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法治被提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从权利角度来认识法治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权利可作为法治的元概念

权利可以作为法治的元概念，“元”在这里指基础、本源、来源的意义。从法律的历史源头来看，古罗马表示法律的Jus和Lex两个词，Jus指法、权利，同时也有正义、衡平、道德的涵义。Lex则指具体、明确的规则。权利是现代法律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如果把法律体系划分为私法体系和公法体系，权利概念既是私法体系的元概念，也是公法体系的元概念。民法是私法最为典型的领域，权利体系则构成了民法最为基本的架构。人身权、物权、债权、亲属法和继承法上的权利、知识产权等构成了民法的最为核心的内容体系。从权利的作用和功能的角度看，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则是民法体系运行和展开的基础。公法体系当中，一般认为社会契约论确立了现代公法体系的理论基础，而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就是权利是权力的来源。

法治进步的每个节点都可以看到权利体系的某种发展

权利意识分为财产权利意识、政治权利意识、人身权利意识、社会保障权利意识和文化权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权利意识的觉醒主要集中在私权领域，特别是财产权利意识的觉醒，表现为追求在经济上过有品质生活的权利。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这一主题，提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深化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以保障“公民四权”为着眼点推进制度建设。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依法保障“公民四权”。“公民四权”主要属于公法上的权利类型，这表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保障。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将保障权利作为法治建设的支撑。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公民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参与意识、对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要求和表达诉求、对自身能力的发挥和自身价值的追求，呈现出越来越积极的发展趋势。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政府提出对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保障也是我国公民“公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可见，我国发展进程中也展现了从“私权利”意识觉醒到“公权利”意识觉醒的重要转变。

尊重权利是让法治成为公民生活方式的基石

有学者认为，在当下，法治建设最重要的不仅在于完善法律制度，更在于全社会严格地依法办事，让法治成为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让法治成为中国社会的文化。在法律领域，权利话语占据着主导地位。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核心就在于全体社会成员对自身权利的敏感与维护。

首先，尊重权利就要具有权利认知或权利意识。在实际的生活过程当中要具有对某种权利的敏感性，敏感于自己的资格、利益，敏感于采取相应的手段或提出相应的主张。生活当中的话语如“这是我的权利，你不能侵犯我的权利”就是一种权利敏感性的表达。生产商未标明转基因食品，则敏感于消费者的知情权；政府对关系公民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调整不让其参与，则敏感于公民的参与权和听证权；网站长久保留个人的浏览信息，则敏感于公民的隐私权，等等。

其次，尊重权利就要明晰权利的界限。界限意识是权利意识的重要内容。权利不能被滥用，个人权利具有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他人权利的边界。界限意识还意味着权利的分明，个人与集体之间界限分明，个人与个人之间界限分明。

再次，尊重权利需要树立权衡意识。“两权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法治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不同权利类型之间的平衡。法治的生活方式之所以能称之为一种和平的生活方式，原因之一即是法治在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和妥协。权利不是一种极端的话语，具有权利冲突是一个社会状况良好的表现，权利的冲突、利益的较量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平衡和妥协的艺术。

最后，尊重权利需要重视责任意识，敏感于自己的权利，同样也敏感于自己的责任。责任不是外在于权利，而是包含于权利之中，二者不可分离，法治的核心即是在于每个人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和到位，不能将责任与权利彼此分离或切割。承担责任是一种人之为人的必然，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尊重。相应地，责任对权利的限制也是一种内在限制而不是外在限制。

文章原载《学习时报》2017年1月11日民主法治版，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师资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与文化研究中心法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