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1]，之所以能在当时撬动巨大文化板块，引发空前认同，是因为在他看似平常的文字背后，深藏着两个崭新的思维逻辑。这两个思维逻辑后来在中国思想界深深扎根，主导中国思想近百年，至今依然影响深远——：一曰进化，二曰革命。

所谓“进化”，指强调文学表达形式要不断创新，而俗语白话为创新之本。这是将当时盛行的进化论思想应用到文学中。何以俗语、白话为创新之本？原因之一是：西洋中世纪以来各国皆以土语方言取代拉丁官话，成就了生机勃勃的近世文明。故中国亦当以白话代文言，由古代入近世，进行“文学革命”。革命思维欲摧毁过去，进化思维欲重塑未来。二者为一体两面，相得益彰。

即以文学语言以趋新为贵这一论点而言，林纾当时即反对以古今论文，指出正如欧洲近世未废拉丁，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2]。试问今日国中，有谁还认同马、班、韩、柳一无是处，必以废读为上？诚如汪容祖所言，雅言为白话之“根底与资源”，“百年来写白话文的能力，无不从古文泉水中获得滋养”，“白话文能否精致与能否取法古文大有关系”。[3]胡适所描述的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历朝历代的创新或进化，当理解为一棵大树枝繁叶茂，而千枝万叶却同根共源。看不到文言为白话营养之源，一味追求形式翻新，所成者恐只有“俗俚猥琐”而非“简洁精巧”（徐子明语）而已。

胡适等人的革命思维，实际上是一套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逻辑。视文言与白话势不两立，古文与俗语水火不容，遂以韩柳为粪土，以桐城为“妖孽”。号称学习西方、追赶近世，实与西洋近世貌合神离。欧洲文艺复兴有希腊文之尚，有拉丁文之热，中国有乎？且欧洲近世方言之兴，乃长期政治分化之结果，岂能代表进化方向？再者，汉语与欧语类型不同，原理迥异，何必舍此适彼，一味欧化？何况当年梅光迪、吴宓等人并未反对白话，只反对白话独尊。[4]若依这些当年公认的“渣滓”“腐儒”之见，雅言与俗语共存，文言与白话并行，则今日之国语岂不更加精致典雅、根深叶茂？

（本文发表于《新京报·书评周刊》2017年4月1日B05版，此处有修订）

注释

[1]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期。

[2] 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学生周刊》1917年第2期。

[3] 汪容祖，“新文化运动百年回顾”，《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1期。

[4] 梅光迪、吴宓等人对于新文化运动之意见参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梅光迪，“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学衡》第4期，1922年）；吴宓，“文学研究法”（《学衡》第2期，1922年）；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节录留美学生季报）”（《学衡》第4期，1922年）；吴宓，“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学衡》第15期1923年）。从这些文字可看出他们并不反对学习西洋，但认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西洋文化一知半解，只取其片面内容即认为代表所谓世界潮流。而对于文字与语言演变之规律，强调其内在的连续性，反对仅凭个人一时臆想武断主张废除或重建一种新文字、新语言。吴宓曾在“论新文化运动（节录留美学生季报）”（《学衡》第4期，1922年）一文中讨论了语言之“体制”与个人的风格不同，一个人的语言风格可以变化，但一民族之书面语言有固定之体制，这是不能随意变化；因为“文字之体制，乃由多年之习惯，全国人之行用，逐渐积累发达而成。文字之变化，率由自然，其事极缓而众不察。从未有忽由二、三人定出新制，强全国之人以必从。一旦变革，自我作古，即使其制完善”，也容易随时为其他新制代替，如此几经周折，将导致“文字破灭”，“全面之人不能喻意”。就吾国之汉语而言，书面语言为主，以口头语言为辅；如果颠倒过来，“舍字形而以语音为基础，是首足倒置，譬如筑室先堆沙而后竖巨石于其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