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产生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之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这两篇文章阐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乃至对当今写就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篇章，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述了一系列适合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邓小平认为，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①的印象。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端要更早一些，它开始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时期，其重要标志就是毛泽东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产生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之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这两篇文章阐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农轻重协调发展等独创性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乃至对当今写就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②的新篇章，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价值。
一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
1956年初，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这一历史时刻到来之际，毛泽东已经把如何选择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提上了重要议程。对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的最为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必然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本质问题为基本出发点。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各个部门，都必须执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而且上层建筑也要“适合这个经济基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同“技术革命”也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们革什么命呢？现在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③。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问题切入，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认为“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④。显然，“解放生产力”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的，是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是生产关系意义上的“解放”；而“解放生产力”，也将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即为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条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对此作的新概括就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⑤
无论是解放生产力还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认为，都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目标”，这就是“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基本观点，在之后《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进一步被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基本方针”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就强调：“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⑦。
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问题的探索中，毛泽东进一步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审时度势，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了开创性研究。
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为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毛泽东作了长达43天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一开始，毛泽东就点明主题，提出苏联的经验和道路哪些该学哪些不该学的问题。2月25日，他强调“要打破迷信”，提出我们“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⑧。就在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时，莫斯科时间24日深夜，赫鲁晓夫向参加苏共二十大代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初见端倪的这一重大转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问题作了新的战略思考，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也作了新的探索。
195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时，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揭了盖子，一是它捅了娄子。说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⑨。毛泽东这一透彻分析，既揭示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根本错误，也明确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阐明探寻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十天之后，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时，再次谈到“揭了盖子”和“捅了娄子”的问题。他指出：“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⑩毛泽东提出了三个新的观点：一是要破除迷信，反对教条主义；二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不要“硬搬”苏联模式那一套，应该独立思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三是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也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命题。
为了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的变化，这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撰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观点。4月4日，在最后一次讨论这篇文章的修改稿时，毛泽东谈到：“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毛泽东“对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问题的回答就是：“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谈到：“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1)他进一步提到：“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现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毛泽东的结论就是：“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2)
毛泽东关于“进行第二次结合”、“更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等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反思和现实思考的结果，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的关键时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逆转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是总结经验、破除迷信，不再“搬苏联的一套”，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对“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作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
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后来肯定，《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3)。也就是说，“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4)。《论十大关系》实际上是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思想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初的重要成果，对中国特色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最初的重要成果。
自发表《论十大关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年间，毛泽东对“第二次结合”作了进一步思考。“第二次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继续。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到：“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15)。他强调：“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中国的和外国的东西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要用外国有用的东西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他还提到：“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16)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对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修改稿中，对提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不可能有千篇一律的格式问题作了修改，提出“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因此，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17)。8月底，在党的八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而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18)9月15日，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再次对这一思想作了概括：“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9)毛泽东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的必然性，凸显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一个“过程”的重要性。对有中国“许多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过程的探索，成为“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和创新的基本立场。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遵循。1984年，邓小平在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稿”时，就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0)。他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做‘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21)。习近平在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成就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22)。
“第二次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遵循。习近平所概括的“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断，同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原则一脉相承。在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进程中，习近平把“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融会贯通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之中。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还明确地把“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这两个方面，作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提出来。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始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篇章中得到了适合于时代发展的新阐释。
二 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的整体思考
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局的高度，抓住“关系”、“矛盾”和“问题”等关键问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富有特色的整体思考。这些探索和思考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体关系和全面布局的深刻理解。
在解决重点关系中引导全局关系发展，在全局关系统筹中把握重点关系，在辩证地理解和解决“十大关系”或“十大问题”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在“十大关系”中，经济关系是主要的、重点的关系，是解决和处理好其他方面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23)，是《论十大关系》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
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毛泽东先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等五大关系作出探讨，然后逐次展开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五大关系的探讨。显然，以经济建设和经济关系问题为出发点和中心论题，融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一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党的建设、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等方面问题作出全面探索，说明毛泽东已经深刻地理解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中的基础作用，也已经科学地把握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基本思路。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大局的高度，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的全面论述为基础，依次对肃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少数人闹事问题，坏事能否变成好事问题，节约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问题作出展开论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总体布局的高度，展开关于正确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矛盾和关系等方面问题的论述；关于经济关系问题，主要是对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和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的论述，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的总体布局为根本前提的。
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的总体布局来看，毛泽东强调了处理好经济建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意蕴，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24)。毛泽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反复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思想认识的发展变化是这样，经济实际的发展变化也是如此，总有“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总会“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在毛泽东看来，最根本的就是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25)。
第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根本上就是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十大关系”是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问题展开的。在工业化过程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26)在工业化过程的区域经济布局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27)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最后论述的问题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提到，“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28)。这些关系和问题，不仅在当时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探索中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即使在今天，也是探索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根本性问题。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中心论题，就是“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29)问题。
第三，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建设问题的思想方法。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从发展的观点看”(30)的思想方法。“关系”就是“问题”、就是“矛盾”，解决矛盾的出路就在于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的思想方法，在于树立适合于经济建设实际要求的发展理念。
一是要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走出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重要的是“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31)。“打破迷信”，就要破除旧有思想的束缚，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毛泽东在反思波匈事件时提到：“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搬。”这里讲的“解放思想”，在根本上就是，“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32)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但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至于所做的事，那有很多不同。”就经济建设道路和方法而言，“我们的农业合作化经过三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但是，“有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33)。
二是要坚持全局地、长远地、辩证地看待发展问题。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基于当时中国区域经济布局的实际，毛泽东认为，沿海和内地的工业经济布局，还处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之中，因此，一方面“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从区域经济布局整体上看，“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在这一“逐渐平衡”的过程中，依然要坚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34)。以全面的、辩证的观点看待发展问题，是实现“大力发展”、“迅速发展”的基本思想方法。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毛泽东认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但是“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35)。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在根本上要适合于“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
三是关于发展的系统性和制度化问题。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提到：“基本建设多搞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36)毛泽东以发展为中心线索，对生产、积累、就业、消费和市场等关系作了阐释，突出了发展的系统性以及发展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他还强调，对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中的，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37)。在事关发展的根本问题上，不能“还是按老章程办事”(38)。把发展问题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生产关系的变革、同制度建设结合在一起作出系统性探索，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理解的洞察力。
四是要关注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发展的长处，学习适合的东西、吸取有益的经验。1956年初，毛泽东就提出：“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就要学，并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39)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40)。毛泽东特别提到：“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好好地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是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的手段和路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提出：“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41)
进入21世纪，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更要坚持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从发展的观点看”的思想方法，确立科学的发展理念。习近平认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4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集中体现于新发展理念的形成。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始终的重大战略问题的新探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发展理论的新概括，是对毛泽东当年坚持的“从发展的观点看”的思想方法的弘扬和拓新。
三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结晶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三个方面的理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43)。习近平认为的这三个方面的“独创性的观点”，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主要的理论，也是毛泽东这一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富特色的理论结晶。
其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1956年3月，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毛泽东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44)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结束语中，毛泽东更为清晰地指出：“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45)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作过探索，他在1938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46)，他断言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47)。在1952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对先前的说法有所改变，认为“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的说法，“是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48)。但斯大林终究没有能够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也是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及其规律的基本理论。
面对1956年发生在东欧国家特别波兰和匈牙利的一系列事件，毛泽东提出：“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49)反思波匈事件的教训，毛泽东认为：“我们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没有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50)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性质的理解，是关系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的重大问题，是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改革”的关键问题，更是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根本问题。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51)因此，“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52)。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对“第二次结合”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建树，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了最为坚实的方法和理论基础。
其二，关于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的理论。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用“兼顾”和“统筹”的原则和方法来解决和处理。毛泽东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53)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54)。特别在经济利益分配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55)《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了这个方针。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56)。“统筹兼顾”是与“各得其所”联系在一起的，是实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的重要方针。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对“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作了专题阐释，认为“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57)。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统筹兼顾”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法和原则，是心系全国人民、情怀广大群众，是党和政府“作计划、办事、想问题”的基本立场，深刻蕴含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理念和方法。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58)的“基本方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以“统筹兼顾”的方法和原则得以落实和实现。毛泽东指出：“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许多事情，“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这在根本上也“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59)。
其三，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理论。
重视农业的基础作用，是毛泽东关于国民经济中农轻重协调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进入1956年，毛泽东把制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到重要议程。1月17日，他在讨论修改这一发展纲要草案时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必须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不能凭一时的想法，也不能把生产品增产后的出路放在出口的希望上，而应当以国内市场为主。”他特别提醒：“这个纲要主要是动员农民来实行，是依靠群众，国家只是给以一定的帮助，因此是个群众行动的纲领。”(60)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以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综合平衡的思想。在1957年1月召开的中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还是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问题，提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从国民经济整体上看，“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资金和更广阔的市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提醒大家，“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61)。这时，毛泽东已经实际地表达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思想。
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鉴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对农轻重协调发展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更加注重处理好重工业同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他提出：“苏联牺牲轻工业和农业来搞重工业这条路，恐怕不那么合适。过去，批评资本主义国家，说他们是先搞轻工业后搞重工业。结果，社会主义国家重工业搞起来了，轻工业很差，人民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毛泽东认为，“斯大林错误中，恐怕也要算进这一条。”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来，“适当地(不是太多地)增加轻工业方面的投资、农业方面的投资，从长远来看(五年、十年)，既可以搞积累，又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反而对于重工业的发展有利。这样一来，就跟苏联走的那条道路有点区别，不完全抄它那条路。”从发展道路上来看，“轻工业、农业当然是最低限度的，必要的，重工业在投资里头总是居最大多数”(62)。
二是更加注重把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目标。以东欧一些国家发展教训为鉴，毛泽东提出：“加强民主、独立、平等以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63)在之后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时，再次谈到要吸取苏联经济建设的教训，认为“他们是有了重工业，丧失了人民”，对于中国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又有重工业，又得了人民？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要靠以后找出一条道路来。”在这一条道路的探索中，要把“民生”问题摆在重要的位置，“保证必要的民生，无非是使轻工业发展起来，这是增加积累的道路”(64)。
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事关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65)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66)。
从发表《论十大关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年间，毛泽东阐释的这三大理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初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在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得到延续和创新。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③《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3、515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⑧《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7页。
⑨《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页。
⑩《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页。
(11)《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页。
(12)《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
(1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370页。
(14)《毛泽东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页。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16)《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7页。
(17)《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2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2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2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2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2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2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2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2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31)《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7页。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