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哪国人？》这个标题下面，要议论三个问题，即马克思有无国籍、马克思是哪国人？马克思是否爱国？如果前者是否定的，那么后面二者就谈不上了，人们总不能要求没有国籍的人爱什么国。
也许正因如此，在马克思的全部论著中，极少提及爱国主义。即使在他为数不多的爱国主义话题中，评价也是负面的：“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像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私有感的理想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P223）恩格斯是马克思的终生战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当然理解马克思关于爱国主义的真谛，他与别人通信时指出：“关于爱国主义者一词的使用，关于你们自称为唯一‘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这些我不想谈了。这个词的涵义片面——或者说词义含糊，依情况而定——所以我从来不敢把这一称号加于自己。”（《全集》第三十九卷（上），P86）这显然会使那些以马克思主义继承人自居、掌握了国柄的既得利益者十分失望。
1818年，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城。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全称：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灭亡后，并不存在统一的德国，普鲁士则是拿破仑铁蹄之下侥幸存活的一个比较小的独立王国。直到1871年普鲁士统一了大部德语地区之后，才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因此，在当时，关于马克思的出生地或曰国籍，说德国者有之，说普鲁士者亦有之。前者大抵是民族或文化习惯（神圣罗马帝国的全称里毕竟有“德意志”这几个字），后者较为确切，马克思出生后拥有的其实是普鲁士国籍。
1841年，年仅23岁的马克思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翌年4月给《莱茵报》撰稿，后又担任该报编辑。年轻的马克思，初出茅庐，就体现了社会批评的本色与天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一卷开始的几篇文章集中体现了他的公共批判精神，特别是他对莱茵省和普鲁士当局的书报检查令与林木盗窃法的批判，其思想之深刻、文笔之优美，至今为人们所称道。正是这些文章激怒了普鲁士当局。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年轻学人，利用自由报刊，批评政府，监督权力，警惕权力的滥用，防止权力的腐败，这是民主政体之下爱国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极权政治眼里，政府与国家一体，批评政府就是批评国家，批评政府就是妄议中央，就是不爱国，就是敌对势力。1843年3月底，普鲁士当局下令关闭《莱茵报》，马克思只好辞去主编职务。此事让马克思对当局失望已极，心灰意冷，这样的祖国可爱么？“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己。”（《全集》卷二十七，P440）马克思与燕妮1843年6月登记结婚，当年10月末即去国离乡，移居法国。马克思选择离开祖国，似乎坐实了当局对他的指控，马克思不爱国，而且是不安定因素。
已经移居法国的马克思，仍然处处受到来自祖国的压力。普鲁士政府对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和《前进报》忍无可忍，他指控这些报刊预谋叛乱与侮辱圣上，要求法国王室“必须对德国哲学家的巴黎进行清肃。”（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P118）1845年1月25日，法国内务大臣基佐奉命查禁带有革命倾向的《前进报》。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报纸编辑与撰稿人被法国政府一并驱逐出境。
来到布鲁塞尔的马克思，无法接受该国限制言论自由的要求，当年10月，他向故乡的特利尔市长提出申请，要求移居美国。普鲁士当局非但拒绝了他的赴美申请，而且要求比利时方面将其引渡回国；这项要求交涉未果，又要对方将其驱逐出境。（同上书，P131）一气之下，马克思致信普鲁士内政大臣，他在信中叙述了自己从普鲁士到法国再到比利时的流亡经历，并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1843年我离开祖国——莱茵普鲁士——暂时居住巴黎。1844年我获悉，由于我的一些著述，王国驻科布伦茨总督指令有关的边防警察当局逮捕我。……从那时起，我便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政治流亡者。后来，1845年1月，由于当时的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我被驱逐出法国，移居比利时。但是普鲁士政府又要求比利时内阁驱逐我，这时我无可奈何，只得请求退出普鲁士国籍。”（《全集》第五卷，P451）从此，马克思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遗骨叶落归根亦不可能，至今仍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里。
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几乎与马克思脱离普鲁士国籍同时，《共产党宣言》正式问世。为驳斥有人对共产党人“取消祖国，取消民族”的指责，“宣言”公开宣布：“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P46）这个宣布，似乎有意无意地证明，马克思试图现身说法，以说明不要祖国，不要国籍，甘做“世界公民”的革命性意义。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从能够查到的材料看，马克思至少有一次机会可以拥有法国国籍，有两次机会希望恢复普鲁士国籍，甚至曾经提出过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
1848年2月，法国王室在革命风暴中垮台，建立起临时共和政体。3月3日，在马克思接到比利时当局驱逐令的当天，却意外接到了法国临时政府的邀请信：“法兰西共和国大地是一切朋友自由的避风港。施行暴政的国家驱逐了您，自由的法兰西对您以及那些所有为这个神圣事业，为这个所有人的兄弟般的事业奋斗的人们敞开了她的大门。”（《卡尔·马克思传》，P179）不过，“勇敢忠诚的马克思”始终没有作出加入法国国籍的决定。
1848年3月，柏林也爆发了革命，腓特烈·威廉四世意识到，必须进行某些改革，以满足人民的某些要求，于是联邦议会作出决议：“凡回到德国并要求重新加入德国国籍的政治流亡者，也享有国民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集》第五卷，P452）革命爆发不久，马克思即返回祖国参加斗争，并寄居科伦。4月间，他向科伦地方当局申请公民权获准。但因此事批准权限在王国行政机关，8月份马克思即收到警察厅长的公函，结论是他不符合恢复国籍并取得公民权的条件，“您今后仍然应当算作外国人。”（同上）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在国内卷起的政治波澜，马克思不仅因侮辱当局和“煽动叛乱”的罪名遭到审判，而且，马克思于当年5月16日又被自己的祖国驱逐出境。被挡在国门外的马克思，徘徊、踟蹰，几多悲苦！
马克思第二次申请恢复国籍，已经是12年以后的事情了。1949年5月，马克思被祖国驱逐出境，6月初再度流亡法国，没想到立足未稳，7月份又遭到法国政府的驱逐。是年8月，马克思只得西渡海峡，流亡英伦。1861年3月，普鲁士国王颁布大赦令，对于非由军事法庭判决的所有政治流亡者，准许其“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马克思认为这是重返祖国的天赐良机，于是启程回国，并向当局郑重提出承认恢复其普鲁士国籍的申请。（《全集》第十五卷，P667）然而，当局对马克思的答复，与1849年如出一辙，您“这几项呈文所举的种种理由，也决驳不倒下述信念，即您应当算作外国人。”（同上，P680）尽管愤怒的马克思对此强力反驳，又是发表声明，又是进行申诉，一切都无济于事。此时的马克思只有仰天长叹，“我爱祖国，祖国爱我吗？”
从1849年夏天就流亡伦敦，寄寓英国的马克思，原以为，伦敦也只是人生驿站之一，没想到，英国竟然是他此生的最后归宿。迭遭祖国拒绝与驱逐的马克思，在欧洲各国也不断遭遇拒绝与驱逐，甚至与马克思通信都会受到法律追究，在当时的欧洲大陆，马克思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不受（各国政府）欢迎的人”。1874年8月，马克思流亡伦敦已经25年，被祖国最后一次拒绝也已13年。此时的马克思已是一个多病的老人。马克思当然不知道，他的生命会在9年后终止。对于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发源地，马克思尽管从理论上敲响了它的丧钟，做了它的掘墓人，然而，在现实和心理上，他对英国法律的自由宽容仍然感同身受，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他竟然作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重大决定，正式发表了“卡·马克思加入英国国籍的声明”（《全集》第四十五卷，P705）。然而，伦敦警察局就“卡尔马克思——加入国籍案”向当局提交特别报告，拒绝了马克思的入籍申请，只是报告的用语十分恶劣：“该人系一恶名昭著之德国鼓动家，国际协会首领与共产主义理论捍卫者。该人对其君其国不忠。”（同上书，P706）据该卷注释，1874年8月，马克思准备到卡尔斯巴德（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波希米亚，今属捷克）疗养。马克思之所以打算取得英国国籍，目的是防止奥地利当局的迫害。马克思并未等到对他声明的答复即于8月15日前往卡尔斯巴德。显然，英国当局拒绝的理由并未告诉马克思。（同上书，P782）尽管这个报告的用语十分刻薄与恶毒，毕竟英国这个开放与宽容的国度，容留了马克思一家及其思想。在马克思逝世100多年后，英国剑桥大学与英国BBC于世纪之交的1999年评选“千年思想家”，马克思两次名列榜首，这说明英伦文化的确是一个包容度极高的文化体系。
（发表时有删节，原标题《马克思的国籍问题》）
2016年广东政协《同舟共进》杂志第十二期
