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千禧年终结于2000年12月31日午夜。21世纪的开始自2001年1月1日。今天讨论的时间范围，集中在2001年到2016年这16年间。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成为年度词汇，其使用率比2015年增长了2000％。但是，面对历史和未来，需要的不是“后真相”，不是感觉和情绪，而是事实和历史逻辑。
战后到2000年：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
20世纪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分水岭的。其中1944年夏季的三个重大历史性事件，不仅决定了战争的最终结果，而且对之后半个世纪影响深远：6月，近三百万盟军士兵渡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诺曼底登陆；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希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世界贸易格局，通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8月，中苏美英四国根据《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拟定“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命名“联合国”。诺曼底登陆决定了战后的政治格局；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了战后的经济秩序；建立联合国的设想决定了战后国际组织的核心架构。随着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1946年1月6日，联大第一次会议以及安理会举行。但是，人类历史并未从此走向没有对抗的合作，而是以1946年3月5日丘吉尔（Sir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关于“铁幕”的著名演讲，揭开了“冷战”序幕。直到1990年代，“冷战”成为时代的“主线”：一是世界被划分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两大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二是联合国以撒哈拉大沙漠为界，世界被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南北国家”。北方富裕、越往北越富裕，南方贫穷；三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第三世界，中间是第二世界。中国愿意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毛泽东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是典型的地缘政治思维和话语。
“冷战”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层出不穷：“麦肯锡主义”、“韩战”、“加勒比海导弹危机”、“越战”、“柏林墙”的建立和倒塌等。与之并行的，是经济竞争。从1940年代中期到2000年，在西方国家主导下，世界经济形态改变的速度超过了工业革命的前二百多年。在发达工业国家实现了：（1）物质财富增长。特别是加工工业高速扩张。以交通和通信为主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形成了以石油为主体和以原子能作为补充的能源体系。1970年的“石油危机”结束了廉价石油时代，并未阻碍世界经济的走向。（2）布雷顿森林体系向自由汇率浮动体系成功转型。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向全世界宣布关闭美元和黄金之间的视窗，人类进入浮动汇率时代。[1]这不仅意味着黄金最终退出了世界货币体系，汇率和利率紧密结合，而且意味着汇率波动成为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成本的因素。（3）金融创新。最有代表性的是“金融衍生产品”（Derivative）的产生，其特点是： 合约交易双方的零和博弈及高杠杆性。（4）银行体系自由化，政府减少对银行的控制。（5）区域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德国和日本战后重建；欧盟成型；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90年代陷入危机；亚洲“四小龙”的兴起。（6）实现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 的替代。（7）跨国公司全方位扩张。（8）发达市场国家有限克服了一度顽固存在的经济“滞胀”现象。（9）东西方不约而同地改革。在西方，美国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和英国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Thatcher）主导的重建私有化，恢复大市场、小政府模式，大幅减税；在东方，先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接着是中国经济改革，改变计划经济体制。（10）劳动力供给增加。苏联解体，东西德国统一，东欧国家重回市场经济，增加在欧洲区域的劳动力供给。基于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中国成为世界工厂。（11）科学技术发展，R&D对经济影响显著增大。计算机、IT革命、生物工程发生系统性创新。“微软”一度独领风骚。1990年代“自由软体运动”兴起，如今人们获取资讯的权利如同获取空气和水的权利。（12）环境问题重要性不断提高。从1972年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和《行动计划》，达成“只有一个地球”，到1992年，联合国召开地球高峰会（Earth Summit），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2]“永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议题广泛传播和接受。环境问题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重大新课题。
在战后的半个世纪中，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建成了“富裕的社会”，将经济推进到“大众消费”阶段。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于1958年出版的 《丰裕的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和1967年的《新工业国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罗斯托（Walt WhitmanRostow）出版于1960年的《经济成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都是对这段历史的总结。不仅如此，人们甚至提出“后工业化社会”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陷入贫困。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 Kornai）于1980年出版《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论证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短缺现象是制度性的系统问题。
苏联共产党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为提高所有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而进行“和平竞赛”。1959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开幕式上，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展开了著名的“厨房辩论”，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劣。[3] 最终，“丰裕经济”胜出“短缺经济”。“冷战”完结于1991年12月25日，那天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宣告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4]
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几乎同时，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十条政策措施，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即“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5]正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历史的终结。
在2000年之前，支撑世界经济的支柱是：（1）全球化；（2）经济自由主义，席卷全球的私有化浪潮；（3）IT 革命引领的新经济。
21世纪：世界经济呈现哪些新特征？
人类在兴奋、慌乱和幻觉之中进入21世纪。各类思想家、政治家和商业领袖，对于世界所面临的改变和挑战几乎未能显出任何真知灼见。人类智慧在历史大转型方面，是相当苍白的。
2001年注定是特殊的年份。进入1月，希腊开始使用欧元；代表一种自由和开放原始码的类UNIX作业系统Linux2.4.0 开始发售；基于Wiki技术的多语言“维基百科”上线；布什（George Bush）就任美国总统。下半年则发生了对历史影响和改变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三大事件：（1）“9•11”。本•拉登（Bin Laden）基地组织袭击美国本土。它标志着传统“地缘政治”概念过时。随后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都可视作“9•11”的后果；（2）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几天后，美国宣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中国很快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改变了世界生产要素的分布和组合，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10月23日，美国苹果公司推出数字音乐播放机 iPod，其重要技术基础是 iTunes，加速了iphone代表的智慧型手机的诞生。人类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上述三个历史性事件，提供了解读过去16年历史新特征的视角：“恐怖主义”成为超越主权国家的世界性威胁，“地缘政治”开始改变；中国以WTO为契机，迅速成为世界级经济体，世界经济格局改观；乔布斯带领美国苹果公司的技术创新，推动IT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世界经济的新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全球化：从鼎盛到衰落。全球化的衰落来自其逻辑悖论：体现在国家边界的政府和无国家边界的市场力量之间。自由贸易的本能是超越主权国家的，而主权国家的存在决定只能是有限的自由贸易。[6]推动全球化的动机和结果是背离的。如今，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获取超额资本收益的全球跨国资本及其精英阶层，成为对全球化担忧的主体，倾向保护主义；而新兴市场国家反而成为支持者。
（2）区域经济合作：从非主流到主流。在GATT存在的40年间，世界上产生了100多个区域经济组织。WTO成立至今，已产生400多个区域经济组织。在全球化的同时，世界经济被分解为不同的区域组合方式。现在中美之间的利益差异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区域经济组合模式的选择，例如，美国倾向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不包含中国的；而中国推动的“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不包括美国的。被各方面接受而没有争议的世界组织是有限的。
（3）世界货币体系：从单一到多元。2002年1月1日作为欧洲单一货币的欧元正式进入流通，成为世界第二大货币体系。2008年之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持续提高，最终引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货币结构和比例调整。还有，比特币代表的，以“区块链”为技术基础的数字货币的兴起。以及遍布世界的“地区货币”或者“社区货币”。
（4）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从依存到分离。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实体经济，粮食、能源、特别是石油，还有钢铁、工业原料，普遍过剩。传统物质生产能力超出人类整体需求。各国输出过剩产能的空间极小。与实体经济不可分割的工作机会萎缩，加剧结构性失业。另一方面，建立在“平台经济”和“跨界经济”基础上的非实体经济，金融、文化、资讯等产业强势增长，从有限规模到全面扩张。非实体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开始超过实体经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差距，从实体经济转移到非实体经济。
（5）劳动力资源：从低廉到昂贵。在1990年代，因为“人口红利”，新兴市场国家劳动力供给充裕和廉价。但是，在过去十年，工资提高和福利主义刺激，导致劳动力价格普遍上升。劳动力资源闲置和劳动力短缺并存。德国政府允许难民进入，原本想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粹主义兴起。机器人加快进入劳动力市场势必改变劳动力市场生态。
（6）空间经济地理分布：从城市化、大都会到特大城市。城市化形态体现在大都市的扩张和特大城市的形成。联合国将特大城市定义为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2015年，世界特大城市35个。东京和上海是代表，居住人口分别是3800万和3500万以上。2030年，世界特大城市将达到42个。
（7）科技革命：从孤立创新到群体性创新。互联网与“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的结合，引导了第二次资讯革命，即DT 时代来临，形成新基础设施。资讯处理及时，不受空间限制。
（8）贫富差距：从趋于缩小到重新扩大。新富人形成，依附于传统经济体系的中产阶级分裂和整体性萎缩，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正。在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最重要的口号就是针对1%富人的“我们是99%”。
（9）世界各国经济政策：从效益递增到效益衰减。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采用了货币宽松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刺激信用膨胀。但是，刺激经济的政策效应有限，产生长期负面后果。进一步看，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等，都存在着效益递减的情况。不论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主导世界。
（10）世界利益结构：从趋于依存到再次分化。2006年，体现中国和美国间互利互依关系“中美国”（Chimerica）概念出现。[7]不足10年，中美关系显现出日益增多的全方位利益冲突，集中反映为“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差异。[8]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利益差异全面显现。至于俄罗斯与欧盟、与北约、与美国的关系，与互利合作渐行渐远。中东地区冲突的外溢效应，比人们的想象更复杂、更深刻、更持久。
未来五年、十年的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趋势
尽管人们预测的手段和工具不断进步，但是，面向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演变的叠加效果和速度，人们的预测能力依然在减弱。所以，人们常常以“黑天鹅”的说法掩盖智慧的贫乏。但是，归纳在5~10年间的一些显而易见的趋势，以及这些趋势组合所形成的影响，还是可能的。
（1）世界在“趋同”和“多元”两极中间继续摆动。在文明和经济层面观察人类历史，始终存在一个“趋同”力量。资本主义、工业化、自由市场经济和全球化，都属于一种“趋同化”运动。但是，人类文明中的“多元化”并不会丧失。如果“趋同化”过分，势必导致来自“多元化”抵制的所谓的“文明冲突”。最近几年的“全球化”危机，说到底是因为强势的“趋同化”损伤了世界的“多元”结构及其背后的“多元”利益。显而易见，我们未来的5~10年时间，是在全球化继续存在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区域化会全面抬头显示更大的力量。不要以为“多元化”和“区域化”就是“保护主义”。不能逆转的全球化需要多元的区域化加以平衡，这样的趋势，突破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架构。
（2）“中心”“边缘”的相互转换加速。因为互联网所推动的思想、知识、资本和人才的日益加速流动，原来以经济、科技和文化，甚至政治命名的“中心”，以及先对于“中心”的“边缘”地理边界模糊化。华尔街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已经进入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很难再以哪些国家，而是以部门、以产业作为“中心”或者“边缘”的基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是看你拥有多少中心，如何避免被边缘化。人类进入一个多维空间下的“中心”和“边缘”叠加与组合的时代。
（3）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改观。原有支撑经济增长的三次产业结构的解构，非实体经济，或者非物质经济部门的扩张，新的产业体系的形成。网路已经成为一个在世界经济中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国际贸易中的所谓“服务贸易”部分进一步增长。以“自我就业”和“多重就业”的就业模式正在替代传统的被动就业和单一就业。所以，统治世界经济多年的传统经济指标体系不得不改变，原来以“GDP”为主要指标的“经济增长”会在全球放慢，且不再可能成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
（4）新兴市场国家黄金时代提前结束。2015年前后，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黄金时代转折点，伴随高速增长阶段的完结，其被掩盖的制度性问题恰恰显现。例如，“金砖四国”的巴西和俄罗斯，还有南美的委内瑞拉。世界的发展不均衡加剧。
（5）货币形态急剧复杂化。货币体系会极度的多元化和持续的革新，以国家名义发行的法定纸币，将会在未来的十年快速消失。瑞典是没有纸币的先行者。取代法定纸币的将是主权数字货币。于是，人们财富的存在方式、经济交易方式、税收方式，以及政治制度和官僚制度运行方式，都会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在数位化货币中，除了主权数字货币之外，还有非主权数字货币的发展，比如现在比特币（们），以及已经数千种之多的区域货币。“区块链”不仅支持主权货币改革，也会支持非主权货币的发展。当经济活动最基本的手段全面变革，很快改造整个经济运行内在机制和外在方式。20世纪“金本位”消亡的历史，提供了参照系和想象空间。
（6）财富存在拥有形式“蜕变”。数千年来，财富存在表现为货币和物质形态，存款、黄金、不动产等等。现在，因为货币贬值和泡沫经济，传统财富保值形式面临瓦解。加之，全球性征税的普遍实行和避税天堂缩小和消失，财富透明压力加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共用经济”和“随经济”（Ubiquinomics）的蓬勃发展，“使用不必拥有，凡事可出租”，导致财富“所有权”意义的急剧下降，与之相关的负担和压力和“幸福”感形成反比关系，而增加随时随地的“使用权”意义上升。最悲哀的是21世纪形成的富人，他们拥有财富的“幸福”感，不仅与中世纪贵族的享受财富漫长时光不可比较，也远远低于工业革命时代形成的富人。
（7）科技革命、教育革命和媒体革命产生“交叉改变”。科技革命的发生是没有异议的，几乎每一个领域的科学家都会精确无误地说出各自领域的近在咫尺的各种突破；教育革命，正在酝酿和积聚，因为学习方式的改变已经开始；至于自媒体革命已经成为潮流。2016年末，埃森哲推出《年度报告：2017年8大趋势，AI驱动未来》，展现的就是上述三种革命的交叉效益的主要产品，以及对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影响。[9]
（8）全球冲突模式离散化。因为国家地位、政府权威和精英政治的衰落，民主制度的危机，意识形态影响力的缩小，互联网推动的组合族群的涌现，个人自我意识的强化，社会阶层界限的非稳定性，国际社会利益体系的全面解构，最终导致全球冲突模式离散化和难以控制，传统的国际“秩序”和“安全”观念难以适应于今天。地缘政治没有完结，但是加速弱化。全球大国之间的对抗与竞赛，是有规则的，但是，非国家行为的“恐怖主义”，例如ISIS，随机的“个人犯罪”，几乎成为对民众没有休止的危险。
（9）经济周期延迟和经济危机常态。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的主要启示是：经典的经济周期或者商业周期的结构不复存在，所谓的“萧条”、“复苏”和“繁荣”的节奏完全打乱。如果定义“经济危机”是低投资不足、低就业、需求不足、低增长，那么，“经济危机”正在成为常态，繁荣是稀少的和短暂的经济现象。
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的长程因素
人们在未来面前，显现更多的急躁和不安，因为他们看到了长期被认可的假设、实践和规则都面临着调整，甚至废弃。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历史，还是会找到一些持续发挥一下的因素。
（1）“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的交互作用。从1960年代至1970年代，在工业发达国家的“知识社会”特征开始逐渐显现。[10]“知识社会”的特征包括：认知能力的开发，知识传播和知识共用，知识应用成为社会核心，知识的复杂多变的流体特性导致传统社会组织及其活动边界正在“融化”。知识社会与提供资讯技术进步的基础的“信息社会”结合，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全面兴起。[11]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发表了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1997年，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了“97全球知识经济”大会。从此，知识被列为生产要素之一，突破了传统的经济理论生产要素局限于劳动力、土地、材料、能源和资本的框架。伴随知识因素融入经济活动程度的持续提高，知识经济开始改变原本的投资模式、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教育和研究开发是主要的部门，知识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知识的生产率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12]人类的发展将更加倚重的知识经济。
（2）科学、技术和创新系统的革命性转变。1959年，波普尔（KarlRaimund Popper，1902～1994）出版《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of Scientific Discovery）。[13]1962年，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Revolutions），他们二人提出了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波普尔的科学理论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证伪”模式，即以批评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通过不断发现和改正错误实现科学的发展，科学增长的过程是一个无穷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库恩的科学理论发展模式，以“范式”概念（Paradigm)为核心，提出科学发展是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不断交替的过程，科学发展是渐进、量变与革命、突变的交叉作用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库恩革命”。[14]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科学技术历史证明了“库恩革命”的真实存在和力量：其一，研究开发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缩写 R&D)以持续地和不断增长的规模进入到企业、大学及国家的相关机构。其二，创新（Innovation）成为了从研究开发到经济行为的核心，贯穿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其三，技术革命成为复杂系统中的核心系统，成为自我发育和蔓延到物种，正在以超越人本身控制的能力自我发育和自我膨胀。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提出的导致市场改变和非技术性变化的组织的“创造性破坏”得以大规模和持续的显现。“颠覆定律”揭示的技术呈指数变化，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却逐渐变化的反差愈来愈严重。1950年代开发，至1970年代初所形成的“矽谷”（Silicon Valley）， 作为高科技创新产业中心，吸纳全美创业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成为了科学、技术和创新系统的自我发展和扩张的象征。
（3）广义资本的成长、发育和扩张。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资本主要是指货币资本，构成与土地和劳动力并列的生产要素。相比较土地和劳动力，货币资本具有先天的强势。因为，只要有货币资本，就可以获得土地和劳动力。反之，则不可能。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的就是货币资本的增值的机制。自20世纪中后期开始，狭义的资本概念正在被广义资本概念所逐渐替代。广义的资本至少包括“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教学资本”(Instructional capital) 、“智慧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过去五六十年的历史表明，虽然“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功能不断扩大，但是，垄断地位正在改变，其相对地位不断下降，而“人力资本”，以及与之相关的“教学资本”和“智慧资本”的地位在显著上升。集中反映在1990年兴起的IT和互联网产业。所谓的“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就是要适应这种变化。不仅如此，诸如专利和版权代表的“知识产权”，“商业信誉”和“品牌”的“社会资本”价值迅速提高。特别是；与人类福祉有极大关系的生态体系的“自然资本”，因为其不可再生性的本质，将可能成为最昂贵的“资本”。如果从“资本”所有权划分，有“私人资本” (Private capital) 、“个人资本”（Individul capital）和“公共资本”（Public capital）。如今，因为更多的“私人资本”是“个人资本”的集合，例如“私募资本”。至于“公共资本”也在演变，“众筹”是近年来发展的一种新型“公共资本”方式。“公共资本”与“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有着更多交集的倾向。资本进入到时间和空间修补能力最强的时代。
（4）公司（Corporation）的全方位膨胀。[15]根据公司法：Corporation的力量来源于其具有“自然人”（Natural person）和“法人”（Legally a person）的双重地位。当公司无限扩大，科斯（Ronald H. Coase）的“产权理论”就失去了“私有制偏好”基础，“交易成本”的约束就会丧失。自1960年代至1970年代，Corporation 膨胀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伴随1990年代的全球化，Corporation和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MNC）的一体化，其力量如同宇宙大爆炸那样不可遏止。“福布斯排名”前500名的Corporation，挤压个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改变着自由市场经济秩序。麦当劳（McDonald's）就是一个恶性代表。人类除了面对传统的国家和国族，还要面对的是Corporation国。在这个世界上，人民没有办法通过选举和选票影响和改变Corporation的组织和运行，相反，任何人都有可能被Corporation拥有和操纵。Corporation 已经是一种具有统治地位的机构，几乎没有什么人，甚至那些被认为的公共领地，也难以摆脱公司的渗透和侵入。所以，美国2009年的“茶党运动”和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之间分歧显著，但是在抑制Corporation方面却基本一致。
（5）政府和市场的“博弈”。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近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永恒性课题。1990年代全球化以来，在政府和市场的“博弈”中，市场处于日益严重的劣势。这是因为：一方面，公司控制政府的能力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政府甘愿演变为公司的代理人。即使在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政府的经济救助花费巨额资金帮助大银行和大企业“脱困”，而对中小企业方面的帮助微乎其微。因为政府的财政压力，政府企业化和企业政府化正在成势，由此改变市场的自组织的传统结构和机制。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强势政府和弱势市场背景下，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加剧了市场在“博弈”中的困境。人们一度寄以希望的调和市场、企业和政府关系的新型“治理” (Governance)模式，并没有成功。
（6）国际关系模式的演变。战后以来，一直在演变。在“冷战”时期， 经历了从单纯的以美苏为代表的“两个阵营”的对抗到“美苏中”三角关系的不同阶段。后“冷战”以来，因为中国的崛起，先是“中美国”，之后是日益清晰的中美对抗，以及相对模糊的“美中俄”新型三角关系。一个新型世界体系正在形成，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会随之调整。
（7）人口。世界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39年，是22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是23亿。战后直至1970年代，由于导致人口增长放缓的因素（如战争和饥荒）的减少，世界人口增长速率明显加快。期间，1963年世界人口增长达到历史峰值。随后经济发展稳定，人们生育观改变，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2000年，世界人口61亿。21世纪的第一年62亿，2016年达到75亿。也就是，21世纪以来，世界总人口增加了14亿，超过2016年中国总人口的13.8亿。如果，与1945年比较，人口增长近乎三倍，规模为53亿。即使依据保守的预测，2030年前，世界人口将达到85亿。毋庸置疑，人口总数的增长、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区域分布和人口增长区域分布的演变，已经和继续深刻影响世界的整体面貌。其中，重大的后果：恶化已经存在的人口过剩，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结构性和区域性失衡，不可抑制的世界性合法和非法移民冲击，各种类型的难民潮，与日俱增。
结语
回到本文开始的1944年，还值得提及两位思想家，他们几乎是同时出版了对“自由主义经济”不同立场的著作。
一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6]哈耶克在本书的核心思想是：任何国家，如果实行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需要一个小团体（统治阶级）决定资源和产品的分配和发放，由于排斥市场机制和自由价格机制，无从得知正确的资源需求情报，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来分配资源和产品，将导致计划者开始运用高压的强迫力量以维持计划的实行。社会大众却误解为国家权力不够而支持中央集权。经过如此的恶性循环，这个国家将会无可避免地转变为极权主义，所有个人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都将化为乌有。这个过程就是“到奴役之路”。
二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17]波兰尼在此书中，通过一个从结构性视角看待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的制度基础，包括确保免于破坏性战争的权力平衡体系；象征世界经济组织的国际金值标准；创造空前财富的“自我调节市场”；以及自由主义国家。其中，“自我调节市场”在释放市场力量的同时，演变为一个不被控制或自我控制的系统，最终发生与组织和支撑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的冲突，而这种来自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会导以战争为结局的灾难性后果。72年之后，这个世界已经没有经典标准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但是，哈耶克和波兰尼的思想分歧和价值取向都没有过时。因为，波兰尼所洞察的“大转型”并没有完结，哈耶克所担忧的危险并没有消失。
注释：
*本文以2016年12月14日《国合中心》第25期中青年改革开放沙龙的发言记录为基础，做了必要的删节、补充和修订。
[1] 尼克松任总统期间，三件事有历史性影响：中美建交，水门事件，以及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元和黄金的视窗关闭，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体制事实上的完结。其中，第三件事情的影响到今天还继续存在。
[2] 该会议全场是“环境与发展会议”（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简称UNCED）。
[3] 1959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开幕式上，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在一座美式别墅的厨房展台中发生了著名“厨房辩论”，辩论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劣。
[4] 在原苏联版图上，出现了四个小的地缘政治板块：（1）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莫尔达瓦构成的东欧板块；（2）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构成的波罗的海沿岸板块；（3）亚塞拜然、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构成的外高加索板块;（4）哈萨克、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构成的中亚板块。整个原苏联东欧地区，短短几年由9个国家裂变为28个国家。
[5]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6] Dani Rodrik,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W. W. Norton & Company, 2011.
[7] 2006年，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莫里茨•苏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创造的英语新词“Chimerica”，译为中美国，或者中美联合体、中美经济联合体、中美共同体、中华美利坚等，与希腊神话中会喷火的怪物喀迈拉（Chimera）的拼写相近。
[8] 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投资顾问约书亚•库珀（Joshua Cooper Ramo）提出“北京共识”( the Beijing consensus）概念，内涵包括：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中国的变化极为迅速，自改革开放以来，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已经使3亿人摆脱了贫困。按当前的速度，中国每10年就使产出和收益增加1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榜样。
[9] 八大趋势：（1）短故事：每个人都是故事的讲述者；（2）重新连接人，让人们成为你所做一切的中心；（3）混合的现实：超越AR、VR 和 MR；（4）自动驾驶汽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4）无边界的家庭，“互联的家庭”（connected home）成为现实；（5）品牌内容升级，双向交流的消费者变得前所未有的多；（7）我，自我和AI，人工智慧呈指数级迅速发展，展现有感情的智慧，像人类一样理解和回应；（8）意外收获。
[10] 最早使用“知识社会”概念者是彼得•德鲁克（Peter Druker）。
[11] 1970年代以来高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托夫勒称的“后工业经济”。继而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又称之为“信息经济”。
[12] 这段论述系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ker）于1993年5月提出。
[13] as Logik der Forschung, 1934 (Mohr Siebeck, in German),1959 (in English).
[14] “Paradigms”一词来自希腊文，原意是指语言学的词源，词根，后来引申为范式、规范、模式、模型、范例等含义。库恩是在引申意义上借用这个概念，表达科学史上某些重大的科学成就所形成的科学内在机制和社会条件，以及由这种机制和条件构成的思想和信念的基本框架，一种先于具体科学研究的思想和组织的背景。1974年，他写了《再论范式》一文，补充和澄清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1980年代后，他很少使用“范式”这个概念，而用“词典”(lexicon)一词代之。
[15] 之所以行文使用英文的Corporation，是因为中文所翻译的“公司”一词没有能够完整反映其全部法律和经济含义。
[16] 1944年英国Routledge Press和芝加哥大学分别出版。
[17] 1944 by Farrar & Rinehart。
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17年第1期，原标题：《2001之后：全球体系新特征——兼论现存世界经济体系和地缘政治体系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