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底，龙应台在大陆《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栏，发表了她的长文，《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下面简称《台湾》）。接着，大陆《读书》杂志（2005年第7期）刊登了的台湾学者赵刚的批评文章《和解的壁垒》（下面简称《壁垒》）。

龙应台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台湾在野的国亲两党主席连战、宋楚瑜出访大陆写的一些感想。龙应台文章发表后，大陆媒体一片寂静。很快，4个月就这样过去了。而赵刚的批评文章几乎是唯一被大陆媒体刊登的反应。于是，他的批评几乎带有盖棺论定的效果。

赵刚对龙应台的批评，主要指龙应台在不同的时代、试图分别在海峡两岸推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他列举美国式现代化的种种弊端，指出美国才是龙应台应该批判的正确方向。二是台湾人赵刚以局内人身份，在赞扬大陆经济成就同时，列举台湾今天存在的种种问题。结论引向：龙应台当年在台湾引进一把野火，或者说引进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化观念后，台湾问题多多。现在，大陆发展成绩斐然，龙应台却是持续“冷战思维”，批评大陆，不仅是搅局，还徒然增加两岸对话的壁垒。

龙应台的《台湾》一文，究竟是在两岸之间增设壁垒，还是架构桥梁？

一

假如进入对美国现代化的争论，赵刚的批评，自有其充足论据。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在自然发展中经历的一个阶段。西方，及其龙头美国，只是步入其中的先行者。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自然会遭遇新问题，需要反省、解决的事情何止万千。尚未完全走进去的地区，有人看到现代化的优点优势，会希望推动现代化；也有人历数先行者遇到的问题，说我们万万不能跟着去。这样的争论一直在进行，公婆都有理。批评现代化永远不会缺理由。顺便说句也许和主题无关的话，先行者走到这一步，优劣不论，有它必然性的一面。后来者要阻止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发生，或许先要找到扭转这种必然性的力量。否则批判归批判，去还是会去的。

所以，以评判美国现代化的方式批评龙应台，龙应台很难反驳。可是，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认定龙应台《台湾》一文，是在全面肯定、并且试图在两岸全面推销美国式的现代化。如此，别人和赵刚之间的分歧，就是有关西方、美国的现代化的学术讨论。

所以，我们先要看看龙应台《台湾》一文，想说的究竟是什么。

只要是读过一点龙应台文章的人，都会注意到，龙应台对美国现代化中的问题有诸多批评、对近年来台湾遇到的问题，可以说忧虑重重。可是，你确实无法否认，不论二十年前的《野火集》，或是今天的《台湾》一文，龙应台是在坚持西方现代化的某一点价值观。也就是说，龙应台虽批评西方，却没有全盘否定西方的价值观。我想，在展开对美国现代化的批判之前，应该把龙应台在坚持的那一点东西找到，看看那一点价值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有道理。

对这一点点价值观的宣扬，正是二十年前《野火集》在21天里印了24版的原因。与其说是龙应台独自点燃一片野火，还不如说她只是点燃了一个火种。火种一点，野火自然在燃烧开来。这是因为台湾民众在呼应。所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野火集》不是一个作家的个人事件，而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这个价值观普遍为民众所接受，台湾随后发生了一个质变。这个质变，如龙应台所说，是许多台湾人几十年来努力的结果。

在包括龙应台在内的许多台湾人心中，不管今天的台湾有多少问题，这个质变，标志着社会的一个进步。假如要从“西方现代化”这个汪洋大海中，准确地捞到龙应台在宣扬的那个价值观，我想，先要确认：二十年前，由于这个价值观的确立，台湾发生的质变是什么。

我吃不准在赵刚眼中，台湾这个本质的进步是不是存在。因为在他的《壁垒》一文中，应用美国学者的定义，把美国和台湾定义为非民主制。检验标准是从社群主义理论引出的：没有给入境工作的外国人以公民权，就是公民－暴君制。

另一位台湾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南方朔，在不久前接受采访。南方朔经常在批判美国现代化，可是谈到台湾现状，他的看法稍有不同，他说：台湾现在毕竟进步了，现在你批评政府，它不会抓你去坐监。这也是一个台湾局内人，根据切身体会，用最简单的常识，准确道出了台湾质变的关键－－专制的政府不存在了。

回头再看龙应台的《野火集》和《台湾》一文，其实无涉从每一个细节全盘肯定西方现代化，而只是坚持一个最基本的价值，那就是，应该从专制走向民主、走向公民社会。批评政府的人，政府不应抓他去“坐监”。

二

赵刚偏重谈到了台湾今天存在的问题，大陆今天的成就，把今天大陆之进步、成就对比了台湾的问题、麻烦。我相信，赵刚文章实在篇幅有限，举的例子只是万千事实之一二，这些列举，绝对不错。

民主体制绝非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仙丹妙药。接下来，赵刚潜在的问题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如所有的民主国家一样，有自己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出现许多以前不存在的严重问题。而在一个专制体制的社会中，仍然可能经济起飞，发生巨大的社会进步。台湾的经济起飞，就是在民主化之前，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民主化？

这让我想起，将近一百五十年前，美国也在讨论同样的问题。南方和北方，在讨论废除奴隶制。奴隶制和专制一样，曾经都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它们只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人们曾经对它们习以为常。可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人们对奴隶制就是说什么也看不下去了，哪怕自己并不是奴隶，哪怕自己可以从这个制度得到好处，还是觉得忍无可忍。人的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内心中就有一些什么东西在苏醒。

在美国，这个变化先发生在北方。当时，先行废奴的北方，出现严重的种族问题，甚至犯罪率升高、产生种族冲突、暴乱等等。南方在当时有两个特点，一是奴隶制，二是严刑峻法，刑事罪判得极严，囚犯服刑长而极苦。所以，相对来说，南方地区秩序井然，犯罪率低。这是南方长期来的骄傲，所谓南方式“法律与秩序”。同时，由于美国当时还是农业经济，依赖奴隶劳动的南方，经济发达、富得流油。要不要废奴的讨论，只要避开奴隶制的人道问题本身，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等各个角度去看，可以说北方处处都理亏。结果，讨论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进行，就是双方虽然在讨论同一个制度的存废问题，话题却常常是错开的。你谈奴隶制的人道问题，我谈经济和社会治安。

南北战争强行废奴之后，南方旧有的观念并没有改变，又开始了将近100年的种族隔离，黑人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涉及黑人的案件，很容易引起民众私刑。因此，当时南方的犯罪率仍然比北方要低得多，尤其是大城市。于是，北方和南方，关于是否要废除南方几个极端州种族隔离的讨论，又持续了100年。

1963年6月26日，为联邦最高法院撤销南方种族隔离的判决执法，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来到阿拉巴马州。他和州长沃利斯，就发生了一场经典的南北争论。沃利斯州长对联邦司法部长指出，阿拉巴马这样的南方州，一直是安定和秩序井然的。而恰恰是实行了种族融合的北方，问题一大堆，无法拥有南方这样的秩序。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也承认，北方确是存在种族矛盾、存在许多问题。这时，沃利斯州长骄傲地打断他说，我们这里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南方安全、安定。不论在阿拉巴马的哪个城市，不论是白人区还是黑人区，夜晚你都可以去散步。你们北方的城市做得到吗？

沃利斯说的是事实。在这场辩论中，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在一定的程度上，个人的平等自由，与社会的安定秩序，是互为代价的。在南方废奴和废除种族隔离之前，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预见到，南方的大城市将立即出现和北方一样的种族问题和冲突。最后，它也果真出现、甚至持续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所有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都在为此支付代价。

可是，站在今天，即使在南方，即使是一个仍然有种族歧视观念的人，也都已经确信，不论将支付怎样的社会代价，当年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废除，势在必行。因为，社会进步了，有了人道的基本要求。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文明水平提高，已经把奴隶制、种族隔离，先后划在了能够被接受的底线之下。阿拉巴马州当年的沃利斯州长，晚年坐着轮椅到黑人教堂，为自己当年维护种族隔离而向黑人道歉。他说，废除了种族隔离后的阿拉巴马，比当年的阿拉巴马要好得多。

被划在文明能够接受的底线下面的，还有专制。如南方朔所说的，在专制制度下，你批评政府，政府可以“抓你去坐监”。你没有批评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为了发表言论，你可能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今天的现代社会，认为这实在是太野蛮，就象当年看奴隶制，觉得无论如何看不下去。台湾社会问题再多，你请台湾民众回到当年的专制体制试试。

二战之后，国共对决，成你死我活之局面。惨烈厮杀，死伤无数，最后分踞台湾海峡两岸，几十年势不两立。可是，其实两岸之间，它们的本质、它们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一致性。所以，相互之间完全不缺乏了解和理解。它们互称对方为“匪”。它们对政党的理解，都是革命党思维，区别只是各自认定自己是“革命党”，而对方则是反革命的“匪党”“匪帮”。它们都不知道“议会党”为何物，所以，在各自的势力范围里，都不容许任何反对党的存在。它们都禁书，区别只是你禁我的，我禁你的。批评政府，政府都要抓你去坐监。因此分别有过“白色恐怖”、“红色恐怖”。这种思维方式的一致性，来源于它们社会制度的一致性。和解的壁垒，来自于它们共同的敌对思维。

三十年前，大陆走出它最低谷的文革时期，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台湾开始了它的民主化进程。回首以往，和自己的过去相比，可以说都是翻天覆地的进步。这种进步导致它们在逐步努力消除敌对，在相互走近。从经济交往，到今天的思想交流。那么，是不是它们之间今天就已经没有壁垒，可以顺利和解；是不是天下本无事，而是如赵刚所批评的那样，反是龙应台的文章，在增设“和解的壁垒”？

两岸都进步了。进步的内容却并不相同。用南方朔的那句平常话来检验，两岸进步的本质差异立现。

大陆政治制度的进步，还没有走到从文明社会能够接受的底线，没有跃出的那个关键点。龙应台的《台湾》一文，试图介绍台湾如何走出“废除奴隶制”这一步的经验，希望成为大陆的借鉴，这是龙应台的本意。因为制度的差异，造成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就必然导致理解的差异。在龙应台看来，这才是两岸和解的壁垒。这其实不深奥，道理很好懂。你说两岸文化相同，血浓于水，理应成为一家人，现在分作两家，太不近人情，这是大叙述。可是，落实到具体问题，就是龙应台说的小叙述，我自己小家庭过日子，不管怎么说，过得自由自在；看看那个大家庭，说是批评家长轻则要受罚，重则要沉潭，我当然不敢舍命合进去。

台海两岸这场讨论，和美国当年的南北讨论很相似，双方虽然讨论同一个“统一”问题，话题却是错位的。一方说专制太蛮横，另一方说，民主社会有那么多问题，专制社会也在经济起飞，也有进步。龙应台看到了这场错位讨论的荒诞性，相互交流时大叙述和小叙述对不上，明晓关键在制度差异。回头看看，要台湾人退回二十年前的制度，劝退的门也没有。于是，只有一条路，就是把台湾人走过的“来路”介绍给大陆，希望此岸与时俱“进”，走出专制，使得对话的壁垒，自然坍塌。我想，这是龙应台的本意。

三

赵刚批评龙应台的一个有力论据，就是在龙应台主张的东西前面，加上西方、美国的定语，颇俱杀伤力。它把注意力吸引到“定语”上，令读者不再深究龙应台主张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它直刺人们的民族自尊心，人们只是随着赵刚的指引，开始问：“我们为什么要舶来的价值观”，更何况，这舶来品还是来自于我所讨厌的美国。

那真是悠久古老的话题：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是不是存在一些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照今天的时髦说法，是不是有普世价值。说它悠久，是因为这个问题的诞生远在美国诞生之前，它在两千年前就有了。

两千年前的罗马人西塞罗老头，他讲了一句话，曾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会象“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象。他认为，若究根究底，人与人之间，就象一个人自己跟自己那么相似。我看了之后，本能的反应就是意见不同：这怎么可能，人和人之间差别太大了。

原来，西塞罗是在试着探讨人的“自然本原”的状态。他要刨去人在社会中长出来的枝枝桠桠，追踪到人还象亚当夏娃那样，很纯朴地站在伊甸园里，还没有被社会文化侵染之前的状态。这种对人的本性的追根溯源，又有什么意义？原来，这位两千年前的罗马律师和政治家，试图从人的自然状态，找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观。

一旦进了伊甸园，你会发现西塞罗还是很有道理。仔细打量，人和人之间，真的就有非常近似的那一部分。所有的人，都有一些绝对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比如说，只要是个正常人，就没人愿意自己被杀被抢的，没人愿意当奴隶的，没人愿意别人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没人愿意发表一点意见就被关起来、杀掉的，等等。这才是人“自然本原”的状态。人要维护自己这样的生存状态，就是维护人的“自然权利”。这权利与生俱来。就刚才那简单的几个“不愿意”，已经隐含了生命的权利，平等的权利，人身自由的权利等等。维护自然权利的法，就是自然法。

所以，西塞罗在两千年前已经认定，法律不是什么人随便说了算的，就算宪法也不是立法机构通过了就算数的。它的后面，必须还要有“自然法”。鉴定是不是符合自然法，其实很简单。这就回到了“人和人之间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句话。我们只要把立法者放进去试试，就知道这“法”是否正义。比如说，你打算立法，规定说，只要执法机构愿意，某人没犯罪也能把他给抓起来。那么，最简单的测试办法就是，对立法的那家伙说，假如你没犯罪，人家就能把你给抓起来，你觉得可以吗？假如你认定别人不可以这样对待你，你对别人这样立法就肯定“不正义”。

在人们发现人与人之间是如此相似的时候，不仅是法律基础，价值观问题也迎刃而解。本质如此相同的人类，说是完全没有共同价值观，反倒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每个民族的文化，固然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可是，也终有一些核心部分，是人类共同的。

所以，另一个比西塞罗还要早的罗马老头狄摩西尼说，“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发现”。法律不是胡编乱造、随心所欲的，正义的法律是对自然法的发现。我想，正义的社会制度也是如此。人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一些共同的核心价值的确认，也同样是一种对人性的逐步“发现”。

因此，不能忍受人被奴役，不是美国北方的价值，也不是西方价值，而是一种普世价值。只是，不同的地区，走向现代文明的时间不同，在当时，美国南方认为，那不是他们认可的价值，今天的美国南方人，已经觉得他们前辈的想法不可思议。照南方朔的讲法，因为他们“进步”了。

同样，“你批评政府”，要“抓你去坐监”，也是在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能因为美国人也这样想，就说那是美国的专利价值观。认同这个价值的那么多国家，肯定没有一个，会情愿把这个专利单单岀让给美国。

四

从题目就知道，龙应台文章是写给大陆读者的。赵刚在《壁垒》一文中曾提到，在诸多论连宋大陆行的文章中，龙应台的《台湾》一文“最俱行销力”。不知他是否注意到，堪称奇事的是，“最俱行销力”的文章，怎么会没有任何“感召力”，看不见大陆媒体刊登读者反应。我们否认专制的存在，专制政府又以扼杀讨论的方式，让所有的人看到了它的存在。

专制制度的存在并非奇耻大辱，因为每个国家都经历过专制。它象奴隶制一样，只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形式。只是，在现代文明已经非常深入人心的今天，作为一个大国，断然拒绝走出专制，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耻辱。

专制和奴隶制一样，是一个历史遗产，它的出现和存在，都有它的原因。就好象一句哲学俗话“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此，根据不同的“存在”状况，不同国家的条件、不同的历史时期等等，如何终结一个过时了的制度、实行转型，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美国在建国时，就曾经希望逐步实现废除奴隶制。联邦提出了不得再进口奴隶，即不得扩大奴隶制的年限，也鼓励各州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逐步废奴。没有立即废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有些地区的经济全部依赖奴隶劳动力，需要一个调整、缓冲的过程，以避免经济的刚性崩溃。之后，一个模式是北方各州提前禁止进口奴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主动转变，废除了奴隶制。另一个模式是南方，由于贪恋奴隶制带来的经济利益，能拖则拖，甚至有的州对奴隶制的态度转而强硬，有一意孤行、坚持不废的趋势。

美国最后是阴差阳错、以战争的形式废奴，给南方带来经济毁灭。南方的蓄奴州本身是有责任的。它们没有及时跟上时代的进步，它们不肯承认这是一个不人道的、必须积极着手废除的制度，没有主动制定切实的计划和时间表，没有考虑如何逐步在经济上减少对奴隶制的依赖，以合理的步骤尽快废除不合理不人道的制度。

南方由战争和突变的方式被动废奴，不仅经济被摧毁，也带来法治的倒退，整个南方支付了惨痛的代价。支付代价的，有南方的白人大众，也包括刚刚被解放的奴隶。经济突然崩溃，也就没有工作机会，有些前奴隶甚至连原来当奴隶时的一口饭也吃不上了。因此，制度转型确实存在如何转、如何尽量减少地区和民众支付代价的问题。

专制制度既然是历史遗产，如何转型的讨论，也就是一个十分正常的话题。台海两岸，无须避讳，台湾是制度转型的先行者。他们有和平转型的良好经验。例如，原来行使专制统治的、形象衰老的国民党，逐步改变自己，转换为一个民主体制下的议会党，正在逐渐呈现朝气蓬勃的面貌；二.二八惨案积累五十年的民怨，也以和平的方式疏解开来，走向和解，如此等等。如赵刚在《壁垒》一文中提到，台湾在民主化之后也遇到许多新的困惑。这些，也当是华人社会万分宝贵的经验。例如，现在的大陆，应该就可以讨论，在民主化之后，媒体如何做到专业、中性和自律；民众如何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对政客们的煽动持有警惕，不轻易就大呼咙地冲上街去。让民众理解，民主体制下，原来的问题不会一夕间就消失，权钱勾结和黑社会也不会一朝就消亡。民主转型后，我们只是多了监督的手段和加强法治的途径。道路仍然可能十分崎岖和艰巨。这样的讨论，加上台湾经验和教训的引进，对未来的大陆，是极其有益的。对彼岸经验教训的讨论，可以使此岸对将来转型后可能遇到的社会问题，持有充足准备。公开的讨论，也让民众对渐进推动的民主化进程有所理解，产生希望和信心。

可是，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承认台海政治制度差异的现实，承认制度差异形成的对话壁垒之存在。

回避这个现实存在，讨论不是被封杀，就是无法进行。龙应台不是没有能力清楚地看到和阐述台湾今天遭遇的新困惑，她也不是不想对大陆的读者们同时介绍台湾民主化之后出现的问题。可是，这就象当年在美国的讨论，当南方坚持奴隶制发展了经济、繁荣了文化，必须世世代代继续下去的时候，北方对南方谈废奴后遇到的种族问题困惑，就显得没有意义。在回避奴隶制非人道本质的前提下，如此方向的讨论，只会为南方奴隶主所利用、为他们坚持奴隶制提供口实。更何况，今日之大陆，就连两百年前奴隶制下美国南方的那点新闻自由都没有。如若要阉割你说过的话，你连招架还手的缝隙都没有。

这正是不幸的龙应台的尴尬处境，她站在两岸之间。她在面对大陆发言时，暂时回避民主化之后台湾的复杂局面，这恰好自动送上门，被赵刚斥为肤浅。对如此斥责我也很费思量，赵刚是看不明白这一点“龙应台言说之困境”呢，还是有意掠过、假装看不明白。我不敢再想下去，前者质疑的是智力，后者质疑的是讨论的善意，都不是可以妄加猜测的事情。

龙应台《台湾》一文所作的努力，是在作一个推动，希望人们开始这样的讨论，承认两岸曾共同拥有的专制遗产，以平常心待之。从讨论台湾正面的经验开始，引出一个良性的讨论和互动，如此，台湾在民主过程中的负面教训，也就可以自然引出。她不无天真地希望，这能够成为消解两岸交流壁垒的一个开端。因此我想，她对自己被指为“增设对话的壁垒”，怕是哭笑不得，不知此话从何说起。

此后大陆媒体一片寂静，不是因为大陆民众普遍认同赵刚的指责，因而使得人们不愿意回应龙应台。而是回应的所有言论出口，由一只巨手即已全部堵住。如果说，当年龙应台在台湾引发的反响，犹如野火的话，龙应台的《台湾》一文，在大陆众多媒体的反响，则如一块石头丢进一口深潭，连“噗通”一声，都不可能听见。

于是我又忍不住猜想，赵刚文章成为唯一例外、得以在大陆最著名的杂志刊出之后，他会想什么。他会认为这是源于自己的见解独到呢，还是一个意料之中的原因？

我真的没有能够猜出来。

2005．9．11

后 记

我以前从不写与人公然论争的文章，一方面或许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想到自有天下衮衮诸公在，需要争辩的事情，惟见发言者过众，从未听说有缺人的事情。

龙应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其实在大陆刊出的已经是经修改的版本，甚至连题目也被改掉（原来叫做《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这样的事情假如发生在我身上，不值一提，我在大陆长大，早就养成做一个作者的好脾气。道理很简单，你是宁可文章缺胳膊断腿接不上气，还是宁可编辑为你的一篇小文而丢失饭碗，三餐断顿？龙应台不一样，被台湾宠坏，常常声称宁可不发文章，也要以全身进退。这次居然也委屈自己，可见鸡蛋面前，石头之硬。说的当然不是编辑。

龙应台这篇文章出来，我是老习惯，看到好看文章很开心，就多看两遍，说，好看！就过去了。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写什么评论。心里曾料想后面自有许多呼应出来，不会说是还缺少一个赶热闹的人。我的估计应该说有点道理：龙应台介绍的台湾，在中国大陆，确为很多人所“不知道”，其中娓娓道出的常识，更令很多从未接触过这些说法的人，有恍然醒悟的感觉。按说，大陆人口众多，和台湾不可比，如若有当年《野火集》在台湾的反响，也不应是什么太稀奇的事情。

可是，还真是不由你不信。龙应台的《台湾》一文出来，仅仅因为她以介绍台湾民主化之后的生活变化开始，温和地向大陆读者道出了两岸的制度差异，指出这种差异实为两岸沟通交流之关键障碍，结果，整个大陆草木皆兵，只要和龙应台文章相关的任何正面议论都被封杀，天网恢恢，没有一点点响应文字被容许从媒体“漏”岀来。

大陆的学者和民众，习惯这般处境，视作理所当然。不论是试了也无媒体敢刊出，还是知道反正无法刊出而干脆不作尝试，总之，万马齐喑。龙应台好端端一篇介绍台湾的文章，一篇被赵刚称为“最俱行销力”的文章，在大陆生生沦为孤家寡人。这倒也罢了，毕竟在大陆如此遭遇，龙应台绝非第一人。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台湾享受着百无禁忌言论自由的赵刚，却完全“忽略”龙应台和大陆民众遭遇的这种“一手可遮天”的制度性蛮横，有本事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貌似公允地来大陆“讨论“，推出对龙应台的“批评”文章，也因此得到此岸的制度性配合，以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大陆曾经是首屈一指的《读书》杂志刊出。在一个十三亿观众的、不容反驳的看台上，作岀被大陆言论管理部门欣然放行的“学术批评”。

我们还记得，《读书》杂志曾经是编辑们的骄傲。在说错话便杀头如割草的文革刚刚结束时，人们还在心理惯性中徘徊观望、进半步退半步的沉闷空气中，这本杂志第一个提出“读书无禁区”。不是说在二十世纪末刊出这句话的杂志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刊出一句平常话竟然需要如此大的勇气，以致要被人念念叨叨记到今天，折射了大陆当时的气氛和环境。如同今天，不是在二十年前领悟“要讲真话”的巴金有多么伟大，而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巴金去世时，大家还纷纷出笼，草草掠过文学大师的巨著《家》、《春》、《秋》，却齐声盛赞巴金之伟大在于“提倡讲真话”，把一个文学大师和一个幼稚园教师的成就相提并论，竟然谁也不感觉异常，这才是折射了今日大陆之言论环境的悲凉。

众人说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鼓号齐鸣，赞扬巴金“提倡讲真话”以浇自己心头之块垒，只因此刻《读书》早已 “有禁区”，禁区还时不时在扩大中，这种情况下，《读书》却推出赵刚对龙应台的“批判”来。

这是我忍不住破规矩要写这篇文章和赵刚理论的原因。

写完之后，照理，刊登赵刚原文的《读书》也有责任刊登这样的读者回应。可是，众所周知，这里的逻辑，理所当然应该不同，我虽然知道刊发无望，还是给《读书》寄去。编辑一定在苦笑，会奇怪我的无知，“这怎么可能刊发”。什么都不说我也知道，《读书》已经办到了编辑失去自己最看重的职业自豪感的地步。接着尝试把稿子发给《冰点》，信中说明只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果然是回天无术。

最后，在遥远的外省刊物，和编辑就删除“敏感段落“苦苦挣扎，虽然删得心痛，可心里很明白，能刊出大部分，已经需要编辑的非凡勇气。于是，这篇文字磕磕巴巴，也就至今未能全文在大陆与读者见面，在杂志刊发不行，收入自己的文集也不行。现在要作为附录，去到台湾进入龙应台的文集，这是什么样的《爱丽思漫游仙境记》。

回头倒是听说赵刚又推出了批龙应台的新作，顺利地再次刊在大陆又一个重头媒体《中国青年报》，这次“批评”龙应台之余，据说也捎带“回应”我的这篇文章和崔卫平的一篇文章。

可是，我已经懒得再看，心里倒是想过，真难得赵刚还有此番雅兴。

如此文人相争，还有什么意思？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当属龙应台的《台湾》一文。不到一年，刊出此文的《冰点》主编，已经被迫离开编辑部。对《台湾》一文可能的讨论参与者们，都被封杀在媒体之外。

赵刚现在的“批评”对象：1，龙应台的新文章《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在大陆媒体不得刊出；2，赵刚所“批评”的崔卫平的那篇文章，在大陆媒体也不得刊出；3，赵刚“批评”的我这篇文章，只能在成段删改后，在发行量很小的外省杂志刊出，即便如此，读了赵刚文章的读者，仍大多读不到我的这篇文章。

在赵刚的“批评”文章频频发表的大陆，哪有什么公平讨论的平台，只有单方发声的高台。赵刚文章只是在妆点出一个“学术讨论繁荣”的假象来。“被批评者”的被迫噤声，其实也令“批评者”之无的放矢，几近荒诞。我们倒是从小见惯，见怪不怪，不谈什么“批评”，只称其为“批判台”。见赵刚独自站在这个高台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只能遥祝他有一个好心情。

这是在写作《心有壁垒 不见桥梁》时，已经可以预想到的局面，也是我当初写它的理由之一。虽然，以这样的理由写作，多多少少有点悲哀。

是为记。

林达

2006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