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就是“无人驾驶”吗

当前，自动驾驶在封闭场景（如机场内部、规定道路）和特定任务（如大型采矿机械、垃圾清扫车、低速物流配送车）等方面的技术已较为成熟，并在不少城市和地区广泛应用。这些“自动驾驶汽车”有时又被称作“无人驾驶汽车”或“轮式移动机器人”。这里的“又称”其实是有条件的。在日常使用，甚至在报刊文章乃至学术论文中，广泛存在对“自动驾驶”与“无人驾驶”这两个概念的混淆现象。

让我们看一下“无人驾驶”与“自动驾驶”是如何严格区分的。美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和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SAE）分别提出了各自对于自动驾驶车辆的分类标准，中国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也于2021年1月1日正式生效。这些标准存在相似性，是可以对标的。因此，在这里我将这三个分类合理归并起来，分别是：L0级别的“人工驾驶”也称“无自动驾驶”（在给自动驾驶分级的语境中，有些地方将其称为“人类驾驶”，这是不适当的）、L1级别的“辅助驾驶”、L2级别的“部分自动驾驶”、L3级别的“有条件自动驾驶”、L4级别的“自动驾驶”。其中，L4“自动驾驶”在SAE的标准中又被细分为“高度自动驾驶”和“完全自动驾驶”。对L3之前的序列，人类驾驶者都需要随时做好充当“驾驶场景监管者”和“紧急情况接管者”的准备——这可能并不比人类驾驶者亲自操纵轻松多少，有时还少了很多驾驶乐趣。可见，“无人驾驶”在一个最宽泛的意义上，也仅适用于L3及更高级别的车辆。L3之前序列的“人工智能辅助驾驶车辆”，仅能被视为“自动驾驶”而非“无人驾驶”——前者是一个包涵后者的概念。

有时，一些人会对上述概念无意或故意混淆。在商业领域，将“自动驾驶”与“无人驾驶”相混淆是一种需要批评的商业策略。而研究者特别是人文领域的研究者对此的混淆则极不应该——研究前应有对对象和概念清楚明白的把握。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混淆都值得批评（某些混用是无伤大雅的），但二者的区分对于法律、伦理、社会治理、商业保险等领域至关重要。有关研究者要对这些概念审慎使用。

“电车难题”：一个哲学的丑闻

如果你问一个“自动驾驶”的社会和人文学科研究者“高精度地图”是什么，他/她大概率答不上来。你再问他，那你乘坐过自动驾驶的车辆、或者近距离参观过吗？他/她大概会告诉你，“暂时还没有”。你再问他，那你怎么在做“自动驾驶电车难题”的研究？他/她那么自信地告诉你：“电车难题”具有重要的社会、法律和伦理意义，自动驾驶迟早也要面对电车难题！——你看，人们普遍在研究这个议题，连我自己也不例外——当然，我的结论不一样。“电车难题”难以避免，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然而，“自动驾驶”不存在“电车难题”。“电车难题”本质上是个技术问题，也只能通过技术的手段得到最终的解决。这正是我们的结论：“电车难题”是个表现为哲学问题的技术问题。

“自动驾驶”的“电车难题”是一个哲学的丑闻。它充分暴露了人文社科学者的浅薄、顽固和傲慢。

他们觉得，“有轨电车有的，无轨汽车也一定会有，毕竟他们那么相似。”他们压根就不关心自动驾驶的技术现实。他们不了解也没有兴趣去了解作为自动驾驶安全关键的“运行设计域”（ODD）和作为自动驾驶导航和定位关键的“高精度地图”（HPM）。什么，“自动驾驶无保护左转难题”？跟我有什么关系！什么，高精度地图？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关注“宏大叙述”甚于“技术原理”，他们关心“终极伦理”胜过“过程伦理”。对他们来说，“只关心最重要的事情！你看，电车难题，性命攸关！”大量的中文和英文研究合谋，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自动驾驶的哲学丑闻：他们在讨论一个既不真实、也不“终极”、甚至都不“存在”的问题。有的人甚至还基于自己的此种空想，试图去“指导产业政策”，去“影响政府决策”。何其自负。

另一方面，自动驾驶真正的面临的重要“技术—哲学”问题却没有进入人文学者的视野。例如，“自动驾驶左转难题”。“左转基本上是人类在复杂的驾驶世界中做得最复杂的事情了。”美国交通部的一项研究通过对超过 200 万起事故的调查指出，左转发生的事故几乎是右转的二十倍——实际上，对于争执不休的性别与驾驶能力的关系，真实情境中的驾车左转检测会是一个很好的标尺。对自动驾驶而言，无保护左传问题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然而同时带来了大量的伦理问题。在凤凰城公司总部附近的一个丁字路口，Waymo 的自动驾驶汽车在这个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无保护左转”时，经常陷入困境——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切入跟它垂直九十度的车流中——而这就不只是它一辆车的问题了，一不小心就会阻塞身后的车流。左转这经常涉及对来车意图的判断，究竟是“等”还是“抢”？这是最基本的策略冲突，而这会涉及到整个“载人车—自动驾驶—行人”系统的交互、协调和博弈，关系到路权的合理分配——这显然是一个正义的主题了。在“车—人”系统的接口处，其实存在着大量、真实但重要性遭到忽视的哲学和伦理问题。唯独最被哲学家热烈讨论的“电车难题”问题，反而并不构成有意义的真实挑战：“电车难题”赖以存在的真实技术环境，在“自动驾驶”的体系中根本不存在或者被消解掉了。

实际上，作为“思想实验”必须具有“原理上的可行性”特征，而自动驾驶相关的不少人文研究则缺乏这一要件。试图在技术体系的外部直接“把握”对象的主要特征，这实在是一种偷懒且拙劣的做法。不过，皇帝的新衣哪怕再美，也终有被发现光着屁股的那一天；哪怕在此之前，一大群人在相互鼓励、在“思想激荡”：你看，我们做了“激动人心的发现”。扎扎实实撸起袖子，认认真真进入生活：去体验、去感悟、去学习——这是自动驾驶人文研究应有的态度。这也是我们对人文学者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更好适应的忠告。

（本文原载2021年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大学科技与法律研究中心    原文地址：http://news.cssn.cn/zx/bwyc/202102/t20210223_531308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