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兹为北大本科生就三民主义和百年中国社会主义进行的学术研讨会整理出来的纪要，百余名大学生在课堂讲述及课外广泛阅读、吸收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论题形成自己的思考，写成发言提纲，先分组进行讨论，后集中讨论一次。讨论思路开阔，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反映了北大本科大学生的理论思考维度及水平，也反映了莘莘学子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关怀。纪要是百余大学生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的综合，不苟形式，思想解放，别开生面，故所引文献及资料皆未作注释，同学们提出的诸多新观点、新看法，或许可为学界参考借鉴。

关键词 三民主义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  儒家道统   民粹主义

2013年5月9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现代政治思想” 本科课程，以“三民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题，又组织了一次课堂讨论。参与讨论的有选修本课程的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信息管理系以及元培学院的的本科生，及来自美国、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的留学生共127名。任课老师袁刚教授按教学计划讲授了6课时，对三民主义各流派作了介绍，来自台湾的博士研究生伍优政讲了3个课时，介绍台湾方面的研究。讨论由袁老师出题，分7个论题分组讨论：1，同盟会十六字纲领和社会主义；2，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3，三民主义与儒家道统；4，中共“新三民主义”论；5实践中的三民主义；6，三民主义与民粹主义；7，三民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学们分组交流研讨后，又进行了3课时的集中讨论，本文为依据同学所交发言提纲所整理的讨论纪要。

一、同盟会十六字纲领和社会主义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提出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在《民报》发刊词中，孙明确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与十六字纲领遥相呼应。同学们认为其中含有强烈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当时社会主义在欧洲已广为流行，作为西学之一种于19世纪末被当作救国启蒙之武器在中国传布，很快成为显学。而当时中国对欧洲社会主义了解和研究最多的应该是孙中山，孙也一直以社会主义者自居，梁启超也研究社会主义，但他说：“在中国提倡社会主义最早的，以孙中山为最先”。孙中山早年流亡海外，研究过西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曾说：“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一派，我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我参酌了各派的理论，汲取了他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了三民主义”。据孙所述，他提出的同盟会纲领，实际上也算是一种社会主义，是融合社会主义的精华结合中国国情而独创的，孙自身定位属社会主义者流，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也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据此有同学认为孙中山最早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他未用此名词，实际干的却是此事。

孙中山声称：“今之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有两个：第一，驱除篡权的外来人（满洲人），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分为公共所有。孙认为“国利民福”即社会主义，民治国、公有制等是社会主义的精华。同学们认为这与我们现今所说社会主义的目标基本一致，即消灭剥削、达到共同富裕、民富国强。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更强调“民生主义”，用“平均地权”来解释中国的社会主义。孙致友人信有言：“所谓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实行之事”。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因而在他的理论中，虽然对社会主义持肯定态度，但实施过程中又将社会主义限制在民生主义的范围之内。具体来说，孙中山将马克思的学说与亨利·乔治的学说结合，形成集产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真髓为“公有”，并据此设计了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社会主义模式——平均地权是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应先打破经济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同学们由此认为社会主义应是孙文党徒的直接目标。

孙文社会主义模式有其局限性和阶段性，无法实施，实践中办不到，列宁批道：“这种主观社会主义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然而，1923年苏联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第一次拜会孙中山时，却说：“民生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所以国民党的最终目的与共产国际的最终目的不相冲突”。对孙“主观社会主义”有不同评说。有同学认为：“平均地权”虽然采用温和的方法，不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但限制土地所有者分享增值收益，从法律上否定了地主对土地的绝对所有权，国家可以照价强购，是土地国有的一种实现手段，具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目的是均贫富，最终达到“大同”。孙中山认为要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解决生产问题，分配问题也要同时注重。分配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供给公众使用，有同学认为孙划清了民生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国家建设成果为全体国民所共享，国富民亦富，共同富裕，不能因其手段不够强硬而否定其社会主义性质。

孙中山说社会主义精髓为“公有”，梁启超也曾概括社会主义最为重要之精义：“土地为公，资本为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然梁又认为：“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实主干涉者也”。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干涉主义，建立国家权威，集中资源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应该说看得更深入更实际。孙中山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挽救民族危机，要建立民主国家的权威，该权威的合法性、正当性，理论上讲是来自人民。民国要以国家权力均贫富、除剥削，这体现了社会主义，毛泽东曾评价道：“建立民国与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因而，有同学认为：从孙中山的思想体系的形成探究，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的出处及目的都是社会主义的；从内容上分析，纲领本身体现了“利国福民”的初衷，即社会主义的精髓，后来强调的“民生主义”，体现了社会主义中的公有性质；依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的阐释，同盟会纲领也体现了干涉主义、人民主权以及平等独立等性质，其目标也可以说是共产主义，只不过其手段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调和，不失为社会主义一种流派。

对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大多数同学认为其是反对满洲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统治，体现了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景，符合“平等”、“独立”的社会主义特点（满足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包括所有民族）。而少数同学则认为其意在拯救民族危机，与社会主义无关，是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之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要反封建反帝，因而其没有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对于“创立民国”，大多数同学认为这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主权在民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少数同学认为民国与社会主义无关。

对于“平均地权”，大多数同学认为其目的是土地公有，体现了社会主义，从手段上看，用缓和手段将土地收归国家（照价收购），削弱了地主的绝对所有权，照价收税，将土地所得进行分配，有利于减少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反对的同学认为，平均地权带有资本主义色彩，通过土地商品化，乡绅获得了大量资金以投向城市工商业，这反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诸多流派的共同特点是以社会为对象，回答实业革命后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平均地权关注的即是社会问题，孙中山似乎更多关注的是问题解决的实用性方法，不一定具有意识形态色彩。

二、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中的社会革命纲领，孙中山企图避免西方那种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实现“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使中国成为“地球上最富的国家”。

课堂上老师介绍了上世纪初社会主义在中国传布的情况，其思潮虽前卫，却内容庞杂，有各种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算其中之一种。当时社会主义各流派百家争鸣，从早期传教士、洋务派的零星介绍，到留学生的初步宣传，以波浪式前进方式传布，五四时期在知识界广泛讨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

民生主义体现的是孙中山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及解决民生难题的措施，其理论内涵、实践主张都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同学们认为民生主义实包含了社会主义有关所有制、财富分配、社会公平等思想和主张。“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体现了孙中山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贫富分化的不满，试图通过这两种措施加以避免。孙还强调国家资本，即发展国家实业，提出：“中国没有大资本家，如果由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照这样的办法，和资本家不相冲突，是很容易做到的”。体现了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和对分配公平的考量。

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相比，民生主义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

第一，孙主张“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追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古式大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其对民生的重视也体现了儒家的“仁”，希望统治阶级通过适当让步来化解社会矛盾。民生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大同思想。

第二，与激进马克思主义者相比，孙中山更强调中国国情的不同。认为民生问题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要通过阶级调和解决民生问题，实现社会主义。孙中山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认为中国没有严重的贫富分化，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差，中国的资本主义绝不像欧美那样发达到可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程度。孙看到欧美“分配之社会化”的实践，更坚定了其“阶级调和”的信念。

民生主义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主张，也充分考虑了中国的文化传承和社会现状，同学们认为其为早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三民主义与儒家道统

所谓儒家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是唐朝儒者韩愈首先提出的，意在说明儒家的传承性。孙中山晚年主张自己的思想就是道统的传承，是儒家的延伸。

道统的延续意味着什么呢？

有同学认为三民主义想继承道统，在于巩固三民主义的思想地位，抗衡或打压其他思想，得到政治上的力量。三民主义是否在思想上或礼仪上继承儒家道统？虽不能认为二者有完全的继承，但至少有一定的相关性。《礼记·礼运》注云：“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但实际上孔子本人并没有提过“天下为公”和“大同”。这种论述及附会是借用了孔子的名义，三民主义也是附会别人借过来的孔子，也就是说，道统说本身显出的更多是工具性的，以增加自己的包容性。它随着时代的需求而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现代——康有为提出“大同”思想，并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来衔接传统与现代——则似乎只有依此理论，才可以将三民主义承续“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道统，三民主义才有资格继承传统文化，由此加强孙文学说的影响力。

孙中山本人的解释是：民族主义是先巩固民族本位，打破强权，再提西方强国提倡的世界主义，否则只有被武力击败，最终目标是用“公理”和平统一世界，实现大同；民权主义则指，社会发展的历程是人兽争斗——人人争斗——实现民权（大同），实现民权后的天下为公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人虽才力不同，但可各尽其力，做出相应的贡献；民生主义“等于”社会主义“等于”共产主义“等于”大同主义，民生主义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历史的重心。后来戴季陶又对之做了理论整理——三民主义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孙中山的思想于是被戴奉为正统。共产党人解释三民主义也没有摈弃“天下为公”说，世界大同就是共产主义。台湾方面则更偏重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因“大同”暗指社会主义，所以“天下为公”概念变得更广，成了一种“宇宙性终极目标”。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论从产生背景还是宣传力度上看，民族主义都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孙中山对于民族主义的阐发既继承了儒家传统民族观，又结合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背景做出了自己有创见性的阐发。孙所言民族主义是国族主义，国族主义与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相对立，中国人最崇拜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却没有国族主义，即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化约为国族主义，在国外不适合，因其民族与国家有明确的分野；但在中国便很恰当，因为中华民族是靠天然力形成的。孙强调顺乎自然的王道形成的共同体便是民族，依靠人为力的霸道结合成的团体便是国家。许多西方学者也认为，与其说中国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毋宁说是一个“文明国家”。中国首先具有的是五千年沉淀下来的厚重的历史和文明。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即中国人“历来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所以孙中山要强调国族主义。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孙中山并未丢弃传统的儒家道统，相反，他所提倡的民族主义，重要核心就在于民族的精神。孙中山认识到，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要恢复既往的地位，首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包括“很好的道德”，具体指忠孝、仁爱、信义与和平，只有恢复这些固有的旧道德，才能同化外族。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的普遍潮流是抛弃一切旧道德，然而孙中山极有见地的指出，旧道德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很多东西不会进步也不需要进步，比如对于一些基本的道德，任何所谓的进步都是破坏和犯罪。

新文化运动前后，世界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新青年中有广泛影响，孙中山虽不一概反对，但他强调当前中国不适合提倡世界主义，并指出所谓的世界主义不过是变相的帝国主义。孙认为只有首先解决了民族自身的问题，才能谈得上世界主义，指出：“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

同学们总结，国民党人强调三民主义传承儒家道统的原因有四：从实用性角度看，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社会上不了台面，使孙中山转向从儒家道统中寻找人们能接受的理论依据，对道统的继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从体制的延续性上看，衔接道统有利于经济政治政策的提出，执行上也更利于被民众所理解和接受；正统性上看，由于“正统”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有一个，也必然是社会主流，衔接道统有利于巩固三民主义的思想地位，抗衡或打压其他思想；个人因素上看，提出衔接道统体现英雄救世思维模式，这受制于孙中山自身的文化积淀，孙也想当尧舜。

有同学认为，孙中山对传统道德与文化的某种程度的复古，可谓高瞻远瞩，当前思维统序混乱，亡文化就是亡其解释系统，自我割裂传统无疑于自杀，是站不住长不了的，如何深入中国文化内部去全面了解其真正的精神价值，应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思考的问题。也有同学指出了这种衔接理论上的缺陷：孙中山对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道统的继承关系没有很明确的解释，仅停留于口号或说大话；其关于“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解释和实践都偏向了民生；过于理想主义而创新不足；虽保留了儒家思想中一些理想主义的部分，却削弱了理论的实践性和可行性。还有同学认为，从构建政治合法性上看，儒家思想生长于本土，对社会文化、习俗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在本土思想上构建政治合法性是更容易成功的；从东亚国家的共同实践上看，大陆、台湾地区、日本、韩国都将儒家道统视为东亚人民的共同财富，因而衔接道统是延续儒家思想重要的政治实践；从人类的共同目标上看，衔接道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其与人类最终想达到的共同的普世的目标是有一致性的。

四、中共“新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

同学们了解到新三民主义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及中共的创意，所以讨论的是中共的“新三民主义”。内容是所谓在旧三民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成为反帝反封建纲领，提出“节制资本”和“政权应为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主张，表现出的左倾化倾向。同学们认为新三民主义更多与中共意识形态相契合，中共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情况巧妙地作修正，把三民主义到社会主义勾画为：“旧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当然这一路径国民党人从未承认，中共也只是自话自说。

从新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其中既有继承又有发挥也有改装，主要是大讲阶级斗争，且更激进。如毛泽东发展孙中山民族主义提出要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民权方面，则坚持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而不是孙中山的由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当然孙中山本人从未自认是资产阶级），实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和民主集中制；民生方面，毛主张平均地权，夺取地主阶级政权，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真正实现耕地农有，并提出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彻底的土地革命路线。毛在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的激进革命策略，是不是就比孙中山高明，现在看来也不一定，阶级斗争是穷折腾。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出现了问题走了弯路，毛泽东及中共领导自身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弄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与孙中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统绪有些相似，如此，则是辛亥革命几个轮回过后，又回到了思考的原起点，还是要着力改善民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共两党的底色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中共官方描述，中国经历了“从新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从新民主主义到传统社会会主义，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之路，现由弯路回到了正路。如此则新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的，但随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其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来，理论解释力不足。有同学指出仅用历史脉络分析方法不行，可直观比较新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官方表述，二者性质不同，无法在逻辑上自洽，前者无法成为后者的铺垫。

五、国民党实践三民主义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夺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党也需要完整的理论来强化和团结自身。然国民党派系纷杂，蒋介石想以掌控三民主义的解释权话语权来专权并不顺利。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为国家根本法：“确立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随后，蒋介石在各地发表了很多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有同学认为这就象列宁死后斯大林作《列宁主义基础》的报告一样，声明自己才是已故导师的最好学生，以显示他才是孙中山思想的正统，成为国民党的新领袖。蒋说：“党内的根本弱点，是思想不统一，所以意志不能一致，所以行动不统一，团结不坚固。”

但国民党在大陆实践三民主义基本上是失败的，在内忧外患的二十年间，蒋介石没有精力真正实践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建设无从谈起。但蒋在理论话语方面却依赖党内秀才发展孙文学说的感染力，蒋将三民主义解释为心理、物质、政治、社会和伦理建设的原则，在戴季陶的帮助下将三民主义的儒家化。同学们认为儒化三民主义为蒋记国民党实践三民主义的最大特点，其步骤可以分为三步：首先将孙中山描述成为儒家伦理道德的集大成者：“总理在中国的人格，政治上的道德，是要继承中国固有的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转到孔子，以后断绝了一段，总理即是要继承这个道统的。”孙的继承人蒋也由此获得正统。其次，融合儒家思想推行党化教育，或诉说三民主义本来就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结晶。戴季陶说：“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蒋介石将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阐述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而做到八德则要实践“礼、义、廉、耻”四维，将“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延伸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还将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解释为民生哲学，将孙中山受到西方民主共和思想和经济学家土地国有等思想影响而发展出来的民生主义，单纯说成是儒家传统思想“天下为公”的继承。然而，孙中山虽然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实际上西方思想对他的影响更加深远，儒化之后的三民主义抹掉了这一部分，实际上是脱离了三民主义的本义，是一种异化，是“六经注我”式的解说。再次，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思想上尊孔复古的浪潮。1934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每年8月27日定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列为国家纪念日并休假一天。同时，儒家的经典如《四书》等也被列为教科书，成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蒋介石还开展新生活运动，摒弃“我国民不合时代不合环境之习性”，追求国民生活合理化，以“礼义廉耻”为行动的中心准则。

蒋介石在儒化三民主义的过程中，达到了统领全党思想的目的。由于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差别较大，其在树立自身为中国传统道德继承者的同时，声称共产党是中国传统道德的破坏者，达到了其用三民主义抵制马列主义全面反共的目的。蒋介石儒化三民主义得到了戴季陶的鼎力相助，戴在党内资格老、理论水平高，蒋借助戴季陶的威望和影响力，巩固了自己的思想正统性。而民主、法治等西方政治思想真谛被剔除了之后，剩下的所谓的“三民主义”，则成为了蒋介石维系个人独裁的工具。

国民党退据台湾后，蒋介石进一步儒化三民主义。1966年台北阳明山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时，蒋介石发表讲话，强调三民主义思想的本质为“伦理、民主、科学，亦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此时伦理已经被放置首位。蒋定每年的11月12日孙中山的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展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1967年三民主义研究所出版了《三民主义与中华文化专题丛书》共6册，包括三民主义与理学修养思想、儒墨正明思想、管子经济思想、学庸天人思想、春秋民族思想和孙子军事思想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发起，是为了对抗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全盘西化论”，也对抗大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谓“破四旧，立四新”诋毁传统文化，客观上保存整理且振兴了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提升了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但同学们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解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显然有些牵强附会，而且是对孙中山思想的一种真正异化，不成其为孙文学说了。

三民主义在国民党的论述中，之所以有较为多样和丰富的变化，与其自身的特点紧密相关。三民主义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综合性强，中西结合，集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于一身，后来又加上传统道统。由于其本身综合性强，能够适应和补充不同的思想资源，但口头和实际上却是两码事。

退居台湾后国民党倒是有时间在小岛范围实践三民主义，搞了一些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同学们仍按民权、民生、民族三个方面进行疏理。

（一）民权主义

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初次提出“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施政理念，开始在台湾推行“地方自治”，以求淡化俄式一党专政。主要内容是：省、县议员和省、县长实行民选，并赋予省、县议会一定的地方权力，如在财政、金融等方面的一定自治权。此外，赋予人民直接参政议政的机会，也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灵活性和积极性，但实际上做的仍是表面文章。蒋介石死后其子蒋经国继统后，才开始认真实践。在70年代前中期，党外人士大多以个人名义参与选举，但从70年代末开始抱团参选，出现了“类政党”团体。同时，选举从地方向中央逐层推进。1987年台湾省解除戒严，政治宽松后实践了民主宪政改革。在80年代的政治革新中，国民党政府充实了“中央民意代表机构”。“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大会”三个所谓的“中央民意代表机构”成为“中华民国法统”的象征。蒋经国死后台湾政治本土化，去意识形态化，已非三民主义可以涵盖。多数同学认为，以地方自治为代表的台湾一系列重要民主政治实践，对台湾民主进程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也体现了国民党实践中对民权主义的坚持。在民权主义的实践上，同学们对国民党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

（二）民生主义

台湾1949年4月开始的土地改革，是以“平均地权”为目的的。政府先推行“三五七减租”，然后实行“公地放领”，再征收地主多余的土地，当局用债券或者股票给予补偿，以和平方式废除了旧式土地所有制，从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此后依靠美国经济援助，国民党当局从1953年开始实施“四年经建计划”，扶植民营企业，促进经济发展。多数同学认为，总的来说，台湾国民党在民生主义上的实践较为成功。通过土地改革，台湾实现了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政府加大了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改善了民众生活，在促进台湾经济快速发展发展的同时，不忘民生，实现了“均富”，这点尤值得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执政者学习。

（三）民族主义

1928年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展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的决心。抗战胜利中国终于摆脱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加不平等条约的约束，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中华民族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也是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最高成就，不容抹煞。国民党退居台湾后，两蒋进行“反共仇共”思想灌输，对台湾本土“台湾”势力也加以无情打击，希图维护中华民族最高利益。但至到两蒋死后国民党也未达到“反攻大陆”复国目的，反而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抬头。之后90年代李登辉以及陈水扁进行“去中国化教育”，台湾民众逐渐淡化了自身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民族主义更多地是讲统一，是讲不忘中原本根，但台湾本土民众毕竟占多数，听从者渐少。在台湾岛内，国民党目前所坚持的民族主义是努力实现台湾地区闽南人、外省籍、客家人、原住民和新住民这五大族群的和谐，这同样体现了民族主义，但也逐渐在脱离中华民族，向本土化发展，是背离了孙中山的思想。同学对国民党在民族主义方面的实践提出质疑，侷于台湾一隅的国民党对民族主义也真没有办法，力不从心，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能否主导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要打问号。

六、三民主义与民粹主义

学界近来对民粹主义的关注反思很多，民粹的内涵是：声称一切归属于人民，向人民靠拢，唯民是从，到民间去，与人民融为一体，其理论来源仍然是国外西方，主要是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美国人民党民主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反智反精英，认为农民具有天生的社会主义精神，毛泽东曾呼“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分子要“到民间去”，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要求实现草根性直接民主，否定精英的社会作用。民粹主义热衷于暴力，不愿通过渐进改革实现社会进步，要求结果均等，天下均贫富，甚至不惜以无偿没收手段实现均富，具有非理性色彩。

关于三民主义与民粹主义，同学们的讨论最为激烈，有两种观点针锋相对：

一种观点主张“三民主义可以算作是民粹主义”。有同学认为：民生主义的表述与民粹主义相近，平均地权等于结果均等，征收地价税、土地增价归公等激进改革，就是民粹主义。节制资本等于空想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限制私人资本经营的范围和规模，把影响“国民之生计”的“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物，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这些就是民粹主义的表述。列宁就明确指出孙中山是民粹主义革命家，中共留学过苏联的重要理论家王稼祥在《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中，也指出：“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的民主主义的思想，是与中国民粹派的思想相结合，一方面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纲，一方面理想地避免资本主义的阶段。”李泽厚在《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中提到：“民生主义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下层劳动民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实质就是农民）的经济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它虽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范畴，但早已全身浸透了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的浪漫思想。...所谓真正的民生主义，便是既要发展大工业又要预防和避开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表现，便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涂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就民权主义与民粹主义来说，有同学认为创建民国就是反对精英主义，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政权为平民所有，这些就是民粹精神。而邓演达建立“第三党”的政治主张，就是“反精英、均贫富”——要搞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最终实现社会主义——这具有强烈的民粹色彩，所谓平民主义就是民粹主义，而第三党也是国民党的一个派别，自称孙文信徒。有些同学认为，虽然国民党不同的派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三民主义有不同理解，或不是每一个时期或每一个派系都与民粹主义共通，且三民主义的改良本性与民粹主义不同，但这些都不能否定三民主义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民粹主义虽然不是三民主义中的主旋律，却也是其教义的重要方面。

另一些同学则认为“三民主义不是民粹主义”。从历史经验主义看，即便是中共早期理论家也不都鹦鹉学舌跟着列宁讲孙中山是民粹主义者，如1928年瞿秋白作《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一文，提到：“民生主义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幻想进入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乌托邦，是对使其感到痛苦的资本主义的诅咒。”到改革开放后，学界更不给孙中山扣民粹主义的帽子，如1981李时岳、赵矢元在《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一文中指出：“孙中山是主观社会主义者，他并没有像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着那样，反对大工业，而是按照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出解决土地问题，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把彻底的资本主义的方案当做社会主义的方案加以宣传。”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也指出：“民生主义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因为历史条件的约束，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用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表达方式。孙中山主张以改良经济组织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并没有采用消灭资本家的方案，而是提出了平均地权，核定定价的方案。是为了防止中国像欧美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贫富悬殊。”这些论述都含有不能将民粹、民生二主义等量齐观的意思。

当然，学术界的讨论都囿于意识形态，同学们的论争也没有脱离官方话语。反对将三民主义视作民粹主义的同学主要理由有三：一是三民主义不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是反动退步，主张以现代化大生产取代分散落后的小生产，以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而不反对资本和资本家。二是三民主义只是主观社会主义，企图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预防资本主义的“祸患”，从而造福社会，主张迅速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三是三民主义可能具备的民粹色彩，也是基于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考量，是出于对劳苦群众悲惨生活的同情，以及对无产者同资产者矛盾的畏惧，所以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弊病的资本主义，本质上不是民粹主义。孙中山虽也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端，但对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文明进步是肯定的，并没有试图绕过资本主义的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实现“贫富均等”，发展“国家资本”，集中力量发展国家经济，最终是要实现一种“国家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批判资本主义弊端，但三民主义并不阻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三民主义和民粹主义虽都讲“民权”，但三民主义不反对精英政治。民粹主义诉诸感情，三民主义讲求现实具有历史进步性。列宁用民粹主义来概括孙中山思想并不科学，无论理论上还是逻辑上都讲不通。

七、三民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前面同学们讨论了民生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中共从先前高调激进的马列原教旨主义，退为讲究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其在诸多方面与民生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首先，在对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上，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弃了阶级斗争纲领，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孙中山早就说过：“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是历史的重心”，“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二者高度契合。

其次，在对所有制的主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与民生主义中强调节制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兴办实业）的混合所有制也极其相似。中共改革后对私人产权的逐步承认，也与民生主义固有的对私有财产（对地主土地承认所有权，但核定地价、涨价归功）的尊重也都不谋而合。具体到对待资本和土地的态度，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措施保护私人资本，积极利用外资，实行土地公有制下的承包责任制，这实际上是给予了个人对土地的使用权，某种意义上可谓是占有权和所有权。这与民生主义中强调的承认地主土地私有、一定程度上的部分国有和利用外资发展实业的主张，在调动公私各方面的积极性、增强经济活力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然后，在发展经济的具体措施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地采用市场加宏观调控的方式，实现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这种对完全计划手段的废弃，对市场和政府双重作用的肯定，与民生主义中既尊重私人市场，又强调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的思想又非常相似。

最后，在发展的目标上，两者都追求国家经济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追求缩小贫富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一过程中，两者都认为国家需要通过税收调节、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逐步改善低收入者生活，缩小贫富差距。而实际上，如果考虑到现在过高的房价和基尼系数，民生主义主张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其对贫富分化的预防、对社会公平的诉求，似乎比当前中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勇气和魄力，且成效更著。有同学就认为当今中国房地产畸型发展，有钉子户以地发百倍之财，为什么不按孙中山“平均地权”收房地产商十倍之税，以调节收入不均呢？

同学们通过比较，认为国民党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曾对立，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但当今在很多方面都存有契合点，可以讲和。同学们认为现在二者在文化根基上已经契合，因为共产党也随之讲孔子讲儒化，与国民党一样讲“仁”与“礼”，即讲和谐和法治。“仁”的精神实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即是“仁”思想的体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也是造福于民的“仁政”思想。儒家的“礼”是建立维护一定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道德秩序。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充满道德精神，人民与政府分享政权和治权，民权主义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也体现为道德秩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在大力倡导发扬社会民主与法治，主张以德治国，以法治国，二者都已可看到儒家“仁”和“礼”的精神，文化底蕴更加深厚了。

二者的契合点也体现在对中国国情特殊性的认识，以及前述三民主义的社会主义色彩上。二者强调自主发展，不盲目模仿西方，都强调并考虑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如孙中山早就说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现在中共“初级阶段”理论，把实现共产主义延迟到无限的遥远，也不太讲共产主义了，这是回归到了孙中山的原点，但二者又都讲社会主义，有共同语言，都认识到社会变革应该从中国具体实践中探索方法，而不能再采取革命式“一刀切”。孙中山早就说，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三民主义基于“民生史观”，而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史观”。邓小平则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先富带动后富，提出中国社会变革——是和平渐变式变革，承认私有制，发展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回归孙中山。国共两党都跟随时代潮流前进，吸收了外来的先进思想，综合加工为我所用。二者都淡化阶级斗争，重视民生问题。二者还都重视对外开放的作用——孙中山将支持闭关自守的看法称为“荒岛孤人之思想”，指出中华民族只有“迎此潮流，行门户开放政策，以振兴工商”，才能逐渐缩短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非常关键的战略之一就是对外开放，扩大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往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与进步。

国民党三民主义与当前中共宣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很多契合点。当前中共发展经济讲民生，告别阶级斗争为纲及斗争哲学，大办孔子学院讲儒家仁和礼，依宪治国，回归孙中山。而早就有人宣称要退回到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比“初级阶段”还要退得更彻底。那么，这到底是历史大倒退，还是历史进步呢？大多数同学认为是历史的进步！假、大、空的那一套救不了中国，讲究实际，实事求是才能稳步前进，先前激进冒进是穷折腾，大反传统讲马列原教旨也有悖情理，是走了弯路。中国传统之根丢不得，现在国共都讲儒家仁礼，用传统文化统一中国比较实在，以前所吹用党义统一中国已被证明行不通。如此来看，三民主义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全可以主动去吸纳三民主义，达到共荣共赢。

（2013年6月初稿，2016年7月改定。《南风窗》总580期2016年第24期纪念孙中山先生150诞辰专号上摘要刊发，题“三民生义思想的当代启示”）。整理者课代表张立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2010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