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庸讳言，我们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缺少两种意识形态的尖锐对抗以及两个超级大国生死的霸权争夺；也不同于冷战消弭初期，失去了对失衡世界结构的普遍猜测以及对新结构的狂热追求，这是一个尘埃即将落定的时代，一副渐趋稳定的世界图景正在我们面前展开。“一个单极的时代”或“一个多极的时代”似乎都不足以概括它的全部特征与趋势，姑且称之为“新时代”。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或是否承认，在距冷战结束十数年的今天，认清这个新时代是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如果说中国在冷战时代以及冷战后初期曾经有明确的国际战略的话，那么认清这个新时代就是确保这些战略得以延续的重要环节；如果中国还没有广为国人知晓的国际战略，那么认清这个新时代就是制定新的中国战略的第一步。

一、天下大势：“新时代”与旧体系的扩张、巩固

历数自冷战结束以来这个世界的表征，美国经历了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三代总统的“善治”，继续充当着世界中心角色或者说起盟主作用；俄罗斯让出了美国主要竞争者的资格，转而充当美国的部分合作者以及部分批评者的角色；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正在部分的承担起俄罗斯原来的任务，部分的充当美国挑战者的角色；日本由于经济困境已经失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既是美国盟友又是美国潜在挑战者的地位；欧洲由于一体化进程的稳步发展，增强了与美国平等对话的能力，但是也正因为一体化的不充分还不足以挑战美国现有地位；在冷战时代被视为独立势力的第三世界国家群，在现时代严重分化，影响力与作用力被普遍看低。当然，世界各主要力量之间的实力消长还有更加细致的量化说明，但大体如此。

潜藏在以上表征的背后的是一条国家间关系的本质规律以及一个不断自我扩张巩固的世界体系。“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简单的说，主权国家间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由不可调和到冲突甚至战争，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的规律性现象。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新因素的产生来调和国家利益或者遏制冲突，如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和经济的世界一体化，但所有这些新生因素并不足以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冲突本质。” 这一规律的决定力量深层次的来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之客观规律，直接来源于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互动之上的世界体系。相对于这个新时代，这个世界体系是一个旧的体系，但是经过了与资本主义＋极权政体、社会主义＋极权政体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体等诸多异体系的数次激烈交锋，它仍然保有强大生命力和难以遏制的扩张性。事实上，在十八到十九世纪，英国就扮演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扩张的领导者角色，在接下来的二十世纪，美国又代替了英国继续充当这一角色，推动着体系的扩张。美国从推动资本的全球扩张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尽管它在推动民主政体扩张时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它仍然坚信通过民主的扩张可以保护和辅助其经济利益的更大扩展。

现时代天下之大势就是这个体系所具有的无限扩张力正在毫不留情的把世界上各个不同类型的经济体与政治体吸纳进去，变成其内在之组成，而其势头之迅猛使得没有任何异类体系拂逆其缨，更甚者是拒绝被同化吸纳的政治经济体（如伊朗、朝鲜等国）所承受到的巨大外部压力和发展阻碍。今天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国外在的挑战首先并不是美国，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合二为一的世界体系，而美国只是恰好居于这个体系的中心，是体系扩张的推动者与领导者。

二、利之所趋：“反恐”还是“反霸”？

按照现实主义学说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的“自助原则”，国家兼具“经济人”的理性特点，追逐更大的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本性使然。现下，反对恐怖主义是国际的流行话语，我国也确受恐怖主义所困扰，那么相对于我们传统宣传的反对霸权主义，究竟何者更能促进我们的国家利益？如果不将二者置于对立的地位，怎样协调其关系？或者有另一种提问方式：现时代“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哪一个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1．关于“反”的历史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从毛时代起就反对“帝国主义”，无论是美帝国主义还是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在邓时代，主要是反对“霸权主义”兼反强权政治；在现时代，追随国际潮流我们也反对“恐怖主义”，可以说，“反”是新中国外交的一项传统。而我们所反对的对象也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变化，其间因由，颇不寻常。

毛时代，基于列宁对于帝国主义“五大特征”的分析，在两个层面的意义上反对“帝国主义”：一是反对其对外实行侵略、兼并、掠夺、压迫的“政策”；二是反对其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或“特殊时期”，反对其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但是在邓时代，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制关系有了新的理解，部分的是由于变化的现实对列宁理论的否定，开始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和合作的一面，资本主义虽不是人类“天堂”，但还有生命力，不会迅速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归根结底优于资本主义，但它还不可能速胜。既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坚持既矛盾斗争，又借鉴合作，而“反对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会被理解为反对其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就不如提“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限定反对其这一“政策”，而不是进行在当时来讲并不现实的全面“对抗”。

从“反帝”到“反霸”，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体系对抗的立场的退却，那么从“反霸”到“反恐”又意味着什么？

2．关于“霸权主义”及反霸

在揭示由“反霸”到“反恐”或者“反霸”兼“反恐”的历史暗示之前，必须对“霸权主义”及其相关概念廓清。

通常的理解“霸权主义”一词，源于古希腊，指个别大的城邦对其他城邦的支配和控制 ,后演变为泛指一些强国凭借实力蹂躏别国主权，对其进行干涉、控制、甚至统治，力图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称王称霸。按照理论渊源，霸权与主权相对应。依据主权原则，所有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地位平等，主权国家间的“不干涉”是一个基本原则。作为国际体系中之平等成员，每个国家行使权力都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不威胁别国主权的行使。假如一国在行使权力时超出一定的限度，甚至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别国主权的范围内，形成了某种不平等乃至支配关系，其行为就构成了霸权行为。这种以干涉别国内政为典型特征的行为就被称为“霸权主义”。

事实上，在现时代，“霸权主义”一词并不足以含概其后诸多的本质内容，遮掩了许多复杂的要素关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霸权利益”。霸权国奉行霸权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国家利益，而这种被更好的实现了的国家利益就是霸权利益，简言之，霸权利益是国家利益基于霸权而得到的增殖。权力以利益为归宿，即便利益意味着更大的权力。区别于非霸权国，霸权利益是霸权国维持霸权的最根本目的。

“法”（国际普遍承认的法律、制度原则）与“理”（国际普遍遵循的道义原则）可以作为尺度帮助加深对霸权利益的理解。相对于霸权国，非霸权国只能获得合理且合法的国家利益，如果试图取得非法的国家利益，就要面临受到霸权国惩治的危险；而霸权国则可以得到非法，甚至不合理的国家利益，也就是霸权利益，其原因在于霸权实力地位对于“法”的主导权，具体言之，就是对于国际法律、国际制度、机制的创制与解释的权利。就像现下我们所观察到的，霸权国既作为一个行为者，也作为一个裁决者（arbiter）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虽然它的裁决会受到制约，虽然它对于“法”的主导权并不充分，但是相对于那些非霸权国已经足够了，已经可以使它不必过分重视“理”的因素，而没有了“理”也就当然的实践了贬义的霸权主义。

“霸权主义”的提法，仅仅揭示了霸权行为的特征而不能直指其目的，因此反对“霸权主义”也不能彻底。进而言之，“反霸”有三种层次：在普遍意义上，依据道义原则，反对霸权国对霸权的滥用即反对不合“理”的霸权利益；在一国层次上，反对霸权国对本国利益的损害；在争霸层次上，反对霸权国不合“法”的霸权利益，也就是反对其对国际规制的创制解释权，挑战其霸权地位。

脱离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谈“反霸”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这个国际环境就是我国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包围之中，同时我们已经放弃了重组新的国际体系与之对抗的努力（更不具备此种实力），就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试图建立一种异于美苏两大体系之外的准体系的努力。我们采取了战略的退却后，转身试图融入这个体系，但是是作为体系内的批评者和改良者而融入。既然不能在体系外对抗霸权又不能在体系内争夺霸权，那么“反霸”就只能维护而不能增进我们的国家利益。

3．关于“恐怖主义”及反恐

“反恐”的盛行是因为霸权国美国遭到了恐怖袭击，霸权国以“反恐”划线，大力倡导的结果。这种矫揉造作的国际反恐浪潮在美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官方定义里就初显端倪。自1983年以来美国国务院每年都要提出一份《全球恐怖主义状况报告》，其中对恐怖主义所下的定义直接代表了美官方对恐怖主义的基本认识与利益诉求。这个定义实际上直接引自美国法典——the United States Code，Title 22，Section 2656f(d) ,该定义由三个部分组成：

a．“恐怖主义”一词指的是由次国家组织或隐蔽人员（agents）对非战斗性目标所实施的、有预谋的、带有政治动机的、通常旨在影响受众的暴力活动。

b．“国际恐怖主义”一词指的是涉及的国民或疆域在一国以上的恐怖主义。

c．“恐怖组织（集团）”（terrorist group）一词指的是任何从事、或其下属重要次级组织从事国际恐怖活动的组织（集团）。

深入来看，“恐怖组织(集团)”既指实际从事恐怖活动的组织（集团），也可以指本身虽不直接从事恐怖活动，但其控制或操纵下的“重要次级组织”推行恐怖主义的组织或集团。显然，这种精心设计的表述用意在于，既要避免将“国家”明确纳入恐怖主义的实施者或行为体的范畴，又要为进一步讨论美国政府事实上极为关注的“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state－sponsored terrorism)留下余地。这种可攻可守的定义与解释虽然在实践上顾及了美国的现实处境、现行政策与利益需求，但是逻辑上是矛盾的：前者认为国家不是恐怖活动的行为者，后者却认为一些国家不仅支持恐怖组织，实际上还直接参与了某些恐怖行动的策划和实施过程，这一矛盾的实质乃是反恐对象的双重标准问题。 对美而言，反恐就不仅仅有应急性的策略考虑，也有了以反恐为名党同伐异的战略性考虑。辅之以前文述及的创制解释性霸权，美国可以比较随心所欲的指定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即所谓的“邪恶轴心”，旨在消化它所推进的世界体系的极端反对力量又使得仆从各国囿于反恐潮流与制度之威压难以有所动作。事实上，反恐为美国带来的是霸权的增进，是对于国际反恐机制的创制与解释的主导，为它取得合法的霸权利益提供了机遇。一言以蔽之，反恐助霸。

如果按照传统的反霸理念，既然反恐助霸，那么反霸必不能反恐或者反恐必不能反霸，总之二者不可得兼。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中美已经在反恐问题上展开合作。那么，要么是我们现实的政策不契合传统的理念原则，要么是传统的反霸理念原则有违于现实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

4．关于“反”的反思

经历了以上诸多有关于“反”的考察，我们必须有所反思。就像我们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深刻的批判理论一样，我们的国际战略也充满了批判斗争的色彩。从反帝到反霸再到反恐，批判性较强而建设性较弱的战略特点就一直延续。当“反”成为一个国家国际战略的主题，当“反”成为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而且这种批判主要指向他者而非深刻的自我反省与批判，一种可以预见的危机就已经浮现了。“反”一旦形成为思维的习惯，进而演化为思维的惰性，我们就会沉迷于批判的痛快淋漓，就会使手段发生目标性的异化。

是什么原因使得新中国国际战略中“反”的重要性如此强烈？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批判性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新中国自成立之日就是作为一个既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对立面出现的，作为一个挑战者、竞争者和评判者的形象出现的。这个既存的体系的势力是如此巨大而且在五十余年来不断扩张和自我更新，从现下还看不出衰落乃至死亡的征兆。外来的压力愈重，反抗也就愈强，批判的态度也就越激烈。

然而当我们的立场逐渐变化，放弃一个生死难共的挑战者的姿态，转而采取一个体系的合作者和内部修正者的姿态的时候，批判就不应该成为我们战略的主要特征。从反帝到反霸，我们看到了战略的退却，从反霸到反恐我们看到的是战略的主动。反帝、反霸、反恐的过程就是我们对国家战略重新定位的过程。从体系的批判者到融入者，我们用去了五十余年光阴。

三、正反而合：体系的融入与新战略

既然我们难以抗拒天下大势，既然我们要增进我们的国家利益而成为世界体系的融入者，那么我们的策略就不应该仍然局限在“反”的传统里，我们需要有“正”。所谓“正”就是对国家利益的直接诉求而非通过否定霸权国或其他国家之利益而达成；就是对未来世界体系塑造的独特设想；就是将本国的利益融入体系扩张之中，从体系的扩张中获利。

不可否认，新中国的国际战略里从不缺乏“正”的因素。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实践，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既不满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又不满苏联为首的东方体系，而通过输出中国式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建立中国中心的准世界体系的尝试，再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设想的提出，都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基于体系对抗的“正”与基于体系融入的“正”必定是截然不同的。

由邓时代的改革开放所开启的与世界体系的整合已经在实践上成为中国领导人的一贯政策，同世界上拒绝这个体系的国家相比较，中国取得的成就本身就说明了立场转变的巨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略的中心问题就不再是反霸，而是如何协调与这个体系的主导美国的关系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经无法退出这个体系，但体系也不能完全被我们接受，中国的立场应该是选择性的接受和理性的利益表达，我们接受这个体系，但要改革这个体系，使之更符合中国利益。

鉴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稳定目标：继续与中国交往获取经济利益；输出西方政治价值；围堵以消除中国对美可能的潜在威胁，“反”的斗争方式仍然要提及，但是我们不能在反霸的口号下，笼统的反对所有形式的霸权利益，对于那些合法性的霸权利益，只能加以引导也就是使之不伤害我们的国家利益或尽可能使之增益我们的与体系结合的国家利益，实现我们对体系的改革。

如此，基于立场的改变与角色的转换，我们的“正”与“反”的策略才能合而为一，达成明确的新的国际战略，而其中“反恐”与“反霸”所具的地位也就由于新战略的明确了确立。

主要参考文献：

1．沃伦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2．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3．郑永年：《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

4．石斌：《试析美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

5．张文木：《中国国家安全哲学》，《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