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先生的大作《和解的壁垒：评龙应台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徐进钰先生“身体违和，因恐耽误出刊，而嘱本人代为撰写编按”，也就是说，这篇东西是以“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某期的“编按”面貌出现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该文通篇“我”和“我们”交替使用，阅读该文时，经常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文中所称的“我们”是谁。当然这也是因为不熟悉该刊的背景以及赵先生的同仁所致。进一步说，笔者对于赵刚先生和龙应台先生文中提及台湾的诸种情况，实际上也了解不多。所以，在下面与赵刚先生的商榷中，尽量避免涉及台湾的现状，而主要就赵先生视野中的大陆，提出自己的意见。我感兴趣的是，赵刚先生身为“区域的批判知识分子”、“区域主义的左派”，究竟是如何再现大陆的。

赵先生“强调”指出：龙应台先生“她如何理解台湾，是深刻地关联到她如何理解大陆，并关联到如何理解两岸关系的。”他担心龙先生对于台湾和大陆的描述，“使得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了两种文明，其间有不可跨越的文化壁垒。这个冷战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心态结构，无论对两岸的真正和解或是台湾社会内部的正义发展都是有害的。” ①

赵先生能够对龙先生作出这样的批评，意味着他本人可能拥有另外一套不同于后者的对于大陆的理解，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于两岸关系的理解；而实际上他若是的确拿出一套不同于龙先生的大陆表述，他对于龙先生的批判才更为有力。但是纵观全文，这个本来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在赵先生的笔下，是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出现的——他本人并没有提供一个对于大陆比较完整的看法，读者只能从他闪烁的片言只语中去体会，更多的情况下他只是涉及一些非常原则的立场。当然，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我很欣赏赵先生文中关于“批判的基础”的提法，失去了原则，就是失去了“批判的基础”。但是仅仅拥有原则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观察将原则置放于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看它们是否适合，看它们引起的具体实践及结果如何。即使是最正确的、最没有争议的原则，也不见得能够与所有时空条件下的历史实践直接挂得上钩。仿照赵先生对于龙先生的批评，我也不禁要问，赵先生为何“放弃知识分子的角色”，宁可选择对大陆雾里看花”呢？

赵先生引用美国学者沃泽尔（Michael Walzer）的“政治正义原则”，批评“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只让迁移劳工进来打工，但不打算给人家公民权”，缘此，“尽管自己人之间也许是平等的、均富的、自由的、多元认同的，但这个体制的特色绝不在平等与多元，而在专制统治。那暴君是谁呢？当然是我们这些有身份的公民，沃泽尔称之为‘公民－暴君体’。在台湾，我和龙女士都属于这一体。在东亚地区，龙女士和我和北京市民、上海市民也都属于这一体。”我对其中沃泽尔的原则（或曰“批判的基础”）完全认同，对于赵先生作为台湾公民自觉反省自身局限性也深为感佩，但是当他把这个原则运用到大陆（“北京”、“上海”）来的时候——当他说“在东亚地区”，他本人与龙先生、北京市民、上海市民同属这个“公民－暴君体”，则深为不认同。它只是看上去中肯，其实并不中肯的。

首先肯定地，在北京和上海存在着对于“迁移劳工”的身份歧视，警惕这种不合理的歧视是我们身为北京上海的市民需要时时反省的。某些歧视的情况是不是更甚：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女至今因为没有当地户口，不能顺其自然地就近入学，打工的农民不得不办起自己的学校，让自己的孩子不至于失学。这样的学校还要为了其合法身份艰难地争取。前几年经常有强行停办某个打工子弟学校的报道。近年来的情况有所改善。截至2004年7月的统计，北京市有打工子弟学校299所，共有9、92万孩子在这样与北京孩子分开的学校念书；其中13所是政府部门正式承认批准的，有28所是待批准的，其余仍然要为自己的合法存在而奋斗。② 也有一些北京学校开始对外来子女开放，但是需要另外缴纳赞助费若干，那是一笔不算小的数字。

将自己的同胞视为“外地人”加以歧视，这是一个长时期国家政策的结果。实际上，这些农民在没有来到北京之前，他们在就业、医疗、养老，选择居住权等方面，就已经处于严重不平等位置。他们无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因为落地于农村，便拥有一份农业人口的“户口”，享受着“二等公民”的待遇，这是涉及大陆人口半数以上的“种姓制度”。谁能够说几亿人口的农民是“边缘的”、“少数的”？这样一个大面积群体部落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整体结构的问题。这种公开的歧视，不仅是由这个制度处处出具证明的，而且它本身是这个秩序得以存在的原因和担保——多年来通过户籍制度将农民琐闭在土地之上，对农产品进行廉价的统购统销，造成了目前仍在运转的这个秩序的基础。是“公民”但并不拥有实际的“公民权”，是“同胞”却要被视作“外来人口”，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出现在沃泽尔的视野之内，也不是赵刚先生擅长面对和处理的。

不只是农民不具备同等的公民权，即便在北京人和上海人之间，这种公民权也是需要进一步叩问的。赵先生所说的“在自己人当中也许是平等的、均富的、自由的、多元认同的”，其中的“也许”所留下的模糊空间，实际差别太大。众所周知，我们的选举是“仿佛在选举”，我们宪法上明文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落实。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北京和上海，仍然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有一个相当数量的人们正在遭受迫害。他们因此而丢掉工作，被投进监狱，有些甚至丢掉了性命，整整一生受到难以挽回的影响，连带家人遭受痛苦。在北京的监狱里，至今关押着四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仅仅是因为组成自己学习讨论小组“新青年学会”，在周末或者假期聚在一起谈论自己关心的问题，便被分别判处十年和八年的刑期。他们的名字叫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人称“四君子”。杨自立为自己的辩护词标题为“言论自由不是罪”。我认识一位天安门母亲，她育有一儿一女，28岁的儿子1989年6月被开枪打死之后，女儿两次谈恋爱受阻。女孩子和男友相处到一定时候，当告知对方自己哥哥的结局，对方都拂袖而去。后来又谈了一位，就是现在的女婿，这位男人至今不知道妻子的哥哥的事情，不敢让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了之后做何感想和如何处理。年轻夫妇的孩子已经快上小学了，两口子就在这样的隐瞒中生活，做妹妹的只能将悲痛深深压在心底。赵先生大作的标题中有“壁垒”二字，如果要讲“壁垒”，在北京这座城市，有这样那样的许多“壁垒”，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他们的声音和面孔不得在公共媒体中露面。被扼杀的存在仿佛不再是存在，乃至有些北京市民以及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这些邻居也觉得非常陌生，认为不提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众口一词地保持沉默才是识时务的。偌大一个北京，他们的人数的确是如此至少，但是这些受伤害人们的存在使得我们的生活深受影响，那些伤害他们的力量同时也在伤害我们的生活，伤害我们的政治和道德生活。我们不能公开地站在天安门母亲一边，不能减轻她们衰老的身躯所感到的日益沉重的巨大压力，她们是不自由的，我们也是不自由的。在很多方面，作为一名北京市民，我与天安门母亲、与农民工兄弟处于共同的境遇当中，施加在他们肩膀上的压力，也同时压砸在我的脚面上。因此，我无法同意赵先生所说的，即认为他本人、龙应台先生与北京市民、上海市民同属一个“公民－暴君体”。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民”，我们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但愿笔者指出这些问题，不被赵先生指为“内锁”于“现代化”以及“冷战思维”的“地牢”之中。赵先生本人力图超越现状，坚持知识分子始终不渝的批判立场，是可以感受得到也是令人尊敬的。作为一名大陆知识分子，我也希望做到像赵先生那样，不是停留于所处社会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继续指出它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危险。因为所处时空不同，很可能赵先生认为可以止步的地方，却是我重新思考的出发点。在下面这组赵先生引用的数据前面，他写道——“我们只要引《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四十四期上美国学者博格的文章的数字，就可以把该说的说清楚了”，而我却认为，如果不加分析地引用这组数据，有可能会忽视和掩盖一些重要的内容。

按照世界银行的固定国际贫穷线（每人每年＄392.88 PPP 1983），生活在这条线之下的人数，一九九八年比一九八七年还多──其中包括了中国大陆遽减百分之三十（从一九八七年的三亿零三百三十八万人，降到一九九八年的二亿一千三百十七万人），和世界其它地方增加了可观的百分之十二（从一九八七年的八亿七千九百八十一万人，增加到一九九八年的九亿八千五百七十一万人）。

由这组数据所引导，我的认识是：

第一，1987年的大陆贫困人口占全世界总贫困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而到1998年，大陆贫困人口仍然占全世界总贫困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左右。其中减去的“百分之三十”是仅就大陆而言，它与增加的“百分之十二”不是同一个百分比。无论怎么读，这都是一些令人沉重的、无法乐观的数字。

第二，脱贫远远不等于“富裕”。在两亿多贫困人口当中，有些人比较接近贫困线规定的标准，有些则相差很远。大陆政府2003年调整之后贫困人口的新标准是637元人民币，处于这个标准之下的便属于“绝对贫困人口”。根据2005年7月5日民政部长李学举的报告，“中国农村目前还有绝对贫困人口2610多万人、低收入人口4977万人，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困难群众有2200多万人。”③所谓“绝对贫困人口”（即低于637元人民币）是什么水平？就是达不到温饱的水平，即吃不饱饭的意思。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大陆，每天有2610多万人要饿肚子，轮到吃饭的时候揭不开锅。这个人数甚至超出全台湾人口的总和。而4977万的“低收入人口”，则意味着在温饱线上徘徊挣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因为地区不同，标准不一。北京市2005年7月1日实行的最新标准为人均月收入300元人民币，即每人每天1.2美元左右，享受这项保障的人数近两年之内都维持在16万。④

第三，这个数字只是贫困人口的数字，并不涉及贫富差距。贫困人口的减少，并不意味这个社会内部贫富差距的缩小，更不意味着“均富”的来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出版的“社会蓝皮书”表明，1994年大陆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当年为0.434，2000年到达0.458，近年来以每年0.01的速度攀升。⑤

第四、赵刚先生的引用的数据是1998年的。近年来脱贫的情况并不是以当年的速度而递增，有些地方脱贫之后重又返贫。2004年7月官方有公布，大陆贫困人口出现了不跌反升的现象，2003年比上一年增加了80万人 。⑥贫困的问题依然严重困扰大陆。商业部长薄熙来不久前宣布，“按世界银行贫困标准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２亿人。”⑦

讲述这些，决不想被台湾别有用心的政客恶意利用。那些借渲染别人的痛苦和灾难来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政客，一样都是不管人民死活的。但大陆的贫困及贫富不均的问题的确非常严重，借用赵先生送给龙先生的一句话来说，现在远远轮不到“庆功”的时候，说实话，迄今还未见到有大陆人自我庆功的。而赵先生揣摩龙先生谈“均富”的心理是“毕竟大陆你也富起來了，但是你的‘富’，富而不均，不如我台湾的‘富’，富而均，富而好礼”，且不谈这种心理分析是否站得住脚，就这句“毕竟大陆你也富起來了”，对照大陆仍然严峻的贫困和贫富不均的形势，听来是如此轻佻。是有人富起来了，但是“富而不均”却是更突出的事实。

我本人也觉得龙先生假如避开宋楚瑜这种政客刚刚使用过的语言（“均富”），选择别的谈论路径，可能更好一些。但是，龙先生所涉及的问题是十分现实和中肯的——“严重的拆迁问题和土地剥削的问题”、“巨大的贫富不均”问题。这些不仅仅是表面现象，而关乎这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我同意北京学者吴思的看法，目前我们这里真正实行的是——“资本－官家主义”，那个“专断任意的权力”在占有社会资源方面，发挥着一个触目惊心的作用。因此，不仅是龙先生的这篇文章（其中涉及大陆着墨并不多），她写的一系列有关大陆的文章，对于大陆不合理现象的“旁敲侧击”，让人感到她是一名严肃、有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她选择站在大陆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一边，承担大陆遭遇不幸人们的命运，赢得了大陆读者的深深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不把龙先生当作“外人”，而是一位亲切的“自己人”。赵先生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查阅龙先生文章的转载率和大量的跟贴，便可得知她受欢迎的程度。因此，当读到赵先生这样批评龙先生，觉得十分不公平：“她已经救赎一个中国了（名曰中华民国），把它安顿在中途之家，旋即赶去救赎另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在现代化承平世界中终不成正果的截教，一个丧失了典雅的古老东方，龙女士戴起盔甲，迎向这个大风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是龙先生所要迎战的“大风车”？龙先生只是在和幻想的敌人作战？这样的说法令人感到非常疏异和气闷。在这场与“任意的权力”的斗争中，我们并不指望也没有权利要求其他也使用汉语的人们，那些同样生活在中华文明传统之下的人们，像龙先生那样，也来批评大陆的种种不合理现象。 2004年春节刚过在香港中文大学，大陆年轻批评家余杰先生当面质疑龙先生“为何不批评大陆”，并为此撰文，我是深为不赞同的。但是，至少我想表达——请不要将我们正在进行的艰难抗争“污名化”，龙先生的批评正是我们的抗争的一部分，将龙先生形容为与“大风车”作战，我们感到自己的处境再次遭到遮蔽。本来我们的情况已经够晦涩的了。在很多方面，我们的情况像那位捷克人哈维尔说过的，“外面的人看不出来，里面的人说不出来。”而今天我们说不出来的原因，比当年哈维尔所面临的远为复杂。不仅仅是受到本土言论自由的箝制，而且是因为如今这个世界上各种“污名”的说法越来越多。也许中国大陆重返这个世界的时间真的太晚了。再比如赵先生说的这个——“其实，真正有气度的批评矛头应该指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是它在近二十多年来造成了民族国家范围与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不均恶化。”难道批评美国之外的别种强权就是“没有气度”吗？难道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切事情一概都要美国来负责吗？难道只有美国才是唯一值得关心和反对的？赵先生这样质问龙先生：“台湾为你的感性的、便宜的、策略的修辞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各种争取社会正义与激进多元认同的人群的反挫与内伤：台湾都这么好了，你们这不是庸人自扰且扰人吗？！”那么，同样的问题也可以抛给赵先生：您是否知道为您的“大风车”的说法、“有气度”与否的说法，大陆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不是也会产生类似的“反挫和内伤”？是不是也会有人趁机说“你们这不是庸人自扰且扰人吗？！”在一个严厉压制异端思想的环境中，这样的声音会产生什么效果呢？顺便地说，在我看来，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缺少气度的，就是萨伊德所说的：“所有知识策略中最卑劣的就是自以为是地指责其他国家中的恶行，却放过自己社会中的相同行径。”我引用这句话丝毫没有针对赵刚先生的意思。

赵先生的文笔不可谓不犀利，但是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却含混得难以捕捉。除了前面列举分析的“也许”之外，同样含糊其词的还有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中国大陆想像，其实和台湾主流中国大陆想像（不分蓝绿）是一致的。这个想像的确是有事实根据的，但却极其贫瘠，对中国大陆人民在近现代历程中的各种努力、想像、理想与实践没有一点同情，因此对于这些失败没有一点共感，非但如此，还径行判决这些理想和实践都是“大叙述”，从而都是反民主的。

其中，赵先生采用的是复数形式——“各种努力”，但是他却并没有指出“各种努力”具体包括哪些。这又是一个需要追问的歧义空间。它类似一只“彩色气球”，在天上飘得好看，但是需要将其落实到实处。这里所说的时间也比较模糊。“近现代历程”具体指的是哪一段到哪一段？它应该包括1949年之前与之后的大陆历程。而能够把大陆这两段历史贯穿起来，并冠之以“中国人民的”，我不揣冒昧地来推测，应该主要是指“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和实践”。这也符合台湾不分蓝绿一概加以否定的这个要求，以及符合已经“失败”的现实。

从理论上讲，如果存在不只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和实践”，的确是令人向往的。还应该说，拥有这种想法是正派的——不断地挖掘那些闪光的边缘思想，是正义工作的一部分。问题是，如何驱散历史的重重迷雾，将它们从某些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发掘出来，让人们得以了解，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如果是对某些东西的重新阐释和定位，那就需要提出有说服力的理由和论证过程，那是一个艰巨、复杂的工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有理由对这项工作抱有期待。当然，如何发掘这些东西，也取决于眼光的不同。无疑地，“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形成我们的传统（并非唯一的），与任何传统必然包含着自身矛盾、自相摩擦一样，对于这个传统的继承也必然是有所选择和有所修正的，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如何磨练出恰当的眼光去梳理这个传统，如何将这个传统中民主和自由成分、社会正义的成分加以阐释发挥，将其融入当下中国的民主实践中去，推动中国自由民主的事业向前发展，使之形成一个开放的传统，而不是相反——为了回到某个过去，或者为了维护目前的现状，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⑧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问，这“各种努力”具体指什么？是不分轩桎地包括每一种努力吗？它们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呢？这些力量又存在于哪里？代表人物是谁？它们能够以什么样的形式体现自己？对于这些问题，赵先生并没有给出明晰的答案。相反，他的表述是自相矛盾的。在他批评龙先生“径行判决这些理想和实践都是‘大叙述’”时，他认为这些“努力”不应该包含在“大叙述”之中，是在“大叙述”之外的某处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而在该文的另一处，当他说“在大陆的近现代历程中，无数和陈映真相类的灵魂在龙女士所否定的‘大叙述’里进行的艰苦的、散发人性的光辉的、令人尊敬的奋斗与实验”，这些人仿佛又出现在“大叙述”之内，这回赵先生不同意“龙女士”径直否定‘大叙述’”本身。

如果采用赵先生的第一种说法——不在“大叙述”之内，那么它们与“大叙述”的关系到底如何？是平等、并行的呢？还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各种努力”逐渐地被缩减成一种“努力”，它们被吸纳和整合到由一个“中心意志”所提供的统一框架之中，很少再有其他的表现。如果有人仍然坚持自己不同的看法和做法，那么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在某个时刻被这个制度踢出去，不同的人则在不同的时刻被踢出去，从此“努力”不再。而如果采用赵刚的第二种说法——在“大叙述”之内，那么就要回答，他们是以“拥护者”还是以“反对派”的面貌而出现？如果是作为“反对派”，他们是如何开展工作的？他们藏身于何处？如何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影响？最后的结局如何？这些人是否倒下或者被清除出去？是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还是倒在真正的敌人的枪口之下？赵先生哪怕提及其中的一个人名，如同提及“陈映真”先生似的，问题自然就会明白许多，像他目前提出谈论问题的方式的确有些空泛，不利于说服别人。龙先生或许会反问，倒在“自己人”枪口之下或者被“自己人”清除出去的牺牲者，固然值得尊敬和同情，但是这并不能够反驳她对于“大叙述”本身的批判。

需要将“个人”与“历史”加以区别对待。作为理想主义个人的奋斗当然是令人敬重的，他们所经历的非凡的经历、磨难、痛苦都是令人崇敬的，尽管他们失败了，但是他们身上的那些宝贵品质、非凡的业绩在岁月的深处仍然散发着光芒，后来人也应该永远记住这些献身的先驱者。但是历史的过程并不是其中某些人物走过的道路，评判历史的眼光不能等于评判其中人物的眼光，尤其不等于那些人物看待自己的眼光；将某一段历史仅仅归结为一些英雄人物的奋斗历程，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超出个人的“努力、想像、理想与实践”之外，“历史”有它自己要去的方向。这是一个不可谓不残酷的事实。当理想的浓雾渐渐飘散，迎来的是寒冷大地的清晨。对于“奋斗”之后换来的“现实”，有当年的理想主义者比后人体会得更加深刻。最近一位长者同我谈到他多年来的困惑，他说：“我到现在也还说不清楚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怎样变异的。为什么人追求的东西最后转而反对他自己。……人的智慧不足以应付他们造成的问题。”是的，从追求自由开始，结果走向了囚禁；从追求独立开始，结果走向了奴化；从追求进步开始，结果走向了愚昧和倒退。当年参加革命时，他们才十五、六岁，年轻而纯洁，意气风发，自认为代表着促使这个世界再生的新生力量；但是并没有过多久，甚至不到十年，当他们不满三十岁的时候，这些人自身则变成了革命的对象，成为革命的绊脚石，需要加以清除和弄走。是什么东西在他们的行动之外发挥作用？是什么样的机制在这些人们之外独自运行？仿佛存在一个恶意的神灵似的，在不远的地方播弄人们的命运。

因而，对于“理想与实践”这样的提法也要保持相当的警惕，需要有一个反思的态度。早先的“理想”和后来的“现实”之间巨大差距，更早就埋藏在“理想与实践”的差距当中，即“理想”是一回事，“实践”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事实上，这种“社会主义的实践”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夺取权力这样的“想像”，有着从“地下党”发展出来的一整套组织路线，它是一套等级制度的、排除异己的严密系统。受着夺取权力远景的吸引，组织上会把自己的某个意图，描述成某个阶段上的战略和策略，而它实际上是多么地远离理想。因此对于许多理想主义的奋斗者来说，听从组织的命令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成了哈姆雷特般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离开了组织，势单力薄，便如同鱼儿离开了水一般难以生存。留在组织之内是需要付代价的，那便是在脑门上添加一道无形“烙印”。不排除有数量可观的人们在追求理想的半途中，突然调转船头，丢弃理想径自奔向“现实”——某种权力的现实，在等级制度上某个更高的位置。由这样的等级制度，最终演变成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那个“小朝廷”，那个为所欲为的、专断任意的权力，它逐步脱离和背叛了曾经给予它巨大支持的人民。这对“朝廷”中的人们来说，也是始料不及的。没有人否认，他们曾经有过为“理想”奋斗的光辉历程；但是还是这些人，后来成了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葬送“理想”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而那些过早牺牲的人们，那些被驱逐的人们，如果活到后来，能够运用他们的力量来避免这场大悲剧或从中逃脱吗？

“人的智慧不足以应付他们造成的问题”，何等的苍凉沉著！对此应该做怎样的理解？

它出自一位15岁参加革命、以职业革命家为荣的前辈之口，为我们这些后来者提供了怎样的启示和警戒？我想自己这一代人——不，至少是我本人，不敢和不能去追究这些令人敬重的前辈：在他们理想主义奋斗的过程中，也是如何为这个最终演变为专制的制度添砖加瓦的？他们为它做过什么？贡献过什么？这样的追究可能是下面几代人的事情。但是今天的我们，也可以就此问一下自己：在我们试图清点他们的“遗产”时，试图继承他们的“光荣”时，是否考虑首先要承担他们晦涩的苦难和悲剧？承担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无尽的惆怅和遗憾？是否他们的终点便能够成为我们的起点，或者回到他们的起点当作我们的起点？将他们“失败”的“理想和实践”再次当作我们的“理想和实践”？对于“失败”的“同情”是否更意味着记取他们的教训乃至罪行？灰烬之中如何涅槃？能否涅槃？为了涅槃我们还需要付出什么？或者需要同时发展出其他一些东西，借此恢复历史的平衡？而更为重要的，需要清晰分明地回答——如何撇清与这个继续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却反其道而行之的“资本－官家主义”的关系？如何避免在别人看来，继续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是选择了一条压力较小的道路？如何区别于像官方宣传那样，把“社会主义”仅仅用来满足自己的某些特殊要求？以何种方式表明，决不再重复对于最高权力的依附与附和？这些顾虑也许是一些大陆的朋友为什么谨慎地选择绕道而行的原因，并不是他们要脱离历史和自身传统。

好了，谈论“理想”已经够多的了，让我们来谈谈与它相反的那一面。迄今有一个巨大数字的人们，他们的“牺牲”没有得到承认，他们的死亡没有得到统计，他们的躯体长埋在地下，至今还没有一个说法。我指的是那些“没有理想”的人们。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人乘不上呼啸奔驰的革命列车，不能够领会“理想”所带来的现实；比起用崭新的理想武装起来的新人，他们看起来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丑陋、昏聩、有病，贪婪，看起来丝毫不能促进社会进步而只能相反。于是许多这样的人们，像遇到“秋风扫落叶”一样，被无情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比如在50年代初期，以“不应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被枪毙掉的地主，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比如在60年代初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活活被饿死的三千万人，主要是农民；比如在文革时期，因为遭受群众专政的私刑、不同派系之间的武斗、不堪凌辱而自杀等各种非正常死亡的人们，那也是一个巨大的数目。这些“没有理想”人死了，死于自身的“没有理想”，死于他人的“拥有理想”，以及不能与他人分享对方的理想。而他们的生命和死亡，就一定比那些因为理想而死的人更加不值钱？

我还要说，迄今为止这方面的损失并没有展开公开的统计，许多领域仍然碰不得的是禁区、雷区。翻检历史被认为是危险的、有害的，继续掩盖和掩藏才是通畅无阻的。我渴望有一天，对于“革命史”进行总结回顾时，除了给予那些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人们以特写镜头，同时给予那些因为“没有理想”而牺牲的人们以同样大小的面部特写，将他们的生命、生活和死亡看作具有同等的意义，不能因为他们一辈子没有理想就另眼相看。如果这个工作没有完成，那么我们对于重提“理想”就需要小心谨慎。因此，当我读到赵刚先生用“奋斗和实验”这样的表达，其中的“实验”一词令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是谁、为了什么、拿谁来搞“实验”？某项“实验”之前是否要与实验对象打招呼？征求对方的同意？实验的后果由谁来承担、谁又能够承担得起？由此想到，“个人理想”是一回事，“社会理想”是另一回事，千万不能将个人的理想置于社会之上，说那正好是“社会的理想”。而如莫泊桑小说所讲述的则更不可取：《项链》中的那位女主人公，人家给了她一个假的“理想”，她却花费整整一生的时间精力，试图还对方一个真的“理想”，这仅仅产生于来自小市民生活的虚荣。

“壁垒”的问题。赵刚先生担心龙应台先生用一种“现代化”的标准来衡量，得出的结论是“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这不利于消除台湾和大陆之间目前存在的屏障。但是赵刚先生是否意识到，当他如此冷嘲热讽地批评龙应台先生对于大陆的批评，他自己则在大陆的历史与现状面前止步不前，这样做是否有将大陆“禁闭”于目前这种状况的嫌疑？有将大陆“内锁”在它自身的“理想和实践”当中的嫌疑？两岸的和解总是双方面的事情，是两条腿走路而不是一条腿，台湾当然要继续改善自己，大陆也要大踏步继续改善自身。而如果仅仅是台湾单方面去努力，将大陆停留于目前的大陆，会有利于两岸之间的理解与和解吗？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区域间”的问题，就不是仅仅地理位置和空间距离之间的问题。不加分析地笼统运用“区域”这个概念，会抹杀和取消某个区域之内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当今的大陆，可以划分为“既得利益的统治集团”与无权无势的绝大多数人这两大“区域”。对于大陆人民来说，他们与“任意的权力”之间的屏障，其高峻并不低于与台湾之间的屏障。对于许多大陆人来说，“和解”还有另一层含义，即“任意的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和解”，结束一党专制、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做到司法独立、落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等。不久前有人呼吁“政府与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和解”。是不是可以说，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屏障，就大陆方面来说，部分是建立在大陆的有权者和无权者这两大区域之上的？若是没有大陆的当权者与大陆人民的屏障，与台湾的屏障是不是可能不会有现在这样的严重？大陆人民与台湾人民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各种因素造成的障碍，龙应台先生所做的工作，恰恰有助于拆除那些竖在大陆人民面前的屏障，促进两岸在民主和自由的平台之上互相理解和沟通。一旦在文化问题之外，同时也正视两岸问题的政治面向，那么，两岸之间的和解，便不是仅仅靠文化的途径——某一方的知识分子（如台湾）继承另一方的遗产（“社会主义的”）就能够完成的。

最后，请允许我这样发问——如果上述涉及的内容，正是赵刚先生所“不能不知道的大陆”，那么，赵先生对于龙应台先生文章的批评和解读，是不是就可以不必那么浮躁和刻薄了？

2005年7月

（原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六十期2005年12月）

注释：

①本文初稿完成之际，读到了发表在大陆《读书》杂志2005年第七期上面赵刚先生的同一文章。因而本文在定稿时，所引用的段落均以《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文本为根据。

②《新京报》2004年8月17日《北京保障民工子女教育 年内批28所打工子弟学校》。

③人民网－新闻中心—2005年7月5日晚间要闻播报。http://www.people.com.cn/GB/news/49597/49598/3519690.html

④《北京晨报》2005年6月30日。

⑤汝信等主编，《2004：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⑥凤凰卫视2004年7月19日。http://www.phoenixtv.com/home/news/Inland/200407/19/295021.html

⑦人民网－信息导刊2005年第23期《数字中国》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2836/14977/1328807.html

⑧在本文写作过程中，读到刘军宁先生《开放的传统：从保守主义的视角看》一文，多有启发，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