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产业政策的背后是集体主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市场经济的大敌。
最近，张维迎与林毅夫两位教授的“产业政策之争”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很多学者围绕着要不要产业政策，怎么用产业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更深层、更核心的问题或许还不在“产业政策”本身，而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思维方式。支持者林毅夫代表一种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而反对者张维迎代表一种个体主义的思维方式。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应于计划经济，其危害已世人皆知，因此，把“产业政策”所隐含的错误思维揭示出来是非常必要的，可以说，它甚至比“产业政策”本身更有害，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也是破坏性的。
首先，“产业”是一个局部均衡意义上的整体性概念，它意味着把相同或类似的产品归为一类。任何一个社会中，必然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商品，如家电，服装，汽车等等，于是，人们根据这些不同类型的产品划分出不同类型的产业。“产业”这一概念的出现为人们考察经济问题带来了便利，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以致很多人容易像林毅夫教授一样，忽视产业背后的“个体”因素。众所周知，产业的背后是企业，是企业家的创新，没有企业与企业家的创新，就没有产业与产业的成长。准确地说，当一个或多个企业成长起来时，才切切实实地出现了“产业”，所以，考察产业问题的正确逻辑应该从“企业”（企业家）到“产业”，而林毅夫教授却颠倒了因果，在他看来，要事先认为有发展某个产业的必要，然后出台产业政策激励企业创新，显然，这是一种从“产业”到“企业”的思路，是集体主义思维方式的体现。
再有，“产业”的背后是“能力”（知识），只有具备了创新能力，才能把一个产业支撑起来，同时，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使一个产业持续存在与发展，而这样的能力是隐藏在企业组织中，隐藏在企业家的头脑中的，政府不可能人为地创造出这样的能力。根据许小年教授提供的资料，沃顿商学院专门研究创新的教授认为，有关创新动力的来源，他们只能解释5%，其余95%无法解释，既然商学院的教授都不明了创新的来源，那么政府怎么可能知道？既然不知道，又怎么可能人为地把创新激发出来？所以，产业政策不仅不助于“创新”，同时，还会进一步引发“寻租和腐败”。
不仅如此，“产业政策”的集体主义思维还体现在经济学家把其个人的价值判断“普遍化”为他人的价值判断。但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个体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把资源配置到他认为最有利于改善他处境的方面，但“产业政策”隐含的却是个体要服从某个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换言之，经济学家已经替他做出了最有利于他的价值判断，因此，其言外之意就是把个体配置资源的权利交给经济学家，听从经济学家的指挥来配置资源。可见，温情脉脉的“产业政策”背后，是对个体权利的一种剥夺。
显然，林毅夫教授不是从个体（的价值判断）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在他看来，某个他认为有必要发展的产业若发展起来了，就算是“大功告成”了，这是一种客观主义思维。殊不知，“成功”是个体的、主观的概念，一个个体，只有当他实现了其自身的目标时，他才有可能认为自己是成功的。那么，产业的成功怎么可能代表个体所认为的成功呢？因此，政策的目标应着眼于为每个个体的成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不是无视个体，甚至把个体作为实现某些经济学家所认为“成功”的手段。同时，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也一定不是关于如何实现某个产业的发展，而是如何使无数的个体更好地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更好地自我实现，也即，经济学是关于“价值”、关于“意义”的，而不是关于“产出”、关于“数量”的，而产业政策只关注“产出”的数量，忽视了“价值”的意义。
此外，“产业政策”的集体主义还体现在对逻辑方法的误用上。当我们说“逻辑”时，是指个体在行动时总是离不开逻辑的，他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必须应用他认为正确的因果关系，这样他才能行动。实际上，个体的任何行动总是受他接受了的因果关系所支配，尽管他所接受的因果关系有时是错的，这导致他不能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但个体也会从“经验”中学习，获取有助于实现与自己目标相关的知识。但问题是，林毅夫教授的逻辑不是从个体出发，而是根据自己对发达国家的考察或实证研究，由此，在“资源禀赋”与“产业”等“现象”之间建立了他所认为的因果关系。然而，由于任何现象都是人们行动的产物，而人们的行为又是观念的产物，当观念改变时，现象也就随之改变了，所以，“现象”之间不存在确切的因果关系。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也意味着个体放弃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独立思考，一切以流行的观念为准绳。比如，认为获得国家基金就是水平高的，发表在“权威”刊物上的论文就是好的，以及基础设施就应该由政府来投资等等。但实际上，无论是制度创新还是技术创新，都要以个体的独立判断与独立思考为前提，也就是说，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创新的最大敌人。
市场经济是以个体主义为根本条件的，而市场化改革最终还是人们思维方式的改革，那才是最本质、最有决定意义的，所以，这次的“产业政策”大辩论，若能或多或少促使人们意识到集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危害，那么，这场辩论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深圳特区报 ，2016.12.6 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