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哲学是一种以概念分析为中心的思辨哲学。思辨哲学“思辨”方法的局限导致了“直觉危机”的产生，引发了对“哲学承诺”的寻找和“去经验”的冲动；技术的进步有助哲学家展开经验导向的实证研究：哲学内外多股力量的合流促进了哲学实验的开展和实验哲学的诞生。实验哲学包括“基于实验的实验哲学”和“基于思辨的实验哲学”两类。运用系统的实证方法特别是“直觉探查”的新工具替代“思辨哲学工具三件套”，实验哲学做出了“诺布效应”和“自由意志的时间真实性基础”等一系列重要哲学发现。实验手段是思辨方法的重要补充，有助于解决某些思辨哲学难以解决的问题，新工具引发了一场重要的哲学变革；这同时是当代哲学对认知科学挑战的一种回应。
关键词：思辨哲学；实验哲学；直觉危机；哲学工具；哲学实验；诺布效应
作者简介：郭喨（1986— ），男。湖北郧阳人，浙江大学哲学系、浙江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实验哲学；
盛晓明（1956— ），男, 浙江温岭人,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实验哲学和科学与文化研究。
历史地看，哲学与科学之间并不存在今天这样的鸿沟。约翰·赛尔（John R.Searle ）指出，科学与哲学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二者在主题上都是一般性的，并且都以真理为其目标。”[1]2069在文艺复兴之前，最杰出的哲学家往往也是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这是约书亚·格林所称的“过去的美好时光”。后来，二者分离的原因在于研究方法而非研究对象。
现实中，哲学接纳了科学“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个略显激进的观点：“在未来，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将是科学问题”——事实上，一旦我们发现一种系统化的科学方法来解决某个哲学问题，我们就将其改称为“科学问题”；如果发明了系统化的方法解决全部的哲学问题，哲学终将消失。赛尔认为，以这种方式“终结哲学”“正是从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的终极梦想”。[1]2069—2070
今天，借助实验方法开展哲学研究的“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或作“X-phi”）有望让我们最大限度地靠近这一目标——至少也将对传统的思辨哲学（Armchair Philosophy，或作“A-phi”）以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有所助益。“实验哲学”的实验包括（1）虚拟/假想实验和（2）物理实验两类，前者主要是计算机模拟和仿真实验；后者包括认知神经科学实验以及作为当前实验哲学主流的“直觉探查”（Intuition Investigation）实验。至于“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它典型地具有思辨哲学的全部特征却缺乏基本的“实证”要素，只能在一种最宽泛的意义上被视为哲学“实验”——作为“实验材料”提供场景诱发被探查的直觉。当前实验哲学最主要的实验方式是“直觉探查”，通过考察人们直觉运作的特征来揭示规律或解决问题。这有望使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获得比“思辨哲学”方案更好的解决。
一、哲学工具与“思辨哲学”
1.思辨哲学“三件套”
“哲学问题”通常地具有宏大、概念化的特点，解决哲学问题经常缺乏必要的实证手段。这与传统哲学所采用的工具有关。长期以来，直觉与逻辑一直都是哲学研究特别是“主流”哲学研究的基本工具，哲学高度依赖哲学家的“沉思”，依赖他们的“直觉”，依赖作为思维工具的逻辑。直到20世纪，哲学家们才“重新发现”了“作为哲学家的世界”的“语言工具”。此后，直觉、逻辑与语言成了哲学的主要工具（当然，恐怕还得加上一把“扶手椅”（Armchair））。直觉是哲学发现的主要方法，是“发现型工具”；“语言”是“表达型”工具（人工语言属一种“特殊工具”），逻辑则用于检验和保证发现与表达过程的可靠性，是“辅助型”工具。直觉、逻辑与语言，构成了传统哲学的“工具三件套”，不妨称之为“思辨哲学三件套”。
借助这套工具，哲学家们就可以坐在舒适的扶手椅上展开他们的工作了：思辨，特别是进行概念分析。“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中，概念主题在哲学中具有中心地位”。[2]190概念分析长期以来占据了哲学的核心地位，塑造了哲学的“思辨”形象和哲学家的“思辨者”（“思想者”）形象。简言之，传统的哲学的工具三件套是直觉、逻辑与语言；相应地，哲学家的基本工作就是“坐在扶手椅里沉思”；传统哲学是一种“思辨的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
哲学虽然研究方法论，但哲学自己方法论上的进步却非常缓慢。我们的哲学家们始终忠实地继承着“祖传”的直觉——并认为这种肉身工具精确可靠。长期以来，工具对哲学的限制作用被普遍忽视，这种限制在思辨哲学的体现尤为显著：直觉难以验证，语言不够精确，逻辑的问题解决空间有限；思辨哲学过于依赖个体经验和个人积累。这种工作方式达成的结论，往往缺乏适当的直观性和普适性，缺少实证证据的支撑和必要的客观性；因而在越是重要的哲学问题上，就存在着数量越是庞大的“不同观点”。普林茨指出，“哲学中的论证经常蜕变为对直觉的兜售，因为对立意见的捍卫者对冲突的问题有着同等的自信。”[2]191以著名的“自由意志”（free will）问题为例，汗牛充栋的思辨文献并未给出我们自由意志是一种“当下”的真实体验还是“过去”意志体验的“主观转指”（back referral）（“过去”的经验被人脑的“主观时间回指”操作“回指”到了“现在”，我们主观的“当下”（the now）事实上是500ms之前的一个感觉事件的“当下”，我们的“当下”体验总是延迟和滞后的。[①]）这一重要事实的说明——而这正是自由意志“时间真实性”的根基。
这一特点与科学正好相反：科学上，重大的问题不是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正走在达成共识的路上；哲学上的重大问题呢，不是已经产生了分歧就是正走在产生分歧的路上——不妨回顾一下，中国哲学中关于“知—行”关系的持久争论，西方哲学中经验论与唯理论长达千年的分歧，语言哲学中指称的“描述主义”与“因果—历史”理论的尖锐对立，等等。事实上，任何一种哲学主张几乎都存在与之对立的观点；即便不是根本对立，至少也要分出个“强/弱”来——在思辨哲学的视野中，连“实验哲学”也有了“激进的实验哲学”与“温和的实验哲学”之分。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一种有趣的差别？是工具。理论工具的特点限制了对研究对象进行操作的范围；以“自我指涉”的语义悖论问题为例，工具所限，哲学家只能因陋就简从语形、语用特别是语义三方面进行语言学上的粗糙处理。适当哲学工具如计算实验已经发展出来了，借此我们得以一窥语义学悖论的复杂性及其机理。“通过计算模型，可以给出更加形象的整体性刻画，从而揭示原先无法认识到的深层内涵……它可以使悖论及其语义性质更清晰、透明,使隐含的结构更直观，并使人利用模型发现新假设、新方法、新问题和新困难所在。”[3]78“语义分析”是静态分析，计算模拟却能引入动态性，自我指涉语句的复杂性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得以充分展开。这种缺陷是静态语言工具的固有缺陷，只要是“语言工具”，无论谁来使用、如何使用，都会面临这种不便。
2.“直觉危机”
如果思辨哲学三件套仅限于“低效”的话，恐怕提倡新工具的“另一种哲学”也不会这么快地站稳脚跟。在思辨哲学中，我们用直觉构造理论、用直觉发现证据、用直觉反驳对手，却极少反思直觉本身是否可靠。思辨哲学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特定的直觉之上，但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让他们面临尴尬：不难发现，哲学家的直觉其实存在偏见。通过直觉调查，这种偏见暴露、甚至被系统地揭示了出来。这引发了严重依赖“直觉”的思辨哲学的可靠性危机，不妨称之为思辨哲学的“直觉危机”（Intuitional Crisis）。
“直觉危机”有多方面的体现，首先是“一致性破缺”：许多思辨哲学理所当然视为“一致”的直觉，被实验揭示为不一致的：“直觉整体实际上存在着分化，研究者收集到了人群中持有不同直觉人群的百分比”。[4]6实验表明：公众的“直觉”不尽一致，并无想象中那种“一致性”，从而切断了思辨哲学中概念与本体间那种“直接”的关联。其次是使用“未经证实的假设”。如分析哲学对“知识、自由”等概念进行分析时，预设人们享有共同的经验。该预设面临一个困惑，“这个困惑来自实验哲学家收集到的证据与人们宣称这些证据所支持的理论之间的鸿沟”：通过特鲁特普案例（Truetemp Case），实验揭示出被试认知直觉的内在主义/外在主义维度的不同，甚至发现，“直觉驱动的（认知）浪漫主义策略带来的那种相对主义版本意味着，适用于白人的认知规范不同于适用于有色人种的认知规范。”[5]斯泰西·斯温（stacey swain）等还报道了一个思辨哲学家无法忍受的事实[6]：直觉过于不稳定，甚至会对诱发直觉的案例呈现顺序敏感！
种种迹象表明，基于直觉的“思辨哲学”（Intuition-oriented Armchair Philosophy）遭遇了“直觉危机”，这迫使我们去寻求一种替代或者改进的方式来继续我们的哲学探索。
二、实验哲学的来源
1.客观性与复杂性上的进步
长期以来，“客观性”被视为科学的价值追求；对哲学这门“最难定义的学科”并无具体的“客观性”要求；但实验哲学“在决定我们直觉能力的范围与限度上，将起到一个关键的改善作用”[7]，从而有助于哲学“客观性”的达成与“复杂性”上的进展。
“客观性”方面，不妨以认知哲学的意识研究为例。由于存在意识“难问题”（Hard Problem）即意识体验的主观性问题，意识研究迟早要面对“主观材料”与“客观方法”间的矛盾。对此，实验哲学家里贝特通过巧妙的实验手段将“主观体验客观化”，合法化了意识研究中“第一人称方法”的应用。“主观性”有“相对客观的主观性”与“相对主观的主观性”之别，在意识体验方面，前者对应于“感觉体验”（Feeling Experience）如冷、热、疼痛等；后者对应于“情绪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如喜、怒、悲伤等。通过限制实验材料的“主观性”程度，可以在主观对象中获取实验精度所需的“客观性”，从而有效削减“意识难问题”的困难程度。。
复杂性方面，思辨哲学有意避开了对复杂性的深度探索，这一“简单性”缺陷也是接纳实验哲学的重要理由。“不仅我们生活和面对的是一个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复杂世界，而且人类自身所创造的概念体系同样也是复杂多变的，故不借助外在的物质手段或经验，单凭有限的想象和推理往往难以把握事物或概念系统的复杂性。”[8]对复杂性的处理是实验哲学方法所擅长的：在复杂问题解决的广度、深度和策略密度上，实验哲学都更具优势，优势内在于工具。这里存在“解释责任的转译”：对思辨哲学而言原本需要通过普遍化（General）语言进行解释的工作，在实验哲学已经被转移给专门化（Specialized）工具了。这是任何实验都需要具备相应的背景知识、使用任何工具前都要先学习“如何使用”的原因所在。
需要指出，“客观性”和“复杂性”方面的优点，并非实验哲学独有。任何实验手段或多或少具有这样的特点，只是思辨哲学这两方面的过度缺乏导致它们看起来成了实验哲学的“专属优点”。
2.“实验哲学”的两个来源
“传统哲学中充满了可由经验检验的主张”这一发现引起了对哲学理论进行经验验证的渴望，对经验结果的兴奋引发了思辨阵营中“去经验”的口号。“直觉可以被测试和（受限于工具与训练的）实验的冲动”在实验哲学的兴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9]。直觉调查的技术门槛低，人力和资金成本小，数据收集处理较为容易：这些因素促成了直觉探查的普遍涌现。以至于如今已出现了一种“作坊式”的研究；事实上，笔者也正经营着一家“直觉作坊”，用以探查情感优位的哲学推理。其中，先行的作坊不少已转型升级为“哲学实验室”了。
作为专名的“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可能由于与直觉实验相关而得以确立[②]，但实验哲学不止于此，还另一基本来源。实验哲学由“基于实验的实验哲学”和“基于思辨的实验哲学”两大类交互融合而成，这与前述“哲学实验”的分类不同。一些对传统思辨方法不满的哲学家采用直觉调查的方法研究相关哲学问题，如跨文化认知、不兼容主义的直观性等；此类从业者多为“哲学家出身的实验哲学家”，他们的实验是为哲学服务的，实验设计的最初目标就指向特定的哲学问题。比如约书亚·诺布（Joshua Knobe），2003年他通过实验发现的“诺布效应”（Knobe effect）引起了其他哲学家的广泛兴趣。“诺布效应”是指“人们在考察特定的行为是否有意为之的时候，会受到这个行为本身是好还是坏的信念的影响”[10]，具体而言，是行为的道德性影响到行为意向性的判断：同样都是“副作用”，当其在道德上是“好”的时候，人们倾向于认为行为实施者是“无意”而为的；但当其在道德上是“坏”的时候，人们却倾向于判断行为实施者是“有意”而为的。这类“实验哲学家”构成了当前“实验哲学”的主流。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还存在另一类实验哲学家，他们主要是一批致力于揭示人类认知机制的认知科学家，以及揭意识工作机制的实验心理学家，他们是“科学家出身的实验哲学家”。他们意识到了科学发现的哲学意义，走向了以科学实验检验哲学命题或提出哲学假说并进行实验验证的“实验哲学”。如写作《从神经生理学到心智结构》的蒂姆·沙立克（Tim Shallice）、写作《心智时间：意识中的时间因素》的本杰明·里贝特（Benjamin Libe）等。 以里贝特为例，他设计了精巧的实验来研究意识的神经机制，对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自由意志”展开系统的实证考察。里贝特成功揭示出：“自愿行动的启动是无意识地出现在大脑中的，它发生在觉知到任何有意识的行动意图之前大约400ms”[③]，也即“行动先于意图”。这些发现对传统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里贝特还提出了一整套捍卫“自由意志”的理论（以便使“自由意志”与他那遭到普遍误读的实验结果兼容）和解释心智如何从物质中产生的“有意识的心智场”（Conscious Mental Field，CMF）理论。由于惯性，尽管那些“哲学家出身的实验哲学家”开展的实验相对简单，他们却牢牢占据了“实验哲学家”的头衔，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科学家出身的实验哲学家”们的贡献——后者的贡献绝不比他们小。这是认知科学对当代哲学的挑战和二者的“亲密互动”。
有趣的是，一方面“哲学家出身的实验哲学家”正努力反思思辨哲学对“直觉”这一哲学工具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也不自觉地陷入对“直觉调查”这一哲学“新工具”的新一轮“路径依赖”中去了——他们误以为“直觉调查”就是全部的哲学实验，就好似思辨哲学家暗自流露的“思辨就够了”的情绪一般。“思辨哲学家”反思型直觉工作方式系统地排除了“大众直觉”（folk intuition），“哲学家出身的实验哲学家”的哲学规训和实验素养不足以使他们充分理解那些“科学家出身的实验哲学家”工作的意义；前者都“无意而系统”地忽略了后者的贡献。索萨说，“实验哲学家从科学家那里借来的东西，没有他们变成科学家得到的那么多。”[11]100对后者而言，他们无需“变成”科学家，他们“就是”科学家。这同时表明“实验哲学”所试图解决的问题的严峻程度：“旧工具依赖”的批评者正迅速成长为“新工具依赖”的捍卫者。因此，我们需要时刻对“工具依赖”保持警惕。
3.实验哲学的领域
把哲学问题挤压进科学的盒子里，这并非当下实验哲学工作的适当概括。目前，“主流”的哲学实验是比较简单的，实验形式是“问卷调查”，实验对象是“日常直觉”，实验的一个“阶段性终极目标”是“揭示直觉的结构”。这些新“装备”有助于破解“直觉危机”，将为哲学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问题解决空间，促进重要哲学问题的解决。诺布和尼克尔斯总结说，“现在要做的是摆脱我们的方法论枷锁，用已有的一切探索这些重要的问题。”[4]14
当前，以“直觉探查”为基本工具，以实验为常规方法，以人类心灵的运作方式为主要对象，实验哲学形成了六大扩展中的问题空间。具体包括：（1）行动的实验哲学（自由意志、意向性行为等）；（2）语言的实验哲学（跨文化指称等）；（3）心智的实验哲学（意识问题等）；（4）伦理的实验哲学（大众道德等）；（5）知识论的实验哲学（规范性问题等）；（6）形而上学的实验哲学（因果性问题等）。其中如跨文化直觉、自由意志等问题的进展尤为显著，这些成果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富有希望的哲学工作方式。
这里顺带讨论一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实验哲学”，是“Experimental Philosophy”（依赖实验的哲学），而非“Philosophy of Experiment”（关于实验的哲学），后者是科学哲学的重要关切。在这里，“实验哲学”与“科学哲学”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应，Experimental Philosophy对应于Scientific Philosophy，而Philosophy of Experiment对应于philosophy of science。关于名称，如此说明应已足够清晰。
三、实验哲学的未来
当然，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实验哲学的主张，实验哲学也遭遇了猛烈批评，这些批评包括“质疑实验哲学/取消实验哲学”两类。“质疑”类怀疑实验哲学方法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取消”类试图消解实验哲学与思辨哲学间的差异，想要表明它们“其实是一回事”。
1.实验哲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质疑类的批评包含以下四个变种：“自留地”理论、“专家直觉优越”论、“直觉批判”论和“哲学家的眼睛”论。对于这些批评，诺布和尼科尔斯（以下简称“辩护者”）进行了系统的回应[4]8—11：
（1）“自留地”理论：该理论主张，哲学是哲学家的自留地，与公众无关。“就像物理学家不会考虑大众物理学一样，哲学家也不需要考虑大众哲学”。辩护者回应：哲学中的确存在与大众无关的“专家问题”，如“心灵表征理论与心灵联结主义”何者更优等问题；更存在大量的“大众问题”，如个体同一、道德哲学等方面的问题。我们无法想象专家独有一个与公众不一致的“道德责任”概念；很多时候“专家意见”是用来论证公众“日常观点”合理性的。因此，哲学并非哲学家的“自留地”。
（2）“专家直觉优越”论：它认为，哲学是一门专门学问，经过系统哲学训练的哲学家思考严密、区分精细，能以哲学专家的精确度和精密性来使用那些常人也在使用的概念。简言之，哲学家直觉比普通公众优越。辩护者回应：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实验哲学将有助于发现哲学家直觉的“优越”所在。让“专家直觉优越”论的拥护者多少有些难堪的是，实证表明，经过专门规训的哲学家们的直觉很可能存在“系统性偏见”——而非“系统性优越”。
（3）“直觉批判”论：其核心主张是，哲学的关键不在于“直觉”本身，而在于“反思那些可能出错了的直觉”。辩护者回应：这完全没有问题，实验哲学只是往哲学家的工具箱里增添新的工具，并未限定工具的使用范围，更未阻止哲学对“直觉”的审查。
（4）“哲学家的眼睛”论：它强调，实验需要预设和前置的一些信息，需要“哲学家的眼睛”。辩护者回应：这么说很对！如果哲学家放弃了其他的思想形式而只做实验，则将一无所获；实验哲学只是广阔的哲学探索的一部分，它有助于修正和更新我们预置的哲学理念。
2.实验哲学的独特性
除了围绕合法性的论争，也存在取消实验哲学独特性的主张。杰西·丁·普林茨（Jesse J. Prinz）试图抹平“思辨哲学”与“实验哲学”的差异。他认为，两种哲学（以普通的语言使用者如何理解概念的方式）共享对于特定概念的分析。实验哲学所做的，仅仅是将“思辨的哲学方法民主化”：让普通人也去做哲学家在概念思辨时所做的事情。另一方面，与统计分析一起，实验哲学用传统哲学报道直觉的方法来批评哲学家关于“权威的直觉”应该是什么的主张。这二者构成了实验哲学“最典型”的实验——探查直觉并分析数据。[2]198—199他将这种“数据分析”结合“先天反思”的方法称为“后验先天的”（posteriori priori）。由于两种哲学共享实际相同的工具并置身于相同的“观察领域”，因此，二者没什么“实质的不同”。幸好，他没有说“实验哲学不是哲学”这样的话。
欧内斯特·索萨（Ernest Sosa）也明确表示，“我反对实验主义者对扶手椅直觉的排斥”。他认为实验哲学误解了“直觉”，“语言分歧不一定是有实际内容的”，他说。（以知识论为例）直觉的作用在于，“我们表现出一种能力，通过把我们的信念建立在对它们内容的纯粹理解上，这种能力使我们能够在一定的主题上正确地理解它。”[11]102索萨认为需要区分直觉为“经验的直觉”与“理性的直觉”，我们思辨哲学中、扶手椅上进行的是抽象的、先天的“理性的直觉”。“当且仅当来自一种能力，而且这种内容或明或暗是模态的时”[11]101，直觉才是合理的。由于思辨是“理性的直觉”，因此他将实验“经验的直觉”排除在外；但未能给出合理性说明。此外，这一区分本身就是思辨的。
在这条路上索萨并不孤单，珍妮特·莱文（Janet Levin）也持有类似观点。她以实验调查的复杂性来反对实验[12]，但复杂性本身不会成为实验的主要阻力——除了思辨的“思想实验”，还有哪种实验不复杂呢？这不是反对的理由，倒可以成为对实验哲学家进行更系统规训的善意提醒。。
3.带着新工具回归
思辨的工具固然重要，却是不够的，这是“实验哲学”这种“新哲学”兴起的根本原因。仅凭“思辨哲学三件套”难以应付某些重要问题，工具的革新有助于我们收获更广阔的问题解决空间。工具决定了视野，决定了工作方式，甚至决定了“合法性”界定，工具还会引起问题的转向。历史上，“心灵及其构成”与“心灵是如何工作的”一直是哲学关切的核心；直到二十世纪初，“逻辑”和“重新发现”的语言工具，把人们的兴趣从“心灵”引到了技术化的问题上：从弗雷格“逻辑是哲学的出发点”到罗素“逻辑是哲学的本质”再到维特根斯坦“全部哲学是语言批判”，不难看出这一趋势。今天，实验哲学实际地启用了新的哲学工具来回归到旧的重要或者重要性遭到忽视的哲学问题上。如果实验哲学是“进步”的，那么这种进步主要体现在、也要归功于直觉探查这种“新工具”——更要归功于认知神经科学家们的电极帽。今天的实验哲学，重要的已非“合不合法”，而在于解决了多少思辨哲学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许我们更应当关注“问题解决”而非“学科边界”。实验手段将是传统思辨方法的重要补充（——好吧，我们承认这是一种“温和的实验哲学”，我们并没有取消思辨哲学的任何野心）。这种新工具将会引起一场哲学变革。借用印在宣告了实验哲学诞生的Experimental Philosophy一书封底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的话，由于实验哲学的出现，科学与哲学关系亲密的“美好时光”有望“重现”：“哲学家再次发现关于人类心灵的有趣的事情，而且科学家再次发现了哲学。”
今天，就让我们带着实验哲学的新装备，向传统哲学的重要目标回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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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美]约书亚·诺布，肖恩·尼克尔斯.实验哲学[M],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收稿日期：2013—11—9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认知哲学研究”（13JZD00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认知科学对当代哲学的挑战（11&ZD18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逻辑视域的认知研究”（11&ZD08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13NDJC173YB）的资助。
[①] Libet, Benjamin, et al. "Subjective referral of the timing for a conscious sensory experience." Neurophysiology of Consciousness. Birkh?user Boston, 1993. 164-195.该发现是由神经科学家、实验哲学家本杰明·里贝特做出的。
[②] 一般认为，诺布和尼科尔斯的An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manifesto宣布了实验哲学学科的觉醒，而他们编辑的Experimental Philosophy一书正式宣告了“实验哲学”学科的建立。该书已由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曹剑波等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出版。该书的第二卷Experimental Philosophy: Volume 2也已于2013年12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③] Libet, Benjamin. "The neural time factor in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events."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of consciousness 174 (1993): 123-146.关于里贝特的发现，更全面的论述参加Libet, Benjamin. Mind time: The temporal factor in consciousn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中文版已由李恒熙等译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