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人工流产低龄化早已不是一个“新闻”。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就逐渐浮出水面。[1]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改革之初的1980年，中国有953万例人工流产手术，1991年达到最高峰时为1400多万例。1995年以来，唯有2008年超过了900万例（917万）。从2009-2013年则在600-700万例之间徘徊。[2] 在已婚妇女人工流产数逐渐下降的同时，未婚未育青年因不安全性活动而导致的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却一直攀升，不但居高不下，而且趋于低龄化。[3]
自80-90年代以来，有关少女怀孕的各种报导就不时见诸报端，一些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4]李银河认为，1997年从《刑法》中取消流氓罪是一个变化的拐点。此前，“从理论来讲，所有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犯罪，可以被抓起来。虽然没有很严厉地执行，但那时候婚前性行为就是犯罪。而在1997年以后，婚前性行为就大量出现了。”[5]国家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2013年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的人工流产人次多达1300万，位居世界之首，其中不满25岁的受术者约占半数，逾600多万，大学生堪称人流的一个高发人群。[6]
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成果证实了这一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笔者参与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2009年组织开展的全国性抽样调查——“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政策开发研究”揭示，在15-24岁的未婚青年中，22.4%有过性经历，几近1/4，其中男青年为25.4%，女青年19.2%。首次性行为的中位年龄为20岁。在有性经历的女青年中，首次和最近一次性行为没有采取避孕措施的比例分别占53.9%和25.4%。[7]
与性行为年轻化相伴生的是人工流产的低龄化。从性行为的不良结局来看，在有过性交行为的女青年中，曾受孕的占21.3%，其中多次怀孕的占4.9%。分年龄组的数据表明，有性交经历的15-19岁青少年女性的怀孕比例为17%，低于20-24岁年龄组（22.6%），但她们中多次妊娠的比例（5.9%）却高于20-24 年龄组的（4.6%）。所有妊娠的86%最终诉诸人工流产。[8]少数青少年刚跨入青春期就遭遇了意外妊娠。
2015年年初，上述几组数据骤然引发了新一轮关注的热潮。先是《中国青年报》1月26日刊发了“人流低龄化：迷惘青春之痛”的报导。同一天，中央电视台在“新闻1+1”黄金档节目中推出了“人工流产低龄化：谁之‘痛’？”的专题报导。一石激起了层层涟漪，一时间，该主题火速引爆了各大主流媒体。除了《中国青年报》和央视“新闻1+1”，笔者还先后接受了《中国妇女报》和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等媒体的采访。[9]不出所料，像以往一样，一阵沸沸扬扬的密集报道之后，一切又归于沉寂。
放眼海外，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少女妊娠和堕胎是一道世界性的公共卫生挑战。为了回应全球青少年和青年人面临的性与生殖健康危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纷纷独自或联合起来采取了一系列干预举措。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人口基金2011年特意推出了发展中国家预防过早妊娠并降低不良生殖健康结局的指南。[10]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2013年专门制定了儿童和青少年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的各项准则。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反复强调并大力呼吁面向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干预，关键是要提供与其年龄相适应的信息、技能、咨询及对青少年友好的卫生服务。
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也都积极采取各种策略和方法为青少年提供各种社会支持。例如，丹麦、荷兰、挪威、瑞典、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均借助于校内外各种性教育项目提供信息和技能，以降低青少年尤其是一些脆弱人群获取信息与服务的不公平性。有的专门瞄准未婚少女妊娠问题开展专项活动。例如，美国开展的“全国防止少女意外怀孕运动”，旨在赋权男女青少年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也敦促政府采取负责任的政策。它还致力于发挥父母在传递健康信息与技能中的作用，以便父母能坦然面对这个棘手问题。
反观中国，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听任并容忍这个本可以降低或减少的少女之“殇”持续存在了20-30年。迄今为止，少女妊娠问题仍被有意无意地回避、漠视甚至遮盖，各种相关研究所暴露的仅是冰山一角而已。检视过往几十年的嬗变，对这个人群的创痛缺乏敏感性和关照，或者说得更重一点，我们拒绝投资于年轻人的性与生殖健康，由此可略见一斑。
基于笔者本人最近一些年进行的调查、访谈和观察，低龄人未采取保护措施或避孕失败而诉诸人工流产，其直接原因自然可归咎于青年人尤其是未成年者普遍缺乏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知识、技能和权力。假如做进一步探究，深层次的症结无疑植根于针对校内外青少年和青年人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与服务的缺失和缺位，更准确地讲，满足其需求、保障其权利的刚性政策和制度安排仍告阙如。按“六普”数据，2010年，中国10-19岁青少年有1.75亿，约占总人口的13.1%，15-24岁的青年占17%。[11]若不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干预，这个庞大人群不断累积的性与生殖健康危机有可能继续恶化并进而危及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年轻人面临的性与生殖健康挑战已常态化
人工流产受术者年轻化意味着有较高比例偷吃“禁果”的少女备尝人工流产手术带来的身心危害及由此衍生的其他问题。不管你承认与否，无论对于校内就读学子抑或校外青少年和青年，不安全性行为对其本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包括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艾滋病及性暴力等，不仅日益凸显，而且渐趋复杂化。毋庸说，人流低龄化是向成人过渡的青少年和青年人所面临的一连串性与生殖健康危机的一个侧影和折射。
在以往30多年，由于缺乏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正面引导，青少年和青年人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和危机在不断加深和放大。更堪忧虑的是，几股发展趋势的负面效应往往互为叠加并绑定在一起。
第一、晚婚已成为一股难以逆转的社会潮流，年轻人的性“待业期”因而延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男女性的法定婚龄分别为22和20周岁。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青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明显高于法定的最低年龄。据“六普”数据，2010年中国人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3.6岁，其中女性为22.8岁，男性为 24.6岁[12]。中国青年的早婚率比较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15-19岁人口的早婚率，女性为2.1%，男性为0.6%，分别比2000年提高0.87和0.32个百分点。[13]
于此同时，随着营养、生活水平及其他条件的改善，青少年的青春期发育提前，他们变得比父母一代更早慧早熟。据2005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汉族女生初潮的平均年龄接近13岁，其中城市为12.6，乡村12.7；男生首次遗精为14岁出头，其中城市为14.02，乡村为14.24）。[14]如此算来，男女青年的“性待业期”都有大约7-8年，而实际的平均年数应该更长。这意味着当代青年性成熟与合法过性生活之间的时间差越来越大，这就难保很多人在婚前不发生性行为。
第二、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一场急剧而悄然的“性革命”应运而生。中国社会的性行为规范变得越来越宽松，中国青年的性观念也发生了惊人的戏剧性变化。[15]无论80后还是90后，她/他们呱呱堕地后，中国社会就处于急剧的转型过程中。与其父母辈不同的是，置身其间的青少年也都对婚前性行为、未婚同居及未婚先孕等现象变得更为开放和宽容。“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政策开发研究”揭示，在2万多名15-24岁的未婚青年中，认为男女青年“应保持贞洁，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有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仅占24.1%和31.5%，两者都不足三成。换言之，三分之二以上青年都对婚前性行为表示不同程度的容忍和接受。[16]
性态度和性观念的转变是性实践的先导。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打开国门之后，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逐渐加快。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城市化、家庭结构变化与家庭控制松弛、离婚率升高、单亲家庭增多、商业化青年文化的崛起以及通讯与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等等，无不对青年人性观念和性实践转变起了直接或间接的催化作用。这个人群发生首次性交的时间、性伴的选择、性活动频率、性伴的数量和性活动方式等皆概莫能外。未成年人性行为模式的蜕变之快超乎人们的想象。不论在公园、校园、街头巷尾，抑或传媒中，青年人接吻、相拥相抱等性表现场景俯拾皆是。由此可见，性观念与性行为的变化就如同孪生姐妹一般。
第三、未婚青年性观念的开放、性行为的普遍化同性健康知识的匮乏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拥有正确的性知识与性信息是青年人做出知情选择并进而保护其健康的前提。然而，相当高比例未婚青年，不论是预防与保护抑或妊娠与艾滋病风险知识都相当缺乏。在前述全国性调查的问卷中我们设计了二个问题来测度未婚男女对性交行为风险和后果的知识。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能正确回答“女性一次性交就有可能怀孕”刚刚超过半数，占50.7%；认为“人工流产对女性以后妊娠不会产生影响”却足足有一半人，达50.3%。了解预防风险的办法对于规避和降低危害不可或缺。但从“如果不小心发生了无保护性行为，该如何避免怀孕？”这个问题的回答来看，知晓正确的应对措施，即72 小时内服用紧急避孕药的被调查者还不到半数，占48.3%。未婚青年有关避孕药具和避孕的知识也不容乐观。被调查者中能正确回答“女性一次性交就有可能怀孕”略过一半（50.7%）；认为“人工流产对女性以后妊娠不会产生影响”则刚超过半数（50.3%）。[17]
笔者在进行质性访谈时也发现，青年人中存在各种认知误区。有的青年人把人工流产当避孕措施，有的把紧急避孕药当常规避孕药来化险为夷。有的不能正确使用避孕套，有的仅仅依靠安全套、安全期或其他更不可靠的避孕措施。西部落后地区农村青年的避孕意识与知识就更堪忧虑了。有的连一种避孕方法也说不出来，在她/他们眼里，避孕是“爸爸妈妈的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甘肃一个接近24岁的男青年谈到，农村人都挺封建的，没有媳妇的人去拿避孕套，别人肯定会觉得他要“干坏事”，去“糟蹋哪家女孩子”。许多被访者认为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只要不瞎搞就没事”、“不放纵的人不会得这种病”、“不同乱七八糟的人有性关系就不会轻易染上”。
有正确的性知识是青少年做出知情选择并进而保护其性与生殖健康的一个前提条件。然而，这个人群却因知识匮乏而对不期而遇的性事务深感困惑、惶恐乃至深受危害。最近一些年，校内外青年中频繁发生形形色色“门”事件便是很说明问题的例证，其中包括被炒得沸沸扬扬的 “摸奶门”、“秋千门”、“脱裤门”、“扒衣门”、“色诱门”、教室“做爱门”、“黄瓜门”及“破处门”等。校园“性骚扰”事件，对留守女童和青少年的性骚扰等，也屡屡被推至聚光灯下。不谙世事的未婚少女妈妈产子弃婴杀婴的一桩桩犯罪事件也不绝如缕。涉罪女性有可能终生也走不出这一悲剧的心理阴影。凡此种种莫不触目惊心，也无一不折射了青年人中不断累积且日趋严重的身心困扰。
第四、除了信息和教育的匮缺，这个人群生殖保健服务的可及性较差也是加剧少女人流问题的一个杀手。计划生育无疑是防止意外妊娠的一个关键性措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人口与计生系统开始强调拓宽服务范围，并在促进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方面进行了一些很有创意的尝试。但从总体上看，该部门管理和服务的“重中之重”依然是20-49岁的已婚育龄人群，而作为育龄人群一部分的未婚青年则被有意无意排除在计划生育项目的辐射之外。管理和服务上的这种错位，加之体制的弊端和观念的滞后，计划生育服务未能在保护未婚青年避免意外妊娠和预防性传播疾病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即便在避孕药具广泛可得的情势下，附着在婚前性关系的社会污名、道德评判和歧视也会对未婚青年获得必要的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教育和服务构成严重障碍。前述的全国性问卷调查揭示，“问题不严重”、“害怕被嘲笑”以及“不知道哪里看”是青年人未能实现治疗需要的三个最重要因素。[18]羞耻感、担心和害怕等同社会文化期望密切相关的心理困扰也阻碍了未婚女性尤其是少女利用现有的医疗保健服务。
要是不幸受孕，由于怕父母责备，也怕邂逅熟人，她们往往选择非公立医疗机构堕胎。人工流产毕竟是避孕失败后的一种补救措施。但铺天盖地的“无痛人流”的渲染往往使年轻人不拿堕胎当回事。由于没有切肤之痛，以至于很多青年人不会进行痛定思痛的反思。
第五、低龄青少年因涉世未深而付出了更高的成长代价。青少年期是人生的第二个十年，是从儿童到成年人的一个过渡期，也是个体身心发育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阶段。跨入青春期之后，少男少女身体迅速发生变化，性心理和情感也随之变化，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处于形成的过程中。爱恋在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中潜滋暗长，有的人懵懵懂懂地堕入了爱河。这个阶段少男少女的一个特出之处是好奇而且易于冲动。而且年龄越小，在性事务上越有可能缺乏知识、经验和责任感，无保护的甚至高风险的性行为也就更为普遍。一旦意外怀孕，少女们往往手足无措却又不敢向父母或老师吐露实情。
本人进行的质性研究也证实，年纪越小，其性活动尤其是首次性活动越有可能是无准备的、冲动的因而是不安全的。一个不满20岁的打工妹坦言：“我周围尽是未婚同居的，好像没有人关心贞操呀什么的。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在城里生活这么孤单，男女孩很自然就走到一起。第一次上过床，就不会在乎第二、第三次了，也不会管同更多男朋友发生性关系。有的根本不考虑将来是不是结婚，要是怀孕了就去打胎，也很少有人去考虑什么健康问题。”
在朋辈同窗压力和从众心理的影响下，罗曼蒂克的情侣们会因一时冲动轻率地偷尝“禁果”，有的将危险置于脑后沉迷于性实验或“性游戏”，由于对人流危害的严重性浑然不知，有的人将避孕和流产视为儿戏。有的“好了伤疤忘了痛”，很快又重蹈覆辙。有了身孕后，有时少女只能自己独吞“苦果”。在各地访谈中，我们总听医护人员叹息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摸样的打胎者一直有增无减。小女生因妊娠而自动或被勒令退学的事例也时有所闻。
第六、青年人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同质性群体，她/他们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会因地区、城乡居住、年龄、性别、在校与否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而大为不同。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工、社会闲散青年、职技校学生及留守儿童等社会底层边缘化人群，会面临更大的性与生殖健康风险。
例如，农村青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青年，往往初中毕业甚至初中辍学后便迈向社会，绝大多数人又会从农村涌向都市。一旦脱离了父母的视线、社区的约束和传统乡土文化的“紧箍咒”，原先固守的性道德规范会荡然无存，其性观念有可能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生活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中，加上灯红酒绿城市生活的冲击，男女打工青年的恋爱和性活动往往具有很大的从众性和盲目性。
此外，男女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落差会导致对女性的经济剥削演变为性剥削乃至性暴力。由于获取经济机会和资源上的不平等，一些无收入或低收入的女青年有可能不幸落入商业化性服务的行业。因权力关系失衡，性工作者有可能身不由己沦为更不安全的性剥削的牺牲品。[19]暴露在高风险之下的低端商业性工作者，常因其工作的非法性而被迫转入地下，这就使预防和治疗干预变得更难落实。
由于上述几个因素以错综复杂的方式绞缠在一起，年幼无知的低龄人难免受到更大的伤害。无数事实和证据表明，低龄人群的未避孕率、避孕失败率、重复流产率、大月份堕胎甚至引产的比例往往都相对较高。人工流产，不论安全与否，也不管一次还是多次，都有可能对少女造成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短期和长期的负面影响。而且年龄越小，对身心的伤害有可能越大，并且有可能终身相伴。
青少年期是脆弱的，也是危险的。例如，有的堕胎者可能迎头撞上并发症、习惯性流产、不孕症及本可避免的其他惨痛结局。有的伤损是永久性甚或是致命性的，并由此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凡此种种皆表明，“狼”真的来了。与闭关锁国时代的青年人安然无恙不同，现如今，成长中的青少年和青年人面临此消彼长的各种性与生殖风险已成为一种新常态。
伴随改革与开放的双重变奏，整个中国社会的环境与改革前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人流低龄化显然不单单是青少年自己造成，仅从青少年自身去寻求答案显然是远不能解决核心问题的。导致和加剧青少年风险的因素都打上难以磨灭的时代烙印。惟有放在更宽宏的时代大框架下予以考察，才有可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三、滞后于时代的性教育事业有待制度化
人工流产年轻化给各个利益相关方都敲响了警钟。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对于保护年轻人的性与生殖健康缺一不可，但目前这三者不但都差强人意，而且均处于离散化的割裂状态。改革开放30多年来，青少年人群的性观念、态度和行为业已发生了急剧变化，性教育政策引领下的性教育实践虽有了一些变化，但总的来说，有的方面步履蹒跚，有的方面仍裹足不前甚至在原地踏步。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青年人尤其是青少年不断变动的多样化需求同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目前面向这个人群提供的信息、教育及医疗保健服务之间存在着明显断裂。现有的性教育，无论正规与否，既未能跟进青少年和青年人自身的需求，也落后于时代变化的步伐。究其原委，依笔者之见，无论信息、教育还是服务的缺失皆有深层次的制度根源。我们从学校、家庭和社会性教育的多方缺位中，不难找到一些答案。
（一）学校
学校本是向在校学子传授性知识，改变其态度乃至价值观念的最佳场所，也是赋权青少年保护其性与生殖健康的主阵地。[20]中国城乡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卓有成效，绝大多数儿童和青年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学校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也是普及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最佳时刻。从学龄的角度看，假定按《义务教育法》规定6周岁入学，6-11岁应处于小学阶段，12-14岁为初中，15-17岁高中，18-22岁年龄组应处于大学本科阶段。在就学期间，相关性知识的学习和灌输应持续不断地深化和拓展。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性教育的议题就被重新拾起。早在1973年，周恩来总理就提出，“让青少年懂得生理卫生知识很重要。女孩子有月经以前，男孩子遣精、发生手淫以前，就应当有这一方面的知识。” [21]1981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全日制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修订意见》都将生理卫生课列为必修课，对这门课的教学目的、教学时间安排等做了明确的规定，并据此编辑出版了教材和教学参考书。1984年，教育部、卫生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颁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学生理卫生知识教育的通知》。1988年，国家教委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下达了《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1990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卫生部又联合发布了《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到了90年代，在艾滋病时疫不断蔓延的催逼下，更多公共政策涉及到性教育主题。例如，1996年，国家教委等下发了《关于在普通中学进一步开展人口与青春期教育的通知》。
跨入21世纪之后，更多有关性教育的政策纷纷出台，并逐渐融入了更多国际元素。例如，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3条）规定：“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开展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9条）也载明：“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对他们进行社会生活指导、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教育”。2008年，教育部专门制定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进一步就健康教育的目的、内容及教学方法等做出了一系列新规定，其中很多内容都涉及性教育的主题。
回望以往30多年的历史，性教育的内容已逐渐融入到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陆续颁布的大量法律、政策和条例之中。其内容主要涉及健康教育、人口/计划生育和预防艾滋病这三个领域。在上述政策法律的引领下，有的城乡中小学也做出了一些回应。除了生物、体育及思想品德等传统课程，很多地方纷纷开设了与性问题或多或少有些相关的名目繁多的一些课程，其中包括生理卫生、性教育、青春期教育、健康教育、生命教育、艾滋病预防教育、心理卫生教育、计划生育教育及生殖健康教育等等。有的学校还请外来专家来做专题讲座或开展相关的课外活动。东部一些发达省份的某些创新性实践甚至超前于国家的政策规定。譬如，上海市科技教育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2005年就通过了《上海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涵括青春期性教育的生命教育已成为上海各中小学校德育教育的重点之一，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然而，重启性教育已过去了30过年，目前学校性教育仍步履蹒跚。究其原因，除了政策本身的种种缺失，在现实生活中，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是一码事，政策的贯彻落实又是另一码事。在日常教育实践中，由于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做出刚性的硬性规定，总体而言，中小学性教育课程仍被极端边缘化,这在西部的农村学校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当前的教育大环境之下，片面地以升学率作为考量学校社会影响力主要或唯一标准的教育实践在各地仍大行其道。校长和老师都心知肚明，与学校声誉、奖励和教师考核挂钩的主要是教学成绩，尤其是学生的分数。都是应试制度惹的“祸”，学校和教师都身不由己地围着中考或高考的“指挥棒”转，国家关于素质教育的三申五令自然总是被抛之脑后。像性教育这样的非主流科目难有一席之地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何况，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并没有就性教育确立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有的学校完全予以拒绝，有的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有的则做表面文章因而形同虚设。即便付诸实践，性教育也常常因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观念的滞后、教材与师资队伍的匮乏、内容的狭隘、形式的呆板等等而阻力重重。[8]例如，本次问卷调查发现，学校健康教育中参与率最高的是青春期教育及相关课程，其比例刚刚超过1/3，其中最低是避孕节育知识的讲座，参加率仅为3.4%。此外，学校健康教育的地区和城乡差异也非常明显，西部一些农村地区至今仍几乎是个空白。
在访谈中，西部一个镇中学的校长对只冲着分数的应试教育的一番肺腑之言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农村教育完全可以说是失败的，几乎完全是应试教育,一切都是围绕这个，看学生就是看考试成绩,看老师就是看所教课程的分数。现在我们把音乐课、美术课都砍掉了，都不上了。体育因上面有硬性规定,也就每周上两节,多一节也不上。尽管上面也提倡学生自主性学习,教师要帮助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现实是倒过来的。数理化老师布置大量题目，英语老师就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在这种情况下，性教育根本不被放在眼里。依我看，生理卫生课的课本从60年代以来就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这样的困境显然不是一时一地的孤立现象。一个一线的西部中学教师对应试教育的羁绊也有类似的抱怨：
在教学上，上级考核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上面特别重视，下面就做得好，上面有刚性规定，下面就会落实。你考核我就干，你不考核我就不干。所以，像音乐、美术等即使排上了课表，有的也不上。你语文读好了，我不抽你鞭子。你把美术学得再好，我也要抽你鞭子。学生为了不挨鞭子，只能重点学语文、数学和英语，否则领导要挨批评，学生要受批评，老师要受批评，家长也要骂你，那你还干什么？不按教育系统的评价体制做，我就会受处分。我教学生歌唱得再好，性教育做得再好，也没有任何奖励，没任何作用。社会不认可，国家不认可，家长不认可，我还做干什么呢？
这番言之凿凿的中肯评价不无道理，也绝非空穴来风。上述两个访谈片段无疑为当下无视性教育的应试教育体制做了意味深长的生动脚注。
在应试教育的教育体制之下，加上缺乏强制性的监督、考核和检查的机制，先天不足的性教育被严重边缘化是必然的。细数各种缺失可谓林林种种，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不能开设专门的课程。这是绝大多数学校的一个“通病”。即便名义上开设了沾点边的课程，关涉性教育的课时往往较少。老师上课时顶多讲授一些青春期基本的生理和解剖学知识，缺乏性心理、性伦理、性责任等方面的辅导，也谈不上避孕、安全性行为等自我保护和防范意外妊娠方面的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第二、难有胜任的专门老师。各地普遍由德育、心理、体育、生物甚至医务室老师来兼任。更加糟糕的是，教育者本身往往缺乏讲授敏感的性问题的技能。有的老师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仅仅涉及一些皮毛。有的老师自己还没有“脱敏”，她/他们犹抱琵琶半遮脸，很多内容不好意思挑明。但凡老师站在讲台脸红脖子粗地讲授时，学生也会尴尬地低头不语。有的教师则板起面孔诉诸于道德说教；有的干脆“放羊”，让学生自己去看。
第三，没有合适的教科书。有的教材仍以禁欲为取向的，有的是以艾滋病教育为目的。总的来说，相关课本依旧较少触及情感、两性关系处理、妊娠、不安全性行为及避孕等主题。
由于制度和文化上的诸多障碍，不同地区城乡中小学的性教育模式截然不同，在数量与质量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在江苏和浙江等东部发达省份，城市中学已做出了一些创新性的大胆尝试。有的中学配备了专门的心理老师和心理咨询室。而在农村，无论西部还是东部，我们所到之处均发现，中小学的性教育十分薄弱，西部有的学校几乎为空白。
鉴于上述种种漏洞和弊端，中小学性教育收效甚微可想而知。学生得到的性知识难免支离破碎，不管是风险还是保护意识，往往都十分淡薄，因而很难在青少年头脑中真正扎下根来。上述研究发现也可以从其他研究中得到印证。[22]
性教育显然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女大学生成为人流“主力军”的事实，即反映了大学生较高的知识水平未见得就能转化为较强的自我保护能力。自1996年春季起，北京大学开设了被学生亲昵地称为“三宝课”的全校公共选修课——“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近20年来，这门课一直受到热捧。迄今累计在册的听课人数已突破万人。仅2014-2015秋季学期，选课的人数就达近千人，约500人的大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人满为患。[23]这门课供不应求的火爆场面从一个侧面也昭示，即便像北京大学这样名牌大学的学生也对迟到的性教育课有强烈的需求。这表明性教育即便到了高等教育阶段也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二）家庭
家庭性教育同样不尽人意。家庭的性健康教育与学校的本可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然而，中国父母尤其是农村父母很少就性、安全性活动或避孕等问题同青春期子女进行沟通。家庭本是提供性教育的第一课堂，而亲子沟通本则是传递性信息的重要法门。然而，80或90后的父母一代本身就没有接受过正规性教育，也没有任何机构为她们提供过任何培训。家长多半希望子女成龙成凤，对后者往往读书学习寄予很高的期望值，有的还百般疼爱甚至溺爱有加。然而，身为人父人母的成年人对于青少年子女的性与生殖健康却很少加以关注或仅仅侧重于女儿的守贞教育。除了少数开明的父母能开诚布公坦然面对外，多数人在理解和尊重孩子情感、性健康及传递性信息与技巧方面很难说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可见，人流低龄化还可归咎于家庭性教育的缺失，可以说为人父母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基于质性研究，我们发现，父母们的回应方式五花八门，其能力颇堪忧虑。多数人往往沿袭讳莫如深的惯常做法：躲躲藏藏，仅蜻蜓点水般敷衍了事的有之；放任自流，听任其自行摸索的有之；对子女管教甚严，重点放在要求女儿守贞上也有之。有的父母担心提供性与生殖健康信息和服务反而会起“教唆”早恋、偷食禁果或鼓励性乱的作用。有的人发现子女早恋苗头后就一厢情愿地横加干涉，倘若女儿倒霉怀了孕，就知道粗暴地责骂。由于代际的隔阂，有“成长烦恼”的少男少女不会向父母倾吐心声。处于叛逆阶段的青少年会对父母的“唠叨”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久而久之，关涉性问题的冲突有可能演变为“落伍”的父母辈与超前的儿女之间代沟乃至家庭代际关系非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社会
来自社会方面的性教育更不那么乐观。在公开谈论性问题长期是一个“禁忌”甚至“谈性色变”的古老国度，开展性教育毋庸置疑是一个文化上十分敏感并且易于引起纷争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虽说中国社会已变得越来越开放，但一些传统价值观依然根深蒂固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关于校内外性教育要教什么、从什么年龄开始教、在何处教、由谁来教以及用何种方式教等等问题，迄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值得关注的是，同人流最直接相关的避孕教育仍告阙如，成为难以突破的一个“瓶颈”。尽管一些专家学者、有识之士、青少年机构与社会团体的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避孕教育仍阻力重重。避孕本是性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艾滋病教育已得到普遍认同，然而在遏制艾滋病的语境下提出的性教育议题，连安全套的防妊娠作用有时也被淡化。有人堂而皇之地反对为校内外未婚人群提供避孕知识和避孕用品。
更令人担忧的是，年轻人正处在一个被各种性信息“绑架”的时代。形形色色的性资讯就像一只巨型章鱼的触手无处不在，泛滥成灾。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少年和青少年，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都会获得一些性信息和性知识。尽管获取的渠道多样化了，但来自旁门左道的知识和信息往往是不靠谱甚至是误导性的。由于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性教育不到位，他们应有的风险、预防和保护知识往往支离破碎或残缺不全。感到好奇、不解或渴望了解性问题的青少年也不得不求助于同伴同学或唾手可得的各种媒体。
其中，英特网因其便捷性而深得青睐。中国自1994年首次接入了国际互联网，目前网民已逾6亿。上网变成了亿万年轻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少年沉浸于其中而难以自拔。对于上网技术娴熟的年轻人来说，要浏览和下载色情物可谓易如反掌。互联网信息良莠不齐，鱼龙混珠自不必说，色情淫秽物有时反倒成了青少年性启蒙读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少得可怜的学校和家庭性教育也难免被强势的网络资讯所抵消，其负面影响也远非我们能直接掌控的。
（四）生殖保健服务
像教师和父母一样，卫生计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未能坦诚地就性问题同青少年开展公开对话。由于体制方面的羁绊，该系统工作人员依然难以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人口控制的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21条载明：“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已婚人群据此可以便利获得免费的避孕药具与服务，而缺乏经济支付能力的未婚青年却不能合法地享有这项权利。计划生育服务尤其是避孕服务拓宽到未婚青年仍只是一地一时的现象，既未纳入常规工作，也缺乏可持续性。譬如，一些地方和机构针对青少年设立的“悄悄话室”因利用率低下而处于闲置状态，事实上沦为一种摆设。
迄今为止，改善医疗服务的各种干预虽有助于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但对于提升中国青年性与生殖健康的整体服务水平而言可谓杯水车薪。例如，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以来，缘于国际合作项目的促动，一些城市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机构或妇幼保健机构开始引入国际上青年/青少年友好型服务的全新理念，有的还按国际标准创设“亲青”服务的机构或站点。[24]不过令人抱憾的是，与项目伴生的这类医疗服务干预往往随项目的结束戛然而止。一些急功近利的干预活动充其量只带来了表面或暂时的变化。而且，各个项目往往各自为战，其覆盖范围也十分有限。[25]
偌大的一个中国，目前能坚持为年轻人提供优质亲青服务的机构实在是屈指可数而且势单力薄。创新性促进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典范当推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它在2000年成立后先后在青岛、西安、郑州、南京及南宁开设了五个“青少年你我健康中心”。这些中心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项目主要包括避孕、流产、咨询、生殖系统感染、艾滋病自愿咨询与检测以及转诊服务等。它的青岛、西安和南京中心一直坚守至今，十多年一路走来经历了各种艰辛与坎坷。[26] 这个以促进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为使命的公益组织，在2014年发起了你我健康青春基金，2015年正式在中国福利基金会下设立了中国首个专项针对青少年性教育的公募基金。
各级各类公立医院因体制的掣肘也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它们很大程度上着眼于治疗而不是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医护人员往往缺乏为青少年和青年人提供亲青服务的知识和技能。寻求避孕或流产服务的尴尬、污名及羞辱也会阻碍其利用服务。公立医院收费高、拥挤、等待时间长、手续繁琐、隐私得不到保障等友好服务重要元素的“缺席”等，也会使许多未婚青年“退避三舍”。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的民营与私立医院和诊所几乎占据了妇科市场的“半壁江山”。这类医疗机构从表面看对青年人比较“友好”，但它们毕竟是按市场逻辑运作的。尽管打着保护青年人健康的旗号，其商业化取向不可避免导致收费较高，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等，无收入或低收入青少年有的“挨了宰”还得接受过度治疗。此外，所谓“无痛”、“微创”、“可视”或“超导”的诱导性人流广告甚至欺骗性信息铺天盖地，泛滥成灾，使得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无所适从甚至信以为真。无痛人流固然避免了人流过程中撕心裂肺的痛苦，但其隐形和显性的后果已日渐凸显。这一切与青年友好型服务的宗旨无疑是背道而驰的。
基于上面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家庭和社会各主要环节有关性的正规与非正规教育都存在种种缺失，而且它们之间常常缺乏衔接。毋庸讳言，当下颇具中国特色的性教育同我国已做出的国际承诺、域外的成功经验、国际社会倡导的以权利为本的综合性性健康教育以及不断变动的青少年需求相比，显然还相去甚远。
国内外无数经验事实表明，不论是主张婚前禁欲，限制谈论性和避孕，还是限制获得避孕药具或流产服务，其结果有可能只能适得其反。这些做法只能使青少年放弃避孕而不是性活动本身。相反，以权利为本、涵括身体发育、生殖生理、禁欲、妊娠与避孕、HIV预防、两性关系与性别平等、性价值观、性心理、性伦理及性协商技能等内容的综合性性教育，旨在使青少年获得做出负责任选择和决定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27]这种干预有助于青少年延迟性交行为，万一遭遇不期而至的性也能想到避孕或从容采取保护自己的其他措施。开展综合性性教育因而成为预防、减少和降低少女妊娠的一项关键性举措。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上述事实与数据无可辩驳表明，生活在当下剧烈社会变动中的中国青少年/青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性与生殖健康的风险和挑战。身处激变的全球化时代，社会环境业已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青少年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需要得到保护的脆弱人群。为了降低和减少非意愿妊娠，社会现实呼唤我们向青少年和青年人提供与年龄相符，有助于她/他们了解自身性特征并做出负责任选择的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教育和服务。其教训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检讨和和反思。
最近几十年，少女意外妊娠及其衍生物--人工流产一直居高不下。究其原委，显然源于现行制度缺失造成的性教育、信息和服务的匮缺。后者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可以说集合了学校、家庭和社会诸多方面的许多因素。这是青少年/青年的悲哀，更是我们教育和保健方面等制度缺失的悲哀。促进青少年/青年人安全而健康的性活动，不仅需要增加其知识，改变其行为，而且需要改变社会规范，创造支持性的社会环境。要切实化解人流低龄化的危机，需要从消极预防转变为积极朝标本兼治的方向齐头并进。其根本还在国家在完善性教育制度和生殖保健服务机制方面有真正的政治意愿并进行必要的投资。视而不见的鸵鸟策略或一味消极待变只能使各种问题不断累积，其结果则有可能使少女妊娠问题更为恶化。
青少年妊娠是我国无可规避的一个社会问题。享有性与生殖健康是青少年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提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所有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福祉和潜力的原则，因为这个人群代表了世界未来的人力资源。中国是《儿童权利公约》和《消歧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签署国，对于保障青少年的生命健康权已做出了庄严的承诺。中国政府有责任利用法律和政策等途径与时俱进地履行自己促进和保护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的义务。
北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也表明，为了降低和减少少女妊娠，制度化的国家干预和介入必不可少。为年轻人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支持性环境，除了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性教育和生殖保健方面的公共政策而外，我们有理由期待政府在切实保障这个人群获取性信息、教育和服务做出更多制度化的各项努力。这个清单很长，有鉴于上述分析，制度建设的重点应聚焦于以下若干方面：
第一、与时俱进地加快制定和完善为青年人提供适当信息、教育和服务的政策和立法。性与生殖健康服务是一种公共产品。为青少年和青年人群提供性教育和性健康服务应有相关立法和政策上的保障和配套。特别是，国家应在协调机制、资源投入等方面做出硬性规定。中国政府在这个方面一直在与时俱进地跟进，但总的来说步子迈得还不够大，尤其是针对边缘化的弱势人群。例如，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央综治办、财政部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10年9月联合下发的《关于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推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工作指导意见》主要是针对流动已婚育龄妇女的，该文件中没有出现青少年或青年的字眼。2014年10月，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综治办、国务院农民工办等五部委又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指导意见》。该文件同样没有明确提到流动青少年或青年，诸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咨询服务覆盖率达到95%”和“流动人口育龄妇女避孕节育免费服务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100%”等目标的表述依然不很明确。
第二、将综合性性健康教育纳入现有的教育体系，不但迫在眉睫，而且十分必要。青少年性活动提前意味着性教育的年龄也应随之提前。为此，应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循序渐进地根据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生理与心理特征由训练有素的教师提供综合性的性教育课程并编写适当的教材。这种教育干预不单是传授性知识和信息，我们需要进行循序渐进增进青少年和青年生活技能的本土化探索。假如不能持续不断地提供有效的教育、信息和服务，大幅降低青少年意外妊娠的希望微乎其微。
第三、有的放矢地加强对城乡家长的相关培训和教育。譬如，不妨在全国几十万个家长学校中开设相关课程，指导家长如何化解孩子有关性的问题。
第四、将青少年/青年友好服务元素整合到各级各类现有的生殖保健服务机构之中，其中包括城市大医院、初级保健机构、NGO诊所、私人诊所及药店等。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因地制宜地投资于造福年轻人的青年友好生殖健康服务站点。同时，要加大对民营与私立医疗机构、妇科市场及医疗广告的监管力度。
第五、完善互联网管理制度，加大对色情网站和淫秽内容的查处力度。网络、影视、文学作品等大众传媒中的色情资讯唾手可得。这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青少年性意识的觉醒和性行为的低龄化。社会大环境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老师也好，家长也罢,她们的掌控力还是很薄弱的。设想一下，学校和家庭的性教育做得再好，也有可能被铺天盖地的误导性信息所淹没。
第六、加强对校外闲散青年、流动打工者、新生代务工人员、留守青少年等弱势人群的保护。在一些性活跃的边缘化青年中，婚前性行为不仅呈低龄化之势，而且也变得普遍化了。他/她们对避孕信息、咨询和服务有很高未满足的需求。[28]确保她们得到免费的或负担得起的同其年龄、性别、环境相适应的各种现代避孕方法十分必要。要使这个风险人群远离意外妊娠和人工流产，尚需采取有针对性的专项干预。
第七、改善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参与。故此，应建立健全政府领导、多部门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长效工作机制。流产低龄化的一些关键性决定因素都处于医疗保健系统之外。故此，各个利益相关部门和各种机构横向和纵向的协调与合作是不可或缺的。
一言以蔽之，为青年人提供有助于降低其意外妊娠的性信息、教育和服务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亟待年轻人自身、学校、家庭、社区、医疗保健系统及整个社会特别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联动。青年人尤其是弱势人群的人权、安全、福祉、边缘化、歧视及赋权等一连串问题，均有待政府相关部门在青少年健康与发展的宽泛背景下通过制度化的安排去化解。回避了制度安排就有可能本末倒置或舍本逐末。要是没有制度的支撑，即便开设了性教育课程，或设立了友好服务站点，也难保其可持续性。事关这么庞大的青少年人群切身利益的人权问题，绝不容小觑。否则，“以人为本，生命健康至上”等原则只能沦为一句空话。
注释
[1] 始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少女怀孕、未婚先孕、青少年意外妊娠或青春期妊娠为主题的研究就逐渐增多。
[2] 参阅《中国历年计划生育手术情况统计（1971-2013）》，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4）》，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4年。
[3] 郑依柳：《上海市1202例未婚女青年人工流产情况调查报告》，《人口信息》1992年第4期；吴擢春：《上海市未婚妇女人工流产率及其变化趋势分析》，《中国人口科学》，1990年第5期。
[4] 笔者本人在90年代就发表过两篇相关论文，见Yang Xiao, Yukun Hu et al.，“Determinants of Unwanted Pregnancy and Abortion in Beijing, China,” 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 1995, No.5；胡玉坤：《关于未婚避孕的思考》，《人口研究》1996年第11期。
[5] 吕爽：《希望为未婚青年提供免费避孕工具 ——专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教授李银河》，《瞭望东方周刊》，2015年第29期，第25-26页。
[6] “中国每年人流1300万人次，居世界第一”，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126/c1002-26451358.html。1300万这个数字可能是低估的，因为未婚低龄妇女做人流手术时往往更青睐民营医院、私人诊所、地下黑诊所终止妊娠，有的甚至自己购买流产药物自行堕胎。这些渠道的数字往往未纳入官方记录。
[7]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报告》，2010，http://www.docin.com/p-258104095.html
[8]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报告》，2010，http://www.docin.com/p-258104095.html
[9] 见宋利彩：《人流低龄化：伤害的不只是身体，不仅是个体》，《中国妇女报》2015年3 月3日；吕爽：《当人流遭遇“人流”——新生代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独家调研》，《瞭望东方周刊》2015年第29期。
[10] WHO, Guidelines on Preventing Early Pregnancy and Poor Reproductive Outcomes among Adolesce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Geneva, WHO, 2011，http://www.who.int/immunization/hpv/target/preventing_early_pregnancy_and_poor_reproductive_outcomes_who_2006.pdf
[11]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12）》，2012年，第7页，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ntIkh62pAkbw520WCExr1q0B_Ka7OaufC9ShMSsRwYHMce7h0TVhkwxAYNLwTfvDup9wVm6-tBXC_KVMk2jC35Ls_dVxr3kkuGEaaddVlS
[12]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12）》，2012年，第14页，同上
[13]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12）》，2012年，第19页。
[14]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2005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第232页。
[15] 潘绥铭和黄盈盈：《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Richard Burger, Behind the Red Door: Sex in China, Earnshaw Books, 2012.
[16]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报告》，北京，2010，http://www.docin.com/p-258104095.html
[17]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报告》，2010，http://www.docin.com/p-258104095.html
[18]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报告》，2010，http://www.docin.com/p-258104095.html
[19] Yimin Cheng et al., “Sexual Coercion among Adolescent Women Seeking Abor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Vol.31, No.6, 2002, pp.482–486；胡玉坤：《社会性别与艾滋病“问题”研究——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个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7年 第5期。
[20] 高尔生：《学校应是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主阵地》，《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3期； 胡玉坤、郑晓瑛、陈功和张蕾：《未婚青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亟待纳入政策议程》，《国际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杂志》2010年第6期。
[21] 引自教育部、卫生部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学生理卫生知识教育的通知》，1984年，http://law.148com.com/html/1788/320613.html
[22] 高尔生、涂晓雯、楼超华:《中国未婚青年的生殖健康状况》，《中国人口科学》1999年第6期。
[23] 诸葛亚寒和杨雨晨：《低调与火爆 北大性教育20年》，《中国青年报》2015年4月28日。
[24] 关于亲青服务，参阅胡玉坤：《性与生殖健康的青年友好服务——国际理念与中国探索》，《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6期；郭敏、刘丽青、肖远鸿：《本土实践中的亲青服务—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的探索和思考》，《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6期。
[25] 胡玉坤和刘爽：《风雨兼程的艰难探索——促进中国青年性健康与生殖健康的干预》，《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26] 郭敏、刘丽青、肖远鸿：《本土实践中的亲青服务—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的探索和思考》，《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6期。
[27] Anne Grunseit, Juliet Richters et al., “Sexuality Education and Young People’s Sexual Behaviour: a Review of Studie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1997, Vol.12，No.4，pp.421-453；Bo Wang, Sara Hertog, Ann Meier, Chaohua Lou and Ersheng Gao，“The Potential of Comprehensive Sex Education in China: Findings from Suburba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Vol.31, No. 2, 2005, pp. 63-72; Heather Weaver, Gary Smith and Susan Kippax, “School-based Sex Education Policies and Indicators of Sexual Health among Young People: a Comparison of the Netherlands, France,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x Education, 2005, Vol. 5, No. 2, pp. 171-188.
[28] 王晖等：《青少年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状况》，中国人口出版社，2010年；Bo Wang et al.,“Sexual Attitudes, Pattern of Communication, and Sexual Behavior among Unmarried Out-of-school Youth in China”，BMC Public Health, 2007, Vol.7, pp.189-198.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