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更确切地说,人类当中居住在北半球的那部分人,正在走向西历两千年的终结。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极大的恐慌,因为“上帝”已经被宣布“死去了”,现在,人类历史,至少西方人的历史似乎也在接近终结.然而西方人的文明正是地球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文明,西方人历史的终结也就意味着全球人类历史的终结。
我们非人类在这方面确实好一些,因为我们,例如我们螳螂一族,都是自然的朋友,不像人类那样,用一种叫做“水泥”的东西把整个地球的极大部分面积搞得寸草不生,并且这些水泥地表的面积仍在迅速扩张。从地图上看,被人类称为“城市”的这些水泥块先是从欧洲南部,然后从欧洲北部,到美洲北部,再到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从所有这些地方突然冒出来许多这样的巨大水泥块。要命的是,从这些水泥块里面往外流淌着的,是带有巨毒的污水和浓烟。这些污染物铺天盖地而来,把海水,森林,大气和泥土都弄脏了。
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我们正在帮助人类。大约是三十年前吧,有一群异常智慧的螳螂,我记得(如果我不会搞错的话)他们都是从我外祖父的表哥那一支里发展出来的(我们螳螂的婚姻关系是很讲究的,不像人类现在这般混乱)。这些异常智慧的螳螂曾试图阻止人类毁灭地球的行为。他们发明了生物技术使得他们可以模仿人类的身躯和面孔,他们借了这样的假面具混入人类社会,在大都市里结交人类朋友,组织“绿党”来影响人类政治,例如投票反对发展那些污染环境的工业和技术。据说在素食主义者当中也有很多是那一族螳螂里面的“人”。此外,我还认识两三位有名的哲学家,也都是那一族螳螂的后裔。当然，我现在也加入了“螳螂人”的行列。辨别我们螳螂人其实是很容易的。我们无一例外都是素食主义者,我们异常智慧,我们身材细高。另外,我们头发很少,这是因为在生物技术上还没有办法让头发长得茂密起来。
总之,就是我们这样的智慧动物在帮助人类挽救地球。例如我自己,除了出身“螳螂”所以知道许多螳螂知识外,没有什么人类知识是我没有学过的。只不过我太喜欢夏威夷,所以我混到的一切文凭都是夏威夷大学的,西方人不太愿意听一个从夏威夷大学毕业的学者的言说。事实上我和我的螳螂妻子游学于世界各地,发现只有中国大陆的人类还听得进去一个从夏威夷大学毕业的学者的话,因为他们似乎更看中我的语言能力。顺便说一句,人类很少能够理解我们螳螂的语言能力来自我们非常突出的前额,而且人类也不能理解我们螳螂的卓异智慧是从我们具有的突出的大眼睛那里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大眼睛让我们洞察一切深层的东西。
中国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况且没有上帝的观念,所以中国人真的不很害怕西历两千年的终结。可是毕竟中国人正在发展他们自己的经济---以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经济,所以他们也正在破坏他们自己的生态环境,所以有必要让他们警惕他们目前的处境,那是一种双重的现代化困境。
西方人的“现代化”就是用西方理性来改造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工业”为基础的。由于工业的基本法则是“通过分工与专业化实现规模经济”,在工业时代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成本总是不断降低,从而西方人的物质生活水准不断上升。另一方面,西方人变得日益“专业化”有些像巨大机器上的零部件。为了活得更潇洒些,西方人正在推进自己的“后现代”生活方式,就是把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用于归返自然,而不是用于征服自然。中国人的现代化过程贯穿着西方工业化的痛苦,即由人的专业化引起的痛苦(以及专业化产生的规模经济的好处)。而且,中国人与西方人相比还多了一层痛苦。那就是工业化过程不断摧毁着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都是基于“农业家庭”的,随着工业与效率的原则侵入“家庭”,这些传统价值观念就开始被消解。古代宗法制度荡然无存,绅士阶级也不见了,废科举和白话文运动改变了文字形态和意义结构。当代一些最先感到了这种价值失落的痛苦的中国人,正在提倡一种“美学”的生存方式,其实所谓“美学的”态度,与西方人归返自然的态度十分相似,所以我干脆把未来人类的生活方式统称为“美感叙事”的生活方式,叫做“美感人生”。
不过在我的理解中,中国人无法跳跃工业化的阶段,必须首先积累工业和科技知识,然后才可能普遍地认识到“美感人生”的必要性,就好象<塞莱斯丁预言>里讲的第三条真知一样。一年多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送给人类,题目叫做“关于我们人类的下一个一千年”（<回家的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我的主要观点都在那里说过了,所以不想在这里重复。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时刻打扰着我,让我经常失眠。那就是:万一人类不肯听从我们螳螂人的话,又缺乏反省精神,一意孤行,终至地球毁灭.在人类的各种可能前景里,这一前景出现的可能性相当大,那是因为人类越进步,就越加信赖自己的理性能力,从而越发狂妄地要征服和利用一切自然资源。人类甚至发明了一句成语---螳臂挡车,来嘲笑我们螳螂的努力。这就尤其让我悲观,所以从十几年前我就开始有了失眠的毛病。我一失眠就喜欢自言自语。昨天夜里我又想到上面的问题,又失眠了,所以就有了这一篇“螳螂自语”。
（原文发表于《财经月刊》1999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