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作者自2003年起撰写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综述系列。今年开始由《腾讯•大家》独家首发。鉴于在线阅读的特点，《2016西方思想年度述评》分为四篇连续发表：（1）裂变时刻的来临；（2）全球化的断层线；（3）文化认同的裂痕；（4）民粹主义的威胁。网络版在篇幅上有所删节，并略去了全部文献注释。完整的印刷版将在《学海》杂志2017年第2期刊出。
从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开始，宣告西方体制正濒临崩溃的声音便不绝于耳。而到2016年底，在欧美经历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变之后，断言“自由秩序的终结”已无需任何先见之明，几乎成为舆论界的时尚，因为证据是如此重大、直接而明确：英国公投退出欧盟，法国、意大利与荷兰的脱欧势力正跃跃欲试，而匈牙利和波兰已被民族主义的政治领导人所俘获，欧盟解体似乎危在旦夕。特朗普宣扬的“美国优先”政纲与大西洋彼岸的反全球化运动遥相呼应，也意味着美国将试图摆脱其不堪负重的引领责任。怀着“自由世界的灯塔”会黯然失色的忧虑，有人将“最后的希望”寄予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连任可能，这是过于沉重且前景渺茫的寄托。
美国大选结束后的第三天，福山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坦言，
“我们似乎正进入一个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自1950年代起构建的主导性的自由秩序开始遭到来自愤怒而强健的民主多数派的攻击。我们可能会滑入一个充满竞争而愤怒的民族主义世界，这种风险是巨大的，而如果真的发生，这将标志着一个与1989年柏林墙倒塌同样重大的时刻。”
今年西方思想界最为频繁和突出的议题是欧洲一体化的破裂、全球化的逆转、民族主义的回潮、宗教保守力量的复兴、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的危机、民主政治的衰败以及国际自由秩序的崩溃。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明白无误地显示，2016年将被铭记为一个历史转折点：二战之后持续70年的西方自由秩序就此终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科恩（Roger Cohen）感慨道，“苏联曾被证明易受失爱（unloved）之殇，而今愤怒的季节正降临西方。”
然而，时代的季风并不是历史判断的可靠指南。在25年之前，宣告“自由秩序的最终胜利”也具有至少同样重大、直接而明确的证据：苏联解体，德国统一，欧共体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出狱不久的曼德拉在南非展开寻求和平与和解的政治努力，美国的“沙漠风暴行动”将科威特从伊拉克的侵占中解放出来……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随后在国情咨文报告中宣称，1991年发生的这些变化几乎是“圣经尺度”的巨变。那么，时下对“自由秩序”失败的绝望真会比当初“最终胜利”的欢悦更为持久吗？如果彼时预言的“历史终结”未曾落实，那么此刻断言“自由秩序的终结”会更加可信吗？理解2016年世界变局的思想努力，需要在时代的潮汐之下探寻结构性的力量和趋势。
本文将着眼于两种重要的结构性裂变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
首先是经济层面上的“差异性全球化”。全球化在几乎所有国家内部造成了新的受益者与挫败者之间的断层线，而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未能有效地应对国内的不平等，导致民众意愿的分裂，出现了支持与反对全球化的群体对立。
其次，在文化层面上，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物品的跨国界流动，各国本地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认同都遭受到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在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以及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的新局势下，文化冲击在许多欧美国家引起了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主义未能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形成了民众之间文化认同的分裂格局。
第三，全球化及其许诺的自由、繁荣、开放和包容的事业（比如接纳移民和收容难民）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代价。对于特定人群的感受而言，这些代价可能过高，或者未被公平地分担，或者损失大于收益。因此，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反全球化和对现存“自由秩序”不满的群体，他们的不满既有经济利益的得失权衡，也有文化认同的缘由。这种不满在民主社会中表达为政治诉求，但建制派政党由于固执和僵化失去了应有的敏感性与回应能力，而原本边缘性的政治力量趁虚而入，及时俘获了不满的群体，汇聚和强化了他们的不满，并以“人民的名义”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发起对建制派的愤怒反叛，促成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现象。
社会的经济断层、民众的文化裂痕以及由此导致的民粹主义兴起，构成了2016年世界变局的主要特征，突出地体现在充满戏剧性的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叱咤风云的特朗普成为今年《时代》周刊与《金融时报》的年度人物。这位“政治素人”几乎单枪匹马闯入美国政坛，突破建制派的重重围剿，出乎大多数观察家和民调的预测，最终击败资深政客克林顿，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在难以计数的分析评论文章中，如何解释特朗普的崛起成为一个思考的焦点。为什么主流媒体会发生如此严重的误判？是因为忽视了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吗？
半个世纪之前，左翼激进运动的疾风暴雨席卷着美国政治，但赢得1968年总统大选的却是保守派政客尼克松，他宣称自己回应了“沉默的大多数”要求恢复“法律与秩序”的愿望，此后“沉默的大多数”这一术语开始流行。特朗普在竞选中同样打出了“沉默的大多数”的旗号。然而，他并没有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最新统计结果表明，克林顿获得的大众选票（popular votes）超出特朗普286万张（优势率2.01%）。三个关键州（密歇根，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的竞争非常激烈，特朗普在这三个州超出对手的选票总和仅有7.7万张，却获得了决定性的46张选举人票。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反映出民众的分裂。
因此，所谓“沉默的大多数”是一个杜撰，那些愤怒的民众既不是大多数，实际上也并不沉默。已故的著名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早在1998年出版的《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中就觉察到这种愤怒，并预言特朗普式的政治强人有朝一日将会崛起。而纪录片导演摩尔（Michael Moore）从夏季开始反复发出“特朗普将会获胜”的警告，在列举的五大理由中，他明确意识到那些在经济与文化上双重受挫者们的愤怒。的确，他们并没有沉默，只是长期被建制派精英和主流媒体所忽视，或者说被遗忘了。
《被遗忘的那个人》（The Forgotten Man）是犹他州的画家麦克诺顿（Jon McNaughton）2010年的作品。在画面中，美国44位历届总统聚集在白宫前，围绕着一名年轻白人，他坐在长凳上神情沮丧。奥巴马脚踩《美国宪法》的第一页，双手抱臂背对“被遗忘的那个人”。在目睹着这个场景的历届总统中，华盛顿、林肯和里根表现出明显的关切，试图引起奥巴马的注意，而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比尔•克林顿却为此鼓掌。这幅画作问世六年之后，在不久前被Fox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收购，据说将作为送给特朗普的礼物悬挂于白宫。
在大选年，被遗忘的人群终于醒目地进入了公共视野，也使得民众的分裂格局更加显著。《时代》周刊在年度人物一期的封面上，将特朗普称为“美利坚分众国总统”（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在经济上，全球化在美国同时造就了加州硅谷那样的受益者人群以及大湖周边“锈带”地区的挫败者人群；而在文化上，自由派长期推动文化多元主义身份认同，受到城市中教育良好的“进步人士”以及少数族裔的支持，但这与传统美国的所谓“WASP”（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身份认同相抵触，后者的声音虽然在主流媒体中受到“政治正确”的规训而不断式微，却仍然深藏于美国郊区与乡村的居民之中。
经济断层与认同差异的叠加效应，在政治强人的对抗性竞争之中，转变为选民的政治极化。于是，出现了一种看似悖论性的局面：如果特朗普胜选是民粹主义的胜利，标志着民主的危机，那么假如特朗普败选也会被证明是民主的危机，因为那些“被遗忘的人群”仍然未获得充分的政治表达。
而事实上，当社会分裂达到如此严峻的程度，无论谁当选执政，民主将始终处在危机之中。民主政治不只是民众意见的多样性在政治议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其健康运行还依赖于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
西方国家面临着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国内社会分裂，要求改变惯常的政治思考与政治机制来克服极化的分裂、寻求基本的共识。2016年世界变局标志着一个“裂变时刻”，民主政治再次面临深刻的挑战，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民主政治的历史本身就是不断历经挑战的历史。
在更大的历史尺度中考察，2016年的变局是西方自由秩序冒进扩张的反弹效应，如果没有重大的战略性改变，仍然将面对难以摆脱的困境与风险。所谓“自由秩序”初建于二战之后（以“马歇尔计划”为标志），实际上主要是局部世界——西方“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
但在冷战结束后，“自由秩序”在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向外扩张，在带动新兴经济体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不满与冲突。首先，西方秩序更为直接和深入地卷入了（包括中国、印度以及南美国家在内的）人口总数高达30多亿的新兴经济体的内部秩序，引发了非西方国家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抵制西方化”的各种反弹，与此同时，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资本流动也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中产阶级的挫折与失望，这都构成了对自由秩序正当性的质疑。
其次，冷战时代中曾被基本限制在其地理区域的“伊斯兰世界”，也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再次）与西方世界更为直接地相遇。伊斯兰文明本身也是一种普遍世界秩序，与西方文明秩序如何能够和平相处是一个悠久的难题。目前全球有16亿穆斯林人口，高生育率将带来其人口的迅速增长。在未来的全球秩序中，伊斯兰文明可能将发挥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至少就目前境况而言，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战乱与失序，宗教极端势力与恐怖主义的兴起，欧洲的难民危机以及文化与宗教的冲突，都显示出西方自由秩序的过度扩张正在导致其不可承受的后果。
最后，今年对于人工智能棋手“阿尔法狗”（Alphago）与人类围棋大师对决的热烈反响，以及学术界对“后人类”问题的新一轮探索，都预示了新技术文明不可预知的前景。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基因生物工程的迅即发展，对现有的生产、劳动和消费的结构性冲击，以及对文化变迁的深远影响，同时蕴含着崭新的可能和巨大的风险。
如果“后人类社会”真的不期而至，西方自由秩序目前面临的许多重大政治、经济与文化问题并不是被解决，而是可能被完全取消或根本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