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德留下的问题

形而上学，长久以来承受着极大的诬蔑，甚至有点臭名昭著了。即便是最严肃的学者，谈起形而上学，也往往抱着批判甚至审判的态度。然而，这种态度，无助于我们认识形而上学本身，而只是让我们陷入了偏见的泥潭。我们只要看一下词典上对形而上学的解释，就知道这偏见有多么严重了：（1）指与辩证法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没有质变。而这种变化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推动。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否认矛盾是发展的动力。（2）指研究感官所不能达到的超经验的东西（如上帝、灵魂、意志自由等）的哲学。其实第（1）种形而上学，是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董仲舒所讲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属于这种形而上学。人们不喜欢这种形而上学是有自己理由的。但是，还有第（2）种形而上学，即关于终级的理论。所谓的上帝、灵魂、意志自由等，都是终极性的问题。也只有研究终极理论的形而上学，才有可能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那么，怎样才能够让形而上学成为科学呢？按照康德的说法，就是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讲的：

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而且由于缺少一个公认的标准，每个人都要随心所欲地塑造他自己类型的形而上学。至今被叫做形而上学的东西并不能满足任何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的要求；然而完全放弃它又办不到。这样一来，就必须试探一下对纯粹理性本身来一个批判；或者，假如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批判，那么就必须对它加以检查并且来一个全面的实验。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比满足这一纯粹是求知的渴望更为迫切的需要了。……

因此在纯粹理性的思辨科学——形而上学上，我们永远不能求助于良知，除非我们被迫放弃它，抛弃全部思辨认识（这种思辨认识必须是一种理论知识），从而抛弃形而上学本身和它的教导（在某些场合上），以便采取一个合理的信仰，一个对我们来说唯一可能的、唯一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的（也许比知识本身更为有益的）信仰。因为那样一来，问题就完全两样了。形而上学不仅整个必须是科学，而且在它的每一部分上也都必须是科学，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因为形而上学，作为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来说，所根据的只是一些总的看法，在形而上学以外，盖然性和良知固然有它们有益的、合理的使用，不过这种使用是根据一些完全不同的原则的，而这些原则的权威有多大，则永远取决于它们对实践的关系上。

（德·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163、168页）

我认为，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这个世界需要形而上学，每个人，尤其思考的人，更加需要形而上学，人们总是想着趋近最高的道、理念、真理，这对人类的进步，是有好处的。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事实，是形而上的力量在引导人类前进。二、形而上学是纯粹理性的思辨科学。在以往的观念里，人们总以为形而上学不过是是胡说八道、招摇撞骗；然而，这是多么深的误解啊。要对纯粹理性本身进行批判，那也只能回归到人本身。可以说，理性是人类的创造；做一个有理性的人，是许多人的追求。其实，形而上学并不外在于我们，它就在我们自身之中。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一点形而上学或者辩证法。人们把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对立起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不过，我们应该感谢这种对立，因为只有对立，才有统一嘛。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是非常深刻的：一方面，他看到了理性的限度，理性不应该为所欲为，否则就会陷入疯狂；另一方面他在理性中发现了二律背反，虽然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提出这个问题要比解决它伟大多了。

（二）深刻的二律背反

“二律背反”是康德的用语。康德认为人在认识世界本体时必然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有四组两两相对的命题，它们之间是相互排斥的，但各自本身却又都可以被证明为同样正确。即（一）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空间上有界限和世界在时间上无开端、空间上无界限；（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简单的、不可分割的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复杂的、可以分割的；（三）世界上有自由和世界上没有自由、一切都是必然的；（四）世界上有最初的原因和世界上没有最初的原因。他把这种矛盾称之为二律背反，并以此来论证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事物的本质是不可以认识的。其实，要按照康德的论证，最后的结论是靠不住的。不仅世界本身有矛盾，就是在我们的思维中同样地存在着矛盾。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同人的能力是无限的，它们之间同样相互排斥，但各自本身都可以被证明为同样正确。甚至我们从“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个前提出发，必然得出“人的能力是无限的”的结论。事物的本质是不可以认识的，这同时就意味着事物的本质是可以认识的。康德真正深刻的地方，在于揭示了二律背反，但是，他并不能能把这个二律背反统一起来。他只是在折衷、调和，而折衷、调和绝不是真正的统一。能够把二律背反统一起来的，只有辩证法。黑格尔说：“要从康德那里学习辩证法，这是一个白费力气和不值得做的工作。”列宁则讲“康德主义=形而上学”。但是，康德的形而上学，并不是全然没有道理；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要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所面对。理性有自己的局限，甚至会陷入自相矛盾；我觉得，这倒是真正科学的态度。我们所面对的，往往只是二律背反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死死地纠缠着我们，让我们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甚至所谓辩证的统一，不过理性的乌托邦。我们不能享有辩证法的成果，相反，却要承担它所付出的代价。当然，这并不是对辩证法的微词；但是，辩证法有自身的缺陷又是一定的。然而，辩证法毕竟对康德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批判。黑格尔说：“……只要对理性的二律背反的性质，或者更正确地说，辩证的性质，深入观察一下，就会看出每一个概念一般都是对立环节的统一，……有多少概念，就可以提出多少二律背反。”“康德指出了四个矛盾；这未免太少了，因为什么东西都有矛盾。在每一个概念里都很容易指出矛盾来。”“二律背反的真正解决，只能在于两种规定在各自的片面性都不能有效，而只是在它们被扬弃了，在它们的概念的统一中才有真理…….。”我在想，所谓辩证的统一，是不是很勉强呢？坦率地讲，辩证的统一，是需要条件的；而这条件的满足，往往意味着漫长的历史进程。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等到辩证的统一完成的时候，我们早已白发苍苍，甚至不在人世了。如此以来，这辩证的统一，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辩证法，会把人们引向群体的历史；而康德的哲学，则因为认识到理性的限度，把人带回了个体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不只需要绝对的真理，更需要人生的感慨。我觉得，承认理性的限度、认识的局限，是有好处的；这样就不会走向自大、狂妄，以致认为自己有权评判人类的一切。康德的哲学，虽然有很多的矛盾，甚至他也无法把这种矛盾统一起来；但是，他做学问的态度却是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只有理性的思辨而没有自我的膨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即便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思维都有着不能避免的矛盾。对于这种矛盾，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说：“一方面，人的思维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对我们来说，至上和无限，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我们的存在是有限的。作为不可知论者的康德，并不可笑，相反，是可敬的；真正可笑的，是那些无限膨胀自我的人。

（三）把辩证法引入形而上学

我们知道，形而上学很难解决二律背反的问题：在形而上学这里，二律背反虽然依然具有深刻的意义，但却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种矛盾呢？也只有引入辩证法。辩证法是与教条形而上学完全对立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在教条形而上学那里，完全是静止的、片面的、孤立的、僵化的观点。可以说，这种形而上学真的无可救药了。只有用辩证法去改造它，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在辨证法中，有三大规律，即矛盾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而这三种规律，恰恰可以在终极意义上解决二律背反的问题。矛盾一方面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另一方面，又可以克服对立双方的片面性，在更高意义上完成统一。所谓的自相矛盾，只是因为戴了一副教条形而上学的眼镜，看不到更高意义上的统一罢了。在辨证法那里，世界是处于流变中的。赫拉克利特不是说么？“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很简单，因为水在不停地流逝，正所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既然世界处在流变中，那有没有真正的永恒呢？从一方面来说，没有真正的永恒，所有的一切都会在一瞬间随风飘远，而我们呢，也不过匆匆的过客；从另一方面来说，永恒又是存在的，然而，这种存在并不是亘古如斯的，也不会天荒地老，因为所谓的永恒，就在一瞬间。其实，古人早就领略了“瞬间即永恒”的妙谛。在有限中有无限，所以一朵花就是一个世界，一粒沙里就有一个天国；在短暂中，就有永恒，所以“刹那含永劫”，“窗含西岭千秋雪”。从真实意义上讲，人们是不可能达到永恒的；因为人们是有限的存在。人生不过百年，又何必怀有那么多忧虑呢？但是，人又总在追求超越，也就是有限的存在，想达到无限的永恒。但是，无限的永恒，又有什么意义呢？千年不变，亘古如斯，实际是很无聊的。如果人们能够达到永生，那生命就不再具有意义。人的生命的所以具有意义，也只在于人生苦短，并且最终却难逃那一天。也就是说，辩证法将会对每一个人赢得胜利。当然，辩证法的胜利，就是每一个人的失败。彻底的辩证法精神，当然让人钦佩；但是，也让更多的人觉得悲凉。辩证法，是最真实的；但又太过残酷。不是讲“无情辩证法”么？但我们更需要“有情世界观”。死亡，虽然是一了百了，但我们在心灵上、精神上却需要安慰。也正是这种对安慰的需要，让我们重新发现了形而上学。在哲学上，虽然辩证法早已对形而上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它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形而上学呢？这就在于人们都有形而上的诉求，都有终极的关怀，都有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任何一套哲学，都有它的形而上学。其实，形而上学就好比哲学的头颅，一旦砍去，这哲学就成了怒触不周山的共工了。但是，有太多的人因为辩证法，而去回避形而上学。然而，他们不想一想，若是没有形而上学，又何所谓辩证法呢？坦率地讲辩证法，也是一种形而上学；而且是克服了教条形而上学局限的崭新的形而上学。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事实，在愈是富有辩证法精神的著作里，愈是深蕴着玄之又玄的妙理。看一下老子的哲学，就懂得这一点了。可以说，老子的哲学，正是玄学与辩证法的统一。一方面，他在讲“玄之又玄”的妙理；另一方面他又在讲“福祸相倚”的辩证法。我们可以这样讲，正是玄学或者说形而上学孕育了辩证法。辩证法的精神是永恒的，但是它的具体运用却需要条件。没有了必要的条件，辩证法也会蜕变为教条形而上学。辩证法，当然是正确的；如果它不是正确的，我也不会拿它去改造形而上学了。但是，正确的辩证法，不能给我们心灵安慰。就像我们明明知道人死如灯灭，死后不过是一把灰，但是，我们却需要造一个天堂，来安慰死者，也安慰生者。人，需要一个终极，当然，哲学的理论更加地需要终极。这个终极，可能并不存在；承认它，也许不过是认同欺骗。但是，这种欺骗，还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它满足了我们心灵的渴望。其实，辩证法只能改造教条形而上学；但是，关于终极的形而上学，却没有法子改造。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深刻地意识到终极的存在呢？也就是在我们出发的时候。

(四)辩证法的精神与玄学的精神

辩证法的精神与玄学的精神，大抵并不一样，可以说二者是根本对立的。在辨证法的精神这里，否定了一切永恒的东西，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处在流变之中。而玄学的精神，依然执著于永恒，执著于万古不变的道。变与不变，可以说是哲学永恒的问题。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中国的《易经》。其实，在《易经》中，辩证法的精神与玄学的精神同样是统一在一起的。我们单看这个“易”字，便可以明白这一点。“易”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把复杂的变简单；第二种是变；第三种是不变。“易”中讲变是最多的，譬如“否极泰来”“物极必反”；这些变化有的是由坏到好，由祸转福，逢凶化吉；当然，也有的截然相反。然而，在这诸多的变化中，似乎又有万古不易的东西在。也就是说，在变中有不变，在流变中有永恒。其实，辩证法的尽头就是玄学；而玄学到尽头，也会转变成辩证法。在辩证法这里，最重视的就是条件。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发生变化。如果条件不具备，那变化就很难发生。而在玄学这里，则不讲什么条件，只是理论的推演，所以，最终必然陷入玄之又玄的空寂。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具体条件的辩证法，会变为玄学；而具有了一定条件的玄学，也可以成为辩证法。像我们所熟知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只是在理论上空谈，那就是玄学。可是，具备了一定条件，处于这典故的语境下，又成为了极其深刻的辩证法。我以为，辩证法的精神与玄学的精神是可以统一的。辩证法否定了永恒，而玄学则执著于永恒。那这永恒究竟存不存在呢？从一方面来讲，永恒并不存在的，因为这个世界处于流变中，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次河流；从另一方面来讲，永恒是存在的，就像这个世界虽然处于流变中，但它还依然是这个世界。在人类这里，同样如此，哪有真正的永恒啊？每一个人都是要死的，而人类也会在这宇宙中消失；但是，人类的奋斗，又成就了真正的永恒，而这种永恒主要是精神的永恒，也即所谓的不朽。《左传》中所讲的“三不朽”是大有道理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三者都是虽久不灭的。可以这样说，人类的永恒也只是让死人活在活人的心中。所以，我们谈论永恒，往往是就精神的意义来讲的。如果永恒丧失了精神的意义，也就没有什么内涵了。有人说过，“万古不坏，其唯虚空，”也就说只有虚空，才是真正的永恒的；但是，这种真正的永恒，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并不曾与我们相干。倒是这个世界的流变，让我们觉得亲切可喜。不只世界处在流变中，我们的生命同样处在流变中。不是有很多人们幻想着生命的永恒抑或长生不老么？如果生命是永恒的，每个人都可以长生不老，那生命将不再有任何的意义。人生如四季，有春夏秋冬，有花开花落；这样才可以感受到生命本身的存在。有存在，才有意义；有死亡，才有生命。石头永远都不会死亡，但它都没有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人心却是不满足的。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结束后，太阳依然从东方升起，这个世界依然美好如初，这确实是情何以堪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懂得这种情怀；所以，人与人之间都不免隔膜。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人从不以这种有限为满足，他们在努力地超越有限，以达到永恒。然而，所谓永恒，又不过对有限生命的慰藉。我们所谓的永恒，也许不过死后怎样。但是，活着的时候都不能怎样，死后又能怎样呢？天堂、地狱，这些死后的世界，对于人来讲，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真正重要的，是活着的时候所生活的人间。然而，正是人们不曾满意的人间，孕育了人类所有的梦想、希望包括永恒。只有活在人间，才有一切；否则，不过空洞的说教。对于人类来说，也许处在于一种悖谬中，追求永恒，但又得不到永恒。永恒何尝能够慰藉人们那永不满足的心灵呢？当人们知足的时候，恐怕离大去之期不远矣。然而，人们即便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未必能满足。大的来说，有“出师未捷身先死”；小的来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然而，也正因为人们不满足，才有不断地超越。

（五）虚悬的终极

我们知道，形而上学是关于终极的理论。但是，辩证法又几乎否定了所有的终极。那有没有终极的存在呢？我认为，是有的。但是，几乎所有的终极都是虚悬着的。一方面，我们似乎永远达不到这个终极；另一方面，我们又在不断地突破终极，而一旦终极被突破，又会出现一个新的终极。对于终极来说，也有那种“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虚悬着的终极，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它带给我们的是希望；也正因为这希望，我们可以走过所有的艰难。当然，你也可以把这虚悬着的终极，理解为欺骗；但这种欺骗却是善意的。有的时候，善意的欺骗，也可以成为精神的支柱。人所以能够在艰难的岁月里坚持下来，所依靠的往往是精神的力量。如果精神一跨，所有的一切都完蛋了。所以，我们需要虚悬着的终极，来增添我们的勇气。曾经一段时间，人们把批判的火力对准了形而上学或者玄学；以为只有把形而上学或者玄学批倒批臭，然后才可以达到唯物主义的彻底胜利。这样做虽然火气十足，但实在不免幼稚。每一种哲学，都有它的形而上学，并且这种形而上学本身即是这种哲学的最高境界。我从来不以为哲学是务实的；相反，它是务虚的。正是这种虚幻，成就了哲学本身的强大。不同的哲学，可能观点歧异；但是，它们所拼的并不是观点的异同，而是境界的高下。也就是说，哲学的境界是不一样。献身哲学往往可以达到极高的境界；譬如普罗米修斯可以成为哲学日历上最高的圣者和殉道者。有的哲学只具有极平常的境界，譬如快乐哲学，就陶醉在随处都是的幸福虚幻里，而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伊拉斯谟的名言，“愚蠢使人幸福”。还有境界非常卑下的哲学，譬如犬儒主义。像狗一样活着，这确实失掉了做人的尊严。但是，也有很多人对犬儒主义，非常陶醉。庄子不讲么“呼我牛也谓之牛，呼我马也谓之马”。然而，所以不在乎牛马的称谓，也许只是因为精神的逍遥自在吧。不过，这精神的逍遥自在，可是要付出代价的；被人视为犬儒或者牛马，就是代价的一种。我们必须看到，形而上的境界对于现实的事务，往往没有什么助益。也就是说即便精神境界再高，同样于事无补。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说空话的，哲学家是也；另一种人是做事的，实干家是也。哲学家往往指责实干家，是禄蠹、利欲熏心；而实干家则指责哲学家，清谈误国。清谈误国是有的，但只占一少部分，而且是相当渺小的一部分。东晋的谢安何尝不是清谈的高手，但他并不曾误国，在淝水之战中，那可真是“为君谈笑静胡沙”啊。所以，把误国的罪责加在清谈头上，显然是很成问题的。玄学在研究终极，而人们也渴望着认识终极。正因为这种渴望，这种需要，形而上学才会存在。世界是无穷大的；那它会大到什么地步呢？我们设定一个终极，而思维则会很快地突破这个终极，如此循环往复，没有尽头。我们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所以，永远不要自满啊。大的宇宙，没有边界；而进入微观领域呢，物质又是无限可分的，正所谓“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所讲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是大有道理的。但是，世界上并没有“无外”的东西，所以“至大”就是不存在的；世界上同样没有“无内”的东西，所以“至小”也是不存在的。世界是无限的，但是，每一个人又只能生活在有限的时空里。地球较之宇宙不过沧海一粟，而我们个人较之地球，亦不过一粒微尘。时空何其博大，而我们又何其渺小；然而，正因为这种渺小，所以我们要建构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其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同样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可以说，正是形而上的道，让人们上升到与造物同等的地位。当然，有没有这个造物都是很成问题的。但是，不论造物是否存在，我们都需要它。这种需要，既是对心灵的安慰，也是对精神境界的提升。我总希望形而上学可以成为科学；所以，我试图把辩证法引入形而上学，也可以说是用辩证法改造形而上学。但是，我发现，这种努力有点徒劳。因为形而上学总有玄之又玄的一面，也就是非科学的一面。如果形而上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它自身的魅力恐怕要减少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