体同时，政府要作为推动发展和调控发展的主体，实现发展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统一；第三，实现不平衡性与平衡性的辨证统一，推动经济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第四，实现自主性开放，从而成为全球化的赢家；第五，通过两个发挥两个积极性，实现人民的主体性。

【关键词】经济发展 中国国情  协调可持续  中国模式

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快速度的经济增长奇迹。中国经济保持30多年强劲、快速增长，1979—2014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7%，2014年GDP相当于1978年的28.25倍。[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高度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所有实现高增长的案例中，中国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增长史无前例。”[2]同时，中国也在社会公平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中国是世界上减贫成就最大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照1.90美元（2011年PPP）绝对贫困线计算，1981年贫困发生率为88.3%，到2010年贫困率只有11.2%，贫困人口数减少7.4亿，占全球贫困人口减少数的85%。

如何理解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持续的经济发展？它的基本历史经验是什么？有何启示意义？发展经济体就如同人体，是一个类生命的复杂系统。任何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发展模型都很难解释中国的发展。胡鞍钢教授和我的新著《中国国情与发展》一书尝试在一个动态国情的复杂系统中来理解中国的发展。[3]我们尝试提出发展诊断学来认识中国的国情与发展，不同于临床经济学、诊断经济学，我们更多地借鉴了中医的思想，认为发展经济体是一个整体系统，阴阳动态平衡是保持发展经济体健康的前提，子系统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相成、相害的关系。发展经济体与外部的大系统息息相关，必须因时因地而作息动止。“下工治已病，上工治未病”，发展经济体持续健康需养治结合。

发展经济体就如同一个成长的生命体，它包括五大系统：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社会系统与广义的制度系统（包括经济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规范)的复杂系统，系统之间及内外环境的动态平衡是发展经济体保持健康的前提。《中国国情与发展》一书将中国的发展经济体分为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社会系统、中国与世界五大系统，全书共分5篇，18章，148个表，47个图定量化描述了中国国情的动态变迁，以及中国发展的动态演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引领发展经济的良性发展与健康发展，是我国数十年发展经验的总结。创新发展是解决经济系统持续发展动力来源的问题，经济发展的要素投入有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与创新要素，创新发展就标志着创新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协调发展是解决不同系统之间，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问题，既要防止短板效应，又需要相互协调配合；绿色发展是解决发展与自然系统关系的问题，推动自然系统与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的恶性循环（黑色发展）向良性循环（绿色发展）转变；共享发展是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系统问题，良好的发展需要由全社会共同参与，发展成果为全社会共同分享。开放发展是解决于外部系统关系的问题，只有开放的系统才有活力，一个封闭的系统是要走向衰落的。

总结我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保持发展经济体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坚持如下几条基本经验：

1 始终保持高水平的广义积累率，使得发展有后劲，具有持续性。

如同陈云同志指出的那样，“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4]经济长期协调和持续发展与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密切相关，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积累率[5]的概念进行扩充，提出广义积累率概念。广义积累率是指在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自然财富，人力资源与知识资本财富增加率扣除掉各类发展成本比率后的广义财富的积累比率。中国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是由于名义储蓄率高，而是由于广义积累率高，特别是对公共财富的积累长期保持较高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名义储蓄率就很高，再加上我们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研发生态环境改善，同时各类发展成本又有所下降，使得我们的广义积累率迅速提高，这是我们能够未来继续保持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中国是世界上名义储蓄率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1978年中国名义储蓄率达到37.3%，在1994年达到42.8%的高点，其后略有下降，2000年之后重新快速上升，2009年达到51.9%，2014年为48.7%，1982-2014年我国的名义储蓄率平均为41.9%。这一储蓄率在全球同时期可比的二百多个国家中是最高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3.8%，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30.7%。[6]

中国长期保持高的广义积累率，中国的高储蓄被引入到国家财富的积累，除了用以投入扩大再生产与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也大量的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开发、研发、与生态环境的公共财富积累。这种公共财富的积累，为私人财富的创造提供了条件。

“要致富先修路”，我国从“六五”计划就开始提出电路先行，集中资源优先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已经是世界上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里程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现代基础设施存量规模最大的国家。

同时，我国保持了较高的社会资本投资水平，我国高度重视对于科技、教育与健康的投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7]，“十三五”规划又提出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九五”计划中国开始提出教育优先发展，以及最近又提出的健康优先发展，这都是同提高广义积累率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教育总经费、卫生总费用以及研发投入之和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占GDP的7.3%，到2002年超过了10%，到2015年已经达到13.2%。在人均收入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教育与健康成为追赶发达国家的先导因素，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3年，美国为12.9年。2015年中国的人口预期寿命达到了76.3岁，已经接近美国。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创新能力爆发式增长，迅速成为全球创新的领导者之一。

通过资本要素对于自然要素的替代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加大对生态资产的投资，提高了自然财富的积累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环境保护、营林、水利建设投资总和占GDP比重为1%左右，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比重大幅度提高，到2010年已经达到了3.9%。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能够实现创新要素对于自然要素的替代，提前实现经济增长与土地、能源、资源、碳排放等自然要素提前脱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自然损失趋于下降，1981年占GDP的比重为27.5%，到2002年已经下降到2.2%，在2003年以来的一轮资源密集的高增长中，又开始上升，到2008年达到了14.4%，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这一比重又下降，2014年为4%。[6]

这一基本历史经验也为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重要的借鉴，将优势的产能与充裕的投资资金用以进一步提高广义积累率，既能提升供给质量，又能创造有效投资需求。特别是公共财富积累具有很大的空间，比如加强国防安全，防洪抗洪能力的提高，生态投资等等。既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短期大量的就业稳定经济提供条件。  

2 充分尊重企业发展主体地位，同时政府要作为推动发展、调控发展的主体，实现发展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统一。

中国发展将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的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既要顺其自然，通过自由选择、自由竞争，达到自发的均衡，又需要因势利导，因时而动，加以自觉的有意识的引导与调节。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是扮演凯恩斯式政府的角色，它主要的政策不仅仅是为了熨平经济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而是着眼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发展推动与发展调控政策。政府是推动和调控发展的主体，为发展提供平台，引导发展方向，管控发展模式，划定发展底线。

首先，在中央层面，政府通过制定正确的战略规划引领和调控发展。市场机制在微观层面与私人产品领域对于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战略规划主要在在宏观层面与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引导资源配置。[8]今天的五年规划与改革开放前的五年计划已大不相同，逐步由以经济建设为重点转向公共事务治理为重点，“六五”计划经济类指标比重达到了60%，到“十二五”时期下降到了12.5%，“十三五”为16%，大部分指标已经是教育科技、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公共事务治理类指标。

战略规划使得中国决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看得更全面。制定中长期计划，还必须着眼于长远，着眼全局。战略规划能够引领发展，使得中国能够通过集体智慧、集体奋斗，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战略规划使得中国能够推动发展，通过加强对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产业引导等措施促进经济更快增长，这恰恰消除了市场条件下的增长瓶颈。战略规划使得中国能够调控发展，通过划定发展的底线来调控发展模式，具有空间管控功能。，“十三五”规划对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进行了科学布局，“十三五”规划还划定能源消费的“天花板”，这些约束都有助于我们守住发展的生态环境的底线。

其次，在地方层面，政府通过平台型政府功能，参与了整个社会生产价值创造的过程，为发展提供平台，成为整个社会价值创造的重要一环。多年来地方政府“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不就是提供发展平台的功能。正是基于地方政府搭建的平台，企业实现了价值创造和自我增值，包括：其一，基础设施平台，没有水、电、路、通信设施等基础设施平台，企业就无从进行生产和交易活动。基础设施平台越是完善，越是现代化，就越能节约企业的生产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企业价值增值。其二，产业链与供应链平台，平台型企业的一大功能就是提供生产和供应链条的价值维护。地方政府开展的产业园区建设、配套产业建设、商贸洽谈会、人才供需见面会等提供的就是产业链的价值维护平台。正是通过这一媒介产业链条上的不同企业进行对话和对接，实现了价值创造与增值。其三，稳定预期平台。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经济的谋划，降低了企业决策面临外部条件的不确定性，提供了企业参与地方经济的稳定预期平台。[9]

中国有333个地级行政区,有2852个县,加上4万个乡镇中的相当部分，构成了中国庞大的政府系统的“平台型企业”，它们是中国经济活动的“操盘手”，它们相互竞争，相互学习，又有所联合，通过土地开发、产业规划、园区建设、招商引资、项目推动等方式来不断拓展业务，为企业搭建平台，促进了中国经济起飞。

这一基本历史经验表明：首先，在处理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上，需要区分不同的领域。对于经济建设，市场要发挥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对于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等具有长周期、外部性强，政府需要发挥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同时引领市场资源参与建设。其次，在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型的过程中，仍要将地方政府看成社会财富创造的重要一环，而不是转向监管型与服务型政府，保护地方发展与创新的积极性，充分授权，鼓励试错，提供更多的正向激励机制，容错纠错机制。

3 实现不平衡性与平衡性的辨证统一，推动经济发展的螺旋式上升。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的发展。” [10]发展是平衡性与不平衡性的对立统一，是从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一方面发展需要强调平衡，建设时期，陈云同志就提出四大平衡的思想，强调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社会购买力与物资供应、外汇收支之间要平衡，[11][i]这四大平衡对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但需要微观活动主体的发展均衡，同样需要有意识的自觉引导的平衡。

另一方面，发展同样也不可能搞四面出击，而是需要先重点突破，由点到线再到面。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从不平衡性入手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2]就是从不平衡性重点突破，再逐步实现平衡性的完整战略构想。

从时间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平衡的波浪性前进。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往往是快速增长几年之后，需要慢下步伐，进行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动能转换等，又进入新的一个较快增长周期。这种周期性不但是自发的经济周期，也是自觉调控形成的周期，我国周期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跃进”之后的三年调整时期，改革开放之初的调整，以及八九十年代之交，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都对经济发展进行了主动的结构调整与治理整顿，并随后又迎来了新一波的黄金增长期。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阵痛期，就是由于旧平衡、旧常态（超高速增长、增长质量较差）向新平衡、新常态（中高速增长、增长质量较好）转变而产生的。经济增长率从2008年后开始进入下行周期，到现在已经八年，已经和前几轮的下行周期相当，同时也处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时期，这将为“十三五”下半期进入一个新的质量更高的快速增长阶段奠定基础。

从空间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平衡的波浪性前进。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虽然采取了均衡发展战略，但是我国的地区发展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省级真实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从1952年的58.5%上升到92.8%，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采取了地区差异发展战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地区差距先缩小后扩大，省级真实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1990年的55%，随后持续上升，到2004年达到峰值，随后我国的省级地区人均GDP差距开始逐步缩小，目前已经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2014年省级真实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为43.5%。[13]这一方面是市场机制条件下的人口自由流动，资金、技术、产业梯度转移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又是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协调政策推动的结果。

这一基本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发展过程中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一般，既要有先行军，又要有整体推进。就如同毛泽东同志很形象地指出的那样，不能像铁拐李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比较偏颇。建设时期，我们就出现了，工业腿长，农业腿短；重工业腿长、轻工业腿短的问题。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也出现了经济建设腿长，社会建设、文化建设腿短的问题，影响了发展的协调性。

同时也要求既要发挥长板效应也要克服短板效应。长板是发展优势与发展强项的集中体现，短板则制约着长期发展与整体发展，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短板，需要及时加以补足。新的时期，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弥补发展的短板，及时将长板优势转化为补齐短板的动力，增强发展的后劲。

4 推进自主性开放，从而成为全球化的赢家。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化是双刃剑，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能够成为全球化的赢家，而许多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陷入了落后与受剥削的境遇，其中原因就如同桑托斯指出的那样在全球化过程中，当某些国家能够自主实现增长，而另外一些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只能作为那些国家增长的反映来实现增长时，就会形成单方面的依附关系。[14]因此，在一个不均衡的全球化过程中，光强调开放是不够的，开放有两种：一种是自主开放，另一种是非自主开放。只有自主开放才能带来繁荣，万邦精华皆为我所用；非自主开放会使得国家沦为跟班、附庸、殖民地，甚至解体，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融入了全球化，从全球化的边缘化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与领导者，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理念，带动了中国的高速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化的大赢家。原因就在于中国推行的是自主性开放，所以说能够在利用全球化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又避免形成对其他国家的单向依附关系，实现了自主增长与产业的持续转型升级。恰恰是中国具有中国化全球的能力，所以中国才成为全球化的大赢家，而不像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化的侵掠对象。

自主性开放就是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辨证统一。开放是为了自主，而越自主就越能开放，二者不可偏废。如同习近平指出的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自己来处理。[15]

中国近代以来的国门是被西方野蛮人的坚船利炮轰开的，独立自主一直是有自尊的中国人的梦想。在新中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条件下，毛泽东仍然不容许苏联人继续染指长春铁路与旅顺港，[ii]坚持中国要形成独立完整工业体系，而不是给苏联做配套。这也是为何在异常孤立的情况下，毛泽东不急于和美国人改善关系，而是要在具有强大国防能力之后，才做出重大决策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起点。

中国对外开放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在国家安全、国家统一、海外战略利益上的自主性，不需要依附于其他超级大国。而这一条恰恰是以强大的国防实力为前提的，特别是在建设时期，中国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使得中国能够有效抵制各种安全威胁和核讹诈，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七十年和平时间的战略机遇期创造了根本性条件。[16][iii]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国，2009年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是美国的1.6倍，中国也是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国际标准产业大类中，2010年中国已经有17个大类成为世界第一，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的616种工业产品中，中国有172中产量居世界第一。[17]

2013年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占全球制造业贸易额的比重增加至17%，是当今世界最大出口国。[18]正是具有这种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得中国有能力在开放条件下，消化、吸收外来的资金和技术，实现自主性增长与工业的转型升级，而不是成为全球分工体系中依附性与被剥夺的环节。

在创新上同样需要自主与开放的统一。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用创新的后发优势，通过技术引进，实现了迅速赶超，没有自主能力的开放是低水平的，甚至是危险的，大飞机的上马、下马、再上马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同样注重引进吸收再创新，同时，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与巨大规模的市场，使得它能够扮演创新集成者的角色。通过推进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中国引领型创新优势正逐步形成，从全球创新版图中无足轻重的角色，迅速成长为全球创新领导者之一。发明专利申请数从仅占全球的3.8%，提高到38%，居世界第一，为美国的1.7倍；国际期刊论文数不足全球的3%，提高到15%，仅次于美国。中国已经在多个重要领域和方向上跻身世界前列，处于领跑的位置。

在新时期，中国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过程中，从全球化的积极接受方到全球化的主动领导者，从对外开放走向向外开放，从接受外部的能量到向外部输出能量，从利用全球资源到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这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与更加不确定性条件下实现自主与开放的统一。

“十三五”规划是中国首个站在世界地图前谋划的五年规划，提出了中国向外开放的完整构想，是中国开始具有全球战略的一个标志性规划。包括：积极倡议一带一路战略，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动能；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积极参与2030可持续发展历程，在全球气候减排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并发挥领导力等。中国走向全球的姿势会和以前全球性大国很不相同，既不会去建立殖民地，也不会去输出霸权。它会是一种很中国的方式，例如义利兼顾、义在利先，取信于人，共商共建，美美与共，这也是中国文化所决定的，如水之善利万物而就下。这是一条新路，在群狼环伺的全球竞争中，是否能够走得通，仍需经受历史检验。中国走向全球的过程，实际上是走向不确定世界，无论是个人、企业、国家，都会发现，他面对的不再是原先那个熟悉的、可控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风险与不确定的世界，如何不在不被汹涌的波涛所吞噬，而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壮大自己，这是开放发展，最为真实的挑战，这又是中国从巨大走向伟大，实现新的能量级跃迁必须跨越的门槛。  

5 发展根本上要发挥人民主体性，这就需要在辩证关系中把握两个积极性。

发展根本上是要调动人民的主体性，但是如何发挥人民的主体性是一个难题。人民主体性是处于辩证关系之中，辩证关系的双方既互为主体又互为客体，双方既能发挥各自积极性，又能有效地协作，从而真正实现人民的主体性。毛泽东同志讲过，“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19]不但中央地方关系如此，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发展比较好的时期，都是两个积极性发挥比较好的时期。

在城乡关系上积极性上，也是通过发挥城镇与乡村两支就业队伍的积极性实现了快速协调发展。建设时期，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广大农民一直找不到有效参与工业化的途径，大跃进实际上是一个不成功的尝试，城乡人口、劳动力隔绝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在乡村40%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20]

70年代初，我国的社队企业开始发展，到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5年占乡村就业达到26.2%，占GDP比重达到了24.0%，出口交货值占出口额的比重达到了43.3%，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全球化的途径。到九十年代，开始鼓励农民进城打工，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到2012年我国的农民工人数为2.6亿，农民逐步融入了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释放出巨大的活力。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我们需要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建国初期，我们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随后多次下放权力，但是没能打破“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央地方激励相容的制度框架，政治集权与行政放权相结合，维持宏观协调一致的同时，保证了地方政策的多元性和灵活性。中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大国，中央政府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权威，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持续提高，年国家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10.1%，提高到2014年的22.1%，中央政府具有较强的转移支付能力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41.2%。同时中国，又是高度行政分权的国家，2014年地方财政支出比重达到了85.1%。中国的治理权是高度下放的，中央政府通过目标、标准和政策进行宏观引导，将具体任务“层层发包”给下一级政府，由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执行。这使得国家在保持其强大国家能力的同时，又保持多元的灵活性，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21][iv]

在企业内部，也需要两个积极性，既需要企业家精神，又需要劳动者精神（主人翁精神）。建设时期，我国通过保障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来实现工人的主体性。这种体制在激发人向上精神与个体责任的同时，但是没有能充分发挥个体的创造性，特别是无法激发“企业家”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对于企业家精神的有效激发，正是通过企业家精神的“毁灭性创造”，推动了产品创新与商业模式的创新，有效的组织和激励了生产活动。[22][v]在这个过程中，又形成了资本与雇佣的劳动关系中，工人没有主体性而言，工人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客体，工人只是实现企业家精神的工具性的延长。随着经济型态日益向创新经济转型，企业员工的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就日益突出，通过推进企业的经济民主，开辟多轨职业上升通道，加强员工与企业的利益与情感纽带，进一步激发工匠精神、劳动者精神、主人翁精神。

对于个体激励机制而言，同样也需要发挥公和私的两个积极性。我们要强调公私兼顾，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统一。[23][vi]建设时期，我们通过经济、政治共同体的建设，通过对于人的精神改造，充分激发了个体的觉悟意识，激发了其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联接，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积极性，同时对于个体利益的积极性尊重不够。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个体积极性在自由竞争中被充分释放出来，成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动力源，与此同时，集体意识、国家意识普遍弱化，人民个体化、原子化，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成为普遍的价值观，成为国家治理的突出难题。未来的治理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人民的觉悟，激发其为集体、为国家的积极性，中国梦之所以不同于美国梦，在于它不仅是个体人生出彩之梦，也是个人贡献社会，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理想之梦。

如何进一步激发人民的主人翁精神？这就需要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是人民主体性的生动体现。共享发展就是给每个成员赋能，十几亿人民尽舜尧，那会汇聚成什么样的能量洪流？只有充分共享，才能调动共建的积极性，人的最大积极性其实就是当家作主，就是每个人都自主的劳动，而不是雇佣制下的强迫劳动。这其实也是组织管理的最高境界，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不是靠自上而下的指令，而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CEO，每个个体的目标和组织目标高度匹配。国家目标治理也是如此，只有当人民把国家任务看成自己目标的时候，国家才最有力量，也进步最快，这是共享发展的深意所在。

人民的主体性不是一种空话。它是不同主体之间所处的辩证关系中形成复杂的激励相容机制。人既作为目的，又作为手段；既从人民中来，又到人民中去；既依靠人民，又服务于人民；既调动个人动力，同时又推动集体协作；既有分的、私的积极性，又有统的、公的积极性；既有物质利益的积极性，又有情感文化、理想信念的积极性。  

6 结束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将西方的经验与理论置于自身历史实践之上，作为行动的指南，只会陷入不但邯郸学步不成，又复失其故能的尴尬境地。中国数十年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它形成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牢牢铭记，并深刻理解其内在的动因，只有充满道路自觉、道路自信，制度自觉、制度自信，理论自觉、理论自信，才能既不失自家法宝，又能借重它山之石，使得我们的发展繁荣之路走的更为坚定，更为宽广，更为长久。

致谢

 

本文初稿是作者2016年8月30日参加有关部门“中国发展模式与经验研讨会”的发言，作者做了修改，10月15日修改完成，作者感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胡鞍钢教授对此文修改提出的意见。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第25页。

2 迈克尔·斯彭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与新挑战》，载《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4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

3 胡鞍钢、鄢一龙：《中国国情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4 陈云：《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9页

5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积累率是指积累基金在国民收入使用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国民收入使用总额是国民收入总额中扣除援外支出和进出口贸易差额的那部分资金。

6 数据来源，The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

7.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

8. 鄢一龙：《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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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陈云文选》第3卷第52—53页。

12. 邓小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 胡鞍钢、鄢一龙：《中国国情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53页。

14. 迈克尔 P.托达罗、斯蒂芬 C.史密斯：《发展经济学（第9版）》，中文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77页。

15.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新华网，北京12月26日电。

16. 邓小平：《我们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1987年7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 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 胡鞍钢、鄢一龙：《中国国情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32、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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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0. 胡鞍钢、鄢一龙：《中国国情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2页。

21. 顾炎武：《郡县论》

22.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3.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35-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i]　前三个平衡完整表述为：“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参见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陈云文选》第3卷第52—53页。后来陈云同志又有关于外汇平衡的论述，合为四大平衡。

[ii] 参见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8-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iii] 198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我称之为的“70年论”，即中国需要从1980年到2050年的长期和平国际环境，实现“三步走”战略。邓小平讲，中国在本世纪末摆脱贫困状况，达到小康水平，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要花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因此，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不要放过这段时间。邓小平：《我们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1987年7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 2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iv] 顾炎武：《郡县论》

[v]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vi]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35-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